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自由

“民主墙”

20世纪70年代，中国北京西单出现了“民主墙”，披露与探讨中国政治的重大话题。这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篇章。

“民主墙”的形式，或许首创于西南联大。有一张运用得最多的西南联大照片：在校门两侧的墙上，贴满了壁报，有人在那儿观看。这校门两侧的墙，就是著名的“民主墙”。

彭珮云，最后一届联大学生，她入学的时候年纪很小。她说：赵宝煦比彭珮云早两届进联大，那时“民主墙”的风格和趣味也有所不同。赵说：

因为西南联大是当时的民主堡垒，有许多知名的学者教授，让人非常向往，我就和一些同学，去昆明考上联大。

联大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爱国民主运动掀起新的**。1945年9月，我到了联大，当时联大满墙都是数不清的壁报。学校有很多讲演，很多革命的歌声。整个学校是一片民主自由的新天地。当时我还不到十六岁，这一切对我是很强烈的吸引。

我参加了一个《大地文学》和先修班组成的读书会，好多的社团，社会科学研究会、歌咏队，好多进步的社团。

西南联大是1938年开始，我到的时候是1943年。那个时候已经是炮火连天了。一进校园，民主墙上都是壁报。它不像“**”，胡乱写了就贴。它那个壁报都非常精致。都是找的会写字的人写，版式、插图、刊头都非常精致。当然，要是有大事件的时候，就来不及了。

民主墙是西南联大学习生活的一部分。在平常的日子里，“民主墙”有许多文学的、趣味型的壁报，理科学生也办报。

邹承鲁说：

我也办了报，是文艺性的。我当时比较喜欢文学。比较要好的同学，其中有一位叫袁可嘉，他是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前几年我还见过他。报纸就在那个校门口的墙上挂着，一个月一期，都是文艺的报纸。一些散文、小说、诗词。我当时喜欢杜甫。因为那个时候杜甫的遭遇跟我们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是一样的。经常背杜诗。理科的学生也自己办报。

到了时局紧迫的日子，“民主墙”上评论时事，抨击政治的壁报就占了主流。校园里也就分出了左派与右派。赵宝煦画《野火》创刊号：

新诗社先成立，我先参加新诗社。成立就出壁报。第一期，当时我设计的。我设计的壁报外形不是一个四方框子，外形都用红纸剪的火苗。远远看，是民主墙上一团火。里面字写得很工整，还有小插图刊头。

这个壁报叫《诗与画》。因为这几个写诗的人都喜欢画画。

我还写了一首诗：

《野火》

是光，是热，是一团在冷风里更烧得炽烈的野火，

不膜拜祈求，任何神祇，

不用任何颜色，污染我的清白，

我燃烧为了我有，自己的爱，

自己的恨。

假如有一天，我熄灭了光焰，

不要求感激，不要求饶恕，

任凭别人，用辉煌的赞美，

或是用恶毒的诅咒，

来镌刻我的碑石。

在《野火》壁报里，也有三青团员。有同学在中学参加了三青团，但并不是那么“忠心耿耿”的。到大学这个民主堡垒的气氛里，青年知识分子总是倾向进步的，所以这个三青团员也跟《新诗社》一块儿活动。

当时三青团的负责人、教育系的系主任陈雪屏在他们的会上就说，你看他们要干什么，那一团火，它要把西南联大给烧掉。我们有的团员竟还跟着在一块。

冯友兰先生曾经上了漫画，赵宝煦在当时校园是一位目击者：

因为冯友兰先生将“贞元六书”题辞献给蒋介石，学生们有看法。有人就画了一幅漫画，把他那三本书画成三个台阶，冯先生拾级而上，台上坐着蒋介石。题名就叫“登龙有术”，就是说用献书达到做官的手段。

有这个想法，画出来了。那天我正在民主墙那儿，因为我们刚出来一期壁报。忽然，看见冯先生走进校园来了。那天天气很好，也许是他来学校转转，也许是有人告诉他，他来看壁报了。

我就在那里看他，走到那幅“登龙有术”的漫画前面，他看了很久。冯先生是不会看错的，因为他胡子很特别。看看，就走了。后来我听说，他跟别人说，画得还挺像。

冯先生落落大方。校园依然天空湛蓝，学生活泼，导师堂皇。我想，这事如果发生在当今大学，很可能要演变成官司了。

学生的自由真率的性格，是由校园的宽容，导师的大度造成的。“民主墙”上，影响最大的是《现实》壁报。办《现实》壁报的人们，其实就是“地下党”。李凌说：

我办过《现实》壁报。当时，国民党老打败仗，大量丢失土地，可是它的报纸全是假的，没把真相说出来。当时我们几个人，我一个，王汉斌一个，还有陈凯，五六个人办这个报，政治性是强的，我写过一篇文章叫《敢于面对现实的壁报》。

从1944年开始，盟军在苏德战场慢慢取得胜利了，也开始反攻了。所以我们那时候讲解战局，一共是从三个方面。其中一个是国民党军队大撤退，日本鬼子打通大陆交通线，在1944年春天打了几个月，从河南、湖南、广西打到贵州，几千万老百姓都成了沦陷区的亡国奴了。可是国民党不敢说。

他们的据点就在李公朴的读书会，一些民主人士都在他那儿。李公朴订了很多报纸。李凌他们读那些材料，根据这个来写文章。

《现实》壁报就是报告现实情况，另外一个就是翻译：

当时美国是想用最少的损失打败日本，可是国民党军队很腐败。日本鬼子几千里直下，国民党不战而溃，所以令美国很失望。

军队欺负老百姓，那当然打败仗了。当时的一个美国军官史迪威对蒋介石很不满意。美国很多记者写了很多文章揭露国民党的黑暗腐败。我们很多人把美军里的小册子翻译过来，因为是美国人写的，所以揭发得很凶，国民党也无可奈何。

他们也做一些采访：“我们经常下乡，还有工人读书会，听他们的所见所闻。我们也写了一些百姓点滴，说国民党欺压老百姓。还有就是逃兵，闻一多说是‘行尸’的惨相。”

《现实》壁报主编李凌后来被打成右派，多年后才回到北京。现在依然爱写文章，时常将他发表的历史探究之类寄来给我。

王汉斌回忆：“《现实》壁报就是我们几个组织起来的，后来买的编译机。1944年暑假，我们利用一个事件，就是史迪威事件。”史迪威就是蒋介石参谋长，他跟蒋介石意见分歧，史迪威主张利用共产党，要跟共产党、八路军合作，蒋介石反对，就吵起来了。蒋介石要求撤换史迪威，他就走了。但美国人很不满意，当时《时代》周刊写了一系列文章，抨击蒋介石。

当时壁报第一期就是史迪威事件，评议批评蒋介石的文章。一登出来，就很受欢迎。我记得我还写了一篇文章，评论国民党的中原大败。这些壁报能反映大家的不满情绪，所以影响就很大。《现实》壁报在联大评论时事，是最有影响力的报社。

在联大，壁报起的动员作用是比较大的。民主运动真正发展成群众运动就从这儿起来的。

我上北大时候，北大有“三角地”。每天，从大饭厅打饭出来，一边吃一边就走到了“三角地”。因为这一排排的壁报栏，就在回宿舍的必经之路上。这一天要是太忙碌，来不及去看，在宿舍、在教室，同学们就会相互打听和议论：今天三角地有什么新的动向？否则就会感到一种失落，与主流的脱离。“三角地”，是北大的一个心脏之地。

在平常的日子，北大“三角地”最主要的是刊登一些讲座的消息，在各个大教室举办着来自社会各界的名流讲座。也有个人信息发布，例如“征友”，或某个同学想要处理什么东西。有一次是男生宿舍失火，在那里求援，摆了一个桶，于是大家都丢进一些饭菜票去。当然最火爆的，是对时局的关注与意见，也刊登一些“西单民主墙”的信息。

英国有海德公园，俄国有普希金广场，人民可以在那里自由演讲，表达自己的意愿。而北大有“三角地”。

现在“三角地”被铲除了。据说，“不雅观”。

“群社”

“群社”，是联大一个激进的学生社团。在这个团体的人，都与左派、地下党有些联系。“群社”也是校园里与三青团对立最尖锐的社团。

郝诒纯出身于一个老同盟会员的家庭，倾向进步。早在北京时，中学时代她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她说：

我一到云南的时候，就找昆明的“一线”，我是党支部的委员。那时候就没有管学校了。后来昆明的“民先”也被解散，我们就回到学校。学校的“民先”也被解散了，据说是党中央的指示。我们就在联大成立了一个“群社”，“群社”代替了“民先”。

“群社”组织学生的各种活动，进行思想教育。那时候重庆有《新华日报》，我们就和北门书店联系，订了报给同学来看。

云南当时是很封建的。对地方部队和民众做工作，进行抗日宣传是群社的一个任务。“群社，主要是下乡宣传，我们路南一带都去过了。反正就是抗战歌曲，还有唱云南的花灯。”

演《雷雨》

李佩

学长形象窈窕，当年她是联大演艺活动的骨干人物。她说：

1939年的时候，“群社”的人组织了联大话剧团，他们演过一个戏叫《祖国》。张典华是其中演员之一，因为她是党员，就让她专门负责剧团的事情。西南联大有一个教授叫孙雨堂，凤子原来的丈夫。所以凤子很早就参加“群社”演戏。孙雨堂经常给我们做导演。

群社是由地下党领导的。李佩参加过话剧《雷雨》的演出：

我们演过一次《雷雨》，在昆明省政府的礼堂。当时都是西南联大的学生组织在一块儿，我们演出，卖票的钱是为了募捐。我们要救灾，还有慰劳军队，应该负一点社会责任。我们都是爱好话剧的人，就选了《雷雨》。“群社”只演过《雷雨》。

我们那些男女演员在当时还都是很出色的。我自己在那里担任鲁妈。有一个我的同屋的同学，叫张典华，她现在在美国，她演四凤。当时在台上，我站在窗口那里，往外一看，那个打闪，挺吓人的。所以当时对于昆明的观众来说，这还是一个挺了不起的事情。

按照《雷雨》剧情的要求，在台上成功地出现了闪电，舞台其他方面也做得很专业，这对于本地民众是很开眼界的。

我们演完了一场之后，报纸的评论非常好，对这里的每个演员都有评论。我们的国语都说得非常漂亮，演技都很出色，所以很受欢迎的。

在联大的这些社团中，左、右政治势力争夺同学，争夺社团的斗争是很激烈的。

联大话剧团，一度是“群社”的人在里面占上风，后来三青团的这些人，也在联大组织了一个话剧团，他们也做了一些活动，譬如到下面去宣传，等等。因为在抗日战争期间，所以大家都是打着抗战这个旗号，但是在当时的西南联大，左、右派学生的斗争是很激烈的。

办民主夜校

当时教会学校在昆明是很活跃的。李佩和一些联大学生，在北京上过教会中学。到昆明后，她们也参加一些教会组织，如女青年会。“我到西南联大是在1938年，我们有一批原来北京中学的同学，其中包括梅贻琦校长的两个女儿；我们在北边的，还有一些其他教会学校的学生。”她们利用宗教团体办起了民主夜校：

我碰见了从北京教会学校去的学生，是当时在昆明筹集女青年会的。她说，你礼拜天的早上就来，帮一些女工组织一些文艺活动，提高他们的文化。在文林街上成立了一个小小的礼拜堂叫文林礼堂，是英国的圣工会派了一个叫贝克的牧师。后来我们就组织了一个团体，学习《圣经》。跟我常在一块儿的男生叫李朋，他原来是燕京大学的，转学到西南联大读书。我们就利用文林堂这个地方，办民主夜校。

也办救护队应对空袭。

那时候经常有空袭，我们就办了一个空袭救护队。每次有警报，我们在山坡后头集合，有轰炸就赶紧跑回来，就看有没有什么同学受伤来帮助他。

联大学生有些人参加教会活动，目的不一，其中一些人是信教的，这一点过去几无涉及。

光未然教朗诵

台北刘孚坤先生，颇具艺术气质，朗诵、唱歌，还有一种哲学的超然。他告诉我们：“北大的新诗社很有名的，朗诵是靠我一个人。”他是新诗社的骨干：

朗诵诗，我在西南联大是从光未然学的。光未然到西南联大住了几天，每天晚上就教新诗社的人朗诵。结果，其他的人朗诵都不行，只有我朗诵好。为什么？因为我演话剧的，演话剧的那种词句，用在朗诵是很合适的。光未然在西南联大教朗诵。那些同学学不好，因为他们是南腔北调。讲国语我比较标准。

我请他为我们朗诵，他爽快地开始了：

拿臧克家的诗来念好了。《感情的野马》：

看着你腮边的笑的花朵，

它要将人间的哀愁笑落。

你那眸子似海深，

从里面我捞到逝去的青春，

爱情从古皆伴着恨。

时光会暗中偷换了人心。

我驾着一匹感情的野马，

去追逐你的笑，你的青春。

刘学长整个人散发出一种才子气息。而从这诗里，我也体会到他曲折多变的人生。

“我是演话剧出身的，中学是演话剧的。我在中学演过一个话剧叫做《桃李春风》，演一个中学老师。这个戏剧四幕，有四分之三是这一个老师的台词。现在我唱国剧、唱评剧。”刘先生又为我们唱了几句京剧，他学的是梅派。台北有京剧票友社。

本来台北有两三个票友社，现在只有一个了。另外专门唱程派的有个小团体，他们不公开的，我偶尔去。其实我是唱梅派的。张派的戏比较多，现在是“无旦不张”。这个照片是张君秋。

刘学长带来了一些照片，有他和名旦张君秋的合影。

还有一张是老北大的红楼，他又回到那里。“我这次回到北大，这是红楼门口拍的，五四运动发源地，就是这个地方。台北的老学长时常向我提起五四运动，他们认为自己是沿着那个道路走下来的。

《嘉陵江上》留悲音

老学长们当中，能够完整唱完《西南联大校歌》的，已经不多。刘孚坤学长是其中一个。“我们西南联大的校友会，在开会的时候唱西南联大校歌，开始有几个人会唱，我也会唱，领导起来就唱了。”

刘学长爱好抗战歌曲。他说：

在西南联大时期，唱得最多的就是抗战歌曲了。其中一首就是现在人民政府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民……

从那时候到现在，台湾跟大陆两地都流行的歌，我都不会唱。什么《小夜曲》我都不会唱，我还是唱抗战歌曲。

没想到这么有艺术天赋的刘孚坤先生，竟然在漫长的人生里如此拒绝“抗战歌曲”之外的所有歌曲。那本是一段苦难的时光，可刘学长却这样用自己的方式来留住它。

对于抗战历史的重要性，刘学长有一段话：

抗战对于中国和中华民族来说，是五千年来我们历史上有记载的大事件。

我们的历史从尧起，已经证明——过去，像顾颉刚这些历史学家，认为夏以前的历史不可靠。慢慢有了甲骨文，现在还有更早的文字。中华民族的建立很早。从尧的时候起，算是可靠的历史了，在中国可靠的历史当中，这个抗战是中国非常重要的一节，比从前五胡闹中华、南北朝还重要。因为从前的五胡闹中华，那个契丹人，都是中华民族现在有的民族。

刘学长和台湾所有的学长们一样，是以中华民族的悠久文化为自豪的。而他自己能够在中华民族的面对日本侵略者的这一次重大考验中，投身于战争去效力。这是刘孚坤至今不悔，而以为骄傲的。

那天采访中，他为我们唱起了《嘉陵江上》：

那一天敌人打到我的村庄，

我便失去了我的家人和牛羊……

这个歌，我们西南联大的同学好多人都会唱，唱着唱着，就像我现在这样，唱着唱着，大家都流眼泪了。

他眼含泪水、声音哽咽，久久不能平息。他是四川人，当年从四川达县的农村考入了西南联大，嘉陵江正是他的故乡。

这是当年的悲痛，更是历年的辛酸，和老来怀乡的深情。

刘孚坤是一位遭遇奇特的学子。当年为了打日本，他从联大参军，胜利后重返北大上哲学系。后来他离开家乡、离开大陆，有别无选择的无奈。他说，他几次想回大陆定居。他的哥哥告诉他，还是待在台湾吧，因为他在台湾还有“荣民”待遇。人老了，病多了。到大陆定居，没法解决这些问题。

中华民族外患与内战的苦难，就这样交织在这个才华横溢的学子的人生里。

女生与恋爱

当我问起联大校园恋爱的事情，郝诒纯说：

当时好像也没有要特别去处理这些事。那个时候男女之间的交往是非常自由，没有什么强迫的，也可以有一段时间走得比较合适，觉得不太合适，说开了那就还是好朋友。

我在天津做地下工作的时候，跟我的爱人，我们是一起做地下工作的。后来天津党让我们转移的时候，我们又一块儿转移到昆明去了。所以我一直跟他的关系比较密切。

人家都知道我们两个人原来就比较好，同学都比较理智，一看，你们两个人已经好了不短时间了，我们干嘛去插手呢？

郝诒纯长得漂亮，又活跃，当时是“物以类聚”，不会乱套：

我到了联大以后是以进步学生身份出现的，我还当了两届学生会的主席，所以一般的家境好的、公子哥这样的学生，他也不敢找我。有不少同学跟我谈过这个问题，多半还是经常在一起的，思想合得来的进步的同学。进步的同学就无所谓了，你要不行，合则来，不合则去，没有什么太多的麻烦。

当时的女性和现在的女性有些差异。

总体上来说，那时候我们的勇敢、坚定，敢于拼搏，有能够吃苦耐劳的精神，比现在一般知识女性强得多。现在的女孩子不能吃苦。那时候，我们独立自主的意识比现在要强。

中国社会自“五四”到今天，有的方面是后退的，例如女性意识。现在似乎“女权”非常高，在家庭里可以统治别人。可是这种霸道和压制对方，恰恰是女性不自信、不自立的表现。女性人格的状态是与中国社会的普

遍人格的状态相联系的。彭珮云：

当时是两千多学生，女同学也就是十分之一。女同学，大部分都是仰慕联大的学术和学习风气而来。我的中学同学，有的先我去的，给我写信，我就去了，都是这样的心情去的。许多同学是从沦陷区来的，他们有国破家亡的经历，颠沛流离的生活，多数人都是具有抗日爱国的思想。到联大的抗日堡垒里熏陶，都是艰苦学习，投入爱国民主运动。

联大进步同学大部分都加入了民主青年同盟。当时联大有个女同学会，另外还有一些社团。女同学也是学生运动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和男同学一起战斗。

谈到女性，就会谈到美。联大女生崇尚自然美。姚秀彦说：

在那个社会，物质条件是非常简陋的。我们物质生活非常简单。穿的不可能是奇装异服，都是蓝布大褂。头发用夹子卷一卷，就好了。烫头发的几乎没有。可能有什么华侨啊，有一两个烫头发的，但是生活很简朴。

美的观念与现在有点不同，那时候，自然就是美，你真正天生丽质，是掩盖不住的。

姚秀彦当年选择了抗日将领，共赴国难；李佩是“两弹元勋”郭永怀的夫人。这两个道路不同的女生，多年过去之后，各在海峡的两岸，素不相识。然而她们都对我说：钻在图书馆里的男生最值得爱慕。姚女士说：

在联大的时候，男同学钻在图书馆，功课好的，很活跃的，是受女同学尊敬的。女同学，自然就是美，这个美没有矫作的气息，看起来很自然的。燕瘦环肥，各有各的美，也是很单纯的。

李佩：“联大校风，对于我们在联大待过的人都会有很大的影响。老郭也不例外。他自己并不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又非常勤奋，他在学生时代就已经有了这样的素质。”郭永怀1938年秋到联大，1939年下半年离开，他在联大做助教。

早年他在北大的物理系姚毓泰那儿做研究生，北大的气氛在他的身上也是很明显。他很少说话，他不是那种非常爱表现自己、多跟人家交往的人。他思考问题的时候比较多。

那个时候北大一些人，课他都不上，自己坐在图书馆里面，做他自己的研究，看他自己喜欢的书。这个北大的作风，在他身上是很明显的。

在西南联大的时候，李佩偶然在路上看见他，他都是一个人低着个头从那走过，摇摇晃晃地走过。后来到美国读书，他还是这个样子。人家问他什么，他就跟人家谈，他很少自己主动地跟别人说话。

那个时候在美国，有一批地下工作者，他们组织一个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在康奈尔大学校园里，结了婚的人不是那么多，都是在我们家聚会，谈国家的情况，交流一些信息，大家都是抱着一个愿望——什么时候走得成。都是愿意回国的。真正行动的时候，情况不一定，很多愿意回国的人，都没有回来。

在钱学森走之前，我们就说了，我们一定会回去。1955年，老郭正在进行的一个科研项目还没有完成，他要完成，才能走开。

这种默契的感情方式从西南联大一直持续到国外，持续到回国，从事中国原子弹的重大工程。这个男生终于牺牲在出差的飞机上。

回国之后，1960年他担任了二机部九院的事情，经常跑西北。他是最会保密的人，我到很晚才知道他出差到底是干什么。

李佩打心里为丈夫高兴，这正是他能够发挥他所长的地方。他不是随便答应一件事情的人，他要是答应的事情，他就一定能做到。

等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后，有一天王涂昌就请了我们俩一块到他家去吃饭，我们好几家都在他家。他也没说是为什么，他是为了表示高兴，为了庆功。王涂昌夫人做了一桌饭，我们大家一起吃饭。那个晚上大家过得挺愉快的。

王涂昌他们都是做了工作的人，都有同样的一个共识，就是不能随便说话。

看到人们讲“西南联大的爱情”，强调的都是很开放很自由。“联大爱情”中的最高层次，是默契，相守，一生中彼此认同。

男生宿舍随便住

关于联大男生宿舍，赵宝煦学长讲得具体、有趣：

西南联大，有的人他根本不注册。那个房子也不是查那么严。它是大草棚，里面分一小格、小格的。两个双人床搭起来，然后弄点破被单这么一隔上，都是掀帘子进来。

两个双人床中间有一小凳，一般待了一两年，都调整调整，都是**头没人睡，搁箱子搁东西。这就算是一格，然后一格挨一格：

我一个同学来了，我这儿正好有一空格，或者我知道我的斜对面有一空格，因为都很熟，你来你就住下。

联大的伙食是交钱就吃饭，也不需要什么学生证。

所以，有的人就在那儿上课，一门课上完，上了几年，没人知道他是不是学生。他也不要文凭。那个时候的教授，你越来听他的课，他越高兴。等到人家都冷落了，那证明他没本事。

宿舍和上课都采取松散的管理。因为在那时候，大片国土沦陷了。青年人不愿意当亡国奴，只身跑到大后方来的很多。有的学校根本就不存在了，他们失学了，也失去了家庭的支持，挤到这么一小块没有被占领的地方来了，能住就住下，能听课就多听一些。

这种时候，炸弹天天在头上扔，还能和自己人过不去吗？联大成为流亡者的家园，以博大的胸怀收留了战时失所的学子们。

呈请“送花”

联大管理者，要为学校的存在去奔波努力，而面对校园里的莘莘学子，青春情怀，还要宽容；就像是一位辛苦慈祥的长者。

梅校长平日不苟言笑，偏有学生俏皮，给他出一个题。

赵宝煦先生说：“梅贻琦的女儿，梅祖彬、梅三儿。有一个学生追她。”这是一个宝贝学生，大概就是那号不太动脑子，吃吃玩玩的角色。所以同学都拿他开心。“同学哄他，说你追啊，你得送花。还说，街上买的花太一般化了，我们草棚宿舍，宿舍外面常常种一些花。他摘了就跑。”

送花，本来是同学间的玩笑，可是有人却出主意让这位男生写一个呈文，请梅校长批准。“你怎么送？你得写呈文。”

那个时候，学生有什么事，比如要加选一门课，或者要退学什么的，都得写一个呈文交到教导处。过几天，就到那儿看纸条去。

纸条都是由校领导批示：“某某人，条呈批准。”

追梅小姐，你得让她爸爸批准，你才送花。他就呈请送花事，结果弄得大伙老去看，一看，他上面就写：某某人所请不准。

这样一个近乎调侃的条子，但日理万机的梅校长并没有回避，照样给了明确的批复——“不准”；他维护了呈请制度的一贯性。

梅祖彬是联大很活跃的女生，参加演剧社、搞募捐。照片上高挑的个子，这样的女生，在联大是引人注目的。年轻的时候，人都会有痴情和匪夷所思之事。为了送花给心仪的女生，居然写条呈送到校长那儿，也有一股勇往直前的劲儿。

这是一条“花边”趣闻，联大学子并没有因为战争的残酷、环境的艰苦而失却青春的浪漫与稚气。

“跑单帮的”

赵宝煦学长有一种博大的思维空间，他讲的联大逸事特别多。他并不认为有什么要忌讳或遮掩的。或许这才是联大学子的本性吧。

念书，需要在那儿坐冷板凳。在昆明，不绝对，什么样的学生都有。比如有的学生，他到这儿报到了，选了课，就没了，为什么呢？他那个时候不叫“下海”，他跑滇缅路了。因为这个滇缅路一打通，两边的物资差价很大。所以就跑单帮，来回带东西。等他跑完了，然后考试他也没落下。

那个时候老师教，反正也是考他讲的。那比如说，你每天在这儿上课，笔记记得好，那我先跟你约好了：“咱们俩是铁哥们儿，我去跑单帮，我回来，你把笔记借我。”所以他就照样考试。

这些人当然念不出书来，可是你不可能指望人人都成才。

办大学不可能人人都成才。这个比较客观。老百姓讲“水清不养鱼”，也许这参差不齐的人群中，更利于人才的练达成长。

我下乡插队就在滇缅路那一带。到了70年代，国境两边的物价还是差异很大。知青中也有一些胆大的，跑缅甸，去做生意。后来大家回城了，再后来高考恢复了，很多人考得不错。可是一下子，他那个“跑缅甸”的事情出来了，于是上学的机会就废了。

当年既可以跑缅甸，又可以念书，很令人羡慕。

联大里也有追求西服革履的学生。赵宝煦说：

经济系有一个人，当时我们就笑话他。他有一点钱就穿西服。你想那个西南联大，哪有什么穿西服的？穿一双破皮鞋，这里一个洞露出脚指头，趿拉趿拉的，大家都那样，穷也穷得厉害。却也有人穿西服，衬衣，打领带。衬衣里围一个纱布，因为这个衬衣老穿，不洗就脏。

他老到图书馆，他每次占位子，弄一大块蓝布。这个大桌子，他先把蓝布铺上，把书打开，就坐在那儿打瞌睡。一拉铃，要吃饭了，他又收起来。他的皮鞋是很新的胶底鞋。他把底下钉了一块，保护他的鞋。所以这种特立独行之事，它也无伤大雅。但是很多人是念书的。

我欣赏赵宝煦先生的这个话：无伤大雅。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总之，保证主流的东西，就行。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