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傍晚，日本友人财田静峰先生带我们游东京银座。

银座之与东京，犹如王府井之与北京，南京路之与上海，都是极端的锦绣繁华之地。我们从上野乘地铁至东京站，钻出地面，只觉数不尽的珠光宝气，纷至沓来，目不暇接。也许正是下班时候，街面上塞满了多如过江之鲫的轿车，两旁的人行道上，行人摩肩接踵。而矗立于斯的一幢幢摩天大厦，这时也华灯初上，尽放异彩，放眼望去，仿佛置身在一座金碧辉煌的玻璃城中。

我们走到一个十字路口，路口的四角，各有一座气宇轩昂的大楼，一座是东芝大厦，一座是索尼大厦，一座是朝日新闻大厦，还有一座，则是高悬着巨大灯箱广告的名叫“不二家”的酒楼。

我们站在东芝大厦的门口，仰望斜对面的朝日新闻的墨色玻璃大厦，不免心生诧异。索尼、东芝、日产、柯达这样一些闻名世界的公司雄踞于此，一点也不觉得奇怪。这样一个纸醉金迷的地方，本来就是财阀们的风月宝地。可是，朝日新闻这么一个文化产业，一家报社，能在这里争一席之地，倒叫我惊讶莫名。在中国，走遍各个城市，最漂亮的大楼，都是金融大厦、电力大厦、或者是国际商城什么的。没有哪一家报社能在所属城市的繁华中心树起一座高楼。《人民日报》不在王府井，《文汇报》不在南京路，《深圳特区报》虽然在深圳的主要街道上，但比起左邻右舍那些金融和贸易机构的大厦来，不知道又寒碜了多少。

谈到这个问题，财田静峰先生告诉我，日本每年的纸张消费量，一直居世界第一。单单这个数据，就能理解朝日新闻为什么能雄踞于此了。日本人喜爱读书，看报，这几天我已感受得到。在东京的每一个地铁站，都有好多家书店，在每个大的商城里，也都有装璜极为考究的书刊专卖店，就是一些僻巷偏街的杂货铺，也都有数十种报纸杂志可卖。而且，逛书店的人，看起来比逛超级市场的人还要多。日本的文化消费的市场是庞大的。这决定了日本文化产业的发达。我曾看过《朝日新闻》，四开的大报，一天出四十版。乘坐地铁的人们，喜欢买一份报纸消遣。下车了，就把报纸留在车上或扔到垃圾箱里，大概没有什么人有时间读完四十版的。不过这不要紧，对于报社来讲，只要他花钱买走了这四十版一份的报纸就够了。

在银座的大街上，我们走得很远，财田静峰先生颇有主人的自豪感，他想让我们走得更远一点，看得更多一些。

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银座的魅力也愈加强烈。在漫无目的闲逛中，我的同行者刘湛秋显得非常兴奋。他说，他到过世界上很多城市，纽约、芝加哥、巴黎、悉尼、新加坡、曼谷，都没有东京银座这样的气派与繁华，这里的确展现了世界物质文明的高度。

然而，这个高度是怎么形成的呢？我以为，这应追溯到自1868年开始的日本明治维新运动。这一运动使日本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领域开始了近世纪的变革。这场变革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从而使日本成为东方近代史上唯一一个没有沦为殖民地的国家。在这场变革中，日本政府提出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政策，在这里，我想着重说一说“殖产兴业”政策。

富国强兵之路，首先要完成的是工业的现化代。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的民间产业资本十分薄弱。几乎都是一些手工作坊，类似于今日中国的“个体户”。但明治政府的首脑们清醒地认识到，要发展日本工业，首先就应该发展民营企业。于是，政府制订了许多扶植和推动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尽最大的可能向民营企业贷款，让其扩大产业投资，进行规模化经营。同时，还动用国家财力，引进世界先进国家的技术和设备，投资兴办了300多个示范工厂，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摸索和创造提供经验。由于明治政府推行现代化产业革命的切入点选择准确，以致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获得巨大的成功，在19世纪下半叶，日本就成为东方的唯一的资本主义国家。

如今，140年过去了，当年日本政府大力扶植的那些幼小的民营企业，其中的姣姣者，莫不都变成了世界极的经济强人。正是它们的巨额财富，支撑起日本民族的尊严以及在世界舞台上的那种令人难以忍受的优越感。

漫步银座街头，我想起日本著名画家东山魁夷的哀叹：“东京这种大都市真是瞬息万变啊！”不是久住东京的人,是难以观察到这种瞬息万变的。但我主观地认为，它总还是存在着一些不变的东西。像在日本早期资本主义发展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三井、三菱、住友等大财阀，如今仍能在银座找到它们的身影。它们虽然都年过百岁，却并不老态龙钟，强壮得仍像一匹在荒原上奔跑的狮子。

它们历久不衰的生命力是如何获得的呢？我想，这应该从日本的文化中寻找内因。

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一个“仁”字，而日本文化的核心则是一个“忠”字。“仁”有客观的道德标准。不仁不义的事，虽父母，上司叫你去做，也决不会做。“忠”则不同，它只讲服从，不讲评判。再不仁不义的事，只要上司说了，就是赴汤蹈火，也必须完成。

若非在哲学上有过十年寒窗的研讨或者饱受人间的创痛而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一般的人，对于“仁”字的理解总是模糊的。因此，实施起来困难太多，用现在话讲，就是操作性差。孔子说“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是典型的“仁”。但正是这个“仁”，导致了中国历次的农民起义。诉诸武力，要解决的就是一个“不均”的问题。穷在一起，相安无事。有穷有富，社会就不安定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取得成功，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其共产主义思想吻合了孔子的“仁”思想，要富一起富，要穷一起穷。须知人类社会中，绝对的平均思想是不可能的。比如说，一个单位只能有一个一把手，人人都想当这个一把手，这个单位肯定就乱套了。社会财富如果平均分配，就人人都没有创业的动力。财富的大部分集中在某些人手上就像权力集中在某些人手中一样，这种“集合”效应的产生，既是一种管理，也是一种优化的过程。

所以，从国家治理来看，“仁”的思想适合一种福利制度的建立，却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与创造。

“忠”的思想在孔子那里也是有章可循的：“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我们曾批判，这是一种愚忠。其实，忠和愚是不可分的。忠者若不愚，忠起来就会很难受。我们常常说到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其实，那是最典型的愚忠。

日本的企业界，也是渗透了这种武士道精神的。日本的一个企业，实际上就是一个家庭。企业的领导实施的也是家族式的管理。说到这个问题，我们或可再将中日两国的家族财产继承制再来一个比较。中国的家族财产，是由几个儿子平均分配继承的。一位父亲奋斗了一辈子，成了一位富豪，死前把财产平均分配给每一位儿子。结果，一位富豪换回了几户殷实人家。再奋斗，再分配。如此循环，导致中国的富豪都只能风光一阵子而不能产生更大的富豪。日本则不同，它的家族财产只由长子继承，弟弟一成年，就必须离开家，独自出外谋生。这样导致了日本家族的血缘关系淡薄。这种财产承袭制有两个好处，一是上辈创造的财富没有分流，永远处在一个积敛和发展的过程，有利于大财团的建立与发展；二是使每一个日本人特别是日本家庭的弟弟们都有着强烈的创业精神。这些弟弟们离开故土和亲人，投身到新的地方，新的经济实体中，凭借着从祖辈中袭下来的那一个“忠”字，开始新的创业的历程。所以，日本的人口永远在流动，精英阶层永远都能得到补充。明治维新以后，许多日本家庭的弟弟们都纷纷背井离乡，离开土地的束缚，进入到蓬勃发展的实业界。他们离开了血缘的家族，然而又参与或组建经济的家族。弟弟们在血缘关系的家族不能获得财富，却能在经济关系的家族中实现抱负，甚至能超过哥哥所继承的家产。这种为满足成功欲而产生的奋斗精神，是日本企业发展的长久的驱动力。

由于家族的内涵在经济领域中的重视和扩张，导致日本企业的凝聚力的大幅增长。我想除了政府的支持外，这也是日本企业得以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到现在，日本人还经常以“我家”来称自己的公司。可见，他们对自己的公司效忠之深。

在银座，我们漫无目的地逛了两个多小时，我们穿越一座又一座高楼，等于穿越了一个又一个家族。领导这些家族的酋长们，像蜘蛛织网一样，始终充满信心的，锲而不舍地编织着他们的未来之梦。他们有一种大师具有的才智，怀着不可遏止的**，化腐朽为神奇，凝聚所有的日本的智慧，将其转化为巨大的财富。

银座街头，也有不少的艺术馆，我进去过两三家，但并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象。因为，世界级的经济艺术大师们的不朽之作，在银座随处可见。虽然，这些大师们并没有留给我们一个令人尊敬的道德化形象，但是，不得不承认，他们开创了一个伟大的经济时代。

1996年9月5日于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