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点，我想起了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为广大学者所熟知的一节。安提戈涅决定把沙子撒在她哥哥波吕涅克斯的尸体上，全然不顾国王克瑞翁所颁布的禁令——凡是为本国的敌人举行安葬仪式的人都要被处死。然而对希腊人来说，葬礼仪式是至关重要的。不过，伊斯墨涅却不像安提戈涅那样勇敢而坚决，她拒绝同她的姐妹一起举行仪式，她说：
“所以，我请求在地下安息的人们为我考虑考虑，因为我是迫不得已才这样做的，我不得不臣服于当权者，因此偏激的行为是极不明智的。”
安提戈涅说：“我不会强求你，如果你愿遂己愿，你也不会高兴地与我一同去做这件事，去做对你有益的事吧。但我仍将埋葬他。为了做这件事，即使搭上性命也是无比荣耀的。我将与我亲爱的人一同长眠，就像个罪犯做了一件神圣的事一样，因为对我来说，取悦那些九泉之下的人比讨好这里的人需要更长的时间，所以我要永远躺在那里。但既然在你看来这对你有益，那么就把众神赐予荣誉的事情视作耻辱吧。”
伊斯墨涅说：“我其实没有把这视作耻辱，但我天性无法做出与公民对立的事情。”
后来，安提戈涅被带到国王克瑞翁面前时，克瑞翁问道：
“你怎么敢触犯这些法律？”
安提戈涅说：“因为向我宣布这些法律禁令的不是宙斯，也不是正义女神，他们都没有给人类制定这些法律。我也不认为你的命令具有如此威力，能使你一个凡人超越众神口头不成文的那些永恒不变的法律。神明的法律不是单纯地存在于今天或昨天，而是永世长存的，任何人都不知道它们始于何时。我不会因为害怕任何人的专横而拒绝在众神面前接受我违反这些法律的惩罚。既然我清楚地知道我即将死去，那为什么不呢？即便你还未宣布我的死刑。”
这就是关于埋葬一具尸体的故事。
印度人的保守主义是最明智的。摩奴[印度教里的人类始祖。]说：“无法追忆的远古习俗是至高无上的法律。”也就是说，在被人类使用之前，法律曾是诸神的习俗。我们新英格兰习俗的错误在于它是可以被记起的。除了无法追忆的远古习俗，道德又为何物？良心是保守主义者的根本。“发挥既定的功能吧，”黑天在《薄伽梵歌》中说：“行动比不动好。肉体的旅程也许不是从静止不动开始的。”“一个人的职业虽存在着种种缺点，但不应抛弃。每一项事业都与其缺点结下了不解之缘，就犹如火与烟是分不开的。”“对全局了如指掌的人不应把那些理解力迟钝、比他缺乏经验的人从他们的岗位上赶走。”“为此，阿周那啊，下决心去战斗吧。”这是神对那优柔寡断的战士的忠告，他不敢刺杀自己最好的朋友。这是非凡的保守主义，如世界一般广阔，和时光一样永不疲倦，用亚洲人的焦虑来维持宇宙在他们心目中呈现的状态。这些哲学家仔细思量法律的不可避免和不可改变，思考性情和体格的力量，思考三种功或是品质、出身和姻缘的状况，结果是极大的安慰，他们对梵天的专注是永恒的。他们的思考从不敢突破他们自己的高原，虽然那些高原地势高、面积广。浮力、自由、灵活、多样、可能性，这些也是那些无名者的品质，他们却毫不涉足。那不应得的奖赏将被永恒的精神苦役获得，次日难以预测的希望似乎也得到了衡量。还有谁会说他们的保守主义碌碌无为？一位法国翻译家在谈及中华民族和印度民族的古老和长寿，以及他们立法者的智慧时说：“毫无疑问，那存在着一些永恒法律的遗迹，那些法律统治了世界。”
反过来看，基督教在另一方面则是人道而实际的，广义来讲就是激进。在漫长的岁月里，东方的圣贤们坐视梵天，默念神秘的“唵”[这一音节在印度教象征着精神的认识和力量。]，精神集中在神王的本质，从未走出自己的内心世界，而是在内心世界中越行越远，越陷越深，因此虽具有无限智慧，却迟钝无比。直到最后，同样是在亚洲，然而这一次是在亚洲的西部，出现了一个他们完全没能预料到的年轻人。此人并未专注于梵天，而是把梵天带到了尘世，带给了人类。在他身上，梵天已从长久的沉睡中觉醒，他努力奋斗；黎明到来，带来了新的降凡。在那之前，梵天从未想过既做上天之子，又做人类的兄弟。基督教是改革者和激进分子的王子。《新约全书》中的许多词句自然成了新教徒的口头语，书中带有最富有价值、最务实的文字。它没有无害的梦想，没有睿智的思考，字里行间都透着低等智慧。它从不反省，但它忏悔。我们可以说这本书毫无诗意，没有任何单纯考虑到美的东西，只有道德真理才是它的主题。世间所有灵魂都被它的良心宣判有罪。
《新约全书》以其纯洁的道德而著称，印度教经典中的最佳则以纯粹的理智而著称。没有任何典籍能够比《薄伽梵歌》更能使读者升华并保持在一个更高、更纯、更少的思想境界。沃伦·哈斯丁斯在信中向东印度公司董事长推荐此书的译本时提到，这本书的原著“在概念、推理和措辞上的成绩，卓越得几乎无与伦比”，而且是印度哲学家们的著作“所产生的财富和权力的源泉，即使未来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早已结束，它也将继续存在”。《薄伽梵歌》毫无疑问是我们所能读到的最崇高、最神圣的经典之一。书籍是靠它们论题的崇高伟大而闻名于世的，这个要素甚至比书的写作风格还要重要。东方哲学从容地探讨着比当代哲学所渴望探讨的更为崇高的主题，因此当东方哲学滔滔不绝地谈论于此时也就不足为奇了。它只是在给这些主题寻找合适的定位，将它们分别归入行动和沉思，或更确切地说是公正地评判它们。西方哲学家们尚未以他们的观念考虑到沉思的意义。哈斯丁斯在谈及婆罗门的精神原则和他们所获得的抽象超凡的能力时，曾列举过一些他亲眼所见的实例，哈斯丁斯说：
“对于那些从不习惯把头脑同感官注意分开的人来说，很难想象这样一种能力是怎样获得的；因为甚至连我们这半球最勤奋的人也会发现控制自己的注意力是多么困难。它会不断关注目前的某一对象，或是回忆过去，甚至有时一只苍蝇嗡嗡飞过也会扰乱注意力。但如若我们被告知，有人在漫长岁月中逐渐养成了每日做抽象沉思的习惯，这种习惯始于少年，在许多人身上持续到了中年，通过代代相传在其祖先积累的经验宝库中又增添了一份新的知识。由此得出这一结论便不算武断：同身体一样，头脑也会通过锻炼而加强力量，在这样一种锻炼中，每个人或许都已取得了自己渴望的头脑能力，而且他们的集体沉思或许已经引导他们发现情感的新领域，与其他民族所熟知的教义截然不同，那些教义无论具有如何微妙或思辨的优势，其根源根本不受任何外来混合物的影响，事实上可以与我们自己最简单的教义一起确立下来。”
黑天对最古老的人类的教诲，后世代代相传：
“直到最后，摒弃著作，经过一段时间，那非凡的艺术失传了。”
“每一件杰作都毫无疑问地会在智慧中被发掘。” 黑天说。
“虽然你是所有罪犯中的罪大恶极之人，你依然能够驾起智慧的方舟，渡过罪恶之海。”
“这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维护纯洁的智慧相比。”
“行动比运用智慧的地位要低得多。”
月中人的智慧“在他像乌龟一般收拢身体各部分，约束它们不去做习惯性的事时，便得以证实”。
“唯有孩童，而不是学者，才会把思辨教义和使用教义分开来看。它们其实是一回事，因为二者的结果相同，而其中一种教义从其追随者处赢得的地位，另一种教义也同样享有。”
“一个不享有行动自由的人，不能不开始他所必须做的事，他也无法从完全的静止中收获喜悦。没有人能享有片刻的时间静止。每个人都不自觉地被其本性的那些原则所驱使。一个能约束自己积极的思维能力，让思想专注于感觉对象的人，被称为迷失的灵魂、欺骗的行动者。因此，能够克制自己的一切情感，以积极的思维能力来运行生命的全部功能并对结果漠不关心的人，更能得到人们的赞美。”
“让动机存在于行动中，而不是结果里。莫要做一个行动起来是为了得到回报的人，不要虚度你的生命。”
“一个人不带任何情感地做自己的分内之事，终将获得巨大的成功。”
“可以在活动中看到静止，在静止中看到活动的人，是人类中的智者，他是一切职责的完美履行者。”
“每一项事业都不受欲念的影响，行为被智慧的火焰所吞噬，智者称这样的人为‘博学者’。他放弃了获得回报的心愿，他总是知足，始终独立，虽然他可能在从事某项工作，但又可以说他什么事也没做。”
“他既是一个瑜伽信徒，又是一个托钵僧，做着自己必须做的事，不在乎结果如何，他不是一个未曾牺牲**、静止生活的人。”
“他享受的只是自己的祭品中留下的能使人永获梵天精神的饮料，即神王。”
生命的实践到底等于什么呢？即刻需做的都是些琐事，我可以推迟它们以聆听这蝉鸣。我经历过的最辉煌的事，不是任何我已完成或是想要做的事，而是我曾有过的一个转瞬即逝的想法或幻觉，也可能是梦想。为了一个真正的幻觉，我愿意献出世上的所有财富及一切英雄的丰功伟绩。但我是世间一个小小的铅笔制作者，又怎能在不疯癫的情况下，与神明交流呢？
“我对所有人类一视同仁，” 黑天说，“没有人值得我的爱与恨。”
这一讲求实际的教诲与《新约全书》所讲求的实际意义不同，它在实践中并非永远讲得通。婆罗门从不打算英勇地与罪恶战斗，而是想耐心地将罪恶饿死。他积极的思维能力被种姓观念、不可逾越的界限观念以及命运和时间的专制观念弄垮了。应该说，黑天的观点并非无懈可击，其对于阿周那为何一定要去战斗并没有给出充足的理由。阿周那或许是被说服了，然而读者却想不通，因为他的判断并非“构建于数论思辨学说的基础上”“只在智慧中寻求庇护”；而在西方人眼中，什么才是智慧呢？他所谈及的职责是武断的。它于何时确立？婆罗门的德行在于做武断的事，而不是正确的事。什么是一个人“必须做”的事？什么是“行为”？什么是“既定的功能”？什么是“一个人自己的宗教”？它比另一个人的宗教优秀那么多吗？什么是“自己特定的事业”？什么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职责？它是对种姓制度的一种辩护，是对士兵“天职”所谓的“严守纪律”“不得临阵脱逃”等诸如此类规定的辩护；而那些不在意自身行为后果的人并不会因此对自己的行为漠不关心。
对比东方人和西方人的差异，前者在这世上什么也不做，而后者却充满行动力。一个人凝视着太阳直到双目失明，而另一个人则追随太阳逐渐西落。即便是在西方，也存在着像种姓这样的事物，但它相对比较细微，是这里的保守主义。它说，不要放弃你的职责，不要违抗任何制度，切忌使用暴力，不要撕毁任何契约，国家是你的父母。它的德行和男子汉气概是孝道。在每个民族内都存在着“东方人”和“西方人”的斗争，有些人永远凝视太阳，有些人则始终追赶太阳。前者对后者说：“即使你到达日落的地方，也不会使你距离太阳更近的。”后者则回答：“但这样我们延长了白昼。”前者“只行走于万物在时间的夜里入睡的那个夜晚。沉思的月中人只在万物皆醒的白昼睡觉”。
我愿意引用桑杰伊的话来总结以上这些摘录：“啊，伟大的王子啊！当我一遍又一遍地回忆起黑天与阿周那之间那神圣而伟大的对话时，我越发喜悦；而当我回想起月中人出神入化的形式时，我不禁大吃一惊，一次又一次地感到高兴！只要黑天在那，只要伟大的弓箭手阿周那在那，那里就会充满好运、财富、胜利与善举。这是我坚定的信念。”
我想对《圣经》的读者说，如果他们渴望读到好书，那么就去阅读《薄伽梵歌》，它是《摩诃婆罗多》中的片段，完成于四千多年前，传说是由黑天撰写的，译者是查尔斯·威尔金斯。这本书作为一个虔诚民族神圣著作中的一部分，甚至值得美国人认认真真地读完。聪明的希伯来人会欣喜地在这本书中发现与他们的《圣经》极为近似的道德上的庄严和崇高。
对于一个凭借自己的位置优势能远望到大西洋对岸的欧洲和太平洋对岸的亚洲的美国读者而言，位置的优势使他们连阿尔卑斯山至喜马拉雅山都能够望见，相比于距今更近的欧洲文学，此书常常显得有失偏颇，带有一些宗教色彩。而且尽管美国读者的学习有限，他们仍会发觉那些自认为能够代表全世界说话的欧洲作家仅仅是他们所居住的那个角落的发言人。在英格兰最杰出的学者和批评家中有一个人，由于他对世界名人的分类而暴露了他在欧洲文化方面的狭隘及阅读上的排他性。欧洲人的子孙后代，没有一个人为波斯的和印度的诗人和哲学家说过公道话。这些波斯的和印度的诗人在欧洲的商人学者中甚至比在欧洲的职业诗人和思想家那里都更负盛名。你可能读遍英国诗歌也找不到一首关于这些主题的令人难忘的诗。德国也不例外，尽管它的语言产业间接服务于哲学和诗歌。如果歌德的研究领域也接近印度哲学的话，就连他也会缺少对它的赏识。他的聪明才智更实际，更多地用于认知领域，与那些东方哲人的才华相比，他少了些沉思的性质。引人关注的是，荷马和那几位希伯来人的名字，是波斯文学衰落之后的当代欧洲的所有知名人物名单里最为东方的名字了，或许也是最东方的人了。因为那些印度哲人的沉思默想仍在影响人类智力的发展，他们的著作竟然奇迹般地完整保存至今，但多半人否认他们的存在。如果这些狠角色都是画家的话，情况可能大相径庭。在每个人年轻的梦中，哲学依然模糊，但无法割舍地与东方联系在一起，若干年后在西方世界也找寻不到容身之地。与东方哲学家相比，我们可能会说现代欧洲尚未诞生一名哲学家；与《薄伽梵歌》涉及宇宙起源的深邃哲学相比，甚至有时连我们的莎士比亚看起来都稚嫩而表面。类似于琐罗亚斯德的占星术神谕那样的妙言警句，在经历了千百次革命和传译后仍得以流传，足以使我们对诗歌是否真的昙花一现表示质疑，而其是否是最有效、最持久的思想表达方式则并不重要。拉丁谚语“光来自东方”（Ex??oriente??lux）[有一句拉丁谚语：Ex oriente lux，ex occidente lex. 意思是：光来自东方，法律来自西方。]或许仍是学者们的座右铭，因为西方世界尚未从东方那里取得它注定将从那里接受的全部亮光。
把中国、印度、波斯、希伯来及其他一些民族的经文或圣典汇编成集，将是这个时代意义非凡的一件事。《新约全书》或许仍过多地被人们挂在口上、记在心上，甚至在这个意义上称不上是一部《圣经》。这样一种结合和对比也许能帮助人们拓宽信仰。这是一部将由时间编写的著作，并将给印刷工作加冕。它将是一部由传教士带到天涯海角的经典，或“书中之书”。
正当我们陷入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中时，我们还以为自己是这条河上唯一的航行者。突然，一艘运河船扬帆出现在我们眼前，那艘船在我们前方的某一点绕行而过，像是一头巨大的河中猛兽，顷刻改变了河上风光。随后，一艘接一艘的运河船驶入我们的视野，我们这才发现自己已再次身处商业的浪潮中。于是我们将果皮扔到水里喂鱼，使自己的呼吸融入生机勃勃的世人中。我们没有考虑在遥远的花园中，那些我们已播下的种子所结出的果实会在何时被人食用。我们的甜瓜躺在梅里马克河的沙**，找到了它们的归宿，而我们船底的马铃薯，既有阳光照耀，又有水分滋润，看上去更像是一种乡下的水果。不过我们很快便远离了那支船队，独自占据了整条河流。中午时分，我们再次平稳地向上游划去。我们行驶在纳舒厄与哈得孙的领地之间，哈得孙曾经被称作诺丁汉。我们时不时惊起了避暑的翠鸟和鸭子。与其说翠鸟是靠它的短尾舵平稳持久地飞翔，倒不如说它是凭借强劲的冲力滑翔的，沿着曲折的河流发出“咯咯”的叫声。
没过多久，又有一艘平底船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向下游驶去。我们向船上的人打招呼，把小船拴在它的舷侧，与它一同往回漂流。我们同船员交谈，用他们的水壶喝到了更清凉的水。他们似乎是远方山区来的新手，想驾船行抵海滨，开阔眼界。他们在返航重游梅里马克河之前，可能会去游历福克兰群岛和中国海，也可能永远不会再原路返回。他们已在同类人较大的冒险行动中获得了私利，乐于与人类交往只是为了能在自己橱柜中的抽屉里多存一些钱。他们很快便消失在了河上某一处，而我们则叽叽喳喳地独自上路了。生于新罕布什尔群山中的他们到底有什么伤心事呢？我们不禁自问：这里到底缺少了什么，以至这些人匆匆地奔向遥遥相对的地方？我们为他们祈祷，祝愿他们的美好愿望不会落空。
“尽管所有命运女神都如此尖刻，
也勿要抛弃故土。
即使是无风的日子，帆船也要靠岸，
骏马也要在山脚休息，
但我们的命运仍在飞奔，
去每个地方把我们找到。
虽然船的桅杆坚固，
但在它的铜板下有蠕虫爬动；
船儿绕过海角，跨过赤道，
直到被一片冰川阻拦。
无论风儿是否轻柔，
海水是深是浅，
船上载满的是马尼拉麻线，
还是马德拉白葡萄酒，
是中国茶叶，抑或是西班牙皮革，
都已不再重要。
它泊在港口或隔离检疫；
远离新英格兰波涛汹涌的海岸，
却带上了那里的蠕虫，
麻线、白葡萄酒、皮革和茶叶，
同它一并沉入印度洋海底。”
我们经过位于廷斯伯勒和哈得孙之间河东岸的一片小沙漠，在几乎全为绿色的大地中，这片沙漠显得妙趣横生，使我们眼前一亮。这片沙漠给我们留下了几分美好的印象。在纳舒厄旁边的田里劳作的一位当地老人告诉我们，他仍记得那里从前是一片农田，生长着玉米和谷物；但后来渔夫们为了方便拉网捕鱼，就把岸上的灌木全部连根拔掉了。岸堤遭此破坏后，风逐渐把河岸的沙子吹向地里，直到最后，几英寸厚的沙子将这块田地掩埋了起来。这条河附近有个地方的沙子被吹向了一个古老的地方，我们在那里发现了一间基石**在外的印第安人棚屋，被烧过的石头排成了一个完美的圆形，直径有四五英尺，和它们混合在一起的还有优良木炭和被埋在沙中而保留下来的小动物的骨头。周围的沙地上散布着另外一些灼烧过的石头，那是他们生火用的。还有几个箭头状的石头薄片，其中一个完好无损。有一处地方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那是印第安人曾经坐着制作石英箭头的地方，一小块沙地上散落着碎玻璃状的小碎片，同四便士硬币差不多大。由此，印第安人一定在白人到来之前就已经开始在这里捕鱼了。再往前走半英里，还有一片类似的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