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金犯错误的那一段,其它单位也出现了几起类似的事件。犯错误有时跟患流行感冒差不多,容易起连锁反应,忽地就是一拨儿。这玩意儿不太容易平均发生,有时好几个月出不了一起,有时赶上一拨儿就特别多。所谓人多无罪,蚤子多了不咬人,犯错误的多了,老金的错误不是多么突出和显眼了,他的心情与神情就轻松和舒展了些。老金心情一轻松,神情一舒展,就又像过去一样,肚子也挺,象棋也下,京剧也唱。
那些年政治生活紧张,物质生活贫乏,文化生活枯燥,可玩儿的东西还真是不多,空余时间也就下下象棋,打打扑克。这两样东西我都能玩儿两下,就是那时候学会的。我说过,我喜欢找水平不如我的人下象棋,找水平比我高的打扑克做对家,我若想玩儿象棋的时候就找老金。老金下象棋的历史比我长,但水平没我高,下十盘他未必赢两盘。输得多了,他没积极性了,那时我会故意输给他一盘。但他赢了的时候往往趾高气扬,又让人心里怪不平衡的。
那些不会玩儿这两样东西的,时间长了就觉得怪无聊,我办公室的人就说,也不出个犯错误的让咱处理一下乐呵乐呵,怪没意思的是不是?
没意思的时候,人们会开发各自的喜好。比方那段时间我们机关的些女同志们默默地兴起了拿白线勾衬领、勾窗帘以及勾桌布的热潮;男同志们兴起了用海螺做台灯用废胶片做灯罩,老同志们则兴起了做红茶菌和甩手操。我在那段时间里就迷上了写小说,我的第一篇小说《支农红医》就是那时发表的。写了一个支农的战士自学针灸给老乡们治病的故事,责编叫李什么来着,忘了。
老金神情好了些之后,恨上了那个给他写处分决定的人。有天晚上,老金借着吹捧我能将手写的字变成铅字的机会,大骂组织干事郑某人,他说我写的东西比郑某人强十倍,那家伙就会写个处分决定,还某某同志,男,现年多少岁,贫农出身、学生成分,身为政治干事,本应如何如何,却又如何如何呢,如何他妈那个×呀!我就笑了,我寻思也是这么个事儿不假,无论你多么有水平,一旦让人家在红头文件上用类似的格式提名道姓的来一通,那就会斯文扫地,尊严全无。可话又说回来,处分决定属公文之一种,有固定的格式,还就得那么写。他就说,我特别讨厌那个上报基地政治部、抄报司令部、后勤部,下发各连队党支部,你说恶心人吧?我寻思起这件事儿来就气得慌,有时正睡着觉,突然就让它气醒了,人活到这份儿上怪没意思的是不是?我为了安慰他,遂将郑某人也贬了一通儿,说他也不是什么好衙役,每次给首长写个讲话稿,不返个三遍两遍的工下不来,还感觉良好跟“又馋又懒”粘粘糊糊呢!老金一下坐起来,说是吗?你说细一点儿咱听听。
这年冬天,我们机关兴起了普及样板戏,我们政治部和司令部就联合演出《智取威虎山》中的《深山问苦》一场。老金在里面饰猎户老常,我在乐队拉二胡。老金是个热心人,他除了担当角色之外,还负责借服装。我们那个部队原是由国防科委改到海军的,黄军装有一些,但战士们在棉袄外边系的那个皮腰带没有(那时战士的外腰带都是棉线的,只有干部的腰带才是人造革的),老金即负责向干部们借。这天晚上演出完了,我去储藏室放乐器来着,发现郑某人正跟“又馋又懒”站在那里。我一进去,老郑有点尴尬地说,演完了?我嗯了一声即出来了。待准备睡觉的时候,我问老金,你借过老郑的腰带是吧?老金说是呀!怎么了?我说我刚才去储藏室放乐器的时候他让我告诉你将腰带还给他呢,他平时是将外腰带当内腰带的,要不明天就没的系。老金刚脱了衣服,听我这么一说,即背心裤头的披着棉大衣,弯着个腰,提着根腰带去了储藏室。我想象着他们见面时的情景就笑了。一会儿,老金冻得唏唏哈哈地回来了,一进屋即说让你坑了。我说看见什么好光景了?他如此这般地一说,就也大笑起来。一条腰带的故事让我们笑了半晚上,过了好长时间我寻思起这事儿来还会忍俊不禁,你觉得这小日子还不错,不时地就会有点小开心。
……如今的日子当然是好得多了,物质和文化生活也都丰富了,却又觉得少了些许乐趣,令人格外怀念起先前的集体生活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