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所面对的这座城市，原名阿勒锦，清代称哈拉宾，至今仅有一百多年历史。而它的城市建筑、商业和贸易的兴盛，却与一个多世纪之前直至20世纪上半叶，大量俄籍犹太人、波兰人与白俄贵族的到来有着密切的关联。1896年，俄国获取了在中国修筑铁路的许可，哈尔滨逐渐成为东清铁路的中心。20世纪初，俄、英、日和捷克等国，在哈尔滨设立了总领事馆，德、法、意等国设立了领事馆，使得哈尔滨在后来的50年间，迅速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国际化大都市。由于多国移民的聚集，带来了文化的多样性。然而，在欧洲、俄罗斯与韩日等多种文明，与东北本土文化（黑龙江省本地的少数民族、关内的移民以及明清被贬斥流放的关内知识分子所共同创建的边地文化）的混合、交融与碰撞中；在一个世纪以后所收获的如此纷繁、杂糅、丰富的东北文化结晶与果实中，俄罗斯文化始终从中呈现出一条清晰而鲜明的脉络。为中国这个古老的母体，移植并输入了斯拉夫民族强壮的新鲜血液。俄罗斯文化对东北地区，其中主要是哈尔滨这个城市，从城市街道、建筑风格、市民的生活方式、家庭装饰、家具餐具、餐饮习惯一直到艺术审美情趣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极其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我们也许可以认为，哈尔滨是一个有着鲜明异国血统的文化混血儿。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够清楚地辨认岁月与时间，在这座城市的许多角落所留下的俄罗斯文明烙刻的印痕。

90年代初苏联解体以后，中俄边贸进一步发展。在21世纪全球化的背景下，中俄历史上文化交流进入了最为频繁、热烈、广泛的时期。在哈尔滨与东北其他许多城市街头，随处可见的俄国商人，为我国带来了大量商机，带来了对于信息时代高科技文明的渴望，也带来了俄国商人的诚信与粗放。近年来的中俄文化交流，更多的是借助商贸之舟，例如服装、电器、音像制品，并以中国对俄国输出的形式得以流通。

1993年我曾访问俄罗斯，我对莫斯科城的第一印象，竟然觉得如此熟悉，似曾相识。可以说，莫斯科是一个面积被放大了多倍的哈尔滨，而且更为富丽堂皇、雍容华贵。或者说，我曾经十分迷恋与热爱的，具有浓郁的俄罗斯建筑风格的哈尔滨城，在我亲临莫斯科的时候，忽然觉得哈尔滨很像是莫斯科的复制品，甚至像印刷精良的盗版图书。

东正教大教堂拜占庭风格的大圆顶与拱形穹顶，市区各种公共建筑物米黄色的墙体，建筑物外墙上的浮雕装饰，郊外别墅赭红色或深绿色的铁皮斜屋顶，阿尔巴特街的花岗石路……以至于我回到哈尔滨以后，常常发生幻觉，走在哈尔滨南岗与道里的某些街区，我不知自己身在何处，好像是莫斯科城被整体或局部地搬迁过来了。

城市建筑是哈尔滨这个混血儿的外形。历经百年风雨，我们仍能欣赏到文艺复兴时期、新艺术运动、浪漫主义、折中主义风格，巴洛克艺术、古典主义复兴时期的各种代表作品的建筑实体。比如毁于“文革”的精美绝伦的尼古拉大教堂、圣母守护教堂和圣母安息教堂、具有巴洛克艺术风格的秋林公司、艾尔诺贝新艺术风格的莫斯科商场（现黑龙江省博物馆）及马迭尔饭店；极具俄罗斯建筑风格的标志性建筑如原苏联领事馆、典型的俄罗斯式木结构建筑群的松花江江上俱乐部，等等。在曾是远东地区最大的索非亚大教堂，20世纪90年代被命名为哈尔滨建筑艺术博物馆里，我们能完整地阅读到哈尔滨城市建设，百年兴盛的历史图片。

俄罗斯的建筑艺术文化，在时间的流逝中，将哈尔滨这个混血城市的体魄、肤色、五官与习性，逐一加以修正，并潜移默化地改变了哈尔滨市民的居住与生活方式，直到80年代，走进哈尔滨市民的家庭，仍能看到被粉刷成各种颜色的墙壁，并在墙壁与天花板的连结处，刷有图案优雅的装饰腰线。这种从二三十年代延续下来的房屋内装饰，在当时完全缺乏房屋装修概念的中国，无论在中原与江南，都是鲜见的。哈尔滨市民有较多家庭使用镶有铜柱的欧式古典席梦思床，在90年代之前一直流行腿柱粗大、结实笨重的俄式家具，颜色以黑色与深咖啡色为主，配有酒柜与衣帽架，而餐桌通常是长方形与椭圆形的。由于寒冷的气候与漫长的冬季，俄式的门斗、牛皮铜钉的厚重包门，也被哈尔滨人以各种方式接受、仿制或略加改造。较为富有或略有知识的家庭，以十字绣或白色钩线的窗帘作为装饰，室内的陈设与摆件，也几乎与俄国侨民之家大同小异。90年代中俄通商以后，哈尔滨很多普通市民家庭，都拥有俄罗斯的铜质茶炊、木质彩绘套娃等俄罗斯工艺品。而那些具有俄罗斯古典风格或近代巡回画派的油画作品，也较多地被哈尔滨人喜爱并作为教科书学习临摹。

这个混血儿生长在多语种的环境，逐渐开始使用两种或多种语言。但仍以俄语的覆盖面为最大、普及力度最强。我1969年从杭州到北大荒上山下乡，在佳木斯附近的鹤立火车站下火车，最早接触的一个外来语词就是“热特”。是“热特”把我们南方知青从颠簸的公路上拉回连队去的。“热特”是胶轮拖拉机的俄语发音，被直接引用过来。后来，逐渐知道了还有“喂德罗”（铁皮桶）、“布拉吉”（连衣裙）、列巴（大面包）等俄语词汇，都被东北人熟练运用在日常生活之中。哈尔滨的大学至今拥有全国师资力量最强的俄语专业。俄国侨民的俄文出版物已成为哈尔滨出版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从40年代开始，苏联歌曲开始在中国悄悄流行，到50年代达到顶峰。1977年我到哈尔滨上学读书，了解到哈尔滨是一座热爱音乐的城市，但不知道是否与苏俄文化的影响有关。然而俄国音乐与苏联歌曲却是被哈尔滨人熟知的，50年代出生的整整一代人，在至今记忆犹新的“老歌”中，其中苏联歌曲占去了很大一部分。凡在哈尔滨出生长大的人，许多人都能用俄汉两种语言演唱。1993年我去俄罗斯访问，在与俄国作家的交谈联欢中，同去的几位东北作家大唱苏联歌曲，使俄国作家大为惊讶与兴奋。他们说其中那些50年代的流行歌曲，连他们自己都已经不会唱了。50年代中苏关系蜜月期内，中国城市的许多中学都设有俄语班，我亦有幸学过3年俄语，虽然多年不用，但至今有许多单词仍朗朗上口。

至于这位混血儿的口味呢？自然是俄汉兼收并蓄的。哈尔滨的饮食文化，受白俄的影响甚深。金碧辉煌的华梅西餐厅仍是哈尔滨俄式大餐的招牌餐馆，近年来更有“波特曼”等后起之秀，将俄式美餐继续发扬光大。中央大街上的一些不引人注意的街角，留存着正宗的俄式咖啡屋与冰激凌店，装饰与口味都是别具风情的。我刚到这座城市的时候，曾对哈尔滨人在春夏的星期天，背着啤酒红肠面包酸黄瓜，到太阳岛晒太阳、在树林里跳舞唱歌的场景大为吃惊。后来渐渐知道，此类非中国式的休闲娱乐，亦与俄国人喜爱的度假方式有关。啤酒红肠面包，如今已成为哈尔滨人日常饮食习惯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在一个家庭的餐桌上，有一盘切成薄片的红肠，偶尔还有一碟黄油或是鱼子酱，然后，一边是稀饭与咸菜——它们被混淆在一起，在同一时间内，被人津津有味地交替享用。哈尔滨人十分善于将这两类完全不同的食物混合食用，将中餐与西餐巧妙地合二而一。尽管如此，当我在哈尔滨生活过数年，并吃下了无数哈尔滨的俄式红肠之后，我不得不公正地评价说：在中国，我走过那么多地方，也算尝试过不少美食，但哈尔滨肉联厂生产的正宗红肠，确实是国内目前自产的西式火腿冷食中，最最好吃的一种。

我们将谈到这位混血儿的着装风格。大家知道旗袍来自于“旗人”即满族的服装，但随着满族入关、300年后清朝皇室最终退位之后，作为旗袍发源地的东北，尤其是哈尔滨，旗袍已逐渐退出日常生活，成为某些社交和吉庆场合女士们的礼服。从20年代起，中间隔过了中苏交恶的六、七十年代，跳到80年代之后直至21世纪，市民的着装风格与审美趣味，越来越巧妙地吸收了俄式服饰的某些特点。从男士的呢子大衣、船形毛皮帽及高腰靴子、男式小立领的衬衫，到夏季女士五彩缤纷的连衣裙和秋冬的大围脖与大披肩，包括头巾的系法与前额盘卷的发型，在许多细微之处，都能见到俄罗斯服饰文化的悄然渗透。在某个大雪纷飞的冬天，走在黄昏的街头，从积雪被清扫干净的台阶上，走来一位戴着俄式宽檐礼帽的中年男子，他黑色的呢子大衣上飘落着白色的雪片，鼻子被冻得通红，身上微微散发着酒气。或者在夏季，一扇绿色的木栅栏门鲜花盛开，樱桃树上熟透的果子落在草地上，院子里的晾衣绳上挂满了白色的被单床单，在风中轻轻飘舞……此情此景，你会怀疑自己走进了俄罗斯小说中的某个场景。

但我却无法准确地表述俄罗斯文学对哈尔滨这个城市的影响。因为相比以上所述的那些有形的工业商业与建筑业等物质因素，文学的作用却是无形甚至虚无的。中国从上世纪二、四十年代开始大量翻译出版俄罗斯以及前苏联的文学作品，以及大量优秀的经典电影作品。我本人就是读着苏俄文学长大的。在我整个少年青年的成长时期，几乎读遍了俄罗斯和前苏联最有影响的小说、戏剧与散文。我们熟知前苏联以及俄国最优秀的作家与作品，这些作家与作品，滋养了整整两代中国人。从列夫·托尔斯泰、普希金、果戈理、契诃夫一直到肖洛霍夫，他们所提供的思想与艺术养料，曾经那样强烈地唤起过我的**与良知。我相信哈尔滨的读者也同样如此。哈尔滨曾是一个热爱诗歌的城市，战后以及和平建设时期，哈尔滨也曾产生过许多宏大叙事的文学作品，这也许是东北文学始终是中国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原因之一。我只是希望在此提醒诸位，作为西方现代主义的重要鼻祖之一的陀斯妥耶夫斯基，他的作品中复杂的人性深度，对苍凉人世的恐惧以及对人的心理解析，是在80年代以后才逐渐受到中国读者重视的。然后是艾赫玛托夫、斯茨维塔耶娃、索尔仁尼琴等现当代文学巨匠的伟大作品，在类似的社会体制和文化背景下，有如茫茫大海中微弱而温暖的灯塔，引领着我们在黑暗中寻找光明之岸与灵魂的栖息地。

我已经谈到了，俄罗斯文化在历史上对东北以及哈尔滨人的日常生活与文化形态所产生的种种影响。但我最后想表达一点粗浅的个人看法：无论东北文化中具有怎样浓烈的俄罗斯情结，无论啤酒、烈性酒和面包等表象事物给予我们多少文化的假象，东北人依然是中国本土的产物，其貌似混血儿，而在骨子里依然以农耕文明与儒家文化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当俄罗斯文学丰厚的乳汁注入这片黑土地的时候，黑土地并不会轻易改变它的颜色。宗教作为一道精神的分界，划开了民族间根本的文化差异。哈尔滨随处可见的东正教、基督教教堂，以及大量的基督教徒所信奉的基督教文化，从来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过东北移民族群的性格特征与文化属性。俄罗斯情结更多的仅仅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上，那是物质的、感性的，几乎从未真正进入过思想与精神领域。乐天知命、安于现状的东北人，几乎与斯拉夫民族的忧郁、感伤、孤独的精神气质和苦难意识毫无共同之处。很难想象在哈尔滨的车站上，会像莫斯科地铁里那样，有很多人利用上下班时间在阅读文学书籍；很难想象在哈尔滨会有人饿着肚子去听音乐会；很难想象会有哈尔滨人好意思拿着一枝玫瑰花去送给自己心爱的人。这是一个信奉实用主义的国度，是一个历史悠久得几近衰老的国度。当年轻而雄心勃勃的彼得大帝，下决心在暴风雪肆虐、寒冷的芬兰湾附近洪水泛滥的沼泽地边上，建立起新的帝国之都，为俄罗斯开拓未来的出海口时，斯拉夫民族已经证明了自己梦想的能力。今天的俄罗斯，正在追求民主自由以及物质文明的道路上，艰难而勇敢地前进。因此，今天的中国人、东北人、哈尔滨人，仍需要谦虚地向俄罗斯学习，去发现那些隐藏在俄罗斯音乐、绘画与文学中，为我们所忽视、所不屑的对于真诚、崇高、神圣、**的渴求，那是比俄罗斯银狐领大衣、矿产森林和其他物品都更珍贵的精神资源。

（2003年8月，在哈尔滨“中俄文化：凝视与对话”主题论坛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