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法是家务，利生为事业”，这两句话说明，“弘法利生”乃出家人应负的责任。只是一般僧侣并不容易达到这种标准，他们大多数只流于寺务照顾，或者游方参学，顶多诵经服务；真正想要做一个弘法利生的僧伽，不但要有学问、德行，还要有人缘。

回想自己的一生，在大陆期间是我成长和学习的时期，在此也就不多赘述。但说一九四九年春天，我到了台湾，最初住在桃园县，除了帮助挂单的寺院从事苦工杂务以外，一时只觉前途茫茫，不知道未来希望在哪里。自己既不愿意从事经忏佛事，也无意于当家住持，因此想到，只有写文章投稿到报章杂志，以言论来护卫佛教。

记得当时有位京剧名伶，在台北永乐戏院演出侮蔑佛教的戏剧，我毅然挺身而出，写信公开向她抗议。其实我也知道，她只不过像颗棋子般任人摆布而已，并非故意要毁谤佛教。但是正当我埋首为文护教时，一位老太太走过我的身旁，跟我说：“法师，你要去工作，不工作会没有饭吃哦！”

当下我惊觉到，写文章弘法，在寺院里并不被认为是正当的工作，甚至他们还认为我是偷懒在看书、写字呢。因此后来陆续在报章杂志上投稿，都不敢公开在饭桌上撰文（当时没有办公桌），只有找个隐秘的地方偷偷写作。那时候《自由青年》《中华》副刊、《觉生》杂志、《人生》杂志等，都发表过我的文章。

当然，弘法并不一定只限于撰文发表，还可以讲经说法。但是当时并没有这种风气，也没有人集众讲演，因此我先是应邀到台湾佛教讲习会教书。两年后，也就是一九五二年五月，由于宜兰念佛会马腾居士写信邀请，开启了我前往宜兰弘法的契机。

说来惭愧，那个时候我连宜兰在哪里都不知道，后来一再延到十二月。正当快要过年时，李决和居士从宜兰到台北，当面邀请我。李居士是一位慈祥恺悌的中年绅士，一见面我很自然就受其感染，尤其他那虔诚恭敬的态度，很让人感动，因此，当下答应前往宜兰弘法。

记得那是一九五三年新春过后，我从台北西站坐公路局的车子前往，沿途都是碎石子路。早上八点出发，一共开了三个半小时才抵达宜兰。这是我第一次走进宜兰雷音寺，也由此正式踏上了人生的弘法之路。

雷音寺坐落在宜兰北门口的一间小庙，只有二三十坪的小佛殿里，大大小小供了一百余尊佛道的塑像，旁边几间厢房已有三家军眷居住了。我到达当天，看见佛殿前的丹墀里正挂着春节未吃完的腊肉、咸鱼，同时还晾晒着一些妇女、儿童的衣服。整个雷音寺的外观看起来，应该说比起中国过去的大杂院还不如。

我抵达时，并没有人接待，自己默默坐在佛殿一边的竹椅上。一直等到一位为信徒消灾诵经的六七十岁的老尼师念完经，她看看我，又去念经。再过了一会儿，她才走向前问我。虽然我听不懂她的话，但知道她的话意是说“你是来讲经的吗？”因此回答她：“是。”

过了十分钟，她端来半杯水给我，没有讲话。不过我知道应该没有走错路，因为她能给我茶水，就表示好意，我只有等下去。约莫坐了一个钟头以后，时间已是下午两点钟了，她才叫我到隔壁小巷子里吃饭。饭桌是由两块木板临时钉起来的，中间的隙缝至少有五公分宽；筷子、汤匙，也是她们用铅皮自己制作出来的，可见老尼师们的生活非常清苦。

吃过饭后，她送我到一间与佛殿并排，用木板隔起来的小房间里安单。里面除一张竹床、一台裁缝机以外，别无他物。由于我从早上直到此刻，还没有上过厕所，四处张望，也没有洗手间。不过我不用跟人说明，就一个人徒步走了十五分钟，回到紧靠宜兰火车站，也就是刚才下车的公路局车站上过洗手间，然后如释重负般，欢喜悠闲地慢慢走回雷音寺，再次坐在竹**静待情况发展。

由于时近黄昏，房间里的蚊子绵密飞舞，可以说只要伸手就能抓到几只。我心想，过去佛陀为了弘法利生而“割肉喂鹰，舍身饲虎”，看起来今天我也非得用身血供养蚊子，以此跟它们结缘不可了。

就这样一直等到晚间七点多，总算听到佛殿里有声音问：“法师来了吗？”回答的声音很细小，不过不用讲也知道，他一定回答：“已经来了！”大概又等了二十分钟，听到外面人声嘈杂，应该有一二十人。终于有人敲我的门：“法师，请你出来跟我们讲话。”

当时正盼望着有人说话，听到信徒请我，我便离开了黑暗的小房子，走到佛殿里。在佛殿的一角，他们安排了一个小凳子，供做讲者的位置，信徒则坐在木板钉成的拜垫上，听说还是被军眷搬去当枕头，临时再跟他们商议借来当座位。就这样，我开始了在宜兰第一天的生活。

宜兰是一个淳朴的乡村小镇，雷音寺则是“龙华派”遗留下来的一间小庙，平时没有僧人居住，偶尔有游方的僧尼暂住，但是因为实在无法生活，只得又再游走他方。我到的时候，正是一位妙专老尼师被邀请在寺中住持。我在这里讲演二十天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先后经过四位翻译，都无法称职。最后有一位在税捐处服务的张优理小姐，由于她口齿清晰，记忆力强，可以像录音机一样，把我的话原原本本用闽南话翻译出来，是公论最好的翻译。她就是后来出家，一直跟随我翻译五十多年的慈惠法师。

我讲完《普门品》后，有老少信徒一百零八人皈依三宝，这也是我第一次为信徒主持皈依。当时我并没有嫌弃雷音寺，但也没有打算长久居住，因为这里实在没有居住的条件。于是讲完经之后，我回到台北，和心悟、心忍两位法师，同挤在圆山临济寺的一间小屋子里。他们两位是福州的同乡，学问很好，不嫌弃而接受我成为朋友，总算让我在台北也有一个落脚处。

但是就在我回到台北后，宜兰信徒每天络绎不绝地到台北，邀请我再回宜兰。此中尤其是爱姑、免姑两位老太太，她们虔诚的态度最令人感动。由于当时年轻，实在受不起信徒的恭敬、恭维，我于是允诺再回宜兰。

我在宜兰，没有桌子可用，只有将一台破旧的裁缝机，将就权充写作的桌子；没有凳子可坐，于是好几个信徒凑了三十元，到监狱买了一张藤椅给我，坐起来感觉无比舒适。

我住的小房间里，没有电灯，但我不以为苦。因为过去我也没有使用过电灯。记得我到雷音寺那年是二十七岁。在此之前，除了在南京华藏寺短期享用过电灯以外，在大陆住过的栖霞山、焦山、白塔山，乃至台湾中坜的圆光寺、新竹青草湖灵隐寺，也都没有水电设施。

不过，信徒把我请回来，他们也很殷勤，都想为我解决困难，因此把佛前灯的电线加长，拉到我的房门口。尽管加长的电线也只能拉到门口，只得把电灯挂在卧室门口，但是我就这样沾有佛光，每晚借用佛光读书。虽然不能关门，好在这间小庙，晚间也没有人走动。

后来，我发现在一个小锅炉的后面有一间小厕所。虽然使用时必须把锅炉搬开，尤其厕所实在太小，连转身都不容易，但总是解决了生活上的一个大问题。除此以外，在那段岁月里，我是怎么解决盥洗问题的，现在已经不复记忆了。不过那个时候只要乘坐公路局的车子，就可以到礁溪洗温泉，但是我从来不曾动过这个念头。

我在雷音寺住下来之后，三家军眷跟我互动良好。他们的态度都十分友善，甚至看我集合信徒共修活动，还主动表示会尽快搬离寺院。当中一位四川的陈存锋军官夫妇，之前已参加了一百零八人的皈依。一年之后最先迁离，接着他的亲戚马姓等两家人也相继搬迁。数十年后，就在五六年前，有一天我在荣民总医院，忽然看到那位陈姓军官，一口就叫出他的名字。他也感动不已，后来还寄了五千块钱作为供养。我觉得自己这一生，经常遇到一些奇异的因缘；因为有很多好因好缘，因此感到人生真是无比美好。

自从这三户军眷搬走之后，整个寺院顿感清净单纯。看起来已经像个道场了，而且因为寺院空间增大，因此我就成立阅览室，要大家来看书。另外还多了一间小客厅，可以谈论佛法；也有两间客房，虽然只有四个榻榻米大，有时候也可以挤进三四个人挂单。

这时，相继有东初、演培、煮云、南亭法师，甚至章嘉活佛等人，我一一把他们请到宜兰。这些大德每来宜兰一次，我就增添一些厨房的碗盘用具，也增加餐厅的桌椅，甚至枕头、棉被等生活用品。因为要接待贵宾，信徒们自然努力捐助，增购接待客人的设备。

另外，我还把美国的苏悉地、法国的阿难陀法师，先后请到宜兰弘法，让宜兰人大开眼界，原来不只有年轻的外省和尚，还有外国的高鼻子、蓝眼睛的比丘，一时整个宜兰小镇为之轰动。看到大家对佛教如此兴味昂扬，我知道宜兰的佛教已经慢慢在起步了。

这期间，我每个月必须从宜兰回台北编杂志，然后再从台北回宜兰。每次来去，不管是从雷音寺走到火车站，或者从火车站走回雷音寺，一路上围观的市民很多。由于从小在丛林里参学，一向注重威仪，所谓“行如风”，我走在马路上都是两眼平视，从来不东张西望，因此更加引起市民的好奇。

当时我心里也很清楚，出家人身教重于言教。果然后来有人告诉我，每当我走路经过宜兰电信局，里面值班的话务小姐们不接电话，纷纷放下工作，一起出来看这个外来的年轻和尚。她们从看我走路，也对佛教生起好感。可见佛门里，僧相威仪，甚至连袈裟的一角，都能度众。

就在我初到宜兰的一两年中，便陆续成立了青年会、歌咏队、弘法团、儿童班，甚至创办幼儿园，启建讲堂，并向“教育部”立案申办光华文理补习班。“前教育部训育委员”会常委郑石岩教授，就是当时补习班杰出的青年之一。

为了弘法，我把宜兰中学优秀的老师请到补习班教书，还把兰阳女中优秀的师生请来参加弘法队、歌咏队。另外，宜兰农校、头城中学都有师生前来参加团体活动。那时的雷音寺俨然就是宜兰一所不具名的大学。

这当中，我最要感谢的是杨勇溥先生，他为我作了不少佛教歌曲，但是分文未取，甚至我好像连一餐饭都没有请他吃过。现在流行的《西方》《弘法者之歌》《菩提树》《祈求》《钟声》等，都是他为我谱曲，甚至帮忙教唱。

另外，余仁溥也是一个歌唱高手，还有程郁尊、李浩然、钟钧梁，都是宜兰念佛会的成员，也都是讲座中的台柱。当然，其中对我帮助最大的，还是要数李决和及林松年居士了。他们两人分任宜兰念佛会的弘法主任和总务主任，热心而有恒心毅力，很能负托。所以我在宜兰终能把佛教弘扬出一片天空来。

我初到宜兰时，有一批优秀的青年跟随我学佛，后来出家入道，这是我在宜兰弘法的另一项成果。例如，佛光山继我之后担任第二代、第四任住持的心平和尚，就是宜兰人；慈庄、慈惠、慈容、慈嘉、依空法师等人，也都是宜兰优秀的青年。

乃至林清志、林秀美居士，他们都是我学生会的学生，后来每周到监狱义务弘法，三十年从未间断。现在林清志是宜兰大学的教授。张肇居士也是学生会的学员，高中教职退休后，现在发心在佛光大学照顾园艺，其夫人张黄素贞在佛光学舍负责典座。

二〇〇六年我在台北国父纪念馆弘法届满三十周年，宜兰歌咏队特地在讲座中高歌一曲，后来又在高雄演出一场。现在这些队员们都已是白发皤皤，年近七十高龄了。想当初他们是一群可爱的青年，跟随我的弘法脚步，真是南征北讨，上山下海，走遍乡村广场，到处弘法布教。

在五十年代，台湾还没有电视。每回到乡村广场布教，由于我们有幻灯机，录音机，有歌声，有讲座，所以内容精彩丰富。每场都受到乡民的热烈欢迎。

这许多青年随着我弘法，每次在我讲演开始前，都会拿着锣鼓到大街小巷去敲打宣传，说明今晚在哪里弘法；或者乘坐三轮车，车上绑个喇叭，穿梭在大小巷弄里广播。

当时的广播词：“咱们的佛教来了！”让我听了很受感动。因为在那时，佛教信仰低迷，尤其受到基督教强而有力的排挤、压迫。所幸当时有慈航法师的肉身不坏，有詹煜斋成立大专佛学社团的奖学金，以及曾任孙中山先生军需处处长的朱镜宙和周春熙居士成立的台湾印经处；乃至李炳南、许炎敦、董正之、丁俊生、周邦道等居士，在台中办有莲社及编辑佛教杂志等，总算让佛教也能有一方生存的空间。

尤其，孙立人将军夫人孙张清扬女士和国民党元老李子宽居士，以旧台币一千五百万元买下善导寺，作为台北市佛教会的中心。台湾佛教于是有了些许的活动。后来“中国佛教会”与“内政部”交涉，每年轮流在一间寺院传授三坛大戒，佛教就这样更加如火如荼地发展开来。再加上我们宜兰佛教的青年会、歌咏队、弘法队，到台北录影，灌制唱片，或在电台制作广播节目，乃至随喜随缘地在乡村弘法布教等。佛教这才慢慢地正式走向社会。

我最初在台湾弘法，并非一帆风顺，甚至可以说是挫折不断。记得当年宜兰青年郑秀雄先生在台北师范学院（今台湾师范大学）读书，要我前去主持讲座。海报已张贴出去，我也从宜兰到了台北。但是当天郑秀雄跑到车站，跟我说：“师父，对不起，讲座的海报贴出以后，学校下令取消了。”

由于这次事件，引发之后好多年，佛教都不准到学校讲演。但是尽管如此，我仍想办法解决困难。我邀请牟宗三、唐君毅等儒学大师，到台湾各大学讲演，甚至邀请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水野弘元到台湾大学讲演。虽然他是一名僧侣，但也是国际知名学者，台湾大学没有办法拒绝。我心想：台湾的土和尚你们不欢迎，日本的东洋和尚，总该可以了吧！

在我弘法的过程中，感到最棘手的事，应该要算与警察捉迷藏了。举个例子演：有一次，我在龙潭一个村庄布教，广场上有数千名听众，大家正聚精会神听我讲说，忽然身边有个声音传来：“下来，下来！”我回头一看，原来是一名警察，他叫我下去。我想讲演正在进行中，台下那么多听众，我怎么能下去呢？但是警察执行公务，也不能违抗。于是我请慈容法师上台带大家唱歌，我下去和警察讲话。

我下去之后，问他：“你要我下来做什么？”

他说：“立刻解散，停止讲演。”

我说：“不行呀！是我邀请大家来听讲的，你要我停止讲演，那你自己宣布，你去叫大家解散。”

警察当然不敢上台宣布讲演停止。正在僵持时，我说：“你让我上去讲，只要我讲完，自然就会解散，不会有事的！”

警察只有低头垂首，不再讲话。我趁此机会又上台继续讲。当我讲完之后，大家当然也就自然解散，总算相安无事，圆满结束。

另外有一次，我到花莲弘法。事前三轮车出去广播，说明今晚七点半，某人在某某广场弘法……

警察得到讯息后，即刻到处找我。我也知道没有办法躲避，只有单枪匹马走进警察局。警察见了我，质问道：“谁叫你宣传，要在花莲集众弘法的？”

我当即说：“我在台北每天都集众弘法，花莲又不是什么化外之区，为什么就不可以呢？”

他听我说是“台北来的”，那个时候所谓“在京的和尚，出京的官”，我从台北来，他不知道我的底牌，怕会无端生事，或者得罪什么人物，因此自己制造台阶下，就说：“你要把秩序维持好！”

我只有诺诺应命，当然也就得以顺利在花莲弘法了。

还有一次，我在宜兰念佛会的讲堂播放日本幻灯影片。这件事在当局看来，也是大逆不道。于是有个派出所的警察，下令要关闭我的讲堂。我知道他是吓唬我的，只要跟他说几句好话，也就没事了。但是过了没多久，有一天，警察局叫他来跟我借讲堂，当做考试的考场。我拒不出借。之后警察局局长亲自登门商借，我满口答应，并且告诉他，之前所以不借，是因为你们有一位警察，一再干扰道场集会。

第二天，这位警察就被调到太平山去了。后来，他回来见到我，说我太厉害了。我想想也是的，为了弘法，需要如此与公务人员为难。不过在我初到宜兰时，他经常在旁边监视我。我想他在主管面前打我的报告，应该也是为数不少！

此外，一九六三年我在高雄创建寿山寺，五层楼的寺院才刚建成，“高雄要塞司令部”就以建筑超高为由，下令要我拆除。那时军令如山，一般民间都不敢申诉反驳，即使“市政府”也没有办法抵挡。因为军事第一，凡是军事需要的，民间都得让步。

乍听刚建好的寿山寺，马上就要被拆除。我心想这固然是法运不济，自己也太没有福德因缘，太没有面子了。

正当信徒们焦急、求助无门时，我拿了身份证，直闯要塞司令部。我在门口登记后，进到里面就问：“是谁下令要拆除寿山寺的？”

一位上校军官站了起来，说：“是我！”

我当时很冷静地跟他说：“你要拆除寿山寺，我是一个出家人，这个寺院不能住，就住到别的寺院去；但是你拆除寺院的后果，我必须告诉你。你要知道，寿山寺是多少高雄市民捐款所建，你拆寺就等于拆他们的房子。不但会引发民怨，尤其万一事情喧腾开来，被记者照一张相片登在报纸上，只怕国际舆论会认为台湾对宗教也太不尊重了吧！再说，前不久越南‘总统’吴廷琰之所以被推翻，就是源于他烧毁佛教教旗，导致民怨沸腾。我不忍见到那种后果，所以来给你表示意见。”

上校一听，十分惊慌，马上问我：“那要怎么办呢？”

我说：“你只要发个公文给‘高雄市政府’，要他不必拆，不就没事了吗？”

他即刻回答：“我照办！”

漫天的风云就这样烟消云散了。

其实，在我的弘法生涯中，也遇到很多温馨而有人情味的事。例如我到彰化田中讲演，他们把神明都抬出来迎接，甚至连“肃静”、“回避”的牌子也出动了。我到溪州弘法，当时台糖总公司设在溪州，台糖的高级专员特地用火车，专车把我从南部接到溪州。我到花莲富里弘法时，当地是一个小乡村，过去从来没有人到此传播佛法，但当地人们很热情，特地装了一个大喇叭，到火车站前唱着佛教歌曲：“苦海中一片茫茫，人生像一叶小舟，漂浮在海中央……”他们以我作词的歌曲来迎接我，让我不禁深受感动。

那时候我到处弘法，有时坐牛车，有时坐矿场的“轻便车”，有时坐台糖的小火车。甚至“国防部”曾经邀请我到三军官校弘法，承蒙他们礼遇，让我搭乘各种军车、军机、军舰等交通工具。当然，在中国香港、泰国、美国，也都坐过直升机、汽艇、渡轮等。

近二十年来，我在岛内外弘法，可以说都非常顺利，尤其许多大学纷纷邀请我前去讲演。例如，我在台湾的“清华”、“中央大学”作过演说，在台湾大学主持过“世界青年论坛”，除了在成功、中兴等公、私立大学讲演以外，甚至应聘担任“中国文化大学印度研究所”所长，并在东海大学哲学系做过六年的客座教授。

岛外大学部分，如美国柏克莱、西雅图、加州、康奈尔、哈佛、耶鲁大学等，都曾留下弘法记录。乃至巴西的圣保罗大学，澳洲的邦德大学，中国香港的香港大学、中文大学、理工大学，以及新加坡国立大学等，甚至欧洲的瑞典、瑞士、英国等多所大学，都曾前往结缘。不过，近年来由于创办西来大学、南华大学、佛光大学，我感觉时间实在不够用，所以在各地学校乃至监狱的弘法，也就慢慢减少了。

说到弘法，比较值得一提的是，我把佛法从寺院带入到“国家会堂”。最早我在台北中山堂、“国立艺术馆”弘法，之后到台北“国父纪念馆”，每年举办大型讲座三天，持续到二〇〇六年，整整三十个寒暑；我每年在香港红磡体育馆讲演三天，每天都有数万人听讲，到二〇〇六年也是整整二十年。

我在八十岁时，曾经宣布要“封人”，意思就是我在台北“国父纪念馆”与香港红磡体育馆的例行大型讲座，因为年纪老迈，行动不便，所以到二〇〇六年为止，今后不再举办。但是这并不表示我不再接触信徒，今后一些小型的讲演、活动，我仍然乐意随喜和大家结缘。

例如，二〇〇六年我在广州中山大学的一场讲演，承凤凰卫视实况录像转播。二〇〇七年我在南京大学，受到校长、院长、主任等人的接待，作了一场讲话。过去我在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也作过演说，其中影响深远的，要算长沙岳麓书院讲说“中国文化与五乘佛法”那一次了。

岳麓书院是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建于北宋开宝九年，为潭州（长沙）太守朱洞先生，继承智睿法师等二位僧人在此建屋聚众的基础而创立。南宋著名的理学大师朱熹先生曾在这里讲学，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蔡锷、谭嗣同、毛泽东等人，也都曾在此受业。

二〇〇六年三月十九日我应邀到此讲演时，适逢天下雨，所有的教授、学生都在雨中聆听，最是让我感动。当天，吴伯雄先生、天下文化创办人高希均教授，都在现场为我助讲，称得上是盛事一桩。

另外，在弘法生涯中，还有一事值得一提，那就是自从台湾有电视台开播以来，我以一个出家人的身份，第一个打破惯例，游走在台视、“中视”、华视等三台，为他们讲说佛法三十年以上，所讲的“星云法语”、“星云说喻”、“星云说偈”等，达数千条之多。

其实说到弘法，一个出家人只要把寺院的行政办好，能够领众有方，也就算是尽到弘法责任了。但是我的志趣并不在此，我希望从事佛教教育，只是碍于自己并没有受过完整的社会教育，同时也没有佛教的教育事业愿意任用我。

既然教育的路一时走不通，那么就来从事慈善事业吧！怎奈自己囊空如洗，也没有支持我的因缘。想想，只有走上“说法度众”一途了。因为讲经说法不需要什么人帮助，只要自己随意在街头巷尾站下来，就可以和民众讲话；即使借用神庙的广场弘法，只要花个十二块钱，向电力公司申请一盏电灯，也就可以集众了。甚至哪怕遭到警察的干涉，第二天也可以再换另一个地方弘法。于是就在这样的信念，以及感谢各种因缘成就下，我走上了弘法之路。

我一生弘法，始终有个信念，就是要弘扬“人间佛教”。这固然是因为自己的性格近于人间，再一方面，我长期从事弘法布教，这当中与其说我增长了信徒的信心，其实更重要的是，信徒们也告诉了我“他们需要什么”。

记得一九四九年夏天，我在高雄凤山的露天广场，讲说“如何医治人生的大病”。当天讲演，从晚间七点讲到十一点，真像马拉松赛跑，已经整整讲了四个钟头，可是现场听众的情绪沸腾，使我欲罢不能，一再喊着：“请再继续讲下去！”我一向很懂得“见好就收”，除了那一次以外，之后的弘法就很少再有超过两小时以上的情况发生了。

在我一生的弘法道路上，其实神道教对我帮助很大。因为台湾所有的神庙广场都是“来者不拒”，并不限定什么人，只要你来商借，他都乐意提供给你使用。台湾各地的庙观广场，诸如万华的龙山寺、新竹的城隍庙、台北的指南宫、玉里的华山宫、北港的朝天宫、高雄的三凤宫等，我都曾经借用作为弘法场所。另外，像各地的图书馆、学校礼堂、工厂，尤其监狱是我弘法结缘最多的地方。

可以说，自从我到宜兰，正式踏上弘法之路以来，一路从山区讲到平地，从广场讲到礼堂，从工厂讲到学校，从监狱讲到国家殿堂，从寺院讲到讲堂，从省内讲到省外。我曾经接受“法务部”的聘请，担任正式的监狱布教师，台湾全省的监狱，我不止一次前往弘法，主持皈依，或是个别与受刑人谈话。

我自己在说法时，也经常深思一个问题：佛法不是为自己而讲，佛法是要讲给人听的！因此我一生弘法，一直很重视“契理契机”。然而所谓“契理容易契机难”。尤其佛光山开山四十年来，不断有各行各业的团体上山，例如教师协会、作家学会、新闻媒体、农田水利，乃至演艺、外交、经济、财政、国际人士等。各种团体来山，都要找人开示，为了要讲说与大众能相契的佛法，我经常挖空心思，费心思索。

多年来我讲演的对象与内容，包括对青年谈“读书做人”，对妇女谈“佛化家庭”，对老人谈“安度晚年之道”，对儿童谈“四小不可轻”，对建筑业谈“命运的建筑师”，对企业人士谈“现代管理学”，对美容师谈“美容与美心”，对文艺作家谈“文学之美”，对科学家谈“佛观一钵水，八万四千虫”，对宗教界谈“宗教之间”，对政治界谈“佛教的政治观”等。

说到政治，其实我并不喜欢政治。只是我生长在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我和政治脱离不了关系。历年来，就拿高雄市来讲，历任的“市长”，如许水德、吴敦义、谢长廷先生等，他们经常带领一级主管上山参加讲座。其他如台南等各“县市长”，也经常像这样在佛光山举办“干部会议”，同时聆听佛法或参禅等。

邱创焕先生担任“省主席”时，曾经多次把“县市长”、“议长”等，集合到佛光山参与讲座；林丰正先生担任“台北县长”时，有感于台北县的外来人口过多，流动性太大，特地邀请我在台北县的体育馆，对万名县民讲说“安住身心之道”。

多年来，我在台湾弘扬“人间佛教”，继而从台湾跨步走向国际，也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为了让佛教能走上国际化道路，我经常应邀在世界五大洲弘法，诸如澳洲悉尼市政府大礼堂、欧洲巴黎歌剧院、美国林肯中心、加拿大多伦多艺术中心、巴西SE大教堂、日本国会议事厅、新加坡义安理工学院大讲堂、马来西亚东姑礼堂等地，我都曾讲演过。马来西亚槟城首席部长许子根，甚至发愿要为我建一座可容纳两万人以上听讲的大礼堂。

平时我在世界各国讲演，除了现场有当地的语言翻译之外，事后的讲演记录，乃至我的一些著作，也被翻译成英文、日文、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法文、印度文等多国语言，同时被某些大学用来当做教材。例如，宜兰大学便将《人间佛教》列入通识教育的课程中。

此外，香港中文大学成立“人间佛教研究中心”，尤其二〇〇五年五月，美国国会图书馆正式在《国会图书分类法》之佛教分类号下，为佛光山及我的作品设立单独号码，并将《人间佛教》及《佛光山教团》正式编纳入《国会图书馆主体标目》之中，可见人间佛教已经受到普世的重视。

最近知名教育家陈之藩先生写信给永芸法师，谈到要我把多年来弘法的文稿，乃至写作的文章，翻译成法文或英文，他认为应该可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实惭愧之至，我何人也？平时舞文弄墨，只是为了宣扬佛法也，哪敢跃登龙门呢？

在弘法的生涯中，我感叹自己像江海中的一粒沙石，激不起海洋的一丝涟漪。我觉得佛法的弘传，要由上而下。综观历史上的各朝各代，如果帝王信仰佛教，那么佛法的弘传就会快速地普及，甚至像佛世时，也有频婆娑罗王、波斯匿王等人的护持。但是现在我们都是由下而上，就是使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有办法获得社会的重视，政府对佛教总是“取缔有之，维护很少”。

尤其，长期以来媒体对佛教的偏见。他们认为只是报道一些社会正面的好事，报纸没有人看，因此喜欢报道负面的消息，哪里有斗争，大家莫不争相报道。佛教中如果稍有弊端，媒体更是乐于夸大宣传，反而平时正经的讲演弘法，即使是数万人的聚会，媒体也不会青睐，根本不会把它当成一回事。

不过，近年来情况已稍见改善，不但佛教的大型弘法、座谈等活动，能在报纸、电视上博得一些版面和画面，偶尔一些评论性的文章或节目，提到佛光山，总结一句话，都说“佛光山是一个正派的佛教团体”。能获得社会如此的评价，我可谓于愿足矣！

其实，佛光山多年来努力、辛苦弘扬人间佛教，目的只希望佛教能维护社会秩序、净化社会人心、改善社会风气、端正人生行为，这是佛教应负的社会责任，也是佛教对国家所能作出的贡献。

过去东南亚的佛教，数百年来都是靠着一些老公公、老婆婆，他们在随同儿女漂洋过海移民到东南亚的同时，也把佛菩萨的圣像一起带过去，所以才有现在的东南亚佛教。

现在台湾的佛教很兴盛，台湾现在有百万人在大陆经商，这些台商们有把台湾的佛教传布到中国大陆吗？我自己一向有“立足台湾，放眼中国，前瞻世界”的理念，因此趁着现在是两岸都同意宗教交流的时刻，我指派不少青年到大陆各大学接受教育，同时鼓励大陆青年到台湾的佛光大学、南华大学修学。

我自己多年来更是一再努力，尽量不辞劳苦地到大陆弘法，除了曾经在上海、南京、扬州、杭州等地，随着佛光山梵呗赞颂团的表演而随机弘法以外，也曾在各大学讲演。

一直到了今年，苏州寒山寺把他们的“和合对钟”，赠送其一给佛光山，作为和平的献礼。这口钟由于唐朝诗人张继的一首《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而名闻世界。

现在寒山寺以“和平”的名义分灯台湾，希望通过宗教交流，促进两岸和平，因为两岸为了“统独”问题而战火弥漫，实非全民之福；反之，两岸能相互和平，彼此和谐，才是全民馨香祈求之事。

我虽然不善赋诗，为了此一盛事，不禁也口赋一首：两岸尘缘如梦幻，骨肉至亲不往还；苏州古刹寒山寺，和平钟声到台湾。承国家宗教局叶小文局长也和我一首：一湾浅水月同天，两岸乡愁夜难眠；莫道佛光千里远，兄弟和合钟相连。

假如说我弘法的成就，真能达到“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长流五大洲”的目标，那么同为炎黄子孙的十三亿人，我怎能不将佛法均沾他们，滋长他们的性灵，以期带动中国未来和谐社会的发展呢？

回首自己一生弘法的心路历程，有时候感觉真像是夜晚的星星，光芒虽然弱小，但总是努力地在闪耀；又像天上的白云，尽管飘浮不定，但是在无限时空中，一颗颗星星，一片片白云，所结合起来的“星云”，却是能超越时空，亘古长存。

在弘法的路上，我如此自我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