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概花了半小时，才收拾好了疗养院储藏室的架子。这里乱七八糟的，让我很抓狂。如果每个人都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保持疗养院的干净整洁，我就不用这么辛苦了。

但我喜欢做常规工作，我一直觉得它们很重要。每天去上班，完成同样的任务，让我感觉很平静。它赋予了我一种使命感。

安娜·莉娜把头探进储藏室：“克斯廷，你有时间吗？”

“等我清理完就有时间了。”我冷冷地答道。

她现在想要干什么？我看了看时间，发现她今天早到了40分钟。她不管有没有人注意，经常来得很早。高效、负责的安娜·莉娜。她才35岁，但她认为她比我们都要能干。不过，我从没见过她打扫储藏室。她永远不会打扫的。她职位不低，不会为这些琐事烦心。

我把架子上的清洁喷雾剂排成整齐的一行。我不着急。我把储藏室锁上，悠闲地穿过走廊。我不想搞得匆匆忙忙的。

“你需要我帮什么忙？”一进她的办公室我就问道。

“坐吧。”安娜·莉娜朝桌子对面的椅子扬了扬手。她完成了手头的工作，转向我，“我听说你最近状况不太好。”

“谁说的？我觉得一切都很顺利。”

“谁说的并不重要。”锐利的眼神，苦恼的微笑，“我听说你对房客们很不耐烦，很苛刻。”

“你要谈的是我的事？我惹麻烦了？”安娜·莉娜不愿直视我的眼睛，她摆弄着一些文件。

“我很抱歉，”我追问道，“敢问这个人声称看到了什么？”

“好吧，她没说什么具体的事，但是——”

“那就很难说了，”我打断她，“对吗？如果她没有亲眼看到我做错什么的话。”

“好吧，她有这种感觉，葛丽塔也抱怨过。”

“葛丽塔？”我一声冷笑，借此来表达我对她的看法，“她有什么不抱怨的？在那个女人眼里，所有人都有错。她不知满足是何物。如果你四处探访一下，就什么都知道了。”

安娜·莉娜叹了口气，好像我说了一句非常愚蠢的话。

工作上的互相猜忌让我疲惫不堪，尤其是这种明枪暗箭。其他人勾结起来排挤我，投诉我换班、工作时长不够、迟到早退。她们捏造事实，弄得我很不好过，却没有任何原因。

我知道，在员工中，我并不是最善交际、最能聊天的人，这就是原因。但我在这里工作的时间比她们任何人都长，我和里特娃16年前就入职了。没有我，她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像安娜·莉娜这样厉害的新人干不了多久。要应付这项工作，光凭一腔当老板的欲望远远不够，那是纸上谈兵。理论是一回事，实践又是另一回事。有些人完全脱离了现实，后果如何，一目了然。

“好吧，我只是想和你确认一下。”安娜·莉娜端出一副傲慢的神情。

“我的工作方式没什么问题。”

“拜托你，克斯廷，你为什么总是这么防备？我们需要谈谈。有人投诉你了。我再说一遍。我知道你最近情况很困难，因为你丈夫的事之类的。但我们不能让它影响你的工作。”

她不明白，她什么都不懂。她简直狗屁不通。

我一言不发，站起来，离开了房间。安娜·莉娜跟着我走进走廊，在后面喊我，我装作没听见。

说我喜欢这里会有点夸张。总有人会提出一些愚蠢的意见，对常规工作和任务完成的方式指手画脚。简单的事情最终变得复杂起来，工作量还会翻倍。

不知怎的，我总是受到不公平的待遇。那些年轻人还是按小时计薪酬，职业道德难道不是基本要求吗？她们对老人不理不睬，只完成非做不可的事情；她们总是制造麻烦，频繁换班，在周五晚上或周一早上上班前的最后一秒钟请病假。只要有空，我就帮忙，替她们代班。但最终我才是那个吃亏的人，这真是个吃力不讨好的世界。

再找一份工作听起来很诱人，但我很快就50岁了。我太老了，人才市场已经对我打烊了。无论我的同事有多难相处，或管理层有多无能，我都会坚持在哈尔索疗养院工作。

我走进了员工休息室。

“我终于可以回家了。”里特娃说话夹杂着浓重的芬兰—瑞典口音。

“是的，”我答道，“终于。”

“我和老伴要去宜家。你去过那里吗？”

“不，家里的家具够多了，我不需要新的。”

“我老伴很高兴宜家在博尔温格开了一家分店，”里特娃笑着说道，“他不用开车去耶夫勒买家具了。”

“你们好呀！”塞西莉亚说，大步跑进了厨房。

我转身离开了，我受不了她。

她多大了？23岁？24岁？

一个自以为聪明绝顶的小护士，我很高兴不用每天和她一起工作。她喜欢指点你如何改进各种工作。还有什么比目空一切的小屁孩更烦人的？才刚找到第一份真正的工作，就端着这种趾高气扬的态度。

站在她身后的是海蒂，一个40岁左右的伊朗女人。她很少说话，但她和蔼可亲，谦虚礼让。不像这里的某些人那样急于求成，自命不凡。

“你喝咖啡吗，克斯廷？”里特娃递给我一个杯子。我在最近的椅子上坐下，放了三块方糖进去。我今天值得喝上一杯。

里特娃给海蒂也倒了一杯，海蒂接过去，感激地笑了。

“我不喝，谢谢你。”塞西莉亚说，但没有人问她喝不喝。“我不明白你们怎么每天都喝这么多咖啡。”她大惊小怪地给自己倒了一杯花草茶，“你的工作真是糟糕透了。你怎么能一年年地忍受下去？”

“那你很幸运，不用做这份工作。”里特娃说完，坐到我旁边。

“你一直在做护工，对吗，克斯廷？”

“差不多，”我答道，“确实是累得很。”

“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了，”塞西莉亚说着，把脚搭在她旁边的椅子上，“而时间太少。”

“你悠着点来。”海蒂劝道。我鼓励性地冲她笑了笑，她的瑞典语说得越来越好了。想象一下，如果每个人都雄心勃勃，急功近利……

“必须有人来做这项工作。”里特娃皱着眉头说。她很粗暴，不会讨好任何人。她做完了该做的就会回家，从不多嘴，就像我一样。

“伊莎贝尔怎么样了？她还喜欢斯德哥尔摩吗？”里特娃问。

“好像是的。”我不想告诉她我有多担心我的女儿。几分钟后，我会向夜班工作人员报到，然后换衣服回那个寂静的家。不过，我还是说出了心声，“但如果她肯搬回来，就再好不过了。”

“为什么？”里特娃问，“对谁来说再好不过？”

她问得大胆直率，我不由得愣住了。但我知道里特娃的性格就是这样，于是我忍住恼意。

“我想，这对她来说最好了。汉斯去世后，她一直很伤心。她开始接受心理治疗了。”

塞西莉亚说：“你说得这听起来像是件坏事。”

“我可没说是坏事。”

“如果她心情低落，有人跟她说话对她来说有好处吗？”

“可能有，”我回答，“但她大可以和我倾诉。我不太赞同她和陌生人分享私事。”

我的勺子在咖啡杯里搅拌得哐当作响。她们都盯着我，我的脸不由得发热，我说了些不该说的话。

“我了解我的女儿，”我继续说道，“她现在很脆弱。”

“你不用担心，”里特娃说，“伊莎贝尔是个懂事的好女孩。”

“我认为有时候和局外人交谈是很有用的。”塞西莉亚说，“每个人都应该偶尔去接受治疗，我很肯定这一点。”

你当然这么认为。我想你都默认这是对的了吧？你只有我的一半岁数大，你当然最了解了。你根本不知道我有多想我的女儿，我有多担心她。

“我当然支持她，”过了一会儿，我说道，“如果这是她想要的，我会尽我所能帮助她。”

我被抛弃了。她们对此了解多少？她们晚上躺在**，会担心自己的骨肉吗？她们知道看着自己唯一的孩子变成陌生人的感受吗？伊莎贝尔每天都和我渐行渐远。她们不明白，她们无法想象这是什么感觉，甚至解释也是毫无意义的。我喝完剩下的咖啡，去下一班报到。

我的旧尼桑一打火就着了，谢天谢地。开出停车场之前，我用袖子把车窗上的雾擦干净了。我在赫姆街道（Hemgatan）行驶，再转入法伦维根（Faluv gen）。一个司机在我身后猛按喇叭，闪烁着前灯。一个年轻人从我身边走过，向我竖起了中指。对了，对了，我刚才应该停在十字路口，开过头了。各种想法和猜测在我脑海里盘旋着，我的状态很不好。

我转入车道，坐在车里思考着。下班是很舒服，但我不想体验家里那种空虚。要是伊莎贝尔搬回家就好了。那我们就能彼此做伴，像以前一样。

令我吃惊的是，她昨天打电话给我了，和我聊了一下她的心理治疗。到昨天为止，那还是个触碰不得的禁忌话题。她拒绝得很粗鲁，不愿意告诉我任何细节，说那不关我的事。现在她却兴奋极了。她说从中学到了很多很多。但我问她，有什么不能告诉我的。她说，小组里所有的人都支持她，你能相信吗，妈妈？

不，我不信。我一点都不懂。

在我看来，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本来就该如此。伊莎贝尔应该和我倾诉，而不是和团体治疗里的陌生人说三道四。谁知道他们是谁，他们有什么样的偏见，会给出什么样的建议？我想让我们两个人把话说清楚，找个机会好好谈谈。但我得让她先接受这个，我会等着看。到时候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保证。

我的钱包放在后座，我必须扭转身体才够得着。我的肢体太僵硬了。走回家的路上，我时不时停下来舒展筋骨。但我忘记取信了，于是我又转身去取。

我们刚搬过来时，我就在拍卖会上买了门旁边的这个邮箱。它看起来就像一座涂了黄油漆的微型房子，挂了姜饼装饰品，围着一道栅栏，还有一些微小精致的细节。我就想要它。

后来伊莎贝尔骑车撞到邮箱上面，把邮箱弄倒了，小栅栏也摔烂了。那时候她是七岁左右吧？这让我很难过，也有点生气，伊莎贝尔也很难过。汉斯尽他所能把邮箱修好，又把它立了起来。即使邮箱现在不如以前好看了，但还是好好地站在门口。

我寓教于情，告诉伊莎贝尔，我确实感到很难过、很失望，但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以后还是朋友。我把她脱皮的膝盖包扎好，告诉她生活还得继续，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要相亲相爱。

隔壁房子的前门开了。古妮拉走出来，站在阶梯平台上。虽然她是出于好意，但我实在不想听她那些胡言乱语。于是我走上这条小路，目视前方，并没有看她。她喊我的名字，但我没理会。我摸出钥匙，打开门，走进屋里，关上门，反锁好。转身我便滑坐到大厅的地板上。

汗水顺着我的脸颊流下，我心跳加速，头晕乎乎的。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一定是压力太大了。满腔失望、担忧和焦虑，还有汉斯去世带来的悲痛。

我为他难过。我确实很伤心，但又不禁松了一口气。我闻到自由的气息。你怎么可以有这种感觉？

生活很奇怪。你能掌控它吗？

我在地上坐了一会儿，拿起手机给伊莎贝尔打电话。

她也想我，我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