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去康涅狄格州旅游，特意去耶鲁大学参观。耶鲁大学主图书馆String Library是主校园的中心建筑，看上去像一座哥特复兴式的教堂。

其实相比于宏伟的图书馆，我对图书馆右侧的“女人桌（Women’s table）”更有兴趣。

“女人桌”，不是女人坐的桌子，其实是一个喷泉。

蛋形的桌面，从内向外旋转刻着一串数字。数字的旁边标注着年份，这是耶鲁大学自建校以来，每年录取的女生数目。

而雕塑的设计者，是一位名叫林璎的美籍华人。

林璎在耶鲁大学获得了艺术系学士、建筑系硕士学位，她大三时的越战纪念碑设计，打败一千多位竞争者而被采用，成为业内传奇。1989年，耶鲁大学本科招收女生20周年纪念之际，她应母校校长之请，设计了这个喷泉。

其实，林璎在国外早已是声名赫赫的艺术家和建筑师。她曾被美国《生活》杂志评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一百位美国人”与“五十位美国未来的领袖”。2002年她还被选为耶鲁大学的校董。但在国内，大约知道这个名字的人寥寥无几。

那么，我告诉你林璎姑姑的名字，大约你会和我当初一样，发出一声感叹，然后说一句“原来如此”。

是的，林璎就是林徽因的侄女。而1927年的夏天，林徽因也曾在耶鲁大学学习。

那时候，我不得不对“家学渊源”这几个字感触更深。

林徽因的祖父林孝恂是进士出身、前清翰林，历官浙江金华、孝丰等地。

父亲林长民，是民国初年著名的倡言宪政、推进民主的新派人士。他少年时受业于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林纾。后来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曾任参议院秘书长、北京政府国务院参事、段祺瑞内阁司法总长等要职。

林徽因还有一位堂叔，就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林觉民，也是《与妻书》的作者。

她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注重教育的家庭里。五岁的时候由家中姑母授课启蒙，八岁在上海虹口爱国小学上学，十二岁时在北京培华女子中学学习，十六岁开始随父亲林长民赴欧洲游历。从伦敦到巴黎，从日内瓦到罗马，从法兰克福到柏林、到布鲁塞尔，到处都留下了这位东方丽人的脚印。

也是在伦敦，她受到了女建筑师房东的影响，而立志学习建筑，从此结下一生之缘。

二十岁的时候，她和梁思成一起赴美留学，在宾夕法尼亚美术学院毕业后，又在耶鲁大学学习了半年的舞台美术设计。

就算放到今日，大约像她这样学贯中西、真正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也是寥若晨星。美丽的外貌、渊博的学识、广博的见识，让她注定是个叫人神摇目夺的女子。

她的父亲说：“论中西文学及品貌，当世女子舍其女莫属。”“做一个有天才的女儿的父亲，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伦的辈分，先求做到友谊的了解。”

话里话外，隐藏不住自豪。有这样一个女儿，怎么能不自豪呢？

如今说起林徽因来，大都对她感情经历的津津乐道。是的，男人缘好的女子见得多了，但好成她这样的，并不多见。不仅爱慕者都是在各自领域内卓绝不凡、超群绝伦的男子，而且这种爱慕，还不是一朝一夕的，而是倾生相恋的。她若不是女神，还有谁担得起这两个字？

其实，单论家世，张爱玲的出身比她更显赫；单论相貌，胡蝶、阮玲玉艳冠一方；单论婚姻，杨绛和钱锺书那种一见钟情、从一而终、白首到老更为纯厚；论文学成就，更是有数不清的女作家胜过她。

但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像她一样，能将世间女子所有的向往都集于一身，将一个人活成一个时代的传奇。

爱的时候便去爱，却又不为爱情冲昏头脑；做事业的时候，倾其所有努力做，又保守自己的人格和信仰。她的一生都在努力活到极致，她有着旺盛的精力，时时刻刻在丰满着自己。

但如果你以为有什么人生完美，那么你错了。人世间，从未有过所谓的完美。只不过是，她努力完美自己的人生，知道在怎样的时刻该做怎样的选择。

1904年林徽因出生在杭州，名从《诗经》中“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而来。后来为避免和同一时代一位同名男作家混淆，便改名为林徽因。

两岁时，父亲赴日本留学，她和母亲随着祖父母一起生活。

林徽因的母亲是个裹足守旧的旧式女子，是林长民的二夫人。她没有受过教育，不懂得琴棋书画，性格又不好，也不是个精明能干、能操持家务的女子。她所生的几个孩子，只有林徽因一个活了下来。

林徽因曾说：“我自己的母亲碰巧是个极其无能又爱管闲事的女人，而且她还是天下最没有耐性的人。”所以，她的母亲没有得到丈夫的欢心，也不受公婆喜欢。

三夫人程桂林进门后，接连生了几个男孩子，因此尽得了丈夫的宠爱。林徽因的母亲就带着满腔的怨怼，寂寞地活在大宅后面狭小阴暗的小院子里。

有的女孩子天生敏感，知道如何在这样难免摩擦和倾轧的大家族中求生存、博喜爱。林徽因似乎天生就有这种能力。因为长得漂亮，人又聪慧，在家中极得长辈欢心，在众多子女中出类拔萃。

她的受宠爱和母亲的被冷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也夹在其中，饱受煎熬。

大约从小就明白自己的处境，所以才越发地努力。也明白怎样才是最好的选择，在怎样的选择下该做怎样的事情。你可以说这是小女子的心计，我更相信是一种情商。

可以说，1920年随父亲出国的机会，是她长期默默地努力得来的。这一次的欧洲之旅，大约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了。

我们常说眼界决定境界，如果说从前的她还只是一个寻常大户人家受过新式教育的女孩子，那么这一次的步出国门，真正将她的眼界打开。这次旅行不仅让她找到自己毕生为之奋斗的兴趣和理想，也让她找到了她自己。她曾经这样向记者描述欧洲的生活：“在中国一个女孩子的价值至多只在于作为她的家庭的象征，在这里有一种我所景仰的民主精神。”

这一年里，她结识了众多文化名流，威尔斯、哈代、曼斯菲尔德、福斯特。也是在这一年，徐志摩走进了她的生命，也引导她走向文学殿堂。

伦敦总也吹不散的大雾，花季时总也下不完的雨中，纠缠着人世羼杂解不开的纠纷，那样一个人翩然而至。

他大约符合少女关于爱情的一切幻想：英俊潇洒、浪漫多情。一句话、一首诗，都能点燃伦敦水雾浸湿的心灵，也能将灰蒙蒙的岁月装点得只剩玫瑰的颜色。

然而，他是有妻的。母亲从前的经历已然在她的心底烙下烙印，她要走出庶出的身份，她不要自己成为另一个母亲的悲剧。

其实从始至终，梁、林的后人都只是承认徐志摩追求过林徽因，而极力否认她爱过他。有人说，但凡能用理性思考的都不是爱情。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们是对的。

其实，爱没爱过都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知道，那不是她该爱的人。年长八岁已婚男士的追求，“我懂得，但我怎能应和”。

我们往往可以轻松地选择一个爱情，只要好好去爱就好了。

但是婚姻不同。一种婚姻，是一种生活。它有着爱情之外的更多的东西，或者琐碎，或者沉重，它是需要用“责任”两个字贯穿始终的。

而热情会冷却，单纯有时候会变成不可理喻的偏执，诗意的信仰也不能抵挡人世的仓皇。

所以，梁思成最终走进了她的心里，是她生命里的Mr. Right。

1921年，林徽因和父亲提前归国，意欲冷却徐志摩的热情，然而却是以另一种方式加速了另一个女人的悲剧。

在长辈的眼中，林徽因和梁思成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梁启超和林长民是志同道合的老友，也是同事，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算得上青梅竹马。

长辈虽然有意撮合，但仍旧开明，并没有简单粗暴地包办婚姻，而是给他们创造相爱的机会。

林长民和林徽因回国后不久，梁思成和林徽因便确定了恋爱关系。等到徐志摩也离婚回到了国内，而伊人已然是旁人的恋人了。

他是梁启超弟子，遂频频造访梁启超任馆长的松坡图书馆的快雪堂，却不断打扰了在此约会的林徽因与梁思成。梁思成不好当面说，只得在门口贴上“Lovers want to be left alone（情人不愿受干扰）”的字条。徐志摩只好怅然而去。

1924年，泰戈尔访华，徐志摩、林徽因负责接待和翻译。频繁的相处，他以为他的机会又来了。但他的再次表白，甚至请求泰戈尔出面求情，她仍旧没有给他回应。

和徐志摩相比，梁思成更沉稳持重。同样都是才华横溢的有志青年，梁思成虽然没那样浪漫多情，甚至寡言，但多才多艺，幽默风趣。他有一种“历经艰难困苦而长怀赤子之心”的传统知识分子的品格。或许理科男有些许不懂风情，但那种精神的力量仍旧动人。

林徽因是个性格刚烈的女子，她的好友李健吾这样描述她：“林徽因的聪明和高傲隔绝了她和一般人的距离……绝顶聪明，又是一副赤热的心肠，口快，性子直，好强，几乎妇女全把她当作仇敌。”

自古文人相轻，又加上东方女子特有的百转千肠，这样心直口快的林徽因，一生中的挚交女友是个美国人，叫费慰梅。

她的女儿梁再冰也说过，幸好她逝去于风暴前夕，不然，她那样的性格，不知道怎么熬过去。

她曾指着主张拆迁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斥责：“你们拆去的是有着八百年历史的真古董……将来，你们迟早会后悔，那个时候你们要盖的就是假古董！”当时是1953年，她已经病入膏肓，几乎快要说不出话了。

可再怎么要强的女人，也都需要一个宽厚的胸怀去包容偶尔的小女人气。所以她不会选择让结发妻子打胎离婚的徐志摩。而梁思成吸引她的，大约就是男人的责任感。

有人说，选择太多的痛苦，也是一种幸福的痛。相比爱一个人，女人大都无法拒绝被一个人爱的感觉。当不止一份的爱情摆在眼前，怎么选择，怎样将这种异性间的关系拿捏得恰到好处，不仅需要智慧，还需要修养。

所以当她告诉梁思成她因为爱上另一个人而烦恼时，他思考了很久，把自己、金岳霖、林徽因三个人反复放在天平上衡量，最终让她自己做出选择。

其实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金岳霖曾长期与一位名叫Taylor的美国女友保持着同居关系，之所以不结婚，是因为两人都信奉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试婚”制。对金岳霖的婚姻观念，她是很了解的。1936年，她写信给费慰梅说过，他“连婚姻都不相信”。

金岳霖是著名的哲学家、逻辑学家。哲学家的感情世界，是天使的禁猎区，旁人无从涉足、无可指摘。也许爱上的是“他爱上的她”，而并非“她”。所以，那投掷在心湖的涟漪最终一圈一圈地散去，她的心仍旧留在家里和丈夫、孩子在一起。

虽然此后十余年，从北京到昆明，从昆明回北京，金岳霖始终如逐林而居。但他们终生为友，没有再起波澜。林徽因的孩子尊称金岳霖为金爸爸。

放下了，就是放下了。

大约因为倾慕者是如此优秀，这样的抉择就显得尤为困难。

其实，按捺下躁动的心，就会想明白，什么是一时的冲动，什么才是细水长流，是最适合自己的人生。她虽有一时的痛苦迷惘，然而又有着清醒的头脑、不能动摇的理智和坚定的为人处世的准则，因此也能尽快从感情的纠葛中走出来。

抛却了隐藏在岁月迷雾后捕风捉影的风花雪月，剩下的，其实才是更真实的林徽因。

一个女子，被人终生感念，凭的不会只是一点花容月貌、一身脂粉本事，而是那更动人的灵魂。那种无论做什么，都要做到极致的认真。

最开始，梁思成还只是兴趣未定的青年，“连建筑是什么还不知道。徽因告诉我，那是融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学科。因为我喜欢绘画，所以也选择了建筑专业”。

这样爱的引导，让两个人在未来的岁月里有了共同的可以为之奋斗的目标，将身和灵魂都紧紧绑在一起。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时候，她本来想进入建筑系学习，但是因为建筑系课业太重，不收女生，她只好注册了美术系。但实际上，她修完了所有建筑系的课程，毕业前不仅已经是建筑系的助教，还当上了建筑设计课的辅导员。

他们婚后去欧洲，不是去度蜜月，而是去欧洲考察古建筑群。

她热爱文学，作为“一种业余爱好”，“灵感来时才欣然命笔，更不会去‘为赋新词强说愁’”，却也有着不俗的成就。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统统都有涉猎。她写诗，可以清澈，可以婉约，可以知性。她作文，可以从容，可以深厚。她演戏，1924年泰戈尔来华，她用英语演出诗剧《齐德拉》中的公主，惊艳四座。她还擅长绘画、舞台设计。

似乎，没有什么是她所不能的。

但她投入最多心血的地方，却是她毕生都在为之奋斗的建筑事业。

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们走遍了中国的十五个省、二百多个县，实地勘察了两千余处中国古代建筑。

她曾攀上大殿的天花板，“在无数蝙蝠扇起的千年尘埃和无孔不入的臭虫堆中摸索着测量”，要知道，那时候的测量设备和工具是多么简陋。然而，不仅“梁公总是身先士卒，吃苦耐劳，什么地方有危险，他总是自己先上去”。林徽因也“爬梁上柱，凡是男子能爬上去的地方，她就准能上得去。”

他们的工作为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们不仅是名门望族中走出的少爷小姐，他们更是治学严谨的科学工作者。他们是中国建筑学的奠基者和先驱者，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创办人之一。中国的很多古建筑就是通过他们的考察才为世人所认识，从此得到保护。她抢救性地保护了景泰蓝，使佛光寺重见天日并得到保护。她参与设计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和国徽。

抗日战争爆发后，两人带着年幼的儿女和林徽因的母亲避乱。离开长沙辗转往昆明去的时候，梁思成因为患了脊椎间软组织硬化症，而不得不穿着一副铁架子以支撑脊骨。而林徽因也在湘黔交界感染了肺炎，没有医院，没有抗生素，没有特效药，高烧四十度。两周后才在一位同车的女医生的帮助下退烧，而疾病却已然侵蚀了她的身体。

在昆明，通货膨胀使他们陷入了从未有过的贫困。梁思成的脊背疼痛不止，疾病还引发了牙周炎，不得不拔掉所有的牙齿。

为了维持家中生计，林徽因拖着病体出外给学生补习英语贴补家用。

然而这一切，都没能阻挡住他们对建筑事业的热情，阻断他们的研究。

1940年初冬，为了使中国营造学社就近利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资料，他们决定离开昆明到四川李庄居住。在李庄的那五年，是他们生命中最艰难的岁月。

恶劣的气候，连续不断疲于奔命的颠簸，没有受到及时的治疗，让她的肺病又发作了，让她本来就不好的身体更加孱弱。她长时间卧病在床，大口大口地咳血，几乎日日在死亡线上挣扎。

“几个月的时间就毁灭了她曾经有过的美丽。”而她是那样一个珍视自己仪容的女子。一起长大的堂姐妹，几乎都能细致地描绘出她当年永远让人倾倒的衣着打扮。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上学的时候，每次约会，梁思成都要在女生宿舍前等上二三十分钟，因为她出门一定要将自己收拾得妥当又漂亮。

病痛、虫蚁蚊如影随形，物质的匮乏将生活袭击得千疮百孔，梁思成也因为脊柱疼痛而不能坐立。她一天中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应付柴米油盐。那才是真正的受难，吃不饱，穿不暖，没有灯，没有电，她要在油灯下缝补那些几乎补不了的内衣和袜子。

在山穷水尽的时候，他们典当了一切能典当的东西。为了给林徽因补身体，梁思成将随身多年的金笔和手表换成两条鱼，并笑着对她说：“把这帕克笔清炖了吧，这块金表拿来红烧。”

即便在如此的生活重压之下，她仍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在病榻上完成了《中国建筑史》的宋辽金部分。

昏暗的油灯下，病榻前堆积起数以千计的草图、相片、文字记录。她不厌其烦地研究，整理材料，研习史料，阅读大量的中英文书籍，翻译国外的资料，编辑《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甚至还创作诗篇。

费慰梅夫妇劝他们离开中国去美国，但是他们却选择和祖国共患难。“假如我们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们也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她告诉儿女，“我们希望不打仗事情就可以完，但是如果日本人要占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不怕打仗，更不怕日本人。”她在回答儿子梁从诫“日本人来了怎么办”这句话时，平静地说：“中国读书人不是还有一条老路吗？咱们家门口不就是江吗？”

这样的身体透支，也最终让她的生命结束在了五十一岁的四月。

“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

繁华时不挥霍，困顿时不堕落。她享得了人世的繁华，也耐得住学术生涯的枯清寂寞，受得下困顿贫乏的生活。

所幸，有那个人相伴。在苦难的路途上扶持，在事业的摸索里互助，丰盛了彼此的生命，也丰盛了自己的生命。

看，没有谁的人生永远顺风顺水，也没有谁生来就在荣耀的顶端或者永远在荣耀的顶端。

那些头顶着光华的女子，她们人生中的波澜壮阔和命运逼仄，一个都不曾少。她们最终的成功和美丽，只不过因为她们比普通人更努力。她们更懂得如何掌握自己的命运，然后咬紧牙关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