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的大街上，或节日的公园里，人头攒动，人山人海。他们的衣着万紫千红，化妆品色香各异，脸模样千差万别，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一律的聪明，一个个全是智慧的脑瓜儿。如若不信，你随便拽出一个来问问，他要么是经理，要么是科长，最不济也有大专以上的文凭。这样的一些人走在大街上，就让这世界潇洒了许多，也精彩了许多，当然也可怕了许多。

比方你进城吧，他要拿水管子冲一下你的车，尔后收你十五元；你进饭馆吃顿饭，她跟你挤眉弄眼儿，上一些假烟假酒或不干净的东西糊弄你，尔后再把你嘲笑，任你玩潇洒，吃了一顿伪劣假；你去买邮票吧，他要么在那里数钱，要么弄一些票据翻来翻去；他就是让你等一会儿，你急，他比你还急，不等你不耐烦的他就要发火。

聪明人多了，聪明的职业也多了。我的一位朋友曾在一个档次稍高点的酒家做过一次调查，一桌十个人中，有两位经理，一个厂长，一个总编（当然是有内部准印号的报纸的总编），一个记者（据说还能搞书号，并出过一本报告文学集），一个搞广告策划的，一个为某电视剧拉赞助的，一个筹划着办贵族学校的，两个司机，全是些上层建筑或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人，没有一个是搞粮棉油生产的。这也许没什么代表性，你可以说正好就有那么一桌子聪明人让你碰上了。但你若遇见个描眉画眼儿的小妮子，她说不定就演过什么电视剧或傍过大款也是事实。还是这位朋友，他于前年文人下海的热潮中企图筹划着办个公司，结果几个月跑下来，公司没办成，还落了一屁股债，他最大的体会就是，谁都能当顾问，谁都能搞策划，可就找不着一个具体办事儿的，如今你要找一个傻瓜比找一个天才还要难。

问题来了：如今还有傻瓜吗？如果有，都跑到哪里去了呢？

我大略地调查了一下，傻瓜仍在那灰尘飞扬的田野里，傻瓜在那隆隆响的车间里，火车站的广场上有一些，煤矿的井下全都是。傻瓜很少在大街上走来走去，更不敢把那灯红酒绿的社交场合来光顾。

稍微地分析一下吧，那些仍然闷着头直接从事粮棉油或工业品生产，以及一切仍靠工资生活的，差不多都是傻瓜了。

我所说的傻瓜当然不是指因生理上的原因造成的弱智或低能儿，而主要是从德行上讲的，类似过去常提的那种革命的老黄牛、革命的傻子。他们都是些安心本职、老实本分的人，是勤俭持家、增产节约的模范，表情永远是想为你干点什么，走路低着头，看地上有螺丝钉或废铁丝没有。现在的聪明人甭说拾螺丝钉了，就是地上有一角以下的小钢镚儿，他能弯下那个高贵的腰屈尊去拣吗？

于某次小会上，我提到粮食是傻瓜种的，大楼是傻瓜盖的，一个傻瓜生产出一斤粮食来，九个聪明人在那里算计他，围绕着这斤粮食策划如何大赚其钱，诸如往里头掺多少沙子为宜或如何哄抬粮价等。对党和政府的政策也如此，看过一幅漫画：楼上一个诸葛亮制定政策，楼下三个诸葛亮在那里研究对策，就觉得挺形象、挺真实。有同志不同意我这个说法，他说笼统地歌颂革命的傻子已不合时宜，如今的企业有不少是私营企业，即使国有企业也大都承包了，你若给他当傻子，千方百计地为他增产节约，可他看着你忠厚老实反过头来给你低工资或整治你怎么办？他恰恰又是个偷税漏税的不法户或贪污犯呢？这就复杂了，所以我说如今你想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说明白都很难了，原因还是因为太聪明。但有一个道理很简单：任何单位都不会招些人去专门算计他，让他既不节支又不增产，怎么垮台怎么干的。

交朋友也是如此。太聪明的人没什么长久的朋友，他理论太多，你无法跟他交流。比方他将你的大褂儿剥去了，你跟他要，他能找出一千条理由不还你。你要得急了，他说你卖国，就如鲁迅先生所写的：现在东北四省失掉了，你漫不管，只嚷你自己的大衫，你这利己主义者，你这猪猡！

今年夏天，聪明人又出新花招：办学。所谓去年办报，今年办学，都是钱来得快、来得容易的买卖。某地一个所谓的人才服务中心与外地某机电学院的一帮骗子相勾结，抓着高考落榜青年急于上大学的心理，以毕业之后颁发国家承认的大专文凭并分配工作为名，从我省招去了几十个农村青年，结果到那里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所谓大专文凭是要你参加当年的全国自学考试，合格了再发文凭。让人家参加自学考试，何必千里迢迢跑到你这里上学？可怜那些家长，省吃俭用攒的三四千块钱就让这帮骗子轻而易举地拿走了，让你无处告无处讨。一上当青年的家长找到我，痛哭流涕而又百思不解，如今是怎么了？教书育人的地方也骗钱？

我也这么想，是呀，如今怎么了？有傻子瓜籽、傻瓜相机，就没有傻瓜学校？想到这里，真想到大街上喊一声：傻瓜你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