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位于瑞典布罗马市（Bromma）艾维克斯维根（Alviksvagan）的家中醒来。我一直盖着毯子睡在**，就像卧床数日了一般。

我让雷娜特（Renate）替我取消了其他病人的预约，把借口怪罪到偏头疼上去。然后我冒雨在圣艾瑞克斯（St. Eriksgatan）招了辆出租车，之后的记忆便是一片空白。到家的时候，我肯定给司机付了车费，下车，进屋，脱掉鞋子和外套，上楼回卧室。但我什么都记不起来了。

我眼睛酸痛，头疼欲裂，有一瞬间我甚至怀疑这一切都是自己凭空幻想出来的——一个名叫伊莎贝尔·卡尔森的女人来到我的办公室。

我倒希望如此。

躲避疼痛是人类的本能，人类倾向于逃避而不是直面伤害。

我确实希望我能逃脱。

听到亨里克的路虎揽胜在马路上行驶的声音，我从**起来，走到窗前。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我们有个邻居正披着雨衣，带着他那只叫个不停的小狗站在篱笆前。米洛跳下车，朝家里跑过来。亨里克向邻居问了声好，跟了上去。前门开了，我听到他喊“有人在家吗”。我闭上眼睛，几秒钟后深吸一口气，走下楼去。米洛从我身边跑过，问我晚饭吃什么。我说还不确定，他跑进客厅，把自己重重地摔在沙发上。亨里克在大厅的地板上捡起我的外套挂了起来，说他打过电话给我。

我告诉他，我的手机肯定在钱包里。他看向地板。手机就躺在我的鞋子旁边。他捡起手机递给我。

“我在想要不要叫外卖，”他说，“你没有做晚饭。”这不是疑问句，而是陈述句。

“我没时间。”

“发生什么事了吗？”

“为什么这么认为？”

“你的车呢？”

我的奥迪还停在国王岛，没有开回来。

“我搭出租车回来的。”

亨里克仔细地打量着我的神色。我飞快地啄了他一口，避开他的目光，走进厨房。他跟了上来。

“米洛得吃饭了，”他打开冰箱说，“他待会儿就要走。”

我居然忘了米洛还有篮球训练，我从来没有忘记过。我坐在餐桌旁，查看我的手机：两个未接电话和一条短信。亨里克从冰箱里拿出一个塑料碗，向米洛喊，说饭快好了。

“今天过得怎么样？”过了一会儿，他问道。

“不错。”

“一切都还好吗？”

“好着呢。”我回答。

“真的？”

“真的。”

亨里克一边搅拌意大利面，一边加热波隆那肉酱。他告诉我下周末要去乡下探望父母、本周六要去看米洛打篮球赛、今天的工作如何。他把盘子、餐具和玻璃杯摆到桌子上，将水壶装满水，开始谈起工作上的事。

和寻常的星期一一样，我们结束了漫长的一天，回到家里，在厨房里话家常。我先生如旧，我儿子也如旧。我们温馨的家庭生活如旧。然而，一切却又如此陌生，我似乎换了个灵魂，变成了自己生活里的陌生人。

亨里克大声喊米洛饭好了。客厅里没有人应。亨里克让米洛快点，但米洛磨磨蹭蹭的。我走到客厅，身体探过沙发，摘下他的耳机，把iPad从他手里抢过来，喊道：“你还不快点！”米洛吓了一大跳，他气呼呼地从我身边跑过，一屁股坐在了餐桌旁。

亨里克的手轻轻地放在我的胳膊上，米洛没有看我们。我很清楚他想说什么：放松。你怎么了？

我应该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应该和他谈谈。我不喜欢保守秘密。毕竟我是一名心理学家和一名合格的心理医生。我一向直言自己的情绪，坦诚地探讨，尽量找出问题所在，尤其在涉及一些可能影响我们生活的事情时。另外，亨里克是我的蓝颜知己，我们对彼此总是敞开心扉，无所不谈。他比任何人都了解我，所以我很难对他隐瞒什么，我也不想隐瞒，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

这顿晚餐我难以下咽。亨里克和米洛在说话，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我听见了，但又似乎什么都没有听见。我的思绪不断地飘回她身上。

伊莎贝尔·卡尔森。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用那个名字。我想知道她了解些什么。

米洛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们，他想要一辆超级炫酷的自行车。他拿出手机来给我们看。我站了起来，说声抱歉，离开厨房，去了洗衣房。我努力冷静下来。

我慌了。12年来，头一回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排山倒海的恐惧和焦虑控制了我的身体，侵占了我的思想和感情。我仿佛登上了脱缰野马般的列车，被迫驾驶它开往终点。而那个终点，我此生都不愿再次踏足。为了隐藏这个秘密，我愿意倾尽所有。一想到这个秘密将会坦露在我的家人面前，我就恐慌不已。

假如我早知道这次会面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早知道她是谁，我还会勇敢地去见她吗？

假如真的是她。

我仿佛看见了自己在质问她，凝视着她的眼睛，组织着问题，看着我说的话触动她的灵魂，引发她的一连串反应。

不，那不是我。

真？假？

好吧，那是我。

真？假？

我不相信伊莎贝尔·卡尔森。我怎么可能相信她呢？她想要什么，我根本一无所知。我必须找出真相。

亨里克站到我身后，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

“到底怎么了？”他说，“跟我谈谈吧，斯特拉。”

“我很累。”

“不是身体累这么简单，”他说，“我看得出，有事情困扰着你。”

他不会放弃追问的，我转过身来。

“今天糟透了，”我说，“我头很痛，就取消了所有行程回家。”我话里暗示，我的反常与最近和我有过纠纷的病人莉娜有关。我知道他懂的，他肯定会往那方面想。

亨里克摸了摸我的脸颊，伸手拥我入怀。他问我，有没有和社会医疗健康监察机构联系过。我说没有，还没有。

他安慰我，虽然过去几个月一直压力重重，但最终都会拨云见日的。他今晚会带米洛去参加篮球训练，我可以待在家里。

我站在厨房窗户前看着他们离开。

上阁楼。看看那个手提包里的东西。

那个阁楼上的手提包。自从我们搬来这里，我就再没有碰过它。然而，整整12年过去了，我仍然记得清清楚楚它放在哪里。我并不想看里面有什么。如果我看了，我又会失控的。

21年前，我的生活被毁了，但我重新振作了起来。虽然我选择了活下去，但我忘不掉，我什么都做不了。唯一的选择是死亡，但我做不到。

我全身心地投入学业中去，投入实现目标中去。五年后，我遇到了亨里克，我们坠入爱河。

我埋葬了她，这并不意味着我忘了她。

去看看那个手提包里的东西，就在阁楼上。

我今天如此失措，是很奇怪的。这种情况不会再发生了。我不需要去阁楼，我需要的是睡眠。

走进卧室后，我觉得自己累到连澡都不想洗，连妆都懒得卸，连刷牙的力气都没有。我把亨里克送我的手表摘下来，放到书桌上，再把裤子和衬衫扔在门边的椅子上，脱下胸罩，钻到毛毯下面。

半夜醒来，雨还在滴滴答答地敲打着窗户。我一定睡得很沉，都没听到亨里克和米洛回来的声音。窗帘很厚实，此时房间里漆黑一片。我一贯很喜欢这种幽静的感觉，但今晚的黑暗却让我喘不过气来。

上阁楼，看看那个手提包里的东西。

亨里克的手臂搭在我的腰上，我移开他的胳膊时，他低声发出咕哝。我爬下床，穿上睡袍，蹑手蹑脚地溜出卧室，关上门。我拉了一把椅子到厅里，放在通往阁楼窗口的下方。我爬上去，抓住把手，用力一拉。把手咯吱作响，我不由得屏住呼吸。我放下梯子，爬上去，开灯。

那个手提包安静地躺在角落里。我拿开几个盒子才看到它。这是一个蓝色和酒红色交织的手提包，上面绣着佩斯利花纹。多年以前，母亲亲手将它赠予我。我把它捡起来，慢慢地滑坐到地上，拉开它的拉链。

那个链扣是蜘蛛形的，八条腿，紫黄相间，柔软坚韧，头上还带着傻乎乎的大大的笑容。我拉了拉它腹部下的绳子，什么声音也没有。它以前会唱几节儿歌“一只小蜘蛛”，我们都觉得这有趣极了。

还有一条灰色星星图案的白毛毯、一件脖子和袖子上缝有花边的蓝色小礼服，这是我保存下来的唯一一件衣服。我把鼻子埋进衣服里，只闻到了樟脑丸的味道。

还有很多照片。三个欢乐的少年站在一个展台上。丹尼尔，他的妹妹玛利亚，还有我。

我几乎一直都留着浓密的深棕色的自然长鬈发。拍这张照片时，我的头发已经长到齐背了。我穿着黄色连衣裙，腰上系着一条宽大的黑色松紧带。丹尼尔的胳膊搭在我的肩上，看起来张扬肆意，自信满满。他的黑发一直都很蓬乱，他穿着一条旧牛仔裤和一件袖子被剪掉的法兰绒衬衫。

他现在在哪呢？过得快乐吗？有想过我吗？我忽然很想知道。

我凝视着玛利亚。她直发齐腰，和丹尼尔的一样乌黑透亮。她和伊莎贝尔·卡尔森竟然如此相似。她们可能是姐妹，或双胞胎。

但这是个巧合。这必须是个巧合。

我翻找出更多照片。一个稚气未脱的17岁少女怀抱一个婴儿，两人都笑容满面，露出甜甜的酒窝。

我的眼睛感到一丝刺痛，于是我用睡袍的袖子擦了擦眼睛。手提包的底部放着一本红色日记本。我把它拿了起来。

1992年12月29日

天哪！该死，该死，该死！我居然怀孕了。怎么会这样？好吧，我做了防护措施，但还是中招了。所以这段时间我才那么累，那么情绪化，那么爱哭。

比如今天，我、丹尼尔和佩尼拉去法斯塔中心买衣服。我看上了一条超级可爱的牛仔裤，却连扣子都扣不上。那是我的尺码。我真的试过了，但没能扣上。

我知道我反应过度了。我在试衣间里哭了。丹尼尔一点也不明白，还很迟钝，他本来就那样。“大姨妈来啦？试试更大的码数，这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好生气，哭得更厉害了。佩尼拉替我骂了他一顿。我们没有买到衣服，只喝了咖啡。

我该怎么告诉妈妈？她会暴跳如雷的。海伦娜会觉得我惹了大麻烦。丹尼尔呢，他会说什么？他要成为爸爸了。但这并不在我们的计划之中。

我不知所措。我的生活都乱了套。

我真不敢相信我们这么蠢。太不负责任了。我还有那么多计划，现在该怎么办呢？

我感觉自己快疯了，哭笑不得。我好高兴，又好害怕。一条小生命就这么来了？！我会疼爱肚子里的这个小家伙吗？

我想要这个孩子。我想和丹尼尔组建家庭。我希望他也想要这个孩子，这是我会做出的唯一决定。

就这样。宝贝你好，欢迎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如今唯有等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