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走到现代，虽然遭遇边缘化的困境，但还是应该有自己的立身标准，否则，即使才高八斗，一肚子锦绣文章，仍然只是绣花枕头而已。现代知识分子究竟应该具备怎样的素养呢？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承担意识，一是批判精神。

民国著名记者邵飘萍有一句座右铭：“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铁肩担道义”正是知识分子的承担意识。他秉持着这种精神，一肩挑起对社会、历史、民族的重担，辣手作文，决不妥协，结果因拒收张作霖30万元“封口费”而惨遭杀害。这也体现了20世纪上半叶那一代知识分子“不可夺”之“志”。

现代知识分子应该对自我在社会、历史中的角色、立场有一个选择、认定，努力承担起对国家、民族、人类，对历史、时代、社会的责任。你应该清楚你是“公共知识分子”，你所代表的不是某个利益集团的利益，更不是一己私利，而是社会公共利益，是时代的正义和良知的代表。

其实，知识分子应该明白在这种“大承担”背后，还要有一个“大生命”的观念。如鲁迅所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所谓“心事浩茫连广宇”，在知识分子的心目中，整个民族、整个人类、整个宇宙的生命都和自己的生命息息相关。只要世界上有一个生命是不自由的，你自己也不能是自由的。有人说，真正的诗人是能感受到天堂的欢乐和地狱的痛苦的。因此，你追求的个体精神自由应该包含博爱精神，也就是佛教所说的大慈悲情怀。这是一种“天马行空”的境界，独立不依，不受拘束，同时又可以自由出入于人我之间、物我之间、大境界中的大自由状态，这是令人神往的。相比于这种大自由的境界，追求一己的“自由”就会使精神显得相当狭隘，这绝不是真正的现代知识分子所为。

作为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扬者，作为民族精神的守护者，现代知识分子不仅要有“铁肩担道义”的承担意识，最重要的是还要有批判精神。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对历史或现实做甄别和审视，对人或事进行分析和解剖，是知识分子的天然品格和性情。

现代西方的很多学者将批判精神视为知识分子的本质，以此作为判断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的依据。梅兹格认为：知识分子是不断批判社会和自我批判的人，无论他们的待遇好与坏，也不管社会的发达与退步，他们因对现实的不满而继续批评下去。知识分子是天生的反对派，他们在社会舞台上的出现，本身就意味着潜在的革命作用，而不是由于他们效忠的对象换了。在这里，知识分子的作用绝不是一个摆设，他们是社会的良心，是为了社会不断进步而大胆预言的“海燕”。

我国自古就有为社会进步而呐喊的“海燕”，例如孟老夫子，但不可否认，更多的是向现实妥协的读书人，这虽为民族之不幸，但他们的衬托使得孟子身上的人格魅力更加动人。南怀瑾先生虽然感慨孟子的命运，但也非常欣赏孟子游走于列国，而本性不失的立身精神。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道不同不相为谋的精神，坚持走王道路线、为天下苍生请命、决不降格以求的品质及他敢于当面批判君王的勇气，都体现了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其本身所蕴含的承担意识和批判精神。这种精神是祖传千年也不会过时的瑰宝，只要知识分子身上具备这两种特质，相信一个国家就有希望。

然而，反观中国知识分子的现状，不幸的是，学界的“士气”渐趋消解，科学家之间缺少公开的、批评性的学术交流，已属寻常，社会批判和制度批评更成了稀缺的声音。师承近亲繁殖，唯长是尊；学界一团和气，“老好人”主义盛行；学术缺乏创新；更多的学者“两耳不闻窗外事”“躲进小楼成一统”，学术论文堆得山高，而百无一用。眼见得国外的知识精英们纷纷荣登诺贝尔榜，我们却离学术的创新和批判精神渐行渐远，有时发两句牢骚，然后继续保持其乐融融。

不可否认，这是一个批判精神普遍缺失的时代，“作一士之谔谔”者少之又少，不能容忍轻薄为文、无视民生，在严于解剖自己的同时，进行着不妥协的批判的鲁迅，更是后无来者。求知只是更好的谋生手段，已没什么神圣可言。“著书只为稻粱谋”，市场化、商业化、逐利化，也让学者们学会了“明哲保身”，具体表现是“唯上”“唯书”“唯权”。

可以想见，这样的知识分子的精神是廉价的，绝对称不上现代的，他们是精神的侏儒，甚至是社会进步的绊脚石，因为知识分子手里掌握的是一个国家的灵魂，他们是思想的布道者，是文明的传播者，如果他们的灵魂枯萎，批判精神萎缩，也就谈不上什么承担意识了。一个国家若是充斥了这样的知识分子，那么国家的前途实在是不乐观。

以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名义，让我们呼唤真正现代的知识分子，他们要具有承担意识和批判精神，要有自由和独立的思想。不浑浑噩噩，不随波逐流，保持自己的本色和批判的锋芒，“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用一支妙笔写尽人间不平之事。真正做到“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决不与现实妥协，用血液谱写出一曲人类的“命运”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