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仁义仅浮于表面，而离本义越来越远时，倒不如摒弃表面的仁义道德。

南怀瑾先生说，老子之所以叹息“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其实是基于当时社会的基本状况。

当内在的精神信仰遭到破坏的时候，人们才会制定出各种各样的外在表面的仁义法则来治理社会秩序；当人们了解外在事物规律并总结出道理的时候，就会用这样的道理违背内心而行事，虚伪地对待外在事物；当人们为了个人的私欲而分散血缘亲情的时候，人们才会拿出孝敬和慈悲的单纯的人伦信仰来拯救家族的和谐；当一个国家处于混乱的时候，才会出现忠臣良将来救社稷于水火之中。

春秋战国之际，诸侯纷争，割地称雄，残民以逞，原属常事。因此，许多有志之士奔走呼吁，倡导仁义，效法上古圣君贤相，体认天心仁爱，以仁心仁术治天下。诸子百家，皆号召仁义。但是，无论是哪一种高明的学说，哪一种超然的思想，用之既久，都会产生相反的弊病，变为只有空壳的口号，原本真正的实义便慢慢被忽略了。

相传，很久以前，有位圣人率领门徒云游四方，来到某个地方。这地方原本是一个国家的都城，如今已国破城灭。圣人是位研究治乱兴亡的专家，他向一位年迈睿智、阅历最深的老者请教：“贵国为什么会灭亡？”老者摇头，叹息。良久，他说：“亡国的原因是，国君用人只肯任用道德君子。”众弟子愕然，圣人默然。老者语重心长地说：“好人没法对付坏人。”

古人云：“无德必亡，唯德必危。” 道德只宜律己，难以治人。道德的效果在于感化，但人的品流太复杂，不感无化待如何？感而不化又待如何？荀子主张：“敬小人。”不敬小人，等于玩虎。坏人有时必须用坏来对付，以毒攻毒，才能制胜。也正因如此，道德渐渐偏离本意，仅仅披着“仁义”的衣服，内在却慢慢变质。

因为生于天下大乱之时的圣人，若是为了救世而救人，既然有所作为，就不免保存了一面，而伤及另一面。杀一以儆百，杀百以存一，本质相同，均为义所不忍为。所以佛说，愿度尽众生，方自成佛，但以众生界不可尽故，吾愿亦永无穷尽。因此，老子认为那些自称为圣人之徒、号召以仁义救世的现世之人，不过是徒托空言，毫无实义，甚至假借仁义为名，以逞一己之私。

正如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 ”

提及浮于表面的仁义道德，不由得想起古典小说《镜花缘》中的淑士国，李汝珍以讽刺的手法勾勒出一个满口仁义道德的表面派国家。家家标榜“贤良方正”“德行耆儒”“通经孝廉”“好义循礼”，不过是做足了表面文章，让人啼笑皆非。比起历史上将“仁义道德”玩弄于股掌之间的人来说，淑士国倒算是小儿科了。

有人愤世嫉俗地认为，道德不能让人成功，也无法让人胜利，只需做做仁义道德的表面文章即可获得成功。其实，表面的仁义道德总会被别人看穿，仿佛一场戏剧表演，演员总有卸下装扮的一天，总有人知道你五色油彩下面的真实面容是什么样的。

吴起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兵家，他在担任魏军统帅时，与士兵同甘共苦，深受下层士兵的拥戴。有一次，一个士兵身上长了个脓疮，作为一军统帅的吴起，竟然亲自用嘴为士兵吸吮脓血，全军上下无不感动，而这个士兵的母亲得知这个消息时却哭了。

有人奇怪地问道：“你的儿子不过是个小小的士兵，将军亲自为他吸脓疮，你为什么哭呢？你儿子能得到将军的厚爱，这是你家的福分呀！”这位母亲哭诉道：“这哪里是在爱我的儿子，分明是让我儿子为他卖命。想当初吴将军也曾为孩子的父亲吸脓血，结果打仗时，他父亲格外卖力，冲锋在前，终于战死沙场；现在吴将军又这样对待我的儿子，不知道我儿子要死在什么地方呢？”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有了这样“爱兵如子”的统帅，部下能不尽心竭力，效命疆场吗？

这是一位目光犀利的母亲，一语中的，一针见血。吴起绝不是一个重感情的人，他为了谋取功名，背井离乡，母亲死了，他也不还乡安葬；本来娶了齐国的女子为妻，为了能当上鲁国的将军，竟杀死了自己的妻子，以消除鲁国国君的怀疑。史书上说他是个残忍之人。可就是这么一个人，对士兵身上的脓疮却一而再地去用嘴吸吮，难道他真的是独独钟情于士兵，视兵如子吗？自然不是。他这么做的唯一目的就是要让士兵在战场上为他卖命。表面的仁义道德为人称颂，也收买了士兵的忠诚，不过本质依旧被人看了个一清二楚。

老子在当时之所以菲薄圣人讥刺仁义，其实不过是为了打掉世间假借圣人虚名以伪装仁义的招牌。老子希望人们真能效法天地自然而然的法则而存心用世，不必标榜高深而务求平实，才说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的名言，借以警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