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传了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慈，指内心深处纯良与中正的外在表现；俭，指适中适可的行事方式；不敢为天下先，即具体应该如何去做。凡事从“我”着手，恰好解决问题即可，无须过多的形式与修饰，否则，便是冗余。

不敢为天下先，即不违背“道”，做事符合“道”的准则，无论是事物内在的道还是外在的道。背“道”而驰，就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循“道”而行，也有一定的前提条件，即“不敢”的时候，不具备某种能力的时候，没有认清某种“势”的时候，就不要“螳臂当车”，为天下之先。

南怀瑾先生极为推崇深谙“黄老之道”的汉文帝，汉文帝是将老子的传世三件宝真正身体力行的一位君主，慈、俭、不敢为天下先，都逐一做到。

汉文帝继位不久，就下了一道诏书说：“一个人犯了法，定了罪也就是了，为什么要把他的父母妻儿也一起逮捕治罪呢？我不相信这种法令有什么好处，请你们商议一下改变的办法。” 大臣们一商量，按照汉文帝的意见，废除了一人犯法、全家连坐的法令。

临菑太仓长淳于意因无心官场，辞官归故里成为一名郎中。一次，当地一位豪商的妻子生病了，请淳于意医治，不料病人不治身亡，大商人仗势向官府告了淳于意一状，当地官吏判处其“肉刑”，将其押赴长安。淳于意的女儿淳于缇萦陪父亲前往长安，并托人写了一封奏章传入宫门，乞求皇帝废除惨无人道的肉刑，自己甘愿成为官奴替父赎罪。汉文帝看了信，召集群臣，说：“犯罪受罚，理当如此。但肉刑过于残酷，不利于人改过自新，将之取缔吧！”汉文帝废除肉刑，更是汉文帝仁慈治天下的表现。

吕祖谦曾说过：“凡四百年之汉，用之不穷者，皆文帝之所留也。”综观西汉文帝在位的言行政措，有一点特别突出，即“躬自俭约”，汉文帝敦朴节俭是臣民的表率。《史记·孝文本纪》中记载：汉文帝在位从政23年间，生活俭朴，身着粗袍；修建陵墓全用泥瓦，甚至连墓室装饰也明令不准使用金、银、铜、锡等贵重金属；所宠爱的慎夫人，也随汉文帝过着俭朴的生活，平时不着一般贵妇穿的拖地长裙，而是像劳动妇女那样“衣不得曳地”，所居住的室内帷帐全无雕龙绣凤的纹饰。一次，汉文帝想在宫内修一座露台，就向工匠打听所需花费，当工匠告诉他修成需要百金时，汉文帝马上感叹：“这花费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财产啊！”于是放弃了原先的打算。

此外，汉文帝还经常揽过失于自身，他说：“我听说天之道是祸自怨恨而起，福由行德而生，百官的不对，应该由我亲身负责……我不英明，不能施德及远，致使边疆的人们不得宁息。”汉文帝下罪己诏非常频繁，无论天象异常或外患日亟，他都要罪己反省。后世许多人认为时为代王的刘恒在继承帝位之前的谦虚不过是一场“不敢为天下先”的表演，即便如此，也是汉文帝将黄老之术运用娴熟的一种表现吧！

汉文帝学习老子可谓抓住了其精髓所在，故能成为一代名主，不过后世中有些假冒为善、画虎类狗的帝王，却错学了汉文帝。南怀瑾先生给我们生动讲述了另一位皇帝的故事。

晋武帝司马炎谋权篡位当上了晋朝的开国皇帝，这位以欺诈起家、取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的君主在他在位的第四年发生了一件事，竟然波及后世中国科技的发展，可谓影响深远。

太医司马程阿谀谄媚，为讨好皇帝，利用精工绝巧的手工艺，精心设计制作了一件“雉头裘”，奉献上去。司马炎为标榜恭俭，将这件精巧的裘服在殿前烧毁，并下了诏书，认为“奇技、异服，典礼所禁”。机巧技艺、奇装异服是传统文化精神中所反对的，特敕令内外臣民，敢有再犯此禁令的，便是犯法。

南怀瑾先生总结说，“读中国的历史，姑且不论司马氏的天下是好是坏，以及对司马炎的个人道德和政治行为又做什么评价；但历来对奇技**巧、精密工业以及科技发展的严禁，大体上，都是效法司马炎这一道命令的精神。因此，便使中国的学术思想，在工商科技发展上驻足不前，永远停留在靠天吃饭的农业社会的形态上”。

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中曾有几个场景将乾隆皇帝效法司马炎的虚伪之举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奖赏一位身着补丁官服的虚伪官吏，标榜俭朴；他对西洋供奉的舰船模型不屑一顾……电视剧是在杜撰历史，也是在重现历史，许多封建帝王都是在老子传世“三件宝”中学到了些皮毛，便自欺欺人。帝王治世之道，便是现代的领导艺术；古代的处世之道，如今依然有着不变的价值。

老子的“三件宝”经过了历代的演绎，后人恐怕已找不出其原本的含义了，只有抓住关键，才能真正在老子的告诫中从容处世，游刃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