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对象底社会性。另一方面从官觉与认识底对象着想,它也是有社会性的。认识本身就是综合的,认识一个体不仅是目之视色,耳之听声,……这一点前此已经提到,从所引用的意念着想,官觉虽不是综合的,然而从意念底引用着想,官觉也是综合的。意念的引用总牵扯各工具或趋势底合作,而工具或趋势的合作总引入社会性。结果是官觉和认识底对象不只是所与而且是有意味的对象。意味两字可以表示官觉与认识对象中的不同的社会性。意味底不同也许大部分是官觉者对于对象所发生的情感不同,但意味有别的成分,不只是情感而已,情感两字,不能代替意味两字。不同社会的官觉者不容易得到彼此底意味,一个中国人和一个美国人去游山,从所见的客观的所与说大致差不多,从所得的意味说大不一样。
2.以花为例。有好些例子可以从花中举出,中国人看见兰花和牡丹与英国人看见兰花和牡丹大不一样,中国人看见兰花,也许感觉到幽雅清洁味,也许还想到空谷,看见牡丹花也许夹杂地带上富贵堂皇味,或者感觉到“俗”味。其它如菊荷梅都有特别的意味。英国人看见这样的花,根本得不到这样的意味,即令有少数英国人得到此意味,他们也不容易传达给别人。英国人看见rose和中国人看见玫瑰大不相同。在字典中翻译rose这一字底问题小,在诗歌中翻译rose这一字的问题大。其所以然者因为意义容易传达,意味不容易传达。
3.语言文字所给与对象的社会性。文字上的影响也特别地大。好例子一时颇不容易找,可是我们可以说一句普遍的话,每一文字都有别的文字所不能翻译的话。不能翻译的理由,有些是字底问题,有些是句子底问题,从字着想,有些是字底意义问题。在一文字中有些字在另一文字中没有相当的字可以翻译的,例如中国文字中的“礼”字在英文中似乎没有同意义的字,在德文也许有比较相近的字。有些虽有意义上相当的字,然而在意义上相当的字不能引起相当的意味;“大江”虽可以译成“big river”或“great river”,然而在“大江东去”里的“大江”两字底意味,似乎不是相当意义的英文字所能表示的。至于句子,更是麻烦。这麻烦是大多数的中国人所能感觉得到的,不必多所讨论。无论如何,不仅官觉与认识底历程受文字底影响,即对象也受影响。也许有人会说,这里所谓文字上的影响,不止于文字而已,例如中文中的“子曰”和英文中的“and The Lord Said”底不一样,至少有儒家和耶教底不同夹杂在里面。这的确不错,这就是我们所谓工具合用。可是我们在这里的讨论是分别的讨论,只就文字而论文字而已。
4.政治制度风俗习惯所给予对象的社会性。其实政治制度风俗习惯都影响到官觉和认识底对象。从一方面说,君,皇帝,……太太,哥哥,和ruler,emperor,...wife,elder brother,一样,另一方面不一样。中国人看见哥哥和美国人看见elder brother底意味大不相同。我们可以如此条列下去,但是似乎可以不必,以上的讨论已经够了。总而言之,官觉与认识二者和整个的社会及其历史分不开。如果一社会是文化群,官觉与认识离不开文化群。从知识着想文化大部分是收容与应付所与底工具。可是这是从官觉与认识着想,而不是从官能与知识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