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还很黑。我爬到亨里克身边，把头靠在他的肩上。他张开双臂，用毯子盖住我们。

我整晚都没睡好。我的思绪停不下来，一直在想我们谈话的内容，还有我们没有说出口的话。亨里克很担心，这让我也很担心。我怕他生我的气，怕我的过去会毁了我们共同建立的生活。我对自己说，不要再和他吵架了。我告诉他我重温了我写的所有日记，里面记录了我怀上爱丽丝时、她还是个婴儿时，还有她失踪那天和之后一段时间的事情。

清晨的阳光穿透干净的玻璃窗，洒在卧室的地毯上。时间仿佛静止了。我们穿越了时空，置身于陌生的平行世界里。这个房间和一个月前我们住的房间一样，但又不一样。我的声音仿佛从很遥远的地方传过来，讲故事般娓娓道来。亨里克安静地侧耳聆听着。

我想让他知道，回顾过去有多么痛苦，重温梦魇是什么感觉。所有的记忆、所有的悲痛、所有的自我憎恶，都如潮水般汹涌而来。但我没有提及焦虑症发作，也没有告诉他我去了克斯廷家和丹尼尔家。

亨里克说我应该早点告诉他。他问我，难道我不相信他会理解我吗？不相信他在乎我吗？

我说我害怕，特别害怕。

他不想我再生病了。

我知道。

他要我保证再也不见伊莎贝尔。

他抚摸着我的脸颊，擦掉我的涟涟泪水。

我们在彼此的臂弯里睡着了。

之后我们去了库佛伦（Coop Forum）大型生活超市，穿梭在里面数不清的货架之间。这是一个寻常的星期天下午。我问亨里克要苹果汁还是橙汁。我忘了拿面包，又回头去取。我们堆满了购物车，牵着对方的手，在收银台排队。我付钱，亨里克把东西打包起来。这是正常的、无聊的、奇妙的家庭生活。我终于可以停下思考，放下折磨我的罪恶感似乎也没那么难了。我们走到车旁边，把东西都放好。亨里克把购物车还回去，我发动汽车。我们开车回家。

我们的车道上有一条狗，那是约翰·林德伯格的小狗。它戴着皮带和项圈，但我们的邻居却不知去向。我停下车，亨里克冲我顽皮一笑。这不是第一次，我相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他下车，慢慢地朝那只小狗走去。小狗步步后退，不停地发出尖锐的吠叫。在又一次尝试失败后，亨里克看向我，他笑着耸了耸肩。我也下了车，环视街道，找找狗主人在哪儿。

约翰·林德伯格在上气不接下气地慢跑，他穿着一身明黄的运动服，把圆滚滚的身子裹得紧紧的。他走到我们跟前，弯下腰，把手放在膝盖上，缓不过来。他的鼻涕流出来了，他清了清喉咙，往地上唾了一口。

“特蕾丝想让我减肥，”他哀号道，“她说我太胖了。”

我朝他的水瓶带（hydration belt）点点头，笑着说：“你打算跑马拉松吗？”

“马拉松？几英里还不够吗？我还没准备好光荣牺牲。”

亨里克同情地“啊哈”一声。他搂着我，掐了掐我的腰。我不敢看他，不然我们都会忍不住笑出来。我们祝他好运，我把车停到车道上，我们拎着杂货进屋了。

亨里克打开袋子，我把食物分类放进食品箱、冰箱和冷藏库。米洛在厨房的桌子旁晃来晃去，我们在一边打趣投资者和他的狗，他在一边嘲笑我们。亨里克的手机响了，我叫他别接。

“为什么？”他当然会问了。

“因为……”我顿住了。因为我不想有人打扰到我们，最近总有事情干扰，总有人夺走他的注意力。现在我就要我的丈夫独属我一人。

“可能有很重要的事。”他继续说道。

“今天是星期天，”我嗔怪道，“再重要的事都不能缓一缓吗？”

“是陌生号码。”

“悠着点呀，爸爸。”米洛说。

我想要抢过手机。亨里克大笑着，假装和我争夺了一会儿，才接起电话。我转过身来，继续收拾杂货。

“我是亨里克。噢，嗨，好久不见。”他几乎立刻就戒备了起来。我回头看了他一眼。这时，米洛说他要给朋友打电话，回房间了。

“是的，谢谢，我们很好。你好吗？”

亨里克的语气得体有礼，这不可能是他了解的人。他走得离我远了一点，翻查着邮件。他听了一会儿，说道：“她换了号码。”他瞥了我一眼。我想知道他们在聊什么。

“你想和她谈谈吗？她就在这儿。”

我做口型，是谁？亨里克在听电话那头的人说话，没有理我。他一言不发，去了客厅，不久又回来，电话还挂在耳边。我就知道，他不该接这通电话的，肯定没好消息。

亨里克靠在厨房的吧台上，笑了起来，但这并不是他平时那种愉快、温暖的笑声。

“谢谢你打电话来，谢谢你。”他眸色深沉，我读不懂，“我会转告她的。”

我擦拭着厨房的吧台，擦掉本来就不存在的污点。

他挂断电话。

我等着。

他什么也没说。

“是谁？”我终于开口问道，我尽量让自己语气随意点。

“是丹尼尔，”他说，“他想知道你昨天回家后情绪怎样。”

后悔是一种浪费时间和精力的行为，我通常没有这种情绪。相反，我们应该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然后再接再厉。这就是我给病人的建议，我作为医生，却连自己的建议都做不到。

此刻我后悔莫及。我很后悔开车去见丹尼尔，后悔我做过的一切。我应该与亨里克坦诚相待的。我没想到丹尼尔会打电话来。

亨里克倚在吧台上，朝米洛的房间望去，可能是想确认他听不听得见。

“丹尼尔很担心你，”他说，“你昨天离开他家的时候状态很不好。”他用一种看陌生人的眼神看着我，“他告诉我，如果你想找他，随时可以打电话给他。”

我知道亨里克在想什么，我从他冷酷的眼神中看得出来。昨晚我见完丹尼尔回来，那副欲求不满的模样，他都看在眼里，他也看得出我为此感到愧疚。但现在并不是解释的好时机。不管我现在说什么，都会让我显得更加有愧。

“不是你想的那样。”我简单地说道。

“你说你想待在家里休息，但我们回家后却发现你不在。然后你突然冒出来大发雷霆，扯掉衣服和我亲热。”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你错了。”

“我想什么？你以为我在想什么？你好像总喜欢告诉我我在想什么，那还不如告诉我你到底在做什么。”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不，我注意到了，”他怒道，“你回来的时候为什么对我那么生气？你可以从那里开始说。”

“你们都很担心我会犯病。你们总认为，只要我意识到自己错了，放下爱丽丝，我就会好起来。但事实是，你们才是松了一口气的人。”

“你们！你是说我和丹尼尔？佩尼拉，古娟？你在说谁？”

我耸了耸肩：“其中一个就是近在眼前的你。不幸的是，你承受了我对其他人的怒气。”

“只要能让你好受点，我什么都能承受。但下次你想亲热的时候，不必先打我两巴掌。”

话音未落，他马上后悔了。我看得出来，即使知道应该深呼吸，我还是又生气了。

“你为什么这么生气？我想见见我女儿的父亲，有这么奇怪吗？”

“你想见他就见他，为什么要遮遮掩掩？你可以告诉我啊。你知道你的前夫打电话问我你怎么样，我有多尴尬吗？”

亨里克颓丧地摇摇头，走开了。

我一直都是个梦想家，有着很强的感知能力。即使我成了理性的心理医生，也不意味着我失去了幻想的能力。但我更倾向于认为，我已经成熟了。即便只有一点点。但也许在这方面，我也判断错了。

39岁的生活比19岁的生活轻松多了。我更有安全感、更自信了。我不太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我学会了抑制冲动，三思而后行。我努力分析自己选择的后果，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但现在一切从容不迫都消失无踪了。

如果丹尼尔没有拒绝我，我会和他在车库里发生关系吗？答案是——很有可能。但我不愿相信这个答案，因为我想要的是亨里克。他才是我爱的人，才是我想共度一生的人。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失去他。

我在车库里找到他。我把他的高尔夫球杆从车里拿出来。他不理我。我哀求他原谅我，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说我应该告诉他我去见了丹尼尔，说我很羞愧，很愚笨。我大声说着，声音都微微发颤了。他静静地看着我，给我拿来一张凳子。

“坐下，”他说，“我们从头说起。怎么回事？”

“丹尼尔也不相信我。他不想听我说这些。他的反应和你、和佩尼拉一样。我想你们以后听不到爱丽丝这个名字，会好受得多。而我感觉如何，和你们没半点关系。”我语气酸楚地控诉道，我不在意他听了会做何反应。

“你知道我们不会这样的。”亨里克的手覆在我的手上。

“我只是太失望了，”我说，“对自己，对你，对所有人。我厌倦了不停地求大家谅解，厌倦了根本没人相信我。”

“好吧，假设她真的是爱丽丝，你会怎么做？”

亨里克静静地等了一会儿，让我领会这个问题的含意。

“如果不是她呢？假设你误会了，这对她意味着什么？对你又意味着什么？”

他要的答案我还没想好。他问的正是我最害怕的问题。

“现在说这些太晚了，”我说，“因为其他人担心，我就要放弃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亨里克解释道，“只是让你想想你在做什么，想想你的行为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短短几天时间内，就有人上门来找我、打电话给我讨论你的情况。别紧张。发挥你的逻辑思维，你是个聪明的女人。别忘了。”

“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亨里克。”

“也许你现在不应该做任何事，”他说，“以后与此有关的事，请先和我谈谈。答应我。”

我什么也没说，只是点头。

他想要什么，我都想答应。我也想保证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但我不确定自己是否相信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