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亨里克坐在他停在校外停车场的车里。他拿走了我的车钥匙，说让别人开车回家。是谁，我不知道。

他很冷静。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冷漠和疏远。他一遍又一遍地问我，我努力逐字逐句地复述通话的内容。但他越追问下去，我答得越差。

“谁打的电话？”

“我不知道。我想是个女人，但她没有说……”

“她什么时候打的？”

“就在我开车过来之前。”

“她说米洛被绑架了？”

我用手指揉了揉眼睛，努力回想着。

“没有，但是……不是，他，我再想想……他在班级郊游回来的路上不见了，但我想……”

“一次根本不存在的班级郊游。”亨里克粗声驳道。

“那时我不知道。”

“你确定你听到的真的是这些？”

他向后倒去，靠在车座上，望向停车场：“你确定有人打过电话？”

“你什么意思？”

“或者说，你可能弄错了？”

“弄错了吗？”

我拿出手机，递给亨里克：“看看通话记录。检查一下，你就会发现我没有产生幻觉。”

他接过手机，看到屏幕裂了。“手机怎么了？”

“今天早上我不小心把手机摔地上了。”

我看得出他不相信。他输入密码，我的出生年份。

“你什么时候接的电话？”

“我已经说过了。就在我开车过来之前。”

“真奇怪，你的手机死机了。”他举着手机给我看，无法解锁。

“你是说，你不相信我？”我说。

“我以前听你这么说过。据你所称，我让埃莉卡打电话给你，告诉你别接米洛。我没有这么做过。埃莉卡自己也说没打过。”他看着我，“你确定真的有人打电话给你吗？”

我很清楚他在担心什么，我知道。他没直说，但他所有的想法和情绪都明明白白地写在脸上。我能看出他最害怕的是什么。我意识到他是对的。

“该死的，斯特拉。你没看见这都发生了什么事吗？”

“你觉得一切都是我凭空想象出来的，你觉得我疯了？”我问。

他指着学校：“你觉得呢？”

我没有回答。

“你需要帮助，”他启动引擎，驶出停车场，“你需要去医院。”

我们去了圣格兰斯（St. Gorans）医院情感障碍中心。珍妮特·萨维奇（Janet Savic）医生是一个身材娇小、充满活力的女人。她性子直来直去，有什么说什么；富有同情心，观察力敏锐，谁都糊弄不了她。从十几岁起，她就一直当我的心理医生。我开心的时候、消极焦虑的时候，都来见她。她比任何人都了解我的生活。

我不知道亨里克什么时候给她打了电话。我想，大概是在他上车之前。亨里克安抚了米洛，安抚了彼得和校方管理人员，再来安顿他的妻子。她患有精神病，精神严重错乱。

萨维奇医生给我做了检查。她听我的心肺，照我的眼睛，检查我的血压。只是例行检查，完全没有必要，但我还是让她继续。在这种情况下，抵抗是毫无用处的。

我们讨论了过去几周发生的事。我诚实地把所有事情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什么都没隐瞒。

我告诉她伊莎贝尔和爱丽丝的事。我告诉她我在诊所的爆发和后续事件。我的焦虑症发作了，跟踪了伊莎贝尔，还开车去了博尔温格。

萨维奇医生一手撑着头，侧耳聆听着。她跷起二郎腿，一只脚上下晃动。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爱丽丝，”我说，“因为她还活着，她回来了。这是唯一的原因。”

我的语气很卑微，我在乞求谅解，乞求她别把我关进医院。

萨维奇医生说：“我想把你留下来察看几天，相信你会理解的。”

我看着她，没有回答。她观察着我，眉宇挤出深深的沟壑，这说明她也还没决定好。

“我不想留下来，”我说，“如果你让我回家，我会感激你的。”

“你确定你能处理好？不会雪上加霜？”

“确定。”

萨维奇医生打量着我。我低头看向地面，心里充满了羞愧、无力和后悔。我知道，她看得出我的每一处软肋，每一个自我保护的借口，我在她面前暴露无遗。我不想被关进医院，不可以。她站起来，打开门叫亨里克。他走进来，在我身边坐下。她转向他。我已经知道她会说什么了。

“斯特拉饭量正常吗？”她问。

他迅速地瞥了我一眼：“不，算不上正常。她吃得很少。”

“她睡得好吗？”

“她晚上才起床，时睡时醒。喝太多酒了。”

萨维奇医生放下眼镜，看了看亨里克，又看看我。她说有治疗方案了，让我们认真听。她的评价是我压力太大了。亨里克带我过来是个正确的决定。我瘦了很多，血压太高了，还有胃炎，手有时会颤抖，发作了几次焦虑症。

“我们会在你精神错乱之前克服它。”她坚定地说，“从现在起，你要休病假了。我给你开点安眠药和抗焦虑药。你要停止酒精摄入，一滴都不能沾。你大脑中的化学物质对酒精不耐受。虽然住院可能是最好的方法，但我不会强迫你入院。但从现在起，你必须待在家里，斯特拉。除了休息，什么都不能做，可以吗？”

“好，”我说，“我只休息。”

“我建议你重新接受治疗。比吉塔·阿尔文（Birgitta Alving）已经退休了，但我要把你介绍给我认识的另一位心理治疗师。”

亨里克点点头。“这是个好主意。”他说。

萨维奇医生手速飞快地打字。她把我的处方送到药房，打印出我的病历。

“我期待两周后的见面，斯特拉。”她说。亨里克把写有下次预约时间和证明的文件拿在手里，他不相信我能处理这么重要的东西。

“回家休息去吧。让你的丈夫照顾你。答应我，让自己放松下来。”

亨里克站起来，握住萨维奇医生的手。

“谢谢你。”他说。

我一言不发地走了。

也许我应该高兴才对。他没有直接带我去急诊室。我没有被关起来。

还没有被关起来。

我走向亨里克的路虎揽胜。雨下了起来。他追上我，我们之间隔着一定距离，并肩走着。亨里克解锁车辆，打开了副驾驶车门。我正要坐进去，他伸手挡住我。

“你没有什么话要说吗？”他问道。

“我要说什么？”我眼神放空地看着远方。

“说你生我的气了。”他说。

“生你的气？”

“是的。”

“我为什么要生你的气？”

“因为这个。”他指向医院。

“我没有。”

“没有？”

“我不能怪你。”

“你明白我为什么这么做吗？”

我不回答。他显然以为我已经气坏了。

“换作是你，”他说，“一直这样表现的人是我，你会怎么做？如果有人报警举报我，还不止一个，而是两个客户；如果有人联系你，质问你我的情况；我在家里情绪失控，还跑到米洛的学校撒泼，完全失去了理智，你认为你会怎么做？告诉我。我真的很想知道。”

他竭力控制住自己，但他掩饰不了心中的绝望、愤怒和无助。

我看着他：“我说过，我不怪你。”

亨里克垂下手臂，走到车的另一边，打开车门，坐进去，关上门。我在副驾驶坐下。他等我关好门，系上安全带，才开车。

他戴上太阳眼镜，一声不吭地开车。他在药房外面停了下来，让我把驾照给他。我给了他。我只是一个不知好歹的黄毛孩子。我不想看他。

他回来了，把一个包放在我腿上，里面是我不想吃的药。我讨厌吃药，讨厌药物的麻醉作用。

“妈妈和爸爸去学校接米洛了，”他说，“他这个周末要去乡下和他们住。求你了，斯特拉，想想你做的事情。没用的。你要反省自己，不是为了米洛，也不是为了我。”

我们在下午的车流中行进。亨里克的脸被太阳镜遮住了一大半，神色晦暗不明。而我周身气压低沉，神情悲痛。

“你不相信我。”我平静地说。

“你说什么？”亨里克听起来很官方，他的语气太客气了。而他知道我讨厌他这样说话。

“我害怕失去米洛。”我眨眨眼，缓缓地吐出字眼。

我不想哭，不想发脾气，不能再发脾气了。

“我已经失去一个孩子了。如果再失去米洛，你觉得我会疯掉吗？你很容易就能得出结论。”

“你太夸张了，”亨里克说，“我不想再听你说这些。”

我把放在我们之间的文件夹甩手扔到座位底，里面的文件飘散了一地。

“我很害怕，这有那么奇怪吗？”我尖叫道。

亨里克猛地旋转方向盘，开入停车场，急踩刹车，一手扔掉太阳眼镜。

“我一直在你身边不离不弃，”他吼道，“我一直信任你。这些年来，我都在纵容你过度保护米洛。我明白你的感受。”

“过度保护就说明我疯了吗？”我冲他嚷回去。

“米洛、不、是、爱丽丝。”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别让我觉得自己像个白痴。”

“你看看你自己，看看你最近的表现，听听你说话的语气。我都不认识你了。”

他又戴上太阳眼镜。他发动汽车，回到主路。我凝视着窗外。我们一路无言地开回家。

亨里克开进我们的车道，停在我的车旁边。他的手机响了。

他拿起手机，看了看屏幕，接起电话，笑了。我从他的语气中听得出他在和一个女人说话。他们在谈论一个派对。

“待会儿见，”他又笑了，好像我压根不在场，“你还在办公室吗？不，不，米洛一切都很好，谢谢你的关心。好的，再见。”

他又看了看屏幕，滑动了一会儿，写了些不想让我看到的东西。

我万念俱灰。

“我得走了，”他说，“我会让你妈妈来陪你。”

“我不需要任何人的陪伴。”我想要下车。亨里克摘下太阳眼镜，冷冷地看着我。我的枕边人都认不出我来了。

我也认不出他来。我们形同陌路。

“不管你想干什么，”他说，“你自己决定，斯特拉。但抓住这个机会。如果这不起作用的话——”他对我腿上的药包做了个手势，“我会毫不犹豫地送你去住院。”

他又看了眼手机，等我下车。我下了车，用尽全力摔上车门。亨里克加速开走了。我站在原地看着他远去。

每个人都认为我疯了。他们是对的。我真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