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说天地之所以能够长久存在，是因为其“不自生”, “故能长生”。天地自然而生，不为万物，不为人。天地的“不自生”，正是天地极其自私的道理。南怀瑾先生在这里解读说，老子所要表现的是天地的“极私”，同时也是天地的“至公”。

从万物个体的小生命来看，生死仿佛极为不幸之事，但从“天地长生的本位来说，生生死死，只是万物表层形相的变相”。万物与天地本来就是一个同体的生命，万物的生死只是表层现象的两头，天地能生能死的功能，并没有随生死的变相而消灭，它本来就是一个整体的大我，无形无相，生而不生，真若永恒似的存在。

得道的圣人如果能够效法天地的法则立身处世，去掉自我人为的自私，把自己假象的身心摆在最后，把自我人为的身心，看成是外物一样，便真正摒弃了私心。只要奋不顾身，为义所当为的需要而努力去做。那么，虽然看似把自身的利益置于最后，其实恰好是一路领先，光耀千古，看来虽然是外忘此身而不顾自己，其实是做出了一个身存天下的最好安排。“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这岂不是因为他毫无私心的表现，而完成了他真正整体的大私吗？南怀瑾先生说，老子在这里用幽默的口吻反衬出圣人真正大公无私的理念。

依据这种观点，公而忘私故能成其私便成为千古颠扑不破的无上法则。

只身存天下，将己身与天下融为一体，是对自身最好的安排。北宋范仲淹曾挥毫撰写了千古传诵的《岳阳楼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情感不轻易地随景而迁。升官发财之日，不会得意忘形；遭厄受穷之时，也不愁眉紧锁。身居高职，能为民解忧；一旦流落江湖，依旧心系万民。在位也忧，离职也忧。如要问：似这般无日不忧，几时才是一乐？只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话概括了范仲淹一生所追求的为人准则，是他忧国忧民思想的高度概括。

从青年时代开始，范仲淹就立志做一个有益于天下的人。为官数十载，他在朝廷犯颜直谏，不怕因此获罪。他提出庆历新政，这一政治改革触及北宋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等方面，虽然由于守旧势力的反对，改革失败，但范仲淹主持的这次新政却开创了北宋士大夫议政的风气，传播了改革思想，成为王安石变法的前奏。

他在地方上每到一处，便兴修水利、培养人才、保土安民，政绩斐然，真正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生活上，他治家严谨，俭朴持家，衣食不华，只为温饱，直到晚年，也没建造一座像样的宅第。然而，他却乐善好施，待人亲切敦厚，乐于义助他人，当时的贤士，很多是在他的教导和推荐提拔下成长起来的。即使是乡野和街巷的平民百姓，也都能叫出他的名字。在他离任时，百姓常常拦住传旨使臣的路，要求朝廷让范仲淹继续留任。

范仲淹死后，朝野上下一致哀悼，甚至西夏、甘、凉等地的少数民族，也都聚集举哀，连日斋戒。凡是他从政过的地方，老百姓纷纷为他建祠画像，数百族人来到祠堂，像死去父亲一样痛哭哀悼。看来好像范仲淹的一生错过了许多，比如荣华富贵，比如功名利禄，其实他表面错过的都是实际收获的，正所谓“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

许多大公无私之人表面上看似乎因无私而失去了许多，殊不知，他们为此得到的却更为丰裕。如果推开历史，走进生活之中，你同样会发现，如果不将自己局限在一个狭小自私的位置，获得的将会更多。正如冰心的一首小诗：“墙角的花，当你孤芳自赏时，天地便小了。”

在一场激烈的战斗中，上尉忽然发现一架敌机向阵地俯冲下来。按照常理，发现敌机俯冲时，要毫不犹豫地卧倒。可上尉并没有立刻卧倒，他发现离他四五米远的地方有一个小战士还站在那儿。他顾不上多想，一个鱼跃飞身将小战士紧紧地压在了身下。此时一声巨响，飞溅起来的泥土纷纷落在他们的身上。上尉拍拍身上的尘土，回头一看，顿时惊呆了：刚才自己所在的那个位置被炸成了一个大坑。

在人生的大道上，总会遇到许多公与私之间的艰难抉择，但我们或许不知道，生命的旅程中，有时救了别人，恰恰是自我的救赎。

至公便是至私，从另一个角度看，好比两个结伴登山的人，突然遇到寒冷的天气，加上饥饿疲惫，其中一人不支倒地。另外一个虽然也累得难以支持，但是为了救自己的朋友，拼全力终于把朋友背下了山。正因为他背负着一个人，使自己充分运动，才免于被冻死。如果助人者当时没有救人之心，只一味顾及一己私利，最终二人都可能难逃冻死的厄运，正是这大公无私的举动拯救了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