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六十四卦，几乎都是盛极而衰、物极必反的道理。细思量之，确实是这样，古今中外，几多盛世如莲，绽放时炫人耳目，花开须落，落下后，只留残梦予人追忆。

苏秦描写的齐国俨然是一番盛世景象：“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蹹踘者。临淄之途，车辇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只因为经济繁荣，民间富庶，所以百姓沉浸于“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蹹踘”。一个个显得志得意满的样子。南怀瑾先生冷眼观盛世，认为“家敦而富，志高而扬”正是一种弊害的源头。当一个国家经济安定，社会繁荣，国民收入增加之后，往往就流于浪费，生活方式多半都骄奢**逸，道德堕落，并且容易产生优越感，看轻别人。这也正是孟子说齐宣王一统天下的想法只是“缘木求鱼”的道理所在。

国家富强，百姓安居乐业，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天下事总是祸福相依，需要辩证地对待。正如魏徵在《谏太宗十思疏》中，提醒唐太宗要“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只有富而不骄，不一味地沉浸于歌舞升平，好日子才会持久。历史已经给了我们很多的教训，唐朝由盛转衰就是很好的一例。

经过贞观之治和武则天的励精图治及唐玄宗李隆基当政的开元时期的精心治理，大唐已经达到全面兴盛。自李隆基登基始，到开元二十九年，恰好是三十年。他第一年用的年号是先天，次年改为开元。古人以三十年为一世，李隆基为皇一世，天下太平富足，国家稳定，经济繁荣，农业和手工业都有较大的发展，达到了大唐开国以来的顶峰。可凡事有兴盛必有衰亡，兴盛的巅峰也必是衰亡的开始。开元以后唐玄宗用人失当，任李林甫、杨国忠等为相，并且迷恋贵妃杨玉环，“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政治腐败，奸臣当道，终于酿成安史之乱。从此，大唐盛世的景象一去不复返。

大唐盛世一直是中国人向往的治世之极，有多少人梦回唐朝，只想一睹那富甲天下、雄视四海、宽容和谐的伟大盛世。盛唐也是外国人对古代中国的一贯记忆。但是在安史之乱的马蹄声中，一个盛世渐渐远去，留给人们的是凄凉的背影和无尽的思索。唐朝为何会由盛转衰？首先是由于国家统治者唐玄宗的腐败，他沉迷于女色，歌舞升平，用人不再唯贤，渐渐奢侈度日，从而丧失了治世的雄韬伟略。俗语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一国之君已不思进取，百姓的精神状态就可想而知了。

国君玩物丧国，而普通人玩物则会丧志。因此，我们需要居安思危，不可一味地追求奢侈享受，挥霍浪费，不思进取。

东汉光武帝刘秀9岁丧父，叔父将他养大。他在叔父任职的萧县读书，完成启蒙教育，后到长安太学游学，专攻儒家经典。寄养的生活和所受的教育，使他形成了谨厚诚信、勤俭自励的性格。

游学长安后，刘秀回到南阳家乡，操持家业，从事农业生产。史称他“乐施爱人，勤于稼穑”。由于“长于民间，颇达情伪”，深知百姓稼穑的艰难和民情的好恶，所以他为政宽简，并致力于减轻百姓负担。

刘秀做了皇帝后，每日都是清晨即起，早早上朝，议政讲经，很晚才退朝。他处理政务，“兢兢如不及”。太子见他太辛苦了，便劝他注意休息，他却说：“我自乐此，不为疲也。”

身为一国之君的他生活俭朴，不事浮华。“身衣大练，色无重采，耳不听郑卫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他屡次拒绝群臣“封禅泰山”的进谏，直到死前一年，才带领百官，登封泰山。针对秦始皇时期开始形成并愈演愈烈的“厚葬”之风，他屡次下诏提倡薄葬。他自己也是这么实践的。在为自己修造寿陵的时候，他对窦融说：“今所制地不过二三顷，无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他在临终前，又下了一道诏令说：“朕无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务从约者。”因而《后汉书·循吏列传》称颂这个时期是“勤约之风，行于上下”。

刘秀执政时期，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光武中兴”时期。因国君的仁厚和节俭，不劳民伤财，使得国泰民安。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这是一个已经被多次证明了的规律，孟子也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虽然我们身处和平年代，但要时时保持清醒的头脑，要有居安思危的意识。在努力提高生活水平的同时，更要提高精神素养，不能一味追求奢侈享受，而是应该崇尚勤俭生活，适度消费。愿我们每个人铭记“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的古训，在日常生活中，“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