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一边在厨房抽屉里翻来翻去，一边自言自语。

“斯特拉，你把开罐器藏在哪儿了？”说着，她拉开了另一个抽屉。听她说话，你会认为她已经把整个屋子都搜寻一遍了。

“在第二个抽屉里。”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答道。

“不，不在这里。哪儿都找不到。”

“就在那儿。”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邀请她来。这样我就不孤独了吗？这样我就会因为一直在生她的气，没空想爱丽丝？

“找到了，在这里。”妈妈在厨房吧台上拿起信件，“我把这个放在微波炉上可以吗？”

“当然可以。”

“看起来像本地的报纸……”

“没关系，放在那儿。”

“我们要不要帮亨里克和米洛做点吃的？”

她已经问第三遍了。

“玛格丽塔会在他们走之前把他们喂饱的。”我没好气地说道，“不然他们会在回来的路上吃点东西。”

“你确定吗？我们可以把吃不完的菜放到冰箱里。明天你就有吃的了。”她说。

“妈妈，吃的已经够多了。”

她举手做投降状：“我只是想找点事情做。对不起，帮倒忙了。”

妈妈总想插手。她开始烤面包、做饭，还问她能不能帮忙洗衣服和扫地。一时半会儿可以，但时间长了，我就有点抓狂。

“你有海伦娜的消息吗？”我问。

“她这周打过电话来。她、查尔斯和孩子们可能会回来过圣诞。我也希望如此。”

“你觉得她开心吗？在牛津，和他在一起？”太愚蠢了，又来了。为什么我总是这样？我是不是想吵架？妈妈还没回答，就先皱起眉头来：“是的，我想是的。你不觉得吗？”

“我猜她还在牛津。”我说。

我有了米洛后不久，姐姐在伦敦游玩时遇到了查尔斯。他是一位英语教授，对褐色灯芯绒情有独钟，说起话来滔滔不绝。

13年来，她一直和他住在牛津，现在他们已经有三个英俊时髦的儿子了。

“你们上次打电话是什么时候？”妈妈一边搅拌着锅里一边问道。

“我记得就在夏天之前。”

“怎么回事？你们为什么不联系了？”

“我们变得不一样了，我们一直都不太一样。”

我递给妈妈一个酒杯。她在桌旁坐下，啜饮了一口。

“你给我惹的麻烦比海伦娜多得多，”她说，“你总是好奇为什么。而她乐于接受现状。”

“她一直害怕遇到冲突。”

“我们处理事情的方式不同。你们都应该知道的。”

“那件事发生后，她甚至一次都没提起过爱丽丝，也从来都没问过我过得怎么样。她假装什么都没发生，只讨论一些实在的事情——我们吃什么、谁应该做什么。她总是这副与世无争的鬼样子。我讨厌她。”

“你怎么了？你听起来很生气，很暴躁。”

“你们两个总是想过安逸的生活。遇到困难了，就视而不见。我的遭遇影响了所有人，但没人敢承认。”

妈妈放下了酒杯。“你想过自己的态度吗？”她问，“你主动推开了我们。你根本不让我们谈那件事，你也不想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连你的面都见不到。”

她向我伸出手来，我推开了。

“我把你从一个派对上带回家，”她说，“佩尼拉打的电话。你喝太多了，可能还磕了药。你的焦虑症发作了，把在场的人吓得半死。”

我什么也没说，低头盯着地板，我不想听这个。

“我早该做点什么了。你说得对，我疏忽了，疏忽得太久了，我很抱歉。后来你开始接受治疗，才慢慢地好起来。你还说，生活总得继续。确实如此。我们所有人都一样。所以别对海伦娜那么苛刻。”

妈妈的话让我羞愧起来。

她继续说道：“后来你遇到了亨里克，和他谈过这个话题。他不害怕，他分担了你的悲伤。我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有时有些紧张。但我一直都在这里。希望你明白。”

我主动握住她的手：“对不起，妈妈。我知道我对你很不公平，对海伦娜也是。”

“你为什么总是想着爱丽丝？放手吧，那样不是更好吗？你现在有了亨里克和米洛，过上了美好的生活。放手吧，斯特拉。”

我站起来，给妈妈一个拥抱。她是对的，我应该放手。

“你最近去过她的坟墓吗？”她问，“对不起，我知道你宁愿叫她的纪念碑。”

我摇摇头。我们吃完饭，妈妈就回家了。我坐在厨房里思考我们的谈话。

从爱丽丝失踪到住进5号病房前的那段时间，我的记忆都是一片模糊。1995年春天，妈妈把我送进了一个精神病院。我被关进了一个防守严密的病房里。我绝食、暴瘦，精神极度压抑。

最后，我和一个叫比吉塔（Brigitta）的心理治疗师取得了联系，得到了帮助，开始展望未来，也有了活下去的信念。后来，我学习心理学，就是为了成为一名心理治疗师。我很擅长心理治疗。

以前很擅长。

现在不行了。现在我谁也帮不了，我甚至不能自救。

我站起来，擦干净厨房的吧台，拿起妈妈放在微波炉上的本地报纸。一个信封掉落在地，我把它捡起来。地址是手写的，收件人是我，斯特拉·威斯特兰德，我以前叫斯特拉·约翰逊。邮费不是到付，也没写地址。有人直接把它放进了邮箱里。

我打开信封，里面有一张折叠的纸，信纸上方画了个十字，下面的文字很整齐，是用黑色墨水写的。

斯特拉·威斯特兰德，

1975年11月12日出生，

惨遭不测，意外身亡。

无人缅怀。

无人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