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自由
“民主墙”
20世纪70年代,中国北京西单出现了“民主墙”,披露与探讨中国政治的重大话题。这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篇章。
“民主墙”的形式,或许首创于西南联大。有一张运用得最多的西南联大照片:在校门两侧的墙上,贴满了壁报,有人在那儿观看。这校门两侧的墙,就是著名的“民主墙”。
彭珮云,最后一届联大学生,她入学的时候年纪很小。她说:赵宝煦比彭珮云早两届进联大,那时“民主墙”的风格和趣味也有所不同。赵说:
因为西南联大是当时的民主堡垒,有许多知名的学者教授,让人非常向往,我就和一些同学,去昆明考上联大。
联大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爱国民主运动掀起新的**。1945年9月,我到了联大,当时联大满墙都是数不清的壁报。学校有很多讲演,很多革命的歌声。整个学校是一片民主自由的新天地。当时我还不到十六岁,这一切对我是很强烈的吸引。
我参加了一个《大地文学》和先修班组成的读书会,好多的社团,社会科学研究会、歌咏队,好多进步的社团。
西南联大是1938年开始,我到的时候是1943年。那个时候已经是炮火连天了。一进校园,民主墙上都是壁报。它不像“**”,胡乱写了就贴。它那个壁报都非常精致。都是找的会写字的人写,版式、插图、刊头都非常精致。当然,要是有大事件的时候,就来不及了。
民主墙是西南联大学习生活的一部分。在平常的日子里,“民主墙”有许多文学的、趣味型的壁报,理科学生也办报。
邹承鲁说:
我也办了报,是文艺性的。我当时比较喜欢文学。比较要好的同学,其中有一位叫袁可嘉,他是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前几年我还见过他。报纸就在那个校门口的墙上挂着,一个月一期,都是文艺的报纸。一些散文、小说、诗词。我当时喜欢杜甫。因为那个时候杜甫的遭遇跟我们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是一样的。经常背杜诗。理科的学生也自己办报。
到了时局紧迫的日子,“民主墙”上评论时事,抨击政治的壁报就占了主流。校园里也就分出了左派与右派。赵宝煦画《野火》创刊号:
新诗社先成立,我先参加新诗社。成立就出壁报。第一期,当时我设计的。我设计的壁报外形不是一个四方框子,外形都用红纸剪的火苗。远远看,是民主墙上一团火。里面字写得很工整,还有小插图刊头。
这个壁报叫《诗与画》。因为这几个写诗的人都喜欢画画。
我还写了一首诗:
《野火》
是光,是热,是一团在冷风里更烧得炽烈的野火,
不膜拜祈求,任何神祇,
不用任何颜色,污染我的清白,
我燃烧为了我有,自己的爱,
自己的恨。
假如有一天,我熄灭了光焰,
不要求感激,不要求饶恕,
任凭别人,用辉煌的赞美,
或是用恶毒的诅咒,
来镌刻我的碑石。
在《野火》壁报里,也有三青团员。有同学在中学参加了三青团,但并不是那么“忠心耿耿”的。到大学这个民主堡垒的气氛里,青年知识分子总是倾向进步的,所以这个三青团员也跟《新诗社》一块儿活动。
当时三青团的负责人、教育系的系主任陈雪屏在他们的会上就说,你看他们要干什么,那一团火,它要把西南联大给烧掉。我们有的团员竟还跟着在一块。
冯友兰先生曾经上了漫画,赵宝煦在当时校园是一位目击者:
因为冯友兰先生将“贞元六书”题辞献给蒋介石,学生们有看法。有人就画了一幅漫画,把他那三本书画成三个台阶,冯先生拾级而上,台上坐着蒋介石。题名就叫“登龙有术”,就是说用献书达到做官的手段。
有这个想法,画出来了。那天我正在民主墙那儿,因为我们刚出来一期壁报。忽然,看见冯先生走进校园来了。那天天气很好,也许是他来学校转转,也许是有人告诉他,他来看壁报了。
我就在那里看他,走到那幅“登龙有术”的漫画前面,他看了很久。冯先生是不会看错的,因为他胡子很特别。看看,就走了。后来我听说,他跟别人说,画得还挺像。
冯先生落落大方。校园依然天空湛蓝,学生活泼,导师堂皇。我想,这事如果发生在当今大学,很可能要演变成官司了。
学生的自由真率的性格,是由校园的宽容,导师的大度造成的。“民主墙”上,影响最大的是《现实》壁报。办《现实》壁报的人们,其实就是“地下党”。李凌说:
我办过《现实》壁报。当时,国民党老打败仗,大量丢失土地,可是它的报纸全是假的,没把真相说出来。当时我们几个人,我一个,王汉斌一个,还有陈凯,五六个人办这个报,政治性是强的,我写过一篇文章叫《敢于面对现实的壁报》。
从1944年开始,盟军在苏德战场慢慢取得胜利了,也开始反攻了。所以我们那时候讲解战局,一共是从三个方面。其中一个是国民党军队大撤退,日本鬼子打通大陆交通线,在1944年春天打了几个月,从河南、湖南、广西打到贵州,几千万老百姓都成了沦陷区的亡国奴了。可是国民党不敢说。
他们的据点就在李公朴的读书会,一些民主人士都在他那儿。李公朴订了很多报纸。李凌他们读那些材料,根据这个来写文章。
《现实》壁报就是报告现实情况,另外一个就是翻译:
当时美国是想用最少的损失打败日本,可是国民党军队很腐败。日本鬼子几千里直下,国民党不战而溃,所以令美国很失望。
军队欺负老百姓,那当然打败仗了。当时的一个美国军官史迪威对蒋介石很不满意。美国很多记者写了很多文章揭露国民党的黑暗腐败。我们很多人把美军里的小册子翻译过来,因为是美国人写的,所以揭发得很凶,国民党也无可奈何。
他们也做一些采访:“我们经常下乡,还有工人读书会,听他们的所见所闻。我们也写了一些百姓点滴,说国民党欺压老百姓。还有就是逃兵,闻一多说是‘行尸’的惨相。”
《现实》壁报主编李凌后来被打成右派,多年后才回到北京。现在依然爱写文章,时常将他发表的历史探究之类寄来给我。
王汉斌回忆:“《现实》壁报就是我们几个组织起来的,后来买的编译机。1944年暑假,我们利用一个事件,就是史迪威事件。”史迪威就是蒋介石参谋长,他跟蒋介石意见分歧,史迪威主张利用共产党,要跟共产党、八路军合作,蒋介石反对,就吵起来了。蒋介石要求撤换史迪威,他就走了。但美国人很不满意,当时《时代》周刊写了一系列文章,抨击蒋介石。
当时壁报第一期就是史迪威事件,评议批评蒋介石的文章。一登出来,就很受欢迎。我记得我还写了一篇文章,评论国民党的中原大败。这些壁报能反映大家的不满情绪,所以影响就很大。《现实》壁报在联大评论时事,是最有影响力的报社。
在联大,壁报起的动员作用是比较大的。民主运动真正发展成群众运动就从这儿起来的。
我上北大时候,北大有“三角地”。每天,从大饭厅打饭出来,一边吃一边就走到了“三角地”。因为这一排排的壁报栏,就在回宿舍的必经之路上。这一天要是太忙碌,来不及去看,在宿舍、在教室,同学们就会相互打听和议论:今天三角地有什么新的动向?否则就会感到一种失落,与主流的脱离。“三角地”,是北大的一个心脏之地。
在平常的日子,北大“三角地”最主要的是刊登一些讲座的消息,在各个大教室举办着来自社会各界的名流讲座。也有个人信息发布,例如“征友”,或某个同学想要处理什么东西。有一次是男生宿舍失火,在那里求援,摆了一个桶,于是大家都丢进一些饭菜票去。当然最火爆的,是对时局的关注与意见,也刊登一些“西单民主墙”的信息。
英国有海德公园,俄国有普希金广场,人民可以在那里自由演讲,表达自己的意愿。而北大有“三角地”。
现在“三角地”被铲除了。据说,“不雅观”。
“群社”
“群社”,是联大一个激进的学生社团。在这个团体的人,都与左派、地下党有些联系。“群社”也是校园里与三青团对立最尖锐的社团。
郝诒纯出身于一个老同盟会员的家庭,倾向进步。早在北京时,中学时代她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她说:
我一到云南的时候,就找昆明的“一线”,我是党支部的委员。那时候就没有管学校了。后来昆明的“民先”也被解散,我们就回到学校。学校的“民先”也被解散了,据说是党中央的指示。我们就在联大成立了一个“群社”,“群社”代替了“民先”。
“群社”组织学生的各种活动,进行思想教育。那时候重庆有《新华日报》,我们就和北门书店联系,订了报给同学来看。
云南当时是很封建的。对地方部队和民众做工作,进行抗日宣传是群社的一个任务。“群社,主要是下乡宣传,我们路南一带都去过了。反正就是抗战歌曲,还有唱云南的花灯。”
演《雷雨》
李佩
学长形象窈窕,当年她是联大演艺活动的骨干人物。她说:
1939年的时候,“群社”的人组织了联大话剧团,他们演过一个戏叫《祖国》。张典华是其中演员之一,因为她是党员,就让她专门负责剧团的事情。西南联大有一个教授叫孙雨堂,凤子原来的丈夫。所以凤子很早就参加“群社”演戏。孙雨堂经常给我们做导演。
群社是由地下党领导的。李佩参加过话剧《雷雨》的演出:
我们演过一次《雷雨》,在昆明省政府的礼堂。当时都是西南联大的学生组织在一块儿,我们演出,卖票的钱是为了募捐。我们要救灾,还有慰劳军队,应该负一点社会责任。我们都是爱好话剧的人,就选了《雷雨》。“群社”只演过《雷雨》。
我们那些男女演员在当时还都是很出色的。我自己在那里担任鲁妈。有一个我的同屋的同学,叫张典华,她现在在美国,她演四凤。当时在台上,我站在窗口那里,往外一看,那个打闪,挺吓人的。所以当时对于昆明的观众来说,这还是一个挺了不起的事情。
按照《雷雨》剧情的要求,在台上成功地出现了闪电,舞台其他方面也做得很专业,这对于本地民众是很开眼界的。
我们演完了一场之后,报纸的评论非常好,对这里的每个演员都有评论。我们的国语都说得非常漂亮,演技都很出色,所以很受欢迎的。
在联大的这些社团中,左、右政治势力争夺同学,争夺社团的斗争是很激烈的。
联大话剧团,一度是“群社”的人在里面占上风,后来三青团的这些人,也在联大组织了一个话剧团,他们也做了一些活动,譬如到下面去宣传,等等。因为在抗日战争期间,所以大家都是打着抗战这个旗号,但是在当时的西南联大,左、右派学生的斗争是很激烈的。
办民主夜校
当时教会学校在昆明是很活跃的。李佩和一些联大学生,在北京上过教会中学。到昆明后,她们也参加一些教会组织,如女青年会。“我到西南联大是在1938年,我们有一批原来北京中学的同学,其中包括梅贻琦校长的两个女儿;我们在北边的,还有一些其他教会学校的学生。”她们利用宗教团体办起了民主夜校:
我碰见了从北京教会学校去的学生,是当时在昆明筹集女青年会的。她说,你礼拜天的早上就来,帮一些女工组织一些文艺活动,提高他们的文化。在文林街上成立了一个小小的礼拜堂叫文林礼堂,是英国的圣工会派了一个叫贝克的牧师。后来我们就组织了一个团体,学习《圣经》。跟我常在一块儿的男生叫李朋,他原来是燕京大学的,转学到西南联大读书。我们就利用文林堂这个地方,办民主夜校。
也办救护队应对空袭。
那时候经常有空袭,我们就办了一个空袭救护队。每次有警报,我们在山坡后头集合,有轰炸就赶紧跑回来,就看有没有什么同学受伤来帮助他。
联大学生有些人参加教会活动,目的不一,其中一些人是信教的,这一点过去几无涉及。
光未然教朗诵
台北刘孚坤先生,颇具艺术气质,朗诵、唱歌,还有一种哲学的超然。他告诉我们:“北大的新诗社很有名的,朗诵是靠我一个人。”他是新诗社的骨干:
朗诵诗,我在西南联大是从光未然学的。光未然到西南联大住了几天,每天晚上就教新诗社的人朗诵。结果,其他的人朗诵都不行,只有我朗诵好。为什么?因为我演话剧的,演话剧的那种词句,用在朗诵是很合适的。光未然在西南联大教朗诵。那些同学学不好,因为他们是南腔北调。讲国语我比较标准。
我请他为我们朗诵,他爽快地开始了:
拿臧克家的诗来念好了。《感情的野马》:
看着你腮边的笑的花朵,
它要将人间的哀愁笑落。
你那眸子似海深,
从里面我捞到逝去的青春,
爱情从古皆伴着恨。
时光会暗中偷换了人心。
我驾着一匹感情的野马,
去追逐你的笑,你的青春。
刘学长整个人散发出一种才子气息。而从这诗里,我也体会到他曲折多变的人生。
“我是演话剧出身的,中学是演话剧的。我在中学演过一个话剧叫做《桃李春风》,演一个中学老师。这个戏剧四幕,有四分之三是这一个老师的台词。现在我唱国剧、唱评剧。”刘先生又为我们唱了几句京剧,他学的是梅派。台北有京剧票友社。
本来台北有两三个票友社,现在只有一个了。另外专门唱程派的有个小团体,他们不公开的,我偶尔去。其实我是唱梅派的。张派的戏比较多,现在是“无旦不张”。这个照片是张君秋。
刘学长带来了一些照片,有他和名旦张君秋的合影。
还有一张是老北大的红楼,他又回到那里。“我这次回到北大,这是红楼门口拍的,五四运动发源地,就是这个地方。台北的老学长时常向我提起五四运动,他们认为自己是沿着那个道路走下来的。
《嘉陵江上》留悲音
老学长们当中,能够完整唱完《西南联大校歌》的,已经不多。刘孚坤学长是其中一个。“我们西南联大的校友会,在开会的时候唱西南联大校歌,开始有几个人会唱,我也会唱,领导起来就唱了。”
刘学长爱好抗战歌曲。他说:
在西南联大时期,唱得最多的就是抗战歌曲了。其中一首就是现在人民政府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民……
从那时候到现在,台湾跟大陆两地都流行的歌,我都不会唱。什么《小夜曲》我都不会唱,我还是唱抗战歌曲。
没想到这么有艺术天赋的刘孚坤先生,竟然在漫长的人生里如此拒绝“抗战歌曲”之外的所有歌曲。那本是一段苦难的时光,可刘学长却这样用自己的方式来留住它。
对于抗战历史的重要性,刘学长有一段话:
抗战对于中国和中华民族来说,是五千年来我们历史上有记载的大事件。
我们的历史从尧起,已经证明——过去,像顾颉刚这些历史学家,认为夏以前的历史不可靠。慢慢有了甲骨文,现在还有更早的文字。中华民族的建立很早。从尧的时候起,算是可靠的历史了,在中国可靠的历史当中,这个抗战是中国非常重要的一节,比从前五胡闹中华、南北朝还重要。因为从前的五胡闹中华,那个契丹人,都是中华民族现在有的民族。
刘学长和台湾所有的学长们一样,是以中华民族的悠久文化为自豪的。而他自己能够在中华民族的面对日本侵略者的这一次重大考验中,投身于战争去效力。这是刘孚坤至今不悔,而以为骄傲的。
那天采访中,他为我们唱起了《嘉陵江上》:
那一天敌人打到我的村庄,
我便失去了我的家人和牛羊……
这个歌,我们西南联大的同学好多人都会唱,唱着唱着,就像我现在这样,唱着唱着,大家都流眼泪了。
他眼含泪水、声音哽咽,久久不能平息。他是四川人,当年从四川达县的农村考入了西南联大,嘉陵江正是他的故乡。
这是当年的悲痛,更是历年的辛酸,和老来怀乡的深情。
刘孚坤是一位遭遇奇特的学子。当年为了打日本,他从联大参军,胜利后重返北大上哲学系。后来他离开家乡、离开大陆,有别无选择的无奈。他说,他几次想回大陆定居。他的哥哥告诉他,还是待在台湾吧,因为他在台湾还有“荣民”待遇。人老了,病多了。到大陆定居,没法解决这些问题。
中华民族外患与内战的苦难,就这样交织在这个才华横溢的学子的人生里。
女生与恋爱
当我问起联大校园恋爱的事情,郝诒纯说:
当时好像也没有要特别去处理这些事。那个时候男女之间的交往是非常自由,没有什么强迫的,也可以有一段时间走得比较合适,觉得不太合适,说开了那就还是好朋友。
我在天津做地下工作的时候,跟我的爱人,我们是一起做地下工作的。后来天津党让我们转移的时候,我们又一块儿转移到昆明去了。所以我一直跟他的关系比较密切。
人家都知道我们两个人原来就比较好,同学都比较理智,一看,你们两个人已经好了不短时间了,我们干嘛去插手呢?
郝诒纯长得漂亮,又活跃,当时是“物以类聚”,不会乱套:
我到了联大以后是以进步学生身份出现的,我还当了两届学生会的主席,所以一般的家境好的、公子哥这样的学生,他也不敢找我。有不少同学跟我谈过这个问题,多半还是经常在一起的,思想合得来的进步的同学。进步的同学就无所谓了,你要不行,合则来,不合则去,没有什么太多的麻烦。
当时的女性和现在的女性有些差异。
总体上来说,那时候我们的勇敢、坚定,敢于拼搏,有能够吃苦耐劳的精神,比现在一般知识女性强得多。现在的女孩子不能吃苦。那时候,我们独立自主的意识比现在要强。
中国社会自“五四”到今天,有的方面是后退的,例如女性意识。现在似乎“女权”非常高,在家庭里可以统治别人。可是这种霸道和压制对方,恰恰是女性不自信、不自立的表现。女性人格的状态是与中国社会的普
遍人格的状态相联系的。彭珮云:
当时是两千多学生,女同学也就是十分之一。女同学,大部分都是仰慕联大的学术和学习风气而来。我的中学同学,有的先我去的,给我写信,我就去了,都是这样的心情去的。许多同学是从沦陷区来的,他们有国破家亡的经历,颠沛流离的生活,多数人都是具有抗日爱国的思想。到联大的抗日堡垒里熏陶,都是艰苦学习,投入爱国民主运动。
联大进步同学大部分都加入了民主青年同盟。当时联大有个女同学会,另外还有一些社团。女同学也是学生运动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和男同学一起战斗。
谈到女性,就会谈到美。联大女生崇尚自然美。姚秀彦说:
在那个社会,物质条件是非常简陋的。我们物质生活非常简单。穿的不可能是奇装异服,都是蓝布大褂。头发用夹子卷一卷,就好了。烫头发的几乎没有。可能有什么华侨啊,有一两个烫头发的,但是生活很简朴。
美的观念与现在有点不同,那时候,自然就是美,你真正天生丽质,是掩盖不住的。
姚秀彦当年选择了抗日将领,共赴国难;李佩是“两弹元勋”郭永怀的夫人。这两个道路不同的女生,多年过去之后,各在海峡的两岸,素不相识。然而她们都对我说:钻在图书馆里的男生最值得爱慕。姚女士说:
在联大的时候,男同学钻在图书馆,功课好的,很活跃的,是受女同学尊敬的。女同学,自然就是美,这个美没有矫作的气息,看起来很自然的。燕瘦环肥,各有各的美,也是很单纯的。
李佩:“联大校风,对于我们在联大待过的人都会有很大的影响。老郭也不例外。他自己并不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又非常勤奋,他在学生时代就已经有了这样的素质。”郭永怀1938年秋到联大,1939年下半年离开,他在联大做助教。
早年他在北大的物理系姚毓泰那儿做研究生,北大的气氛在他的身上也是很明显。他很少说话,他不是那种非常爱表现自己、多跟人家交往的人。他思考问题的时候比较多。
那个时候北大一些人,课他都不上,自己坐在图书馆里面,做他自己的研究,看他自己喜欢的书。这个北大的作风,在他身上是很明显的。
在西南联大的时候,李佩偶然在路上看见他,他都是一个人低着个头从那走过,摇摇晃晃地走过。后来到美国读书,他还是这个样子。人家问他什么,他就跟人家谈,他很少自己主动地跟别人说话。
那个时候在美国,有一批地下工作者,他们组织一个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在康奈尔大学校园里,结了婚的人不是那么多,都是在我们家聚会,谈国家的情况,交流一些信息,大家都是抱着一个愿望——什么时候走得成。都是愿意回国的。真正行动的时候,情况不一定,很多愿意回国的人,都没有回来。
在钱学森走之前,我们就说了,我们一定会回去。1955年,老郭正在进行的一个科研项目还没有完成,他要完成,才能走开。
这种默契的感情方式从西南联大一直持续到国外,持续到回国,从事中国原子弹的重大工程。这个男生终于牺牲在出差的飞机上。
回国之后,1960年他担任了二机部九院的事情,经常跑西北。他是最会保密的人,我到很晚才知道他出差到底是干什么。
李佩打心里为丈夫高兴,这正是他能够发挥他所长的地方。他不是随便答应一件事情的人,他要是答应的事情,他就一定能做到。
等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后,有一天王涂昌就请了我们俩一块到他家去吃饭,我们好几家都在他家。他也没说是为什么,他是为了表示高兴,为了庆功。王涂昌夫人做了一桌饭,我们大家一起吃饭。那个晚上大家过得挺愉快的。
王涂昌他们都是做了工作的人,都有同样的一个共识,就是不能随便说话。
看到人们讲“西南联大的爱情”,强调的都是很开放很自由。“联大爱情”中的最高层次,是默契,相守,一生中彼此认同。
男生宿舍随便住
关于联大男生宿舍,赵宝煦学长讲得具体、有趣:
西南联大,有的人他根本不注册。那个房子也不是查那么严。它是大草棚,里面分一小格、小格的。两个双人床搭起来,然后弄点破被单这么一隔上,都是掀帘子进来。
两个双人床中间有一小凳,一般待了一两年,都调整调整,都是**头没人睡,搁箱子搁东西。这就算是一格,然后一格挨一格:
我一个同学来了,我这儿正好有一空格,或者我知道我的斜对面有一空格,因为都很熟,你来你就住下。
联大的伙食是交钱就吃饭,也不需要什么学生证。
所以,有的人就在那儿上课,一门课上完,上了几年,没人知道他是不是学生。他也不要文凭。那个时候的教授,你越来听他的课,他越高兴。等到人家都冷落了,那证明他没本事。
宿舍和上课都采取松散的管理。因为在那时候,大片国土沦陷了。青年人不愿意当亡国奴,只身跑到大后方来的很多。有的学校根本就不存在了,他们失学了,也失去了家庭的支持,挤到这么一小块没有被占领的地方来了,能住就住下,能听课就多听一些。
这种时候,炸弹天天在头上扔,还能和自己人过不去吗?联大成为流亡者的家园,以博大的胸怀收留了战时失所的学子们。
呈请“送花”
联大管理者,要为学校的存在去奔波努力,而面对校园里的莘莘学子,青春情怀,还要宽容;就像是一位辛苦慈祥的长者。
梅校长平日不苟言笑,偏有学生俏皮,给他出一个题。
赵宝煦先生说:“梅贻琦的女儿,梅祖彬、梅三儿。有一个学生追她。”这是一个宝贝学生,大概就是那号不太动脑子,吃吃玩玩的角色。所以同学都拿他开心。“同学哄他,说你追啊,你得送花。还说,街上买的花太一般化了,我们草棚宿舍,宿舍外面常常种一些花。他摘了就跑。”
送花,本来是同学间的玩笑,可是有人却出主意让这位男生写一个呈文,请梅校长批准。“你怎么送?你得写呈文。”
那个时候,学生有什么事,比如要加选一门课,或者要退学什么的,都得写一个呈文交到教导处。过几天,就到那儿看纸条去。
纸条都是由校领导批示:“某某人,条呈批准。”
追梅小姐,你得让她爸爸批准,你才送花。他就呈请送花事,结果弄得大伙老去看,一看,他上面就写:某某人所请不准。
这样一个近乎调侃的条子,但日理万机的梅校长并没有回避,照样给了明确的批复——“不准”;他维护了呈请制度的一贯性。
梅祖彬是联大很活跃的女生,参加演剧社、搞募捐。照片上高挑的个子,这样的女生,在联大是引人注目的。年轻的时候,人都会有痴情和匪夷所思之事。为了送花给心仪的女生,居然写条呈送到校长那儿,也有一股勇往直前的劲儿。
这是一条“花边”趣闻,联大学子并没有因为战争的残酷、环境的艰苦而失却青春的浪漫与稚气。
“跑单帮的”
赵宝煦学长有一种博大的思维空间,他讲的联大逸事特别多。他并不认为有什么要忌讳或遮掩的。或许这才是联大学子的本性吧。
念书,需要在那儿坐冷板凳。在昆明,不绝对,什么样的学生都有。比如有的学生,他到这儿报到了,选了课,就没了,为什么呢?他那个时候不叫“下海”,他跑滇缅路了。因为这个滇缅路一打通,两边的物资差价很大。所以就跑单帮,来回带东西。等他跑完了,然后考试他也没落下。
那个时候老师教,反正也是考他讲的。那比如说,你每天在这儿上课,笔记记得好,那我先跟你约好了:“咱们俩是铁哥们儿,我去跑单帮,我回来,你把笔记借我。”所以他就照样考试。
这些人当然念不出书来,可是你不可能指望人人都成才。
办大学不可能人人都成才。这个比较客观。老百姓讲“水清不养鱼”,也许这参差不齐的人群中,更利于人才的练达成长。
我下乡插队就在滇缅路那一带。到了70年代,国境两边的物价还是差异很大。知青中也有一些胆大的,跑缅甸,去做生意。后来大家回城了,再后来高考恢复了,很多人考得不错。可是一下子,他那个“跑缅甸”的事情出来了,于是上学的机会就废了。
当年既可以跑缅甸,又可以念书,很令人羡慕。
联大里也有追求西服革履的学生。赵宝煦说:
经济系有一个人,当时我们就笑话他。他有一点钱就穿西服。你想那个西南联大,哪有什么穿西服的?穿一双破皮鞋,这里一个洞露出脚指头,趿拉趿拉的,大家都那样,穷也穷得厉害。却也有人穿西服,衬衣,打领带。衬衣里围一个纱布,因为这个衬衣老穿,不洗就脏。
他老到图书馆,他每次占位子,弄一大块蓝布。这个大桌子,他先把蓝布铺上,把书打开,就坐在那儿打瞌睡。一拉铃,要吃饭了,他又收起来。他的皮鞋是很新的胶底鞋。他把底下钉了一块,保护他的鞋。所以这种特立独行之事,它也无伤大雅。但是很多人是念书的。
我欣赏赵宝煦先生的这个话:无伤大雅。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总之,保证主流的东西,就行。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