人，不管达官显贵，或是贩夫走卒，每年都有一个小生日，每十年有一个大生日。一般人都很喜欢过生日，因为可以吃好的、穿好的，甚至还有礼物可以收，因此过生日都很高兴，都是说“生日快乐”。

别人过生日是欢喜、快乐的事，但我一生走过八十多个岁月寒暑，每年生日一点都不快乐，一点也不欢喜。小时候因为家境清寒，生日并不像别人有好东西吃、有新衣服穿，所以生日对我而言，非但不值得欢喜，甚至每逢生日这一天，我就觉得头脑昏沉，提不起精神。究竟为什么会这样，我自己也不明所以。

所幸出家之后，在僧团里没有过生日的习惯，自己不去记什么生日，也就免去过生日的困扰。勉强记得的是，在焦山佛学院读书时，有一阵子我身上长满了脓疮，三餐不能随众过堂，只有独自留守学院。有一天，一对年轻的夫妇从门口经过，见到我，也许是看我年轻，而且长相斯文，就问我：“你今年几岁？”我突然记起当天正是我的生日，因此随口回答：“我今天刚好二十岁。”

我想他们并没有听清楚，我说的是：“今天”刚好二十岁。这就是我二十岁之前，唯一有记忆的一次生日！只是二十岁生日这一天，由于身体不适，我整天没有吃东西，当然也没有“生日快乐”的心情感受。后来到了台湾，最初几年到处云水挂单，随缘以劳役苦行服务大众，以教书写作奉献佛教；在居无定所的日子里，“生日”也如平日一样，不经意地就过去了。

及至一九五三年应邀到宜兰，当时二十六岁的我，正式走上弘法之路。那一年的生日，信徒特别准备了金质的松树与玉雕的仙鹤为我庆生，象征“松鹤遐龄”、“金玉满堂”。这是生平第一次有人帮我过生日，但是我一点喜悦的感觉也没有，反而很生气，因为我觉得自己不是金枝玉叶的贵族，而是土生土长的平民，我崇尚朴素的生活，我觉得出家人应以“淡泊”为乐。

后来到了而立之年，孙立人将军的夫人孙张清扬女士请我编辑《觉世》旬刊，并在三十岁生日当天办桌请我吃饭，所使用的整套杯盘碗筷，全部是黄金打造的。虽然我碍于盛情难却，勉强接受，但一点也不觉得荣耀。

所谓“安贫乐道”，我觉得出家人要有“时时乐清贫，处处简朴心”的“清贫思想”，才能安住道业，才能从物欲中解脱出来。因此我一生奉行“以无为有，以退为进，以众为我，以空为乐”的人生观。

以无为有，法喜无限。无，并不是没有；无，才能享有无量无边的法界，拥有无数无量的众生；无，才能对五欲不拒不贪，对世间不厌不求。

早在一九五六年，当时台湾“警务处”处长陶一珊先生，因为看了我的《释迦牟尼佛传》，特地在永和家中请我吃了一餐饭。满满一桌子的菜，是请餐馆外送的，只有我和他两个人吃。饭后我说要到高雄，他找人帮我买了一张头等舱的火车票，里面床铺及盥洗设备一应俱全。这种高级车厢是我前所未见的，但是从此之后我没有再和他来往，因为觉得受当不起。如惟政禅师说：“为僧只合居岩谷，国士筵中甚不宜。”我觉得自己一生只宜平凡淡泊，岂可攀附高官，享受超越的人生。

由于我崇尚清贫思想，平日所使用的东西都很简朴，甚至整个佛光山的建筑，到现在大雄宝殿的门都没有上锁，因为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引人觊觎。我的日常三餐，经常是“以茶泡饭”，有时候一碗稀饭配上几块酱瓜或一碟豆腐乳，我就吃得很满足。记得有一年生日，刚好在美国西来寺，一整天吃的都是稀饭，一直到了晚餐过后，我说：“今天是我五十五岁生日，却吃了一天的稀饭。”大家听了哈哈大笑，我自己也很开心。

我在五十岁之前，没有睡过床铺，直到五十岁生日时，慈庄法师好意，帮我买了一张床。但当天我还是睡在地板上，之后也一直没有用过，那张床就一直留着招待煮云法师。

我平时到各地弘法，信徒都很热情地列队迎接，请我到餐馆吃饭。其实我并不欢喜这些排场，也不愿意麻烦大家，因此每次都告诉他们“下次不可以”。但是信徒依然热情不减，后来我不得不声明：“凡十人以上到机场迎接我者，一年内不到这里；献花、拉布条大事声张者，两年不到；安排至餐馆用餐者，三年不到；一道一道地上菜，铺张排场者四年不到……”

意思是，我觉得人的物质生活愈简单愈好，古来多少圣贤因为“淡泊物欲”、“少欲知足”，所以能超然物外，不为物累。其实，知足就是富贵，《佛遗教经》说：“知足之法，即是富乐安稳之处。”知足的人生不一定要“拥有”，能够“享有”远比“拥有”重要。因此物质虽然丰富，但思想要清贫、简单、朴素；甚至佛教可以有钱，但个人应以清贫、以道法为乐，才是修道的根本。

只是现代一般人往往只知道盲目地追求“拥有”，却很少去体会“享有”的可贵，这可说是一种价值导向的错误。尤其现代社会物质生活富裕，一般人过生日，往往以大宴宾客，大开舞会狂欢为乐。其实，佛教并不主张过生日，因为这一天正是母亲生产受难的日子，哪里值得庆贺呢？生日不但是“母难日”，也是“报恩日”，应该念亲恩、思图报，要发扬父教母爱才对。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受之于父母，应该以父母为中心，而不应以吃喝为乐。如果真要庆祝生日，也应该在六十岁以上，之后每逢十年再过寿，如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等。

自古有一些贤明的皇帝，为了报答母恩，会在母难日这一天大赦天下，或是邀集天下长者共同庆祝，以示与民同乐。也有一些大财主，选在母难日这一天，施粥赈灾，惠施贫困。

现在不少佛教徒，也懂得在自己或父母生日这一天，到寺院参加报恩法会、大悲忏法会等，或是自己在佛前诵经礼忏，或是供佛斋僧、印经送人，或是为父母成立基金会、设置奖学金、开办医院、设立图书馆等，以此念报亲恩，为父母祈福，并把功德回向给天下所有的父母。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庆生之道，用这样的方式过生日最有意义。

我自己从懂事以来，不曾有过要做生日的念头，甚至在六十岁之前，每次徒弟说要帮我过寿，我就不自觉地动怒。因为看到徒众为了我的事，煞费周章，劳师动众，觉得给人添了很多麻烦，心里过意不去。

我一生不喜欢别人为我个人而忙，反倒是喜欢为大众服务。在中国民间向来有“避寿”之俗，我想无非也是为了避免劳亲动友，为了不愿铺张浪费。尤其一些操守廉洁的官员，为了杜绝逢迎者乘机送礼巴结，因此只有在生日这一天远居他处，可见“避寿”称得上是一种良好的风俗。

再者，我不喜欢过生日的另一个原因，因为生日是“母难日”。尤其在两岸消息阻绝期间，母亲生死未卜，想到母亲生我、育我的恩德，我只想为佛教、为众生服务奉献，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才是我最大的心愿，怎敢言寿呢？因此在六十岁之前，每逢生日这一天，我总是晨起独自在佛前静静地上香，恭诵一卷《金刚经》，将功德回向给母亲添福添寿，并且普愿天下父母都能平安吉祥。

由于我自己平时不过生日，因此也没有佛门的同道、大德来帮我过寿，即连最要好的朋友煮云法师，我都拒绝他的好意。不过因为我的生日是农历七月，正逢佛教的孝道月，因此在我的生日当天，佛光山都会举办“供僧”法会，但从来不言“过寿”。

直到一九七八年，慈庄法师在美国西来寺与母亲辗转联络上，知道母亲健在，于是六十岁那年，适逢佛光山开山二十周年，徒弟又提议要帮我过寿。我想到人不是只为自己而活，虽然我不喜欢别人为我这样、为我那样，但这是我自己的想法；既然徒众们喜欢为我忙碌，我又何必执著自己的原则，让他们难过呢？因此改变观念，从善如流地邀请了一千五百名同龄的花甲老人上山共同庆生。我想“以天下父母为父母，以天下同年人为兄弟姐妹”，这也是佛门孝道的精神体现。

回想那一年，所有与会的寿星，有的人感动得喜极而泣，有的人结束后还不忍离去。当时我深深体会到：真正的欢喜，是要在众生身上求得；真正的欢喜，是从真理中发觉内心的宝藏。所谓“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法喜之乐胜于世俗之乐”，这么多年来，就只有那一年的生日我过得最欢喜，也才真正觉得“生日快乐”。所以我说：我是在为大家做生日的。

我个人不时兴过生日，我也不欢喜徒弟过生日，因为佛光山徒众那么多，如果每个人都要过生日，岂不让信徒疲于奔命？我觉得佛菩萨可以过生日，但是在菩萨当中，如大势至、普贤菩萨等，他们也没有过生日，何况是我们这些凡夫众生呢？因此依佛光山的惯例，个人不私下过生日，除非是对佛光山有贡献的人，到了七十岁才可以由常住为他小小庆生，因为“人生七十古来稀”。

虽然我不喜欢徒众过生日，但是逢到徒众父母生日时，佛光山常住都会备办一份礼物，让他们带回俗家祝贺。因为孝顺父母是儿女的职责，即使出家也一样可以孝顺父母。

我曾经以每十年为一个时期，把自己的一生规划出“成长、学习、参学、弘法、历史、哲学、伦理、佛学”等人生八个时期。

我很庆幸自己在成长、学习、参学期间，能在丛林里尽情学习，努力吸收各种知识、学问。到了第四个十年开始，我感到生命的内涵必须有“文学”的情感来充实，因此定为文学时期；之后我发愿用自己的生命为社会人类留下立功、立德、立言的“历史”，是为第五个时期。

随着年岁慢慢增长，到了第六个十年，我觉得生命要有“哲学”的思想，要能超越世间的表象，凡事要懂得逆向思考，超越一切对待。但是有了哲学的思想，更重要的是，要落实到现实生活中，所以还要有“伦理”的人生。

所谓伦理，就是“次序”。宇宙靠次序才有轨道，社会有伦理才有秩序，才有法治、道德；有伦理、次序，才能将世间的一切差别对待融合在一起。尤其我弘扬“人间佛教”，人间佛教要有人间的性格、人间的伦理、人间的秩序，一切要从“人”做起，甚至要从“自己”做起，凡事不要求别人，因此我为徒众的父母举办“佛光亲属会”，把他们当成佛门的“亲家”，他们把儿女交给佛教，我则以天下人的父母为父母。

我不但为让徒众尽孝道而举办“佛光亲属会”，邀请俗家父母上山联谊，甚至为了使普天之下为人子女者，能在这一天过个有意义的生日，佛光山所有别分院，都会定期或不定期地举行“报恩祈福法会”，让当月过寿的信徒及其亲友，能够在庄严的共修法会中，诵经回向双亲，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这也是佛教对孝道的重视与提倡。

报恩思想的提倡，在孝道观念日渐式微的今日社会，尤其重要。曾听过一则故事，有一位母亲就要过七十岁生日了，家人们秘密地商量着如何为她祝寿。

想了半天，大家都不知道母亲最喜欢什么，最后小儿子说：“我知道，妈妈最喜欢吃我们每餐剩下来的饭菜。”

大家想想，的确如此。于是到了这一天，儿女们就将冰箱里的剩菜清出来煮了一锅，说道：“妈妈！今天是您的生日，我们煮了您最喜欢的剩菜孝敬您。”

这位母亲听了，一面流泪，一面说道：“是的，我最喜欢吃剩菜，几十年来你们所不喜欢的，我都默默欢喜承受下来了。”

这一则剩菜的故事，道尽了母爱的伟大，曾让我感念良多，也让我忆起了自己的母亲。我在一九四九年刚到台湾时，就一直打听母亲的下落，当时只知道四十多岁的母亲每天仍要靠做工来换取口粮。直到一九七八年辗转联络到母亲，并于一九八一年在日本第一次和母亲会面，而后一九八九年三月，在我离家四十年后，终于第一次回大陆弘法探亲。可是真正在扬州家里停留的时间，只有五十分钟。

回台之后，本来准备组成一个五百人的祝寿团，再回大陆为母亲庆祝八十八岁大寿，但因故未能回去。两年后，也就是一九九一年，正好母亲九十大寿，我专程回南京为母亲祝寿。母亲一见到我，就拉着我的手喃喃诉说道：“为了想你，眼睛都哭烂了。”

短短几句话，道尽了数十年的离别之苦与思念之情；当时母亲欣喜期盼的神情，到现在还依旧烙印在我的心坎上，久久无法忘怀。

我母亲是一位慈悲惜福的长者，记得小时候，时常看到母亲一大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烧一大壶茶，而且每一餐一定会多烧两人份的饭菜，以备不时之客来到。

母亲很肯跟人结缘，也很会为人着想，凡事尽量自己动手，很少劳驾别人。她喜欢给人方便，时常予人欢喜，纵然自己吃亏也无所谓。例如，邻居托她买菜，一块钱一斤的菜，回去后只收邻居八毛；平时出门她总会带一些零钱，以便随时布施给需要的人。

在邻里间，母亲也经常伸出援手排难解纷。“**”时母亲还缩衣减食，省下口粮，救济穷人，在乡间受惠者众多。

母亲一生讲究威仪，从不靠背，即使坐在**，也是腰背挺直，威仪具足。她很注重待客之道，尽管年老时一大堆儿孙围在身边，只要有客人来到，不管对方的辈分是尊是卑，她都会嘘寒问暖，亲自招呼，生怕忽略了任何一个人。

母亲虽然没有接受过教育，但是她的言语举止，处处皆蕴藏着佛法。记得一九九〇年我把她接到台湾小住，在佛光山举行信徒大会时，我亲自开车送她到会场与大家见面。在近两万人“老奶奶好”的问候声中，母亲毫不怯场地向大家挥手示意，并且站上讲台对信众们说：“佛光山就是极乐世界，天堂就在人间。人人心中有个灵山塔，好向灵山塔下修。我要我的儿子好好接引大家，让大家都能成佛。观音菩萨在大香山得道，我也希望大家在佛光山成道。大家对我这么好，我没有东西可以送给你们，只有把我的儿子送给大家。”

全场立即报以热烈的掌声。后来我私下问母亲：“你怎么可以把我送给别人，难道你不要我了吗？”母亲说：“这么多人需要你，我怎么敢独占？你已经不是我一个人的儿子了，你是属于大家的。”

母亲住在佛光山期间，曾有佛学院的学生问她：“奶奶！您平时修持的法门是什么？”母亲答道：“我一个老太婆，哪有什么修持法门？我只知道本住一心，从善心出发，地狱、天堂随心转，清净佛道、荣华富贵都在一念之间。”

也有记者问她：“老太太，您觉得台湾好，还是大陆好？”听到这样的问题，我在旁边也不免紧张，觉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是母亲神色自若地说道：“台湾人民生活富裕，经济发达，但是我年纪大了，在大陆住得比较习惯。”

母亲就是这么一个富有机智，面面俱到，让大家都能“皆大欢喜”的人，因此无论她走到哪里，都能广受欢迎。她常说她一生中做得最对的一件事，就是允许我出家，将最心爱的儿子奉献给众生，奉献给佛教。

记得有一次我与母亲聊起家乡的事情，她老人家说，也许是环境的因素，家乡有些人很势利，常择人交往，但是母亲不一定和一些县长、乡长打招呼，却主动跟乞丐讲话，济助他们东西。所以乞者们常对母亲说：“老太太，您这么慈心济人，将来一定多福多寿。”母亲却回答：“就算我明天就要死了，我也不会去求寿，我只是在求儿子将来有前途、有根机、广度众生。”

每当想起母亲平常为我所积聚的种种阴德，真是点滴感念在心头。

母亲生于一九〇一年，一生经历过清朝、辛亥革命、民国创立、北伐统一、抗日战争、国共战争、“**”以及两岸关系的解冻，走过近百年的大时代动**，犹如一部现代历史宝典。直到一九九六年五月三十日，母亲在念佛声中，安详往生于美国洛杉矶惠提尔医院，享年九十六岁。我以母亲一生的经历，写了一副挽联：

历经民国缔造，北伐统一，国共战争，吾母即为现代史；

走遍大陆河山，游行美日，终归净土，慈亲好似活地图。

这可以说是母亲一生鲜明的写照。

母亲是在十八岁时，由外祖母做主嫁给了我的父亲李公成保先生。父亲是一个忠厚的老实人，开过香烛店、酱园、成衣店，但因不善经营，家中农田的收入经常亏损在他的生意上。

所幸父亲有一手好厨艺，经常帮人家做素菜，很受尊重与赞美。一九三七年南京大屠杀时，父亲出外经商，从此音讯全无，我想应该是在这次浩劫中遇难了。事后我把思念父亲之情，抒发在课堂的作文簿里，一篇名为《一封无法投递的信》，老师阅后给我的评语说：“铁石人儿读之也要落泪。”大概是老师的鼓励，以及父亲冥冥之中的加持，所以我对文学写作一直非常有心得。

父亲的忠厚老成，我想是当初受到外婆看重、赏识的原因。说起我的外婆，她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女性，十八岁茹素，没有念过书，但会背诵《金刚经》《弥陀经》，一生慈善，从未和人争论或大声讲话。

我在童年时经常和外婆同住，我的出家受她影响最大，她是我最尊敬的人，也是我一生中最怀念的人。直到现在，只要闭起眼睛，外婆礼佛的身影、脸上的纹路，都非常清晰。

记得太虚大师在他《五十岁生日感言》上说：

我生不辰罹百忧，哀愤所积多愆尤；

舍家已久亲族绝，所难忘者恩未酬。

每逢母难思我母，我母之母德罕俦；

出家入僧缘更广，师友徒属麻竹稠。

经历教难图救济，欲整僧制途何修？

况今国土遭残破，戮辱民胞血泪流。

举世魔焰互煎迫，纷纷灾祸增烦愁；

曾宣佛法走全国，亦曾游化寰地球。

国难世难纷交错，率诸佛子佛国游；

佛子心力俱勇锐，能轻富贵如云浮。

恂恂儒雅谭居士，中印文化融合谋；

遇我生日祝我寿，我寿如海腾一沤；

愿令一沤撄众苦，宗亲国族咸遂求；

世人亦皆止争杀，慈眼相向凶器丢；

沤灭海净普安乐，佛光常照寰宇周。

数十年来每逢母难日，我都非常习惯地念它一遍，只因为其中的文辞与内容颇能引起我的共鸣。尤其我和太虚大师同样都是跟着外婆长大，对于“我母之母德罕俦”一句，更有同感。

我的外婆在四十年前已经故世，对于她是哪天生日、哪天去世，我问过很多人都没人知道，内心一直觉得很遗憾。尤其早先外婆的遗言，希望将后事交我全权主办，可惜当时我人在台湾，未能完成她的遗愿，虽然十几年前我曾以一笔款项托国民弟为她造塔，仍觉未尽孝思，至今还是一直耿耿于怀。

我和太虚大师同样由外祖母带大，太虚大师说：“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他主张“生活比生死重要”的人间佛教思想，与我很相应。我觉得佛教过去重视个人内心的思想清贫，但是今日的“人间佛教”，应该要让每一个在家信徒觉得信仰佛教很幸福、很快乐、很安心、很自在、很富有、很满足。

过去一般人学佛都不看重今生，只指望来生能往生西方极乐净土，我一直认为这种思想太消极；我主张要重视现世的富乐，把握今生难得的人身，好好培植福德因缘，来生才会更好。因此我在来台不久，就提倡“药师法会”，每年在药师佛诞时，都会依据《药师经》所载，启建药师法会，让信徒点灯供佛。

家师志开上人的生日，正好与民国同年、与药师佛同寿，因此每年举行“药师法会”时，我都会帮师父“延生普佛”，为师父祝寿。直到多年后，才得知师父早已往生。

我是家师志开上人唯一的入室弟子，虽然并未因此而享受特殊待遇，反而经常受到严厉的呵责，但我知道师父是爱护我的。尤其十七岁那年，我在焦山佛学院就读时，身染疟疾，全身忽冷忽热，旁边也没有人照顾我。正在奄奄一息的时候，家师派人送来“半碗咸菜”，让我配稀饭吃，令我感激涕零，当下发愿：尽形寿，我要以身心奉献佛教，以此报答师父的恩惠。

因此，当我得知师父早已不在人间的时候，我只有更坚定地告诉自己，一定要做好一个出家人，以佛法来成就大众的法身慧命，借此感谢师父的爱护与成就之恩，同时延续师父的精神寿命，因为人除了有限的肉体生命以外，还有其他各种无限的寿命。

例如，儒家向来有“立言、立功、立德”三不朽事业之说，所谓“立言”，就是“语言的寿命”。世间上，有的人说话，即说即逝，没有人记忆；有的人说话，成为格言、学说，能够留传、教化人间，这就是语言的寿命。现在我们经常引用佛陀说、孔子说、孟子说，这就表示先贤圣人的语言寿命，虽然历经千年，仍然常在。

所谓“立功”，就是“事业的寿命”。古往今来有很多人缔造了伟大的事业，让千万人受益，像大禹治水，至今南京还留有大禹治水碑记；再如嫘祖教人养蚕，至今身穿丝绸衣料的人，都应该怀念嫘祖。这就说明，事业的寿命可以长存。

所谓“立德”，就是“道德的寿命”。古人说“典范在夙昔”，中国历代的名将，如文天祥、史可法、岳飞、张自忠等，他们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宁死以全节的道德馨香，留芳千古，让后世缅怀，这就是道德的寿命。

除了立言、立功、立德之外，人是有信仰的动物，每一个时代，都有人为了传承“信仰的寿命”而发心奉献。例如，有的人兴建寺庙，千年长存；有的人印刷经书，万世流传。另外，也有人从宗教信仰里断除烦恼，解脱自在，把生死当游戏，例如，邓隐峰禅师倒立而逝，船子禅师水面吹笛而亡，庞蕴居士一家生死来去自如，慧远大师念佛发愿，亲见弥陀接引。这些人在宗教上建立解脱的生命，不也是非常可贵！

信仰宗教，尤其佛教最重视的是智慧的开启，有了智慧，可以让生命不死。例如，古今很多科学家，他们在科学上的发明，至今依然造福着人类，不就是他们的智慧长存人间吗？很多哲学家，他们智慧的哲言，不断为世人所引用，如印度佛陀，他的般若智慧至今仍在世界放光；中国的司马迁，虽然身体受刑被摧残，但他的智慧化为史书，流传千古，所以“智慧的寿命”是不死的。

自古以来，中国人一向讲究“传宗接代”，把生命当成接力赛，一棒接一棒。祖父死了有父亲，父亲死了有儿子，儿子死了有孙子；孙生子，子生孙，子子孙孙，香火不断。更重要的，中国人重视生命的意义，有的人为宗族争光，有的人为国家牺牲，有的人怀抱全人类，开创“同体共生”的寿命。如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能为国家的寿命、社会的寿命、世界的寿命、人类共同的寿命而奉献，小我的生命才有价值。

尤其今日世界，环保意识抬头，大家普遍懂得要爱护地球、注重环保、珍惜资源，让我们共生的环境与因缘能够持续，使互存的时空与条件得以绵延，让子孙后代能在地球上获得安乐、幸福、自在的生活，这就是“共生的寿命”。

因此，真正了解生命意义的人，应该努力创造美好的语言寿命、芬芳的道德寿命、显赫的事业寿命、不朽的文化寿命、坚定的信仰寿命、清净的智慧寿命、恒久的功德寿命、互存的共生寿命，这才是善于体会生命的人。有个年轻人问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几岁，老者回答：“四岁！”青年认为老者信口胡诌，是在跟他开玩笑。老者说：“事实上是因为我过去的日子都是盲目的生活，直到这四年来才知道，原来人生的意义在于服务奉献、为人利众；因为只有这四年的生命才真正活得有意义，所以我说只有四岁！”

所谓“有志不在年高”，一个人的功业并不是靠年岁成就的，肉体的寿命活多久不是关键，重要的是在于精神上的寿命。例如，对台湾最有贡献的郑成功只活了三十八岁，精忠报国的岳飞活了三十九岁，基督教的耶稣活了三十六岁，孔子门下第一贤者颜回活了三十五岁，佛门中有名的《肇论》作者僧肇活了三十二岁，亚历山大活了三十三岁……

可见寿命长短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是否有功于人间。只是中国人一向追求“五福临门”，五福中又以“长寿”为第一，平时也经常听到有人说：“祝你长命百岁”，甚至说“愿你活到一百二十岁”。

活到一百二十岁真的好吗？一个人如果活到一百二十岁，想必一百岁的儿子已经先他而去，甚至八十岁的孙子也差不多快要死了；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样的长寿好吗？

如果再从身体的机能来看，一百二十岁的老人，牙齿应该掉光了，吃东西必定很困难，听觉想必也不灵敏，乃至视力也已降至视物不清，这样“耳不聪，目不明”的生活，有何乐趣可言呢？这样辛苦地活着有何意义呢？

其实，人生不一定光讲色身的寿命，人的寿命也不一定要活得长久，因为我们的色身是由地水火风种种物质组合而成，终究不免与草木同腐朽，更逃脱不了生老病死无情的摧毁，因此如何求得永恒的法身，让真心的生命不死，才是重要。

有一个富翁过六十岁生日，请良宽禅师为他诵经祈寿。

禅师问：“你要求多少岁寿呢？”

信徒想了一想，说：“再求二十年吧！”

禅师说：“你已经六十岁了，再过二十年，才八十岁而已，太少了吧！”

“难道可以再增加吗？那就一百岁吧！”

良宽禅师说：“一百岁也只是增加四十年，也是很快就会过去的！”

“难道可以求一百二十岁吗？”

“一百二十岁，也只不过是增加六十年；你已经有六十岁了，再增加六十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富翁问：“那怎么办呢？”

良宽禅师说：“那就求‘无量寿’啊！”

“无量寿”是阿弥陀佛的名号，阿弥陀佛不但叫“无量寿”，又叫“无量光”；无量寿是超越了时间，无量光是超越了空间，如果我们能把我们的精神、智慧、贡献，都流入到无限的时空中，我们不就是“无量寿”了吗？

有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也有人说“人生七十才开始”。其实生命没有“古来稀”，也没有“刚开始”，生命是“无始无终”，生命是不死的！人的躯体有生灭，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不死的生命，那就是我们的真如自性！人的躯体是有为法，是有生有灭的；但是生命、心灵是无为法，是可以到达无量寿的。

因此，无量寿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做到，无须向佛祖祈求。譬如，有人设立奖学金，帮助清寒的学子；有人捐助图书馆的设立，推动书香的社会风气；有人随喜为道场出资或出力，让大众身心净化，精神得到升华。他们留下的这点慈悲的种子，看似微小，却是不朽的，只待因缘成熟时，必然花开结果，散播芬芳与果实留与后人无限的感念。

总说人的寿命到底要活多久才好呢？日本禅师丹羽廉芳曾说：“人寿像马拉松赛跑，谁有耐力，谁就可以获胜！”其实，我觉得随缘自在最好，不要去挂碍活多久！因为真正的生命是生生不息、轮回不已的，学佛的人相信生命不死，只要做一天人，就尽一天人道，让有生之年活得“对人有用，于人有益”；尤其能够让自己不断增德进业，不致马齿徒增，这才是生命的意义，才是生命的价值，这样的生日才值得庆贺、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