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在回斯德哥尔摩的路上，开得比正常的车速快得多。我很失望，很生气。去博尔温格是愚蠢的做法，我应该待在家里睡觉。这一趟白跑了。除了不停地开车，我一无所获。相反，更多无解的问题涌现了。

我在恩雪平（Enkoping）的加油站下车，加满油，买了一杯咖啡，在停车场边上的一张野餐桌旁坐下。我肩膀的肌肉和眼周的肌肤都紧绷着。我深呼吸几次，让清新的空气填满肺部，伸展着四肢。

我拿出手机，打个电话。

“你好，我是伊莎贝尔。”

“嗨，伊莎贝尔，我是斯特拉·威斯特兰德。”

电话的另一头沉默不语。

“你好？”

“哦，嗨！”

“你好，很抱歉，星期五下午还打电话来打扰你。”

“完全没关系。”

那边传来震耳欲聋的音乐声，也许她在参加学生聚会。

“你方便说话吗？”我问，“你还在上课？”

“我今天没课，和一个朋友出来了。”

“那就好，”我说，“你喜欢学习吗？”

她稍做停顿才回答。

“是的，我喜欢。虽然作业很多，但学习蛮有趣的。”

简直不费吹灰之力！我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我的女儿，问她怎么样、今天是怎么度过的。她是谁，她的梦想是什么，她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想知道关于她的一切。

“我尽量速战速决。我有个建议，”我听到自己如是说，“团体治疗一周只有一次。分配到你们每个人身上的个人时间都不多。我星期一刚好有空。你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和我交流交流。我们定在11点？”

“可以。”伊莎贝尔语气有点怀疑，但她还是应下了，“挺好的。”

“只要你愿意，”我说，“只要你认为你能从中学到东西就行。将来我们也可以和你妈妈见面，帮助你们建立更亲密的关系。”

“这个以后再说，”她说，“我能考虑一下吗？”

“当然可以。这只是一个提议。你尽管做你觉得对的事情。”

“但是星期一的交流听起来不错。11点？”

“到时候见。”

我打完电话，坐在车里，抓起钱包，拿出日程表，写下“伊莎贝尔，星期一11点”。我现在所做的事是不专业的。但爱丽丝是我的孩子。只要能让她回到我身边，我会不择手段。

我翻了翻上周的行程。今天之前，我必须发送几封电子邮件，打几个电话，更新一些病人记录。但现在已经是下午了，我什么都没做，我也不打算做任何事。

我看到一张星期三的便条，是我和皮尔·冈纳森打电话时写的。斯文·尼尔森，诺尔雪平。

我还没给他打电话。这几天发生太多事情了，接米洛回家的乌龙、和亨里克的争执、昨天餐厅的闹剧，我完全忘记联系他了。

我在谷歌上搜索斯文·尼尔森，找到了一个电话号码和地址。我打过去，不耐烦地听着手机里的“嘟嘟”声。

“你好？”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

我自我介绍说我要找斯文·尼尔森。那个女人嘀咕了些什么，听起来她在递电话给别人。

“斯文·尼尔森。”他的声音嘶哑，我听不出来。

“嗨，我叫斯特拉·威斯特兰德。”我说，“我们在1994年的夏天见过。当时我叫斯特拉·约翰逊。”

“嗯？”

“我的女儿爱丽丝，那年8月在斯特兰德庄园神秘失踪了。她只有一岁。你当时是调查她失踪的警官。”

他静默不语。

斯文·尼尔森年纪很大了。他还记得吗？

“是的，我记得。”他说，“请问你为什么给我打电话呢？”

“我相信爱丽丝还活着，也许这听起来有点疯狂。但我知道，我知道她还活着。”

“我一直相信你女儿还活着，”斯文·尼尔森说，“不幸的是，我一直无法证明这一点，很抱歉。在警局那么多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糟糕的情况。”

我的眼睛盈满了泪水。我用衬衫袖子擦掉眼泪，清了清嗓子。

“你手头有关于调查的信息让我看看吗？”我问。

“当然有，当然有。”他说，“我保留了所有报道这件事的旧报纸，每一张都有。事实上，我发现我们忽略了一条线索。你能过来吗？我们一起讨论一下？让我想想，星期二？星期二早上，行吗？”

我忍不住破涕为笑。猴年马月才会到星期二？但无论如何，我终于找到证明我的证据了！

我调高音乐声，开车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