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是人生至难忍受的痛苦经历。所谓“饱汉不知饿汉饥”，一个“饱食终日”的人，当然不知道挣扎在饥饿边缘的人之苦。我们看历代以来，每逢灾荒饥年，广大灾区的民众，因为没有食物果腹，只得吃草皮、树根、观音土等，真是名副其实的“饥不择食”。甚至有的人还“易子而食”，其惨状可想而知。

世间上，黄金最贵，但遭遇饥荒时，即使十根金条，也不一定能换得一个面包。所以一有战争，主帅都需准备好充足的粮草；军粮不够，最后不是战败，就是投降。

中国许多偏远山区，尤其是一些交通不便的地方，人民终年生活在“半饥饿”的状态下，这种事例多不胜举。所谓“民以食为天”，生命就是要靠食物来维持。虽然有些文人为了表示自己人格清高，如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但长期三餐不继时，仍不免赋诗感叹“三旬九遇食，十年着一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鸟迁”。

在佛教里，禅者有说“禅悦为食”，儒家也有以“诗书礼乐”为食，但那毕竟是少数人，或者也只是一时“望梅止渴”罢了。佛教的出家人，所谓“上乞诸佛之法，以养慧命；下乞众生之食，以滋色身”。人的色身肉体，还是要靠饮食来滋养的；如果长期吃不饱，饥饿过度，不但营养不良，还会导致人百病丛生。

回想我罹患糖尿病近半个世纪，有一次和台北“荣民总医院”新陈代谢科主治医师蔡世泽主任谈起，我问他：“为什么会有糖尿病？”他说：“现在还找不出原因！我也曾问过西方一些糖尿病专家，他们也说现在还没研究出真正的病因！”

有一天，我想到自己这一生，既不好吃，家族中也没有糖尿病的遗传史，为什么会年纪轻轻就患有糖尿病？这时心中忽然生起一个念头，我想大概是与“饥饿”过度，导致胰脏受损，因而影响胰岛素的分泌有关吧！

人体的胰脏，主要负责分泌胰岛素，胰岛素是促使细胞利用血液中的葡萄糖的重要激素。当我们吃饱饭后，血液中的血糖会随着升高，这时胰岛素就会被释放到血液中，让葡萄糖进入细胞内，供给细胞利用而降低血糖；当胰岛素不足时，就会导致糖尿病。

当然，糖尿病或许不纯然是由于饥饿所造成，甚至基因遗传也只是原因之一而已。对于我为什么会罹患糖尿病，虽然让我百思不解，但我一向“与病为友”，糖尿病伴随我大半生，并没有给我造成严重的威胁。尤其初患糖尿病时，走路举步维艰，拿东西手软无力，但由于我不太介意，慢慢地也就不觉得有什么不便了。

不过，在我最初罹病时，虽然也有一般常见的“吃多、喝多、尿多”等糖尿病特有的“三多”现象，后来这些症状很快消失，所以也不太去关注自己的身体。一直到四五十年后，由于糖尿病并发眼底钙化，导致视神经受损，以及心肌梗死、肾脏积水而出现浮肿等现象，我才慢慢思索着：糖尿病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由于几次与医界的朋友谈起，我认为糖尿病是与饥饿有关，他们都不予采信，因此我就想把自己这一生，几次处在饥饿状态中的回忆，记录下来，或许有助于未来对这项病症的研究。

一

说起“饥饿”的回忆，还是得从幼年叙述起。

我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农商之家，父亲最初务农，但不惯于耕种，所以庄稼收成变卖后，他把微薄所得拿来开店经商。先后开过香铺、酱园、成衣店，但短期经营后，最后都是赔本，失败以终，因此家计愈加绌乏，日食三餐也就更加困难了。我们兄姐四人，用现代话来说，可以说都是在半饥饿的状态中度过了童年。所幸我们并没有因为饥饿而沦为乞丐、小偷，或是流落在外游**。

对于童年，除了“苦”的印象以外，已记不起成长过程的细节了。只依稀记得，外婆偶尔会拿些食物来周济我们。当然，我们老家也薄有祖产，几次变卖田地，也曾风光一时。但由于家父没有求生的技能与职业，一家数口，坐吃山空，所以风光不久，半饥饿的苦难岁月便又再度降临。

那个时候，我只有七八岁，每天清晨天还未亮，我就起床外出捡狗屎，等累积到相当数量就卖给人当肥料，多少总能换得几个铜板。或者一到黄昏，农夫赶着牛群回家，牛群总会在路上留下不少粪便。我就把牛粪捡回家。当堆积到相当分量，我也学习大人的做法，用草把牛粪和起来，贴在墙上晒干，可以供人当柴烧，如此也可以赚个几块钱。

虽然我生在贫寒之家，但感谢父母，培养我勤劳的品格，让我懂得自食其力，懂得自求多福，懂得一切都要靠自己工作、劳作。因此，童年时我虽然没有进过学校，甚至没有报过户口，但慢慢长大后，也知道要读书。好在那时乡间有私塾先生，经常也会有二三十个学生。只不过读私塾要钱，记得是一天四个铜板，只要今天有四个铜板，就去读书；没有四个铜板，就不去。老师也都能谅解，也没有责怪，大家都相安无事。

如此断断续续，并没有读太久的时间。因为到了一九三七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的烟火升起。不到数月，日军就打到扬州，距离我的家乡很近。

那年我才十一岁，在战乱中告别了家乡，也不念书，也不工作，身上扛着两条被单，在大雪飘飘的冬天，随着难民潮开始流浪、逃亡。一时之间，真是前途茫茫，也不知要流浪到何方，更不知能逃亡到哪里。我只知道，“留”就有被杀死的可能，“逃”才有活命的希望。

在逃亡的途中，走过崎岖的小路，越过荒凉的原野，沿途所见，都是穷苦的农村。不但农家的烟囱没有了炊烟，屋中也听不到人声，可以说“十室九空”，只有狗儿懒散地游走，见了人也不狂吠。

如此不知走了多远，也不知经过多少时日，后来又慢慢回到家乡，途中饥寒交迫的困顿、辛苦，那就不是几句话所能概括的了。

二

在抗战期间，由于父亲外出经商，许久未见返家，后来被列为失踪人口。我因为寻找父亲的因缘，途中就在南京栖霞山寺剃度出家。

栖霞山寺虽然是六朝圣地、千佛名蓝，是江南的重点寺院，但是历经朝代兴亡，饱受战争**，已经残破不堪。例如太平天国的洪杨之乱，大火烧了几天几夜，一座隋朝的石砌宝塔，整个被烧得体无完肤。

我在这座历史古寺里，权宜出家。由于师父在此当家，有特别的去留机会。只是，“去”因为年龄太小，连挂单的资格都不够；“留”，此寺实在穷得三餐无以为继。师父虽然很开放，但自己也知道，能蒙他收留，已经恩同再造，也不敢再存有多一点的奢望。

那时正逢抗战期，日军的骚扰、难民的流徙，加上汉奸、和平军的敲诈，我们也只有艰难地与环境作生死搏斗。尤其到了“珍珠港事变”发生，美军开始轰炸南京，我记得自己曾睡在双层上铺，因飞机轰炸时剧烈震动，整个人就被震落到地板上。

有时一个炸弹升空，如同天崩地裂，不但火光四射，把黑暗的天空照得亮得如同白昼，室内的玻璃也被震碎，房屋更是不停地摇动。但是对于这一切，那时我并不感到恐惧，唯一害怕的是，三餐无法吃得饱。

记得《古文观止》里，有一篇柳宗元先生写的《捕蛇者说》。文中大意是说：祖父捕蛇，被蛇咬致死，父亲同样因捕蛇而被蛇咬死。到了儿子这一代，还是以捕蛇为业。有人问他，既然有过这样的死亡经历，还敢捕蛇吗？他说：“吃饭要紧！”由此可见，饥饿比死亡更可怕。

在栖霞山寺里，记得有几次，本来应该十一点半打板吃午餐，但是到了十二点，甚至一点过后，还没听到板声。为什么会这么异常？一经查问，原来大寮里没有米下锅！当时一些年轻的同参，也不敢声张，只偶尔派人到大寮查看，到底米回来了没有！

就这样，好几次中饭一直延到下午三四点才有的吃。如果早餐吃的是干饭或牛奶面包，那么到三四点吃午餐，也算平常；可是我们的早餐是没有米的“糁薯粥”，根本是粒米未下肚。那时年纪轻轻，正值发育年龄，能挨饿到三四点，实在也称得上是有坚忍不拔的毅力了。

我在栖霞山寺度过七年的岁月，后来到江苏常州天宁寺，讨了一份行单的苦工。一段时间后又转学到焦山，这才慢慢懂得读书。大约经过了两年，再从焦山回到祖庭宜兴大觉寺，日子虽然还是穷苦，但每日三餐，饭食供应无缺，应该算是人生最幸福的时光了。

三

一九四九年春天，我率领僧侣救护队到台湾。才到台湾没多久，队员们很快便各自离散，并没有人真正有兴趣想要从事救护工作。不得已，我只得找个寺院挂单。

此时想起了焦山佛学院的学长大同法师。一年前他曾经跟我通信，说想办一所三千人的佛学院，邀请我到台湾教书。那时我连台湾在哪里都不知道，对于当时佛教的情形，说要办个三千人的佛学院，我也无法相信，所以没有应邀而来。现在既然已经到了台湾，心想去找他也可以问问在台湾的各种情况。

其时，大同法师在台中宝觉寺担任当家。当我到达时，听说他因被疑有间谍之嫌，已经逃奔香港。我因投亲不遇，正在彷徨之际，曾在金山参学过的慈蔼法师，也在宝觉寺挂单，他私下告诉我：“你要在宝觉寺居住，事实上是有困难的，不如到观音山找慈航法师。他目前正在筹办佛学院，需要师资。你此去，他必然会聘请你当老师。”

我想，当不当老师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有一个栖身之所，每天要有饭吃！只是路途不熟，不知道观音山在哪里。这时宝觉寺的一位住众，自告奋勇说要带我去，让我喜出望外。

当我们搭乘台铁普通车到台北站时，正逢大雨，本想转乘公路局班车前往姜子寮，但公路被大雨冲断，公交车已经停驶。不得已，帮我带路的人说，有位大陆法师在南昌街买了一座寺庙，可以试着去挂单。

于是我们来到十普寺，但是寺里的人见到我们，用嘲笑的口气说：“你们怎么也跑来台湾？”一听就知道碰了壁，于是顾不得外面还在下着大雨，只得告辞十普寺，往台北善导寺讨单。因为听说大醒法师正在善导寺，我们想去投靠他。

就在往善导寺的途中，经过新生南北路时，瑠公圳的水已经淹没了道路，在水比路高的情况下，水和路根本分不清楚。我想慢慢涉水前进，哪知一个不慎，竟跌入水中。

这时水流湍急，水势凶猛，虽然略谙水性，我也感到难以抵抗。在这种情况下，照说应该是难以活命，但说来也很有趣，一般人落水，本能反应，应该是赶快喊救命！我完全没有这个念头，心里只挂念我的钱包就要被水冲走了。我记得里面大概有十块银元，是临到台湾时，师父给我的，这也是我们师徒一场，师父给我最大的一次赏赐。

我一心想着钱包，便拼命挣扎，顺着水流游去，终于爬到路上。这时才想到，人家是“落水要命，上岸要钱”，我却是“落水要钱”。因为我知道，没有钱，未来的前途艰难；没有钱，饥饿难耐，小命也难以存活。

这时的我全身湿透，雨依然还在不停地下着。在雨中无法更衣，事实上也无衣可换。就这样穿着湿淋淋的衣服走到善导寺，这时天色已经暗了，陪同我前往的宝觉寺住众，至此便跟我道别，离我而去了。

我在善导寺约莫等了两小时。大醒法师一直不肯出见，只叫当家法师出面，他说：“你看，我们寺里，右面住了‘交通警察大队’，左边是台北‘市政府’的兵役科，寺中实在没有余地安置你了。”

我知道人家的困难，就跟他要求说：“我听说基隆月眉山灵泉寺有数名外省的青年法师，我想前去投靠。现在天色已晚，可否让我在佛殿的大钟下借住一宿？”

他说：“只要警察不来驱赶，应该没有关系！”

那时虽是春夏之交，但夜里仍透着浓浓的凉意。所幸当时年轻体壮，也不计较这一点屈辱。第二天天一亮，我就摸索着上路，到台北火车站，乘火车到八堵，然后转往基隆，在暖暖站下车时，已是下午一点多。

到了灵泉寺，一群年轻的同学见到我非常欢喜，虽然过去彼此并不认识，但总有僧情法爱。他们满口赞叹，说我是佛教僧青年的领袖，很希望我能留在台湾。

大家正谈得欢喜之际，传来默如法师的指示，说不能留我们吃饭，更不能居住下来。因为来寺的外省僧侣多，生活已经很困难了，不能再增加人数。

这些青年朋友一听，深感不平，义气凛然地说，常住不给饭吃不要紧，他们愿自掏腰包，外出买米煮稀饭请我。当我吃着他们煮好的稀饭时，已是下午三点多。回想自己中饭没吃、早餐没吃，昨天的晚饭也没有吃，所以捧碗的手不停地发抖，但是碗里热腾腾的稀饭，吃起来真是美味无比。

后来经过商量，他们让我在此暂住三天。由于我的衣物都已随水流走，我就拿出大同法师的妹妹送给我的一件粗麻布料，想做一件衣服替换，因此向灵泉寺借了裁缝车，缝制一件短褂裤，以便替换。

由于“此处不留人”，只得“另找留人处”。此时听说原本在观音山筹办佛学院的慈航法师，事实上并不在观音山，而是在中坜圆光寺筹办台湾佛学院的毕业典礼。我心想，如果到圆光寺能见到慈航法师，也许问题能解决，因此就转而前往中坜圆光寺。

圆光寺的比丘尼中，有一年轻的智道法师，待人非常热忱。他大概在妙果老和尚面前讲了我许多好话，说我在大陆曾主编过杂志，也曾当过校长，这些经历他们都知道。因此妙果老和尚一见到我，真是一见如故，私下跟我说：“他们明天就要搬到新竹青草湖，你就留在圆光寺吧！”

妙果老和尚是新竹佛教会（包括桃园、苗栗）的理事长。在当时那样一个好像人人都有间谍嫌疑的年代，他能收留我，也算是特殊的缘分。他要我当他的秘书。我感念老和尚慈悲，每天主动打水、扫地、拉车、采买。这些苦役本来就为我所长，因此做起来并不觉得太吃力，也不以为苦。反而心中一直感谢妙果老和尚，由于他的慈悲收留，让我能在寺中安住，总算脱离了逃难途中的“饥饿”窘境。

一直到现在，每当回忆起初来台湾时，这段挂单无着、三餐不继的日子，我都有恍如隔世之感。

四

在中坜圆光寺安住下来后，为了安全起见，首先要去报户口。虽然我有身份证，但报户口要有入台证。我没有入台证，户口势必报不成。所幸智道法师告诉我，如果能找到吴鸿麟先生，只要他肯出面帮忙，问题就能解决。

吴鸿麟先生就是吴伯雄居士的父亲，当时是台湾省“参议员”，也是警民协会会长，更是一位名医。对于这样的社会贤达，我哪里敢到他的家中拜访？幸亏有一天走在路上遇到他，别人告诉我，他就是吴鸿麟先生。

我鼓起勇气，勇敢地走向前，对他说：“吴先生，我是在圆光寺挂单的出家人，我有身份证，想要报户口，您能帮助我吗？”

他看看我，我想他大概还不知道报户口需要入台证，因此听完他就说：“来！来！”由于隔壁正好就是警察局中坜分局，他带我走了进去。门口的警卫问都没问，里面的警察看到他，赶快起立向他敬礼。他说：“帮助这位法师办户口！”说完便走了出去。警察听后则连连称是！

于是我就这样顺利地报了户口。有了户口，我在台湾居住，心里就更踏实了。

这件事情过后一个多月，有一天，我拉车外出采购，在街上被警察拦住，莫名其妙地遭到拘禁。由于我不会讲闽南语，语言不通，也没办法问人，完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被囚禁。

直到第二天，才听说全台所有外省的出家人，有一百人左右，悉数遭到逮捕。其中还包括在台北的慈航法师，以及跟我们同住圆光寺，原为陆军中将的出家的律航法师。

原因是，台湾当局听到大陆广播，说他们派了五百位僧侣到台湾当间谍。台湾当局就把我们拘捕了。后来警察把我送到桃园，与律航法师一同拘禁在一所仓库里。

那是一九四九年五月发生的事，当时是陈辞修先生当“省主席”。所谓“白色恐怖”的年代，自从“二二八事件”发生之后，台湾人杀外省人，外省人报复台湾人，不时有凶杀案发生。但是不管族群仇视也好、白色恐怖也好、政治迫害也好，我都不太关心。我所关心的是，肚子好饿！

由于当时被逮捕的人很多，没有牢房，就用大仓库暂做拘留所。被关在里面，虽然每天也总有一餐饭可吃，但是吃过之后，肚子很快就饿了。记得有一天下午，有位警官走到我身旁，他看看我，我也看看他！我觉得他很和气、善良，就大胆地跟他说：“我肚子饿！”

不久，他叫人端了一碗面给我，真是美味无比。我吃过以后，他又来看我。这时候律航法师已因政府知道是一场误会，早就被释放出去了，但是里面仍有二三十个出家人被关着，我也不好意思每天吵着肚子饿，只有忍耐。

后来再见到这位警官时，我跟他说：“我们挂单在中坜圆光寺，如果我有被释放回去的一天，欢迎你去看我们！”他听了很欢喜。这位警官就是后来随律航法师出家，并且创建净律寺，在台湾很有名的书法家广元法师。

在桃园拘留所关了二十三天，此中的屈辱也难以尽述。只是现在回想起来，什么也不复记忆，所记得的就是饥饿！每天早上醒来，我就盼望有东西可吃，到了晚上睡觉，也是饥肠辘辘，饿得难以入眠，很希望能有东西可以果腹。我想，所谓“饿鬼”，大概就是过着这样的生活吧！

好在当时因为被逮捕的出家人太多，惊动了很多护法居士，包括孙立人将军的夫人孙张清扬女士、“台湾省主席”吴国祯的父亲吴经熊先生、“立法委员”董正之、“监察委员”丁俊生，以及赵恒惕、钟伯毅居士等人。在各方努力营救下，我们这群出家人才能幸免于难，否则在台湾“三武一宗”的教难，恐怕又将再添一桩！

五

在中坜生活两年，我就到新竹去了。在新竹也居住了一年多，为台湾省佛教会所办的佛学院担任教务主任。虽然没有待遇，但三餐总能吃得饱，感觉温饱就是人生莫大的幸福。

直到一九五三年，宜兰的居士成立念佛会，邀请我前往宜兰，我应邀而去。到达之后，只见在一个龙华派的小寺院里，有三家军眷各据一方，只剩下小小的一间佛殿。他们在佛殿旁边为我设立一个床位，要我留下来讲经，那也是我生平第一次步上弘法之路。

一开始，我以二十天的时间讲说《观音菩萨普门品》。圆满当天，并有一百零八人皈依。在那个时候的台湾，这已经算是盛况空前了。

创办念佛会的会员当中，有慈庄法师的父亲李决和居士，慈惠法师的父亲张辉水居士等人。因为他们创立念佛会，要有很多人参加念佛，才能将法师留住，因此多方鼓励自己的子女参加。也因此，我在宜兰弘法期间，老、中、小的信徒都有。当中有一位才华横溢的张优理小姐，担任我的台语翻译，后来她出家，就是现在的慈惠法师。

因为感于青年的重要，我先后成立学生会、歌咏队、文艺班、弘法队等，青年纷纷加入，一时之间也让我感觉佛教充满了蓬勃朝气。因此尽管寺院破旧、设备简陋，不但连一张办公桌都没有，甚至谈话的客堂、座位也没有，但我就在外面的丹墀交代你做什么、他做什么，整个团队里的青年，大家都热心无比，他们帮忙组织群众，参与活动，跟我配合得非常好。

当时宜兰中学的音乐老师杨咏谱先生，所教授的歌咏队已经颇有成就。尤其我作词、他谱曲，写下很多佛教歌曲，包括《佛教青年的歌声》《弘法者之歌》《菩提树》《西方》，等等。此时的宜兰念佛会，真可说是梵音缭绕，法音宣流。

为了扩大影响，我们从寺院走上社会。因此与台北“中国广播公司”接洽，商借他们的录音室，供给我们录制唱片。

我邀请了歌咏队里优秀的歌手十余人，请他们到台北“中国广播公司”录音。这在现在看来，是很简单的一件事。但在当初，别说路费是一个问题，青年请假，需要家长同意，尤其他们当中，有很多人甚至从来没有到过台北。

经过一番筹备，终于有一天，我们乘坐五点十二分的早班车，三个半小时后抵达台北。从车站走路到“中国广播公司”，开始进行录音。等录音结束，已经是万家灯火的时候了。由于我们在台北没有地方居住，只有赶最后八点四十分的晚班车回宜兰。

在赶火车的时候，我想到大家都还没吃晚餐。因此买完车票，我又急忙买了面包，带到车上分给大家，刚好一人一个。

青年们问我：“师父，您呢？”我说：“我刚才吃过了！”事实上，面包就是少了我的一个。

在佛教里有“过午不食”，一餐不吃不要紧，不过那是原始佛教，教徒生活单纯，晚上早早就入睡，工作也有限度。但我那时年轻，工作忙碌，每天所消耗的体力很多，晚上不吃饭，事实上是不容易度过的。所以我经常饿得发抖、流汗、心悸，不过忍耐一下，也就过去了。

那一天，我们好不容易回到宜兰，已经午夜十二点。青年们各自回家，我回到雷音寺，寺中几位老人家都已熟睡，我不敢进入厨房，只有非常知趣地在**打坐。后来不知不觉睡着了，但是半夜里，我几度因为饥饿醒来，之后又因疲倦而沉沉睡去。

我在一九五三年元月到宜兰，将近一个甲子的岁月，至今我的户口一直留在宜兰。二〇〇九年十月二十四日，宜兰县、宜兰市同时颁发给我荣誉县、市民证书，总算我在宜兰五十多年的岁月，没有白住。

不过，我在宜兰这么多年，经常远赴各地讲经弘法，对于三餐饮食，我经常是饱饱饿饿，多一餐、少一餐是常有的事。像我这样不懂得怜惜自己的色身，也难怪糖尿病会找到我的身上来。

六

在宜兰弘法期间，我也经常到台北编辑杂志。从《人生》杂志、《今日佛教》到《觉世旬刊》，前后有数十年的时间。每次从宜兰出发，要经过二十一个山洞才能到台北。一趟火车乘坐下来，鼻孔里经常都是黑黑的炭灰。有心的信徒也体谅我，便结合全省信徒的力量，在台北郊区买了一间小型精舍，作为我的栖身之所。

由于我经常不住在精舍，有一位赵老太太和一位中年比丘尼达德师，愿意替我看守房舍，平时也在厨房里帮忙烧煮。记得那是一九五八年的时候，有一天夜里，达德师突然不停地狂吼喊叫，甚至用脚踢床，因为她病痛难忍。我一见这种情形，也慌了手脚，不知道该怎么办。一旁的赵老太太跟我说：“应该赶快把她送到医院治疗！”

于是我急忙将她送到铁路医院。但医院不肯接受，我马上又将她转送到台大医院。这时台大医院的急诊室里，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我挂了号，办理好住院手续后，有一位实习医师跟我说：“这个时候也不可能开刀，必须等到明天检查过后，才能决定该怎么处理。”接着他说，“你把病人留在急诊室，我们会照顾的，你先回去吧！”

这时候回北投，已经没有公共汽车可以搭乘，于是我就近到三重埔，过去三重文化服务处的办公室，权且住了一晚。临睡时，我感到肚子很饿，而且忽然心跳加速、冒汗、头晕，只得起来找东西吃。

由于文化服务处平时无人居住，当然也没有存粮，而那时已是深夜三四点，别说我平时就没有购物的习惯，即使想买，已经是深夜，也没有地方可以买得到东西。我只得在橱柜里东翻西找，突然看到一包渔人牌的麦片，赶快把它打开来，用开水冲泡，然后一连喝了好几大碗。

奇怪！怎么一直吃都不觉得饱？自己忽然也害怕起来！心想：我的肚子又不是无底深坑，怎么能一下子吃得了那么多麦片，又喝了那么多碗水呢？

后来我发现，人在极度饥饿的情况下，即使吃了很多东西，由于养分还没有输送到血液里，无法供给细胞所需，所以仍然会感到饥饿。因为我一直觉得肚子饿，很想吃，但又不敢吃，怕吃出毛病来。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感觉不再冒汗，手脚也不颤抖了，自己就困坐在那里。

从极度饥饿到极度疲倦，现在回想起来，一个人在极度饥饿时，感觉就跟忍受病痛折腾一样，都是痛苦的经验。由于自己曾有这样的体会，因此若问：糖尿病是怎么引起的？以我的经验，饥饿应该是最大的元凶。

七

在我一生的岁月里，早期由于生活艰难，后来则因弘法忙碌，或因出门在外，饮食不便，因此日子经常是在饥饿、半饥饿中度过的。但最严重的一次饥饿，却成为我创建普门寺的因缘。

话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编《人生》杂志时，有一天，发行人东初法师跟我说，希望当月的《人生》杂志能提早出刊。

我应允以后，就在印刷厂赶工加班。那时候的印刷厂，对于一些定期刊物，各家的印刷日期早已排定，本来是不容易更改的，但我设定一定要在某一天出刊。一位李姓经理承诺后，我从送稿、校稿，到最后三校当天，一早从善导寺走路到位于万华大理街的印刷厂。那时我连公交车都舍不得坐，因为即使一块钱也不容易拥有，走路则是轻而易举的事。

我在印刷厂校稿时，中午时分，李经理说：“星云法师，下班吃饭了！”我看他们的员工都在吃便当，心想：自己哪有福气吃便当？即便想要买个面包，也没有钱！

好不容易校完稿，一直等到晚间，杂志终于出炉了。我拿了二百本要送给东初法师，从大理街走路到万华，大约半小时。从万华坐火车到老北投，再转往新北投，下了火车已将近十点。这时外面下着毛毛细雨，我把长衫脱下来包裹杂志，以免被雨淋湿。

我扛着二百本《人生》杂志，从新北投走路到上北投的法藏寺。前面的一段平路，大概走了二十分钟，然后再爬四百个坡坎。当我到达法藏寺时，已经是晚间十点多钟了。

见到东初老法师，我把杂志送给他。他看过之后很高兴地对我说：“你很负责！”听了这句鼓励的话，我也很欢喜。这时他跟我说：“你不要走了，今天就住在法藏寺吧！”

我想：回台北横竖也没地方住，因此就随缘答应住了下来。他叫寺中的人帮我送单。

那时候外省人，特别是像我们年轻的外省人，在台湾居住，尤其在女众寺院，不容易受人尊重、信赖。他送我进入室内，就从外面把门反锁，我也不以为怪。但是隔天天亮之后，七八点了，都不见有人来开门，我也不敢随便叫人。一直到了九点，才有人来把门打开，他连声向我道歉，说是忘记了！

我出了房门，准备下山，就去向老法师告假。他说：“今天中午我要请客，你就留下来帮忙吧！”

东初法师是我在焦山佛学院的副院长，也是常住的监院，现在是我的长辈，对他吩咐的事我当然义不容辞。再说，请客，帮忙排桌椅、摆碗筷，也是我擅长的工作，是我多年行单工作累积下来的专长。

可是哪里知道，台北的客人很难请，一直等到下午一点才姗姗来了十个人左右。我心想：两桌可以坐二十个人，老法师陪一桌，我也可以陪另外一桌的几个人吃饭。

我自信满满，自以为想的不会错。但是到了入席时，我让客人先坐，自己等着老法师吩咐。岂知东初法师说：你这个孩子（其实当时我应该有三十岁了），怎么不到厨房去吃饭？

我一听，哦！原来请吃饭，我是没有份的，只能到厨房去吃饭！想想，也真窝囊。在大陆，至少我也当过校长、住持；在台湾，也曾编过杂志，担任过教务主任，也是宜兰佛教支会的理事长，现在却只能到厨房去吃饭，真是可怜。

当我走到厨房时，里面好热闹，大家正忙着做斋菜。我在门口张望了一下，里面一个人也不认识，要我跟他们说“我要吃饭”，实在说不出口，于是我就从边门悄悄下山了。

印象中，我当天的中饭、早餐都没吃，前一天的晚餐、中饭也是粒米未进，一直都在忙着杂志，忙着要请客。到了此刻，全身已经虚脱无力了，身体摇摇晃晃。下山时踩着四百多个台阶，就像踩在云端里，感觉像是腾云驾雾一般，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下山的。不过我生性没有想到要怨恨或是怪人，当时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将来我有能力建寺时，我要给人吃饭！

现在佛光山在世界各地，到处都有分、别院道场。其实说来惭愧，最早建设分、别院，我也不是有什么大志想要弘法利生，最主要的，就是要吃饭。

当初从高雄到台北，从台北回宜兰，车程十几小时，中途肚子饿，要有地方吃饭，因此最初在彰化建福山寺，就是为了中途能有饭吃。后来在台北建普门寺，想到台北吃饭更难，素菜馆也不是人人能到的，所以我建普门寺，意谓“普门大开”，想要吃饭的人，都欢迎大家进来。

甚至，早期我一直告诉普门寺的住持、当家，凡是来吃饭的人，不问姓名，只要他肯吃我们的素菜，就是在成就、圆满我们的心愿，我们都应该对他心存感谢。

今日佛光山的发展，或许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因缘，但是“给人吃饭”，应该是众多因缘中一个很重要的助力。

现在事隔多年，但是回想起在法藏寺的这一段饥饿往事，应该是我多次饥饿经历中，比较严重的一次。因为当时如果不是三宝加披，只要我不小心一脚踩空，坠入山崖之下，不就粉身碎骨了吗？

其实，人在世间，都是受着业力的牵引，都是受着因缘的安排。我觉得饥饿是难堪的，但佛祖也不会误人，一切的一切，应该都有佛缘在安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