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车到圣艾瑞克斯街道，阳光一片大好。我在梅泰餐厅（Mae Thai）买了一些春卷，打包起来，往克罗诺博格（Kronobergs）公园走去。操场上传来了孩子的阵阵尖叫声，他们穿着各个幼儿园黄粉相间的反光衣，正在嬉戏玩乐。一位狗狗日托所的年轻女员工正在遛狗，体形最小的是吉娃娃，最大的是大丹犬。这画面看起来很滑稽，且操作起来很困难。
我攀上陡峭的山坡，抵达公园的最高处，气都喘不过来。我想起了佩尼拉对中年人身体机能衰退的描述。我还在生她的气。所有人都可以不理解我，但她不可以。但她被那个性感的男人迷得神魂颠倒。
山顶的长椅没有人坐，我在其中一张椅子上坐下。待在外面有点冷，但是秋风习习，天空蔚蓝，让人感到心旷神怡。
悼念孩子注定是一场孤立无援的硬仗。刻骨的思念和失去带来的痛苦是不能与人分担的。现在呢？我知道爱丽丝还活着，心里的悲伤会慢慢消散吗？不知道为什么，她回来了，我却感受到了另一种悲伤。我应该欣喜若狂，应该幸福地大叫。但我所感受到的，只有我们承受的痛失带来的沉甸甸的重量。那么多年了，都是被偷走的年月啊。
我的孩子对我们和我们的往昔一无所知。
我想知道爱丽丝是怎么来到达拉纳的。在斯特兰德庄园，她在婴儿车里神秘消失了，后来呢？她怎么会来博尔温格？什么时候来的？她能感觉到我们之间有牵连吗？克斯廷都知道些什么？她是怎么变成我女儿的监护人的？她和我一样也是受害者吗？谁偷走了我的孩子？伊莎贝尔真的是我的孩子吗？
我也有可能搞错了。我知道，这一连串的问题快让我发疯了。这些问题的强迫性就是一个危险的迹象。我的情况不太妙，焦虑症发作可能只是更严重的精神崩溃的端倪。就像米洛还小的那段时间一样。也许我已经失去了客观判断自己的能力。
一个女人走过来，坐在我旁边的长椅上。“对不起，”她说，“希望我不会打扰到你。”
“不会，不会。”我客气道，仍然感到一丝恼意。我拿出一个春卷，咬了一口，但我已经没胃口了，于是又把它放回了包里。我要离开的时候，那个女人又道歉了。
“我不是有意打扰你的，”她说，“你没事吧？”
我转过身来，想要尖锐地回她一句。但她面带微笑，我忽然意识到，我反应过度了。这个女人明显很孤独，只是想聊聊天。我没有理由不屑一顾。
“我很痛苦，”我回道，努力挤出一个微笑，“希望情况能快点好起来。”
我以为她会说些鼓励的话或者尴尬地回应，道歉，起身离开。相反，她只是静静地坐着，看着我。她没有让我冷静一下，也没有故作乐观。这只是两个陌生人的偶然相遇，它给人意外的解脱感。
“我的生活混乱不堪，”我声音破碎，“所有人都很担心，都希望我表现得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我怎么可能做得到？”眼泪顺着我的脸颊滑落。我觉得自己像个白痴，我不想在一个完全陌生的人面前情绪崩溃。
那个女人从长凳上站起身，走过来，坐在我旁边。她笨拙地拍拍我的后背。
“哦，亲爱的，发生了什么事？”她问。佩尼拉很不耐烦，妈妈很担忧，亨里克会害怕和生气。这个女人很有同情心。
“我女儿一岁的时候失踪了，”我告诉她，“他们说她淹死了，但我知道她还活着。现在我和她重逢了。但一切比我想象中要难得多，比我经历过的任何事情都要糟糕，除了她消失的那段时间。”
“我理解，”那个女人说，“我真的理解你。”
“为什么她消失了这么多年才回来？”我看起来一定困惑不已，说话还语无伦次。但那个女人一直在轻拍我的背。我不哭了。“我妈妈和我最好的朋友都很担心我。她们认为我在捏造事实。”
“为什么？”她拿出一包纸巾递给我，“她们一定知道你是认真的。”
我抽出一张纸巾，擦了擦眼睛和鼻子。
“我以前犯过病，”我回答，“有一次我以为我见到她了。但我搞错了。我得了重度抑郁症。我住院了，请了病假。她们担心我的病会再次发作。”
“但是你丈夫呢？”她点头示意我的结婚戒指，“他怎么说？”
“我还没告诉他，”我说，“我不知道我现在解不解决得了。不想让他担心我是不是又病了，需不需要再住院。”
那个女人关切地看着我，只“嗯”了一声。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说，“我从没有这么迷茫过。”
“你想做什么？”
“我想多了解了解她。但这有什么意义呢？为了我？为了我的家人？为了她？”
那个女人的视线看向公园。“试试吧，谁知道呢。”她说。
“对不起，”我说，“我可能不这么认为。我叫斯特拉。”我伸出手来。
“伊娃，”她说着，握住我的手，“人生如朝露，转瞬即逝。每个人只能活一次，记住这一点。你女儿叫什么名字？”
“爱丽丝。”
“好名字。”
“我从没想过会这么困难，这么痛苦。”
“想想，还有更痛苦的。顺其自然，既来之，则安之。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找出真相。其他人想你干什么，就让他们自个儿想去吧。”
我不知道我们坐着沉默了多久。过了一会儿，伊娃站起来，祝我好运。我目送她下山走出公园。奇怪的是，我竟然希望我们能再次见面，毕竟真正倾听并充满同情的人很少见。
我回到办公室，心情轻松了一点儿。我并不是个迷信的人，但在公园里的谈话似乎是个好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