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关于“利”的成语很多，例如追名逐利、见利忘义、利欲熏心。提到这个“利”字，似乎所有君子将它看作一块烫手山芋，不敢明着去招惹，可是有几人仔细想过，究竟什么是利？

南怀瑾先生这样说：“或者是人，或者是物，或者是事，当在某一时间、某一空间中，能够产生‘利用安身’的功能效果，那么它就具有‘利用安身’的价值；也就是在当用、该用、要用、可用、适用、值得用的条件下，那么对这人、或事、或物来说，就构成了价值；也就是对这人、或事、或物的利。”

讲得明白些，就是人生在世，怎能不讲利？人类文化思想包含了政治、经济、军事，乃至人生的艺术等等，这些都是以求利为目的。如果不求有利，又何必去学？做学问也是为了求利，读书认字，不外乎是为了获得生活上的方便或是自求适意。即使出家学道，依然是为了成仙成佛，这何尝不是求利？

其实，早在两千年前，孟子已经思考过这个问题，并提出了义与利这千古一辩。孟子来到魏国，见到魏国国君梁惠王，于是遭遇了这句问话：“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老头儿，你能为我们国家谋什么利益吗？孟子听后，没有拍案而起，针锋相对，而是颇有风度、庄重地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意思是说，大王您何必只图目前的利益？其实只有仁义才是永恒的大利。按照孟子的说法，仁义也是利，道德也是利，这些是广义的、长远的利，是大利，不是狭义的金钱财富的利，也不只是权利的利。可见，人们追求有用或没用的东西都是利，只不过有大利、小利之分而已。

人与人的追求不同，因此对于每个人来说，能够对自己产生“利用安身”的价值的东西也不同。有的人求子孙满堂，得之，心满意足；有的人求福如东海，得之，心中无憾；有的人求无上智慧，得之，最是得意；有的人求万事如意，得之，甚为欢喜；有的人求名扬四海，得之，风光无限；有的人求家财万贯，得之，幸福无比。然而，无论是求喜求乐还是求名求财，说穿了，求的还是一个利。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以他那高洁的品质和优美的诗句，留香于中国文学与历史的天空。而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更是为世人传诵。

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405年）秋，陶渊明为了养家糊口，来到离家乡不远的彭泽当县令。这年冬天，他任职八十一天时，浔阳郡派遣督邮刘云来彭泽检查公务，刘云以凶狠贪婪闻名远近，每年两次以巡视为名向辖县索要贿赂，如果遇到不服从命令的人就会栽赃陷害，所以每次都是满载而归。

这次，督邮一到彭泽的旅舍，就命令县吏去叫县令来见他。陶渊明平时蔑视功名富贵，不肯趋炎附势，对这种假借上司名义发号施令的人很瞧不起，但也不得不去见一见，于是打算马上动身。

不料，县吏拦住陶渊明说：“大人，参见督邮要穿官服，并且束上大带，不然有失体统，督邮要乘机大做文章，会对大人不利的！”

这时候，陶渊明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他长叹一声，说道：“我不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人折腰！”

说完，索性取出官印，把它封好，并且马上写了一封辞职信，随即离开只当了八十多天县令的彭泽。

世人将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作为淡泊名利、知足常乐、悠然处世的典范。殊不知，他去除名利的束缚，求来的却是另一种利，这对陶渊明来说也许是一种大利，因此在面临选择时，他毅然抛弃了世人所向往的官阶财富，选择了维护自己的人格和操守，以保有心灵的宁静，保持心中那份做人的崇高感。

古今中外，像陶渊明这样为求大利益而抛弃小名利的人还有很多，例如富可敌国的范蠡，更是在身居高位、家财万贯时毅然弃之，选择了另一种人生。

在勾践灭掉吴国后，辅佐勾践二十余年的功臣范蠡却上书请辞，他对勾践说：“过去大王受辱，臣不敢言退。今日大仇已报，臣不敢居功享乐。”

勾践十分不解，劝他说：“你历经辛苦，难道不想有快乐的一天吗？现在你功高位尊，无所忧患，正是尽享富贵的时候，为何轻言放弃呢？”范蠡搪塞掩饰，不肯正面回答。后来他对家人说：“盛名之下，其实难久；人不知止，其祸必生。勾践可与共患难，难与同安乐！”

他的家人不相信他的推断，都劝他不要在功成名就之时离开。

但范蠡自信无失，他长叹道：“人的一念之差，往往决定着一生的生死福祸。若为贪念所系，不加约束，祸发之日再想收手，就为时已晚了。”

于是，他带着家人从海路逃到齐国，改名换姓，在海边耕田，再创家业。

范蠡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他经营有方，加之苦心不懈，没多久，就积累了数十万家产，富甲一方。齐王听说了他的才能，深以为奇，便任他为相。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殊荣，范蠡的想法却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他忧心地说：“治家能积累千金，居官能升至将相，这是平民百姓所能达到的最高位置了。至此若不思退，不用理智制止放纵之念，凶险马上就会降临。”

于是，他退回了相印，决定散尽家财远走，他的家人苦劝不止，又说：“有官不做，我们无话可说，可散尽家财就不可理喻了。这是我们辛劳所得，不贪不占，为何要白白送给别人呢？”

范蠡开口说：“官高招怨，财多招忌，这都是惹祸的根苗。人贫我富，人无我有，若只取不施，为富不仁，钱财再多也无益，不如放弃！”

他把家财分给好友和乡亲，自带一些珍宝来到陶邑，隐居下来。

初到陶邑，范蠡自觉无比快乐自在。时间一长，他不甘清闲，又思治业大计。他的家人心有怨气地说：“人人思富，个个求财，你富不珍惜，认为钱财无用，今日何必再提此事？钱财有那么好赚吗？”

范蠡轻松一笑说：“穷富之别，在乎心也。只要有心，钱财取之何难？”

范蠡在陶邑以经商为业，求取利润。范蠡的经商谋略也是超群的，他采用“贱取如珠玉，贵出如粪土”的方法，买贱卖贵，有进有止，遵循“积贮之理”，没用多久就又积聚了巨万资财，成了当地首富。

后来，范蠡又散尽家财，周济贫困的乡党故旧，为此他解释说：“在我看来，经商是一种乐趣，在求取金钱上不该贪得无厌。钱财乃身外之物，不过分看重它才能得到它，此中真谛非守财者所能悟出。它让人受益无穷啊！”

这位“三聚三散”的越王臣可谓是不追名逐利的典范，清代诗人徐公修也曾写诗赞道：“两国甘心抛相印，五湖浪迹泛扁舟。铸金故主空摹象，凤举鸿冥不可留。”范蠡真的是不求利吗？其实不然，范蠡在离开越国之前，写了一封信给越国大夫文种，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述，文种不听范蠡的忠告，后遭越王勾践猜忌，自刎而死。同为越国重臣，一功成身退而生，一身在高位而死。这让我们看出了范蠡的大智慧，即知道如何保全自己，这不也是一种利吗？生命，难道不是人生的大利？

其实综观人的一生，人们都在围绕着“利”这个圆心，不停地做着圆周运动，追求的东西多，这个圆就大一些，人也就跑得累一些；追求的东西少，圆就小一些，自会轻松不少，但无论如何，这个圆总是存在。难怪司马迁在自己的巨著中叹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他这一叹，固有对世人追逐现实名利的无奈，却也说明了人生天地间，利用安身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