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行,是指佛教修行人所过的一种刻苦自励的修持生活。当初佛陀曾有六年的苦行生活。佛陀十大弟子中的大迦叶尊者,每天“日中一食,树下一宿”,平日或在山崖静坐,或在水边观想,甚至在冢间修行,都视之为“苦行”。由于大迦叶尊者专修头陀苦行,所以在诸弟子中,有“头陀第一”之称。
在中国佛教里,历代的祖师大德们,多数也都是从苦行中出身。例如,雪峰禅师任饭头,庆诸禅师任米头,义怀禅师任水头,佛心禅师任净头;乃至六祖慧能大师磨房舂米,稽山禅师入山采薪,临济禅师锄地栽松,仰山禅师开荒牧牛,丹霞禅师莳花除草,洞山禅师耘锄茶园,赵州禅师扫地,云门禅师担米,玄沙禅师砍柴,懒融禅师典座等,都称为“苦行”。
苦行是出家人应有的修行过程,也是僧侣应有的密行。我回想起自己从小出家到现在,七十余年的僧侣生涯,说我多么有修行,自己不敢直下承担。不过一路走来,已经到了人生的风烛残年,我总应该有些许的生活点滴可以略微表述。
我青少年时,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勤苦耐劳,热心服务。所以在栖霞律学院六年的生活中,除了读书以外,平日上山砍柴,到两公里外的地方挑水,尤其六年的行堂,为人添饭加菜等服务,我都做过。那时丛林的寺院建筑,没有现代化的动线规划,斋堂(餐厅)离大寮(厨房),可能都有二三百公尺之远。每日三餐,不但要挑饭担菜,尤其要挑水洗碗,来来去去,三餐所花费的时间,总共加起来就占去了整个生活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另外,清晨三点半起床做早课,加上还有晚课、午殿,就是所谓的“五堂功课”。
一般说,行堂、典座在佛门里都被列为“苦行”的行单,但我并不以为苦,反而觉得“服务为快乐之本”。在这一段“苦行”的岁月里,我从行堂工作中,练就了“神乎其技”的身手,可以把碗筷玩弄于手掌之中,收放自如,得心应手;挑水打饭,更是如同腾云驾雾,毫不费力。从作务里我感到无比快乐,从来没有生起厌倦之心。
修行,有所谓“乐行”,有所谓“苦行”。我在“苦行”的生活中,能够感觉到生命活得很踏实、很快乐。在自己后来的人生岁月中,一直以此感到自豪。
寺院是我们学习的地方,过去称为“丛林”。所谓“丛林”者,要能接受十方僧众挂单;在接待十方时,都有很严苛的要求,才能让云游的僧侣奉行规律,接受**。
回忆起十五岁那年,我在栖霞山接受佛教的比丘三坛大戒。记得第一天报到时,戒师问我:
“你来受戒,是师父叫你来的,还是你自己发心要来?”
“弟子自己发心来的!”我这么回答。
哪知说过以后,戒师拿了一把杨柳枝,在我头上猛打一阵,我顿时眼冒金星,感到很错愕:我有什么错吗?这时只听得戒师慢条斯理地说:
“你很大胆,师父没有叫你来,你没有得到师父的允许,自己就敢来受戒。”
听了这话,觉得“说得也是”,心里平服不少。
第一位戒师问过以后,走到第二位戒师面前(戒师就等于现在的口试官一样),结果他问了同样的问题:
“你来受戒,是师父叫你来的,还是你自己要来?”
刚才被打过,懂得应该要“尊师重道”,因此赶快说:
“是师父命令我来的!”
哪知话才说完,戒师也拿起一把杨柳枝,在我头上猛打,一边打一边说:
“岂有此理,假如师父没有叫你来,你连受戒都不要了!”
想想也对,说得不无道理。这时他叫我再到第三位戒师那里,问题还是一样:
“你来受戒,是师父叫你来的,还是你自己要来?”
前面被打过两次,有了经验,就回答:
“戒师慈悲,弟子来此受戒,是师父叫我来,我自己也发心要来。”
我自觉这种回答应该天衣无缝,合情合理。哪知戒师仍然拿起杨柳枝,一阵抽打后责怪说:
“你说话模棱两可,真是滑头。”
到了第四位戒师那里,问话改变了,他问:
“你杀生过没有?”
杀生是严重的犯戒,我既然来受戒,怎么可以说有杀生呢?因此毫不考虑地说:
“我没有杀生!”
哪知戒师即刻反问:
“你平时没有踩死过一只蚂蚁,没有打死过一只蚊子吗?你打妄语,明显是在说谎嘛!”说过以后,杨柳枝再度狠狠地打在身上。
又再换另一个戒师,他同样问:
“你杀生过没有?”
因为刚才被打过,只有承认:
“弟子杀过!”
“你怎么能杀生呢,真是罪过!罪过!”每说一句“罪过”,都要打上好几下杨柳枝。
下面再有戒师,他还没有开口,我就把头伸出去,说:
“老师,你要打就打吧!”
所谓“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这种“以无理对有理,以无情对有情”的教育,就是要把你“打得念头死”,然后才能“许汝法身活”。当初我心中虽有不服,但后来确实感觉到,这样的训练,让一个人在无理之前都能委屈服从,将来在真理之前,还能不低头接受吗?
除无情打骂的教育以外,在五十三天的戒期当中,每次听戒师讲话,都得跪在地上。如果是地板或地砖,倒也还好。有时候要到大雄宝殿的丹墀教授仪礼,经常一跪就是几小时。等到起来时,地上的碎石子都嵌进皮肉里,虽然隔了两层的海青、袈裟和衣裤,但是鲜血还是从裤子里渗透出来。这让我想起在一个漫画故事里,讲到孙悟空的修行,需要一千天的时间才能有成就。其间一百天站着不许动,一百天坐着不许动,一百天蹲着不许动,一百天跪着不许动,一百天睡着不许动,一百天除了头以外全身浸在水中……孙悟空能大闹天宫,神通广大,也是苦练出来的。我想自己只不过才五十三天,有什么不能忍耐的呢?
不过,皮肉之苦其实还比较容易忍耐。更大的考验是,受戒时我才十五岁,正是精力充沛,好奇心强烈的时候,对于身旁的事事物物,难免好奇地想要看一眼。但是每次只要被戒场的引礼师父看到了,杨柳枝马上就狠狠地打在身上,并且大声骂道:“眼睛东瞟西看的,这里有哪一样东西是你的?”有时候听到一些风吹草动的声音,也会兴致勃勃地聆听,结果又是招来一阵责打与呵斥:“把耳朵收起来!小孩子听一些闲话做什么?”
确实,没什么东西是我的!因此,我闭目不看,收耳不听。在五十三天的戒期中,我生活在漆黑、无声的世界里,但是虽然如此,我的心中却燃起了一盏明灯,我发现世界上的一切,原来都在我们自己的心中。于是我学会了不看外而看内,不看有而看无,不看妄而看真,不看他而看己。
直到戒期结束那一天,我在长廊上睁开眼睛,忽然见到外界的青山绿水、蓝天白云,感觉真是美不胜收!尤其经过这一番反观自照的日子,虽然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但是心里的感觉已经和以前大不相同,山已不是山,水已不是水了。所以到了现在,我走夜路,上下楼梯,即使不用眼睛看,也能无碍自如。我甚至常觉得:用心眼去感受世间事,比用肉眼去观察还要来得如实真切。
我在栖霞山受戒,并且参学了六年。每天的生活,大致都和戒期一样,连上个厕所都有老师沿途监管。晚上开大静后,一声喝令:“赶快睡觉!”包括上厕所、脱衣服,然后躺在**,三分钟之内要迅速完成,之后就不能再有半点动静了。即使在夜里,老师也是静坐监管。每天早晨三点半起床做早课,因为早起的关系,常常感觉睡眠不足,因此早课礼拜时,往往拜下去就不知道要起来,因为睡着了。这时纠察老师就会走到前面,踢踢头,喝令:“起来!”
经过这样多年的训练,到现在我不但坐着能睡觉,连站着也能睡,甚至走路都能睡。所以经过当初严格要求的苦修,现在回想起来,真是获益良多。
十八岁时,我升学上了焦山佛学院。因为是新生,立刻被分配到大寮典座,也就是负责三餐煮饭烧菜的职务。我担任两年的典座,除了择菜、洗菜,也学会了烹调的方法。至今我对菜肴的煮法,烹调的技艺,虽不能称为一流,但自觉有些心得。
在焦山佛学院期间,因为年轻,什么事情都觉得应该当仁不让,勇于维护正义;但也因为心直口快,经常惹来麻烦,因此自觉应该有“禁语”的必要。刚开始自己很不习惯,不知不觉就会脱口而出,明明知道不能说话,偏偏忘记而说漏了嘴。为了处罚自己,我经常独自跑到大雄宝殿后面,人迹罕至的海岛,掴打自己的耳光,并且自我责骂:“你真是岂有此理,自己欢喜持禁语,又没有人勉强你,却出尔反尔,不能持好。”
为了根除自己的习性,务必要给自己刻骨铭心的教训,因此我重重地处罚自己,有时打得嘴角都渗出鲜血。就这样实践了一年的“禁语”,这一年不讲话的经验,对于青年时代初学佛法的我,在学习过程中,有很深的意义。因为我体会到,“禁语”不只是口中无声,更重要的是心中无声。有时我们受了一点委屈,表面上虽然若无其事,但是内心的不平、怨愤,却如澎湃的浪涛一样,发出巨大的响声。如果我们能够止息内心烦恼的声音,那就是宁静无声的证悟世界了。
二十岁离开焦山佛学院时,我舍弃所有的衣单行囊,孑然一身回到祖庭宜兴大觉寺,重新过着一无所有的生活。在此大约三年的生活中,我编过杂志,做过小学教师,担任过寺院的监院、住持。当时我订立“新生活规约”,明定寺中僧众早晚功课正常。三餐饮食定时,不可随便外出。虽然遭受守旧派的反对,但我自许是新一代僧众中的佼佼者,是新时代的青年,是太虚大师的仰慕者,自觉应该有沥血革命的勇气。虽然这些与苦行生活没有太大的关联,但也可以看出我有冒险犯难的精神,有革新佛教、整顿纲纪的勇气。只是当时诸多奋发为教的行为,也就不足再述了。
二十三岁时,我又把自己所有的身外物,悉数送给同参道友,然后孑然一身来到台湾。我在《人生百事》里说:“一个人一生当中,应该有一至两次,将身边的物品全部送人,体会空无一物的境界。”所以,在我离开焦山时,以及这次来台前的“喜舍”,对我一生的修行,帮助很大,让我体会很深。
到了台湾,一时举目无亲,挂单无着,我几乎沦为流浪的乞丐。幸亏中坜圆光寺的妙果老和尚收留了我。我忏悔此身之业障,每天过午不食、刺血写经,同时为圆光寺常住劳役服务,例如拉车采购,收租担米,尤其要打井水,供应八十余名寺众的生活用水,还要扫除广场落叶、清理水沟、打扫厕所等。前后两年的时间,我自觉自己虽然衣单不全,甚至只穿一件短褂过了一个严冬,但心中觉得温暖安乐。当时的“行单”再加“忏悔”的行持,对一个血气方刚、还在成长中的青年,也是非常重要的事。
在佛教里,一般出家人的修行,大部分都是以念佛、参禅,或是自我礼拜为密行,但每日早晚课与三餐,“五堂功课”一定要随众。我在大陆的栖霞、焦山参学期间,每年到了冬天,不是打七个“佛七”,就是打七个“禅七”,每次都是四十九天。在那个还是青涩不成熟的年龄,哪里有心去参禅念佛。只是当时在焦山,每天晚上的一支大板香,一点三刻钟后,都会分一个大菜包给我们。就是为了这个大菜包,每天都盼望这支一点三刻钟,很长的大板香。
我住过金山及天宁的禅堂,虽然为时不长,但我经历了所谓“各家禅林”的风味。尤其我连续几年到宝华山参加戒期,名义上说是当义工,实际上是想参学宝华山传戒的仪规。宝华山传戒,在大陆是第一风范,每年春秋季都有数百名戒子。尤其每三年一次的有千余人参加的戒会,成就戒子的袈裟、衣钵,而称为“罗汉戒期”。
总说我出家时虽然年龄很小,也没有很好的学习环境,因为当时正逢抗战期中,在栖霞山所过的生活,三餐经常是水已煮开,下锅的米在哪里还没有着落。晚上睡觉,美军的飞机来轰炸,床铺震动,整个人从**被震得摔落到地上,甚至把床铺都给震坏了。有几次,我还看到飞机上的人把炸弹丢下来,所幸都没有造成伤亡。
尽管生活艰苦,但我在佛门里的学习,从“禅宗”的金山到天宁,“律宗”的古林律寺到宝华戒堂,“教下”的栖霞到焦山,我都曾经参学过。尤其栖霞山本来是三论宗的道场,毁于太平天国洪杨之乱以后,宗仰上人前来复兴,改为金山寺的法脉,但实际上栖霞山有念佛堂,尤其早晚课都要念很长的楞严咒。
在我参学的十年当中,因为游走在许多丛林之间,所以也就懂得律宗、净土宗、禅宗,甚至密宗等四大宗派的修行。可以说,我童年在佛门接受的丛林教育,用现在的话来说,等于一个军官在陆、海、空三军都受训过,资历完整。这是当时小小年纪的我,除了为常住劳动服务外,自己参学得来的经历。
总计我未到台湾之前,所参加过的“禅七”、“佛七”,应该各有五十次以上,每次都是七七四十九天,所以算起来至少也有数百个日子。后来我到了台湾,在中坜圆光寺每年也要打七,但是这里只打三个七,不打七个七。
一九五三年我到宜兰之后,在雷音寺前后二十六年,每年都要住持一次“佛七”。从早上五点第一炷香开始,一直到晚上圆满,从来没有缺席过一炷香。那时雷音寺虽小,但坐落在中山路的市中心,每次“佛七”,在家的信众参加踊跃,迟到的人往往进不了门。尤其每年一次的“佛七”,宜兰人简直把它当成过年一样,平时在外地工作的人,都会特地回乡参加,大家念佛念得法喜充满,当然我也非常认真。每到“佛七”,我就在红绿招贴纸上,用毛笔写一些念佛标语,把整个佛殿布置得焕然一新,每次总要写上两天,才够贴满佛堂。
我一生没有练过书法,如果说我能写毛笔字,就是在这二十六年的“佛七”当中,不但念佛,也让我有机会写字和信徒结缘。我写的标语,内容大都是摘录自《西斋净土诗》,如:
一朵莲含一圣胎,一生功就一华开;
称身璎珞随心现,盈器酥酡逐念来。
遥指家乡落日边,一条归路直如弦;
空中韵奏般般乐,水上华开朵朵莲。
不向娑婆界上行,要来安养国中生;
此非念佛工夫到,安得超凡愿力成?
香雾八天浮盖影,暖风吹树作琴声;
分明识得真如意,肯认摩尼作水晶。
一寸光阴一寸金,劝君念佛早回心;
直饶凤阁龙楼贵,难免鸡皮鹤发侵。
鼎内香烟初未散,空中法驾已遥临;
尘尘刹刹虽清净,独有弥陀愿力深。
娑婆苦海泛慈舟,此岸能超彼岸否?
直指迷源须念佛,横波径度免随流。
千生万劫长安泰,五趣三涂尽罢休;
纵使身沾下下品,也胜豪贵王阎浮。
我从一九五三年正月到宜兰雷音寺,五十多年来一直没有离开过宜兰,虽然我后来创建佛光山,到南部创办佛学院,但我的户口一直都留在宜兰。其间我也在虎尾、龙严、台北、三重、头城、高雄等地举办“佛七”。当时一般信众并不太了解念佛的仪轨和心要。我告诉大家:念佛可以“欢欢喜喜”地念,也可以“悲悲切切”地念,或是“实实在在”地念,乃至“空空虚虚”地念;念佛最重要的,不但要以“正念”对治“妄念”,最后还要以“无念”对治“正念”。
经过我的说明、指导,大家都乐于参加。几十年来已经成为台湾的盛事,我也算是借机为自己增加一些密行。
算来在我八十一年的人生岁月中,光是念佛花去的时间,大概就有上千个日子。一个出家人,一生当中能有上千天没有杂务,只是念佛、参禅,说都没有心得也不尽然。
记得一九五四年,我在宜兰住持“佛七”,七天当中,我感觉走路轻飘飘的,好像腾云驾雾一般。早上起床刷牙,牙缝里好像蹦出一句句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吃稀饭的时候,一口一口地吃着稀饭,好像也是在念着一句一句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睡觉了,外面的一切事情历历如绘,心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七天的时间,宛如一刹那,一下子就过去了。真是念得天也空,地也空,人我也都空,只有一句阿弥陀佛在其中。从那个“佛七”里,我对念佛,增长了无比的信心!
空空虚虚地念佛,使我体会到忘却时空、身心脱落的快乐;从老老实实的参禅里,我也有过“身心俱泯,大地空旷”,乃至“时间、空间、天地万物都为之一空”的修行体验。不过说来惭愧,我没有开悟,也没有证果,直到今天,我只是安分地吃饭,安分地睡觉,安分地做佛事,所谓“心怀度众慈悲愿,身如法海不系舟;问我平生何所似,佛光普照五大洲”。这是我一生念兹在兹的愿心。
其实,在各种修持当中,我自己受益最大的,应该是“拜佛”。虽然近年来因为腿部开刀,不能跪拜,但是在过去,我每天早晚都要各拜佛半小时,虽然时间不长,但每天持之以恒,尽量不让它间断。尤其早在我十五岁那年,因为受戒时烧戒疤,把头盖骨给烧得陷了下去,之后我忽然好像失去记忆的能力,读《古文观止》《四书读本》,怎么念就是背不起来,并不是我不用功,而是任我怎么努力念诵,就是没有记忆力。
因为无法背书,被教我的觉民法师罚跪、打手心,这是常有的事。有一天,我又再次为了不会背书而挨打,教务主任觉民法师一面打,一面骂:“你真笨哦!你要多拜观世音菩萨,祈求聪明智慧哦!”真奇怪,那个时候不管老师怎么打手心,我竟然一点痛的感觉都没有,只觉心中好像忽然亮起了一盏明灯:“哦,原来拜观世音菩萨就可以有聪明智慧,我有希望了!我有希望了!”
生来虽然不是很聪明,但也不是很笨的我,自从受戒失去记忆力以后,感觉人生好像从此没有了未来。现在忽然听到拜观世音菩萨,可以有聪明智慧,一下子又燃起了我的希望。只是当时在丛林古寺里,想要拜观世音菩萨,也没有地方可以拜。因为大雄宝殿除了早晚课的时间以外,不能随便进入,其他的殿堂也都各有堂主。我在学院里,除了一间共享的小礼堂以外,又能到哪里去拜观音菩萨呢?
所以,之后每到夜深人静,我就偷偷起来到礼堂去,一个人面对观世音菩萨。首先称念:“悉发菩提心,莲花遍地生,弟子心朦胧,礼拜观世音。求聪明,拜智慧,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称念之后就拜下去,大概留停半分钟,自己垂泪感动地念“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就这样,我一边念,一边拜,拜了一拜又一拜。
礼拜观世音菩萨的灵感很多,听说有人拜到后来,蒙观世音菩萨甘露灌顶,或是摩顶授记。但是很惭愧,这些我都没有。不过,时间过了三四个月之后,奇异的现象发生了,从此之后我的记忆力忽然好了起来,而且是出奇的好。过去念书,一篇《古文观止》念了二三十次,还是无法背诵,现在只要两三次就会背了。甚至《战国策》《史记》上的短论,未经老师教授,自己看一遍就能记得。至今时隔六十余年,这些文章在我口边,还是能够朗朗上口。
尤其很幸运的是,就在这个时候,学院派我管理图书馆。那原本是栖霞师范学校所有,因为他们随军队撤退到后方重庆,所以所有的书都留给栖霞佛学院。这么多书,该看哪一本,刚开始我也不懂,不过我很留心注意,看看哪些书经常被老师、学长借出去,等他们还回来,我就拿来看。当中,尤其是乡村师范学校的活页文选,以及各种文艺小说,对我帮助最大。
坦白地说,我一生经历的各种苦行修行,虽然都能接受,但并不是太喜欢,可是阅读小说,我真是兴味盎然,乐趣无穷。那个时候,举凡《三国演义》《水浒传》《七侠五义》《小五义》《封神榜》《**寇志》等,我几乎看过一遍就能记住。所以多年以后,偶尔和徒众小参,我就跟大家讲,我说一段《三国演义》给你们听。于是我把“诸葛亮借东风”、“曹孟德败走华容道”等精彩的情节说上一段。因为我说的都是书中的原句,弟子们也都听得目瞪口呆。
有时我也信手拈来,顺口说上一段《水浒传》。由于我对梁山泊上一百零八条好汉的名字、绰号、身穿的衣服、手拿的武器,都能如数家珍,一一道来,弟子们对我在年轻时曾经看过的书,至今还记忆这么深刻,都表示佩服不已。
在我的生命中,有很多事,不得不感谢观世音菩萨跟我的因缘。一直到现在,我对于一些年轻徒众的修行,总认为他们应该要从拜佛开始。因为礼拜可以庄严身心,可以折服我慢、增加谦虚,可以跟佛陀倾吐心事。拜佛时,人虽拜下去了,心里的情感却升华而与佛相应。所谓“鼓声有打则响,钟声有叩则鸣”;人有诚心礼拜,佛怎么会不垂慈感应呢?
一九八五年,在我开创佛光山十八年后,我卸下住持之任,传位给心平和尚,之后就搭机到美国西来寺。感谢住持慈庄法师为我安排关房,我在西来寺关房开始了“闭关”的生活。
过去在团体里生活惯了的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大众,每次出门都是一群人,走到哪里坐下来,也是一群人。现在闭关了,偌大的关房里只有我一个人。不过闭关期间正是很好苦修的时候,所以我一样早上四点起床,盥洗后,礼拜、读经,然后经行、写作……只是很惭愧,在关房里的五个月时间,每天我都希望能看到报纸。可见心还是不容易关闭,心像猿猴,心猿意马,不断向外奔驰。为了安心,先要“降伏其心”,因此我想出很多“降伏其心”的办法。例如,佛教的“五停心观”可以对治五盖,“九想观”可以对治贪欲,“九住心”可以勘察自己的心是否安住一处。乃至过去所学过的禅门公案,都一一拿出来实践。所以在五个月的闭关期间,我终于完成了一部《星云禅话》,后来一直在电视上播出,这也是拜闭关所赐。
过去我一直提倡“禅净双修”,我指导信徒也主张“解在一切佛法,行在禅净双修”。但是我的母亲认为我的“双修”还不够,因此教我一个“十修法门”:“一修人我不计较,二修彼此不比较,三修处事有礼貌,四修见人要微笑,五修吃亏不要紧,六修待人要厚道,七修心内无烦恼,八修口中多说好,九修所交皆君子,十修大家成佛道。”后来我把它编成《十修歌》。我想如果人人都能十修,真是佛国净土乐逍遥。
说到苦行,我一生最感激的,应该就是很多的人事让我有机会修持“忍辱波罗蜜”了。我从小出家,就受到前辈的歧视。因为我没有经过小寺院的基础养成,一下子就进入大丛林里参学,当然陋习、缺点很多,所以学长经常取笑我,例如说我走路不威仪,叫我走来走去,训练我走路,有时一走就是几小时,他们以教我为乐。
三餐吃饭时,虽然他只是一个小职事,都可以叫我站在身旁,为他添饭、夹菜,我的师兄就是其中一个。他们吃饭时,还不忘揶揄我,一个说:“星云是没有出息的!”一个搭腔说:“哎呀,不可以小看他,他也会像某某人那样聪明!”我师兄则说:“他如果能像某某人那样聪明,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我是被人看轻到如此的地步,但是我一点也不泄气,因为一个人有没有出息,岂是现在就可以看得出来的?还要十年、二十年以后呢!不过这倒是让我联想到外面的一些境界,就像打棒球,坏球来了,不要接,就不会被三振出局,根本也不需要什么忍耐。
说到“忍耐”,在我一生中,有好几次的经历,让我深刻感受到,修行的确需要有极大的忍耐力,试举二例:
第一,在六十年代,台湾佛教没有什么事业可言。当时我想,在我的发心、能力之内,应该可以办一所幼儿园。因此特地派了几个宜兰的青年,鼓励她们到外地接受幼教训练。她们真的前往受训了,我在宜兰也开始筹设幼儿园。一时之间也没有经费,后来就在雷音寺旁,把一个倒垃圾的小池塘填平,想在上面建两间教室。工程进度很慢,因为没有经费,信徒虽也发心帮忙,但还是没有办法加快速度。
有一天,我接到慈惠、慈容她们受训即将毕业的消息,因此就想幼儿园的工程非要加快不可。这一天我到工地巡视,看到工人在慢慢装潢、修饰,但四周墙壁都没有粉刷。我上前告诉工人:“你们要赶快把墙壁粉刷一下。”
正当我说此话的时候,有位老太太出现,她大声说:“不可以,我家侄儿松年说,没有钱再买石灰粉刷墙壁了。”我一听,这也是事实,没有钱,怎么能粉刷呢?我觉得她说得很对。
过几天,我又去查看工程,看到工人在刷墙。我说:“不能刷呀,没有钱啊!”那位老太太又出现了,她说:“我家侄儿松年说,还是要刷一下比较好看。”
当时我只觉得羞辱、惭愧,我在这里创建幼儿园,你在那里跟我左一句你家松年说,右一句你家松年说;一下子不刷,一下子又要刷,那我算什么呢?但是这个事情又不能发作,想想算了,做了就好,即使是屈辱,既然来了,也要忍气吞声。
过了几天,我想筹设董事会,准备向政府申请幼儿园备案。这时大家七嘴八舌,说要请社会上的什么名人士绅来担任幼儿园董事,我一概都接受。到了会议这一天,来了十几个人,一位在宜兰高中教书的程郁尊先生负责记录。会议开始,我上台感谢大家出席,就说:“今天来的,都是我们的董事,但现在我们要选出一位董事长。”
当时我心里在想,我虽然年轻,没有学历、经历,但幼儿园是我倡议创办的,我应该是当然的董事长。但是有一个人忽然冒出来说:“董事长就请张振茂先生来担任。”
张先生是一位宜兰市公所退休的老人,我一听要请他担任董事长,马上想到,现在幼儿园急于要立案,以便赶在青年回来前开学,由他担任董事长,他能达成这个要求吗?但是既然有人提名他,我就说:“张先生,你已被选为董事长,请你上台主持会议。”
当张先生慢慢走上讲台,此时在台下记录的程先生忽然站起来,把笔往地上一掼,愤怒退席,边走,口中还骂了一些不好听的话。当时本省的人很多,大家也听不懂他的话。这时刚才提名张先生的郭居士问我:“他说什么呀?”我说:“他说不高兴参加。”又再追问:“为什么呢?”旁边的人就告诉他:“他不高兴由张先生担任董事长,认为应该让法师担任。”郭居士说:“法师任园长就好了!”
后来他们又经过一番讨论,这位郭居士只好自认错误,对张先生说:“你下台吧,董事长还是请法师担任。”然后对着我说,“法师,请你上台。”这一刻,从台下到台上,虽然只有几步路,但是我感觉比现在的海峡两岸还要遥远,实在没有面子,也没有勇气再回到讲台上。只是想到,如果我不上去,董事会没有开成,也就不能完成幼儿园的立案,那么势必延迟开学……
想到这里,我挣扎着告诉自己,只这几步路都不能忍吗?就是上刀山、下油锅,只要我走过去了,幼儿园的设立就能成功。于是我重新上台,主持会议,终于顺利成立董事会,同时也结束了这场闹剧。这件事之后,我觉得至少给自己增加了十年的修行。
第二,一九六五年的某天,我接到越南佛教会的通知,要我参加“世界佛教服务社会大会”。之后又接到“中国佛教会”的通知,要我到台北参加“会前会”。我随即买了夜间的火车票,第二天到达台北,直接就到“中国佛教会”开会。
到了会场,我找个位置坐定后,会议准时开始。理事长白圣法师看到我,第一句话就说:“你也想去吗?你去,我就不去。”
我一听,即刻就说:“这个团需要老法师领导,老法师要去,我可以不去。”
白圣法师马上说:“不去,那就请你退席吧!”
我愣了一下,但随即从座位上站了起来,然后从容、温和地退出会场。
当我走出会场,“立法委员”莫淡云女士从后面追了出来,问我:“你就这样回去吗?”
我回答说:“我不回去,做什么呢?”
于是我又买了一张车票,赶回高雄,已经是黄昏用晚餐的时候了。
其实这是一个很难忍受的场面,尤其我自许是个热血青年,有革新佛教的理想,在顽固的恶势力之前,我是不会低头的。但是因为当天有不少社会贤达与会,我不希望把佛教的“家丑”外扬,所以只有忍下来。我告诉自己:为了佛教,有什么不能忍的呢?
发生这些事情,每次事后我都感觉,自己的修行又增加了十年,甚至二十年。所以后来我说:一个人能忍受多少屈辱,就能有多少成就!我认为,假如要论苦行,要论修行,并不是禅净礼拜而已,应该在生活里实践六度万行,奉行度众的四摄法,学习四大菩萨的悲智愿行,那么我们才能在人间推行佛教,人间佛教的净土才能实现。
自此以后,我在推动人间佛教的生活中,一直警告自己,要“把人做好”,要“自觉行佛”。苦行只是自己的密行,不足以向人炫耀,应该从行为上改变自己。要让自己的行住坐卧、食衣住行、语默动静都有佛法。例如,给人欢喜、给人信心、你大我小、你有我无、学习吃亏、认错改过、明理感恩、尊重包容,乃至待人好、不计较、不比较、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等;能够让自己的身、口、意都能契合佛法,那才是修行。
常有人问我,你创建佛光山,以及全世界二百多个寺院道场,甚至西来大学、南华大学、佛光大学,以及美术馆、电视台、报纸等佛教事业,你一个人怎么能做这么多事业,钱是从哪里来的呢?
其实,我一生从来没有储钱的习惯,也没有拥有金钱。佛光山的信徒几乎没有人看到过我上街买东西,佛光山的信徒也没有人看我上他们家去喝茶、串门子,佛光山的信徒更没有人听到我向他们化缘。我自己一向奉行“以无为有”,从“无”里面创建一切。但是佛光山承受外面打击最严重的,大概就是说“星云大师很有钱”!实际上这句话应该是:“星云庸碌无能,没有奇异的本领。”但我自许有一个特长,是别人所不及的,那就是所有的金钱,我一概不要。
近二十年来,偶尔有信徒给我红包,我都叫侍者全部退还给他们。因为我又不买东西,私人也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常住有饭给我吃,有车给我坐,我还要储钱做什么呢?尤其在饮食上,我曾有过对面食的嗜好,但现在已经减退,也是可有可无了。我从小就在丛林里苦修、苦学,过惯了节衣缩食的生活,所以现在佛光山的两菜一汤,对我而言,已经是非常美好,非常满足了。
我一生没有学过建筑,但会建房子;我没有学过书法,但会写毛笔字;我没有学过文学,但会写文章;我没有受过骈文、韵文的写作训练,但会作词写歌;我不懂外文,但时常与国际人士接触往来。因此,承蒙有些人夸赞我很聪明。
所谓聪明,是从何而来的呢?如果我真的有一点聪明的话,我想都是从“为人服务”的苦行中修来的。
当初我创建佛光山,并没有建筑师,都是我与建筑工人蹲在地上,拿着树枝在地上比画,这里要多长,那里要多宽、多高,就这样一栋一栋建了起来。但是,佛光山尽管建了很多客房,经常还是不够给来山的信徒大众挂单。有时候大活动期间,有些法师如煮云法师等人上山,我都把自己的房间让给他们,自己睡在人走不到的阳台上。我就想到,朱元璋在当沙弥的时候,有一次皇觉寺的大门已关,他只有睡在外面。他说:“天为罗帐地为毡,日月星辰伴我眠;夜间不敢长伸足,恐怕踏破海底天。”
人生只要欢喜、自在,到处都是净土,哪里一定要什么床铺、座位呢?所以我从开山到现在,没有坐过有抽屉的办公桌,也没有使用过房间钥匙。我不重视物质享受,也不为自己储财;有了钱,都是用来弘法,用来结缘。佛光山出版社所出版的书籍,即使是我自己的著作,也是自己付钱买来送人。
佛光山的长老执事,偶尔会说:“师父,我们到滴水坊喝茶!”说好了是他们请客,但实际上都是我付钱。虽然他们也抢着要结账,不过我都说:“师父与徒弟在一起,没有徒弟付钱的道理。”
我自认自己是一个自律很高、用心很细的人。到现在我荷包里经常几个月一文不名。也知道没有金钱的苦处,可是早已养成的习惯,就是这种性格。不过事实上,因为我没有钱,因为我不要钱,所以才能“以无为有”,才能“不要而有”。因为如果有钱,人都有贪心,就会把钱存到银行里,就要积聚,就不能创建事业;因为我不要钱,不拥有钱,钱来了,我觉得都是十方信施的。我要把钱用了,才是钱的价值。
所以,我希望大家知道,修行不在着意于某一种法门,更重要的是,要能培养出一颗笃定踏实的向道之心,以及发起“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的菩提心。修行不是片面的个人解脱,而是全方位的弘法与利生;生活的苦行也不是一时的功课,而是一生的修持。能够懂得“苦行”的意义,那才是“行佛”的宗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