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毛巾和床单收进储藏室里不算我的职责，但我还是会这样做。像往常一样，不然洗衣车就会堵在走廊里。他们通常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推卸责任，等别人来善后。

我弯下腰，托起成摞的被单，膝盖处隐隐作痛。少赚几英镑倒不会活不下去，一个人又不可能以一当十，但我现在几乎分身乏术。浴室漏水了，汽车又坏了，账单堆积如山，我还得去看牙医。一个普通人怎么能负担得起这么多呢？助理护士的薪水不够，尤其是我现在只能靠自己。汉斯留给我的只有累累债务，葬礼花光了我们最后的积蓄。

我听到有个房间里传来一声号叫，听起来像是动物受伤的哀鸣。我知道那是海德薇。她注射的镇静剂剂量太高了，能站起来真是个奇迹。如果她没有按时服药，她就会发作焦虑症。

我放下被单，走向她的房间。

“你又躲在储藏室里干吗，克斯廷？”里特娃一看到我就劈头盖脸地问道，“你为什么不接警铃？”她摇摇头，走进了厨房。

你怎么不自己接呢？我想着，往海德薇的房间走去。门口站着一位年轻的员工，满脸不知所措。我拍拍她的手臂，告诉她我会处理好的。

“你怎么样了，海德薇？”

“救我，”她喊道，“救我！”

“我在呢，深呼吸。”我打开药柜。她两小时前就该服药了，很可能是有人把这事忘了。居然犯了这么典型的错误，现在我还要为此写一份报告。我撕开药包，把药丸倒进一个红色的塑料杯里，递给海德薇。她一股脑儿地全吞了下去，仰面倒在了**，大声哭喊着、呜咽着。

我在她旁边坐下，拍着她的手，轻声安慰她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给她盖上毯子，把她冰冷的脚塞进毯子里，轻柔地哼起歌来。过了一会儿，她就安静下来了。

“你想喝点咖啡吗，海德薇？或者吃块饼干？”

“别离开我。别走。”

“我哪儿也不去。我保证。”

海德薇85岁，平日很少有人来探望她。她就这么躺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她每天定时吃药，时不时闹点小脾气，好争取一点额外的关注。我同情她。以这种方式结束人生的最后一程，实在令人扼腕。这对我们的福利社会来说是一种耻辱。我们所谓的福利社会，早已不存在了。

我坐在她旁边，抚摸着她瘦削的手臂，思考着人生。我们的一生通常不会如愿顺遂。即使是我和女儿的一次短短的谈话，也会出现难以预料的结果。我不明白为什么每次我们谈话都会那样。我想了一遍又一遍，不明白我做错了什么。

嗨，妈妈。

嗨，亲爱的。你在去治疗的路上吗？

她已经逐渐疏远我了。也许我应该立刻挂断电话，回头再打给她。但我真的非常想听到她的声音，想告诉她，我在这里，我爱她。即使她当时很生气，她的内心深处也必须明白这一点。她还必须明白，她需要我。她羽翼未丰，不能振翅高飞。她还没准备好。

家里怎么样？

很安静。你不在的时候一直都很安静。

我开了一个不冷不热的玩笑，我本该想到伊莎贝尔会曲解的。这些日子以来她忙了很多事情。

也许你应该试着去见见谁。你最近去过外婆家吗？

女儿居然在担心我的人际关系，这让我很恼火。

你外婆很忙，她现在忙着缝制圆布什么的。

没事的，别担心。

你认识其他可以拜访的人吗？你不只在达拉纳住过。

这是什么意思？她从哪里知道这些的？还用这种语气？这一点儿都不像伊莎贝尔。我还没整理好思绪——

我还小的时候，我们住在哪里？你从没告诉过我。你只是说，那是在丹麦的某个地方，那时你还没搬到博尔温格去，也还没遇见爸爸。

也许我的处理方式错了，但伊莎贝尔的语气让我冲动起来。她的话听起来饱含指责、愤怒和反感。既无礼，又忘恩负义。我一时间反应不过来。

你是说汉斯？

那一瞬间我丧失了反应能力。我想这个小失误可以归咎到伊莎贝尔身上。她质问我时，我的心很痛。我当然很想谈谈，但像这样在电话里谈？

两个人相依为命，本应该让我们变得更亲密，但情况似乎越来越糟。如果她知道我有多难过就好了，她仍然不明白我到底经历了什么。我是她的妈妈，我怀胎十月，度过了我一生中最漫长、最痛苦、最可怕的46小时才生下了她；我在生产的过程中差点死掉；她刚出生的几个月里，我寸步不离地抱着她，把她放在摇椅上，慢慢地摇；她受伤的时候，我替她包扎伤口；她生病的时候，我整夜整夜地守着她；我带她到达拉纳，给了她一个安全的家，为她找了一个我能想到的最好的父亲。我为她付出了这么多，难道她都熟视无睹吗？

汉斯对伊莎贝尔来说意味着一切。外祖母艾娜占据了她心里很重要的位置。而我呢，基本上无足轻重。没有人能理解我有多受伤。我的人生一直以她为中心，她却鄙夷、拒绝我的付出。孩子们真是太残忍了。

海德薇焦躁地翻来覆去，我重新替她盖好毛毯。可怜的女人，真是命运啊。我的人生会沦落到这样的结局吗？我越关爱她，似乎只会把她推得越远。

我那样鲁莽地告诉伊莎贝尔，汉斯不是她的亲生爸爸，我自己也感到很羞愧，比想象中还要羞愧。我知道她很伤心。但她最近变化太大了，她自己都没有察觉。她几乎总是在生气，这不仅仅是因为对我失望。她和以前截然不同了。

我们需要见一面。理想的话，我想带伊莎贝尔回家，好好照顾她。我们需要在彼此身上找回归属感。只有见面，我们才有机会真正地交谈，我们会找到和解的方法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这就是我找亨里克·威斯特兰德的原因。

这可能看起来很冲动，但去斯德哥尔摩之前，我仔细地考虑了一番。虽然一天之内要开车去那么远的地方，但我觉得很值得。我总得做点什么，女儿将被引入歧途，我不能被动地袖手旁观。

我选择先和她丈夫亨里克·威斯特兰德谈谈。他肯定能对她造成一定的影响。我不想贸贸然冲进她的诊所，无谓地和她对质。看在伊莎贝尔的分上，我给她一个机会。她必须明白我的女儿正处于非常敏感的阶段，心理很脆弱。

亨里克·威斯特兰德很配合。他态度从容地带我进办公室，递给我一杯咖啡。他侧耳倾听着，让我说完了我要说的话，没有打断过我。他一次都没有看他那昂贵的手表，也没有表现出任何不耐烦。显然，他对妻子忠贞不渝。他说，她绝对保密病人的隐私，他对他们一无所知。他确信她是个专业的心理治疗师。他很重视我说的话，我看得出。我很担心他，我不希望我让他们心生罅隙。我不希望那样，但我还能做些什么呢？我还有什么选择？我只想保护我的孩子。这是最重要的，保证我女儿的安全。

亨里克·威斯特兰德握住我的手，看着我的眼睛，向我道谢。他身材高大健壮，相貌堂堂。他本可以仗势欺人，但他的态度热情友好。有这么好的丈夫，她真是三生有幸。和他谈过话后，我感觉好多了。我真的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哼着歌，轻抚着海德薇的手，她安心地沉沉睡去。我一直坐着陪她，直到该下班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