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八年，梅贻琦是实际的西南联大校长。他将自己的职责定为：维护校园现有的秩序与章程；维持校园生存所必须的物质支持；抵挡和消解社会因素和统治上层对校园的不利干预和危害。梅校长最主要的工作，一是四处找资金以维系校园生存，一是应付中央政府的各种干预，化解他们对学校的不满，因为最主要的资金和支持来自政府。至于校园内部，梅校长自有强大的依托系统，那就是完善的秩序与章程，教授会和评议会是执行和监督机构。

西南联大的组织结构好比是一个洋葱头。它每一层的味道、性质完全一样，一直剥到中心，最后一层仍是“洋葱”。这个“洋葱皮”和“洋葱心”是教授，里里外外都是教授，没有阻隔，教授群体的层次构建了这个学校。

而后来的大学，好比是一个坚果，外状有皮、茸毛、干硬的果壳。行政、教务、后勤，非教学人员很多。中心是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机构，是一个坚硬尖锐的内核，它是主宰。而教授被人们忽视，长期以来地位和作用都不如前面的各种人群。

坚果的毛、壳、核肉各有质的区分，是异质组合；而洋葱式的结构是无法分离的，是同质组合。前者是权力集中的产物，后者是民主系统化的模式。

完善的流程

“教授治校”

“教授治校”是西南联大的“重头戏”。梅祖彦简述“教授治校”：

民主办学，当然有一条就是教授治校。当时是有一个教授会，就好像是一个议会，重大的事情都要教授会通过。教授会里面再选出来一些教授，就是资历比较深的，对管理工作比较有经验的，这十几个人成立一个叫评议会的。评议会就有点像常务委员会。这两个机构都可以决定学校重大事件的权力，例如聘任教授、管理学校、制订学校的教育方针等等。那么校长、教务长、秘书长这些行政官员，在学校里面实际上是公仆，是执行教授委员会的决议。所以这确实是教授治校。

我有幸采访他多次。有些内容是他反复谈的。“抗战前的清华、北大、南开以及战时的西南联大，从校长、教务长，到秘书长、训导长以及各系的系主任、图书馆馆长等等，都是一个人，没有副职。”那一代的教授，以教育事业为使命。他们才能全面地从教务、行政到社会关系的处理，都有良好的素养和实践经验；再加上他们的人望、人脉，可谓是对内得心应手，对外渠道通达。其中一些人还具有从政的资历，达到了国际化的水平。

那时学生和教师的比例比现在大得多，就是一个老师要管很多学生，但是他是一个人。那个时候工作关系是比较简单的。虽然国民党政府也有很多教条，层层地管辖你，但是和现在我们的政府部门，不说其他的，就说学校吧，我觉得那时候还是宽松得多。它只宣传三民主义和“一党治国”，它不深入到每一个部门管理。所以校长、教授主要只管教学，稍稍管一部分生活。不像现在清华大学的校长，要从头到尾统统管起来。

现在学校领导的工作量比那个时候是重了很多，所以他非得有很多副手不可。老讲精简机构、精简人，但是因为体制的缘故，它需要做的事情太多。好多社会上做的事情都是单位做，所以弄得机构臃肿。

那个时候校长、教授们虽然辛苦，一个教授要教好几门功课，还要管几个委员会，但他们能够深入到学生里面，深入到行政的各个方面，所以他知道学校是怎么回事儿。虽然他们很辛苦，但是他们很了解情况。

虽然辛苦，但他们是学校的真正主人，学校是他们的事业。梅祖彦说：“现在我们的教授不了解学校的情况，因为不需要我们去管，我们说了话也没有用。所以我们就只管教书。”“只管教书”，不是育人的态度，而是“当差”的态度。

沈克琦：“包括课程的设置，教学怎么搞，这些都是由教授来定，就教学管理来讲是很严格的。”梅贻琦治校直接依靠教授群体。学校有教授会和教授评议会，使得所有的事情都能科学地过滤、评估，从而得出负责的结论。比起依靠一般毫无学术阅历的行政人员在那里做主，一切显然要合理得多、人文得多，层次也高得多。

赵宝煦说：

西南联大，首先是教授治校。教授治校它还是民主的。你看蔡元培办中央研究院，后来弄到台湾去，它也是教授民主评定。这个民主，首先有一个条件，你这个领导者得相信人。

在北京大学的档案馆里，我看到了保存下来的西南联大教授会记录，关于征地建校舍、关于招收学生、关于聘请教员等等的会议，后面都有参会教授们的亲笔签名，表示他们对这项决议的态度与责任。

教授会议记录是大学民主管理最真实的写照。

我想，关于当年刘文典如何被解聘，以及钱锺书在上海延误了学校课时，是他自己辞职还是由校方解聘，是否有梅校长的挽留电文等等，都可以在这些教授会议的记录中找到确凿的答案。因为在这里面是连一次募捐和一次补考都不会漏记的。

西南联大结束后，这批资料和档案被从昆明带回，由北大和清华分别管理：资料在北大，档案在清华。它们是西南联大在昆明九年最详尽、最真实、最全面的历史记录。

台北校友易君博先生说：

联大教授有两种个性特征，他们在校内是“教授治校”，在校外是“教授论政”，所以他们有很高的威望。你看张奚若教授是教授论政的典型。而教授治校跟梅先生有关系。

在当时“教授治校”并不被国民政府的教育部认可，一直到台湾李登辉时代，才重修“大学法”，纳入了民主治校的精神。梅祖彦说：“当时教育部的意思是要校长治校、教授治学。就是你们只管教书，不要管大事。这个中间也有些矛盾。清华还是很能够坚持教授治校这个制度的。”

教授治校，保证学校权力集中用于教学事业，不被其他目的异化。教授治校，是在一个文化精神十分透明、价值观念纯净一致的环境中行之有效的体制。教授们“为人师表”的人品和相互监督，例如刘文典的被解聘，表明教授们不允许滥用学术名声破坏公德的准则。

易君博先生说“教授议政”在不同时代都存在风险。

那时候教授是论政的，很多话都是联大张奚若讲的。因为当时认为蒋介石的态度太滥，认为这是不好的道路，所以张奚若不断地批评。他是当时的国会参政员。他批评政府有很多缺点，很激烈的。有些时候是他做主席，有些时候是张伯苓先生做。

蒋先生就说：你不要讲了。张教授说：我今天要讲，我只讲这一次。然后他就回到昆明，不去了。所以，以后就跟重庆政府关系弄得很不好，他几乎就不到重庆去了。

批评时政，所得到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闻一多先生讲得很多，吴晗讲得很多，还有李公朴，他是社会人士。他们这几个人讲话批评政府，相当厉害。所以政府就用不好的办法对付他们，最终丧命。

我有一个感想，教授校内“治校”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校外论政”，应该有一个适可而止的办法。不然你一个血肉之躯去对抗这样一个不理性的政府，那是很糟糕的。

在台的这些老校友，对于政治已经持一种淡定态度，他们历经沧桑，讲起话来比较客观，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一种倾向。易君博学长关于“教授论政”的思考，对于校园与政治的关系，是经过血的教训而得出的理性思考。

台湾新竹清华陈文村校长对我说，他们马上要进行新一轮的校长评选。人选从全球推荐，有一个校内的评估会，通过之后，再上报教育部，而不是由政府直接强加给学校的。

“教授治校”在大陆曾经被批判，一直以为禁区。然而今年温家宝总理在“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所言，却令人振奋。温总理说，既然村民们能够自己选举和管理好一个村子，那么相信人民也能民主选举和管理好一个县，以此类推，则中国的民主进程希望并不遥远。

那么，一群高级知识分子能不能通过民主选举，管理好自己安身立命的学校呢？

刘文典被解聘

刘文典是中国学界中一个不会被忘记的人物。我听父亲说过，刘文典在昆明讲堂讲《红楼梦》，轰动昆明。

刘文典与当时总统蒋介石的那一段冲突，更是传颂文坛，经久不衰。神采应答，举止细末，无不被渲染入骨。狷介之士，性情才华别具风格，学识见地堪为翘楚。当年自由选课，他的课学生最满。

而西南联大解聘刘文典，也是教授们作出的决定。校友郑道津回忆：

联大教师当中，和我关系比较特殊的是刘文典。刘文典是安徽人，我父亲是民国初年的国会议员，我父亲在清末是留学日本的，又在日本参加了同盟会。民国初年安徽的一些军政人物，就同我父亲建立了一些关系。当时安徽早期的一些人物，和我上一辈有关系。

因一步走错，刘文典被西南联大国文系解聘。

他那年休假，可以出国了。当时那种情况下，出国也不容易，加上他有鸦片的嗜好了，等于是特许他抽鸦片。那个时候鸦片非常贵，以他教授的工资，很难维持鸦片的嗜好。这个时候，他结交了云南的一些富商，这些人送他一些钱。

郑道津为地下党工作。他说，当年刘文典下去为土司撰写碑文，背后还有地下党策划的一重内情。

当时土司，看你弄得不好、不对，马上就杀了。我们要开展工作，要采取一定的措施，保护我们自己的人。把刘文典弄了过去，起一个双重作用。我们在联大的同学，在联大有办法、有能力的都能够联络。真是有什么风吹草动，我们都可以知道。刘文典他是一个烟民，真正的原因是满足他鸦片的嗜好。

可见乱世之下的事情，并不是一目了然的。

赵宝煦则代表联大一般人的观点，刘文典有损师德：“刘文典是唯一，联大很少有的被开除的。西南联大是教授治校，它不是说谁拍板就能决定的。这种重大事件都是全体教授投票。他给云南土司写墓志铭，人家送他两个烟土，两个瓜子。这个大学教授，写墓志铭你写，人家给你点钱还不要紧。送你两个烟土，这成何体统？后来就给开除了。”

被联大解聘后，刘文典从此名声中灭。他离开了中原的文化中心地带，蛰居云南，后来有著述，然人物风采已经收敛。这也是时代转变之势。

校长管教学

王汉斌认为联大的组织方式和制度比现在大学合理：

组织形式也是这样。校长就是聘请教授。行政的事情，是秘书长。我觉得我们现在被校长管得一塌糊涂，我首先不赞成。我赞成校长应该管教学。行政这些，你干嘛管？

我觉得过去制度对，校长集中管教学。

王汉斌说，当年校长并不干涉学生方面的活动：“学生会选举、学生运动的发展，他不干涉。有些时候，教务方面发表声明支持学生，一直到后来北京的学生运动。这是很重要的。”联大时期，校长、教务等行政部门都站在维护学生的立场上。王老说：“联大的时候，学风和政治活动，学校不干涉，所以能够得到发展。从学校的教育制度出发，科学研究方面，政治运动方面，都得到了学校的支持。在中国教育里是有突出地位的。”

梅祖彦讲联大聘任教授：

联大学术自由，兼容并包，跟当时的体制有关系，那个时候学校聘请教授基本上就是自己直接联系，双方同意就请来了。所以教授有什么特点，个性或者是什么主张，学校不加任何的要求、限制。

学术上，它汇集了当时国内能够请到的最好的人才，也带来各种各样的思想，学术上的思想、文化上的思想。这也是大家总觉得西南联大精神生活还是很丰富的一个原因。因为没有限制，没有千篇一律的这种情形。

其实当年的梅贻琦校长并不是只管教学。在特殊的战争年代，为了维持学校的运行，梅校长承担了非常辛苦的工作。梅祖彦说：

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他对我们的教育也主要是身教。言教真是不多。他对谁都是说得不太多。但是我们观察到的，（我父亲）那确实非常辛苦。包括批改公文、召集会议，然后出去跑，检查工作等等。

那时候物价飞涨，学校师生员工生活都很困难。到处跑，按现在说就是寻找经费的来源。那是很辛苦的。

当今国内大学，校长亦非一校之长。校长制定不了学校制度，亦决定不了学校大事。如果偶然敢于挺身而出，扛件大事，结果就是下台。比如我的北大校长丁石孙先生。当今校长的个人素质，也多粗糙，甚至学历可疑，因而不足以服膺学界。校长，已经失去了昔日在人们心目中的知识尊严。

为什么有北大的声望？蔡元培开天下之风。

为什么有清华的精深？梅贻琦多年来苦心打造。

这样的校长如果不再有，中华教育的复兴也就渺茫。

淘汰率高

西南联大对于考试有严格规定，淘汰起来是不容情的。沈克琦先生说：

西南联大有个规定，你课程不及格，不得补考，必须重修。这跟一般学校是不一样的。西南联大也有补考，什么样的补考呢？因为生病了，没有办法考试，那么你用病假条，到补考的时候，这个可以补考。缺考的可以补考，不及格不准补考。

学生的质量由此得到严格的把关。

不及格的学分数达到多少，就要除名。你必须学到一百三十二个学分才能毕业。我一个同班同学就稀里糊涂，后来一算学分就只一百三十一个，就差一个学分，他又念了一年。

另外，西南联大非常重视体育，这是清华的传统，必须上四年体育。体育课要考试，还有点名。如果你体育课有八次缺席，这一学期的体育课就不及格，不及格就要重修。等于你要学八个学期的体育，一个学期不能差。差一个学期，到毕业的时候不让毕业，留下来就是上体育课。

这个在清华有记录，吴宓在出国之前，就因为体育不及格，硬是修了一年，才让他拿到文凭，出国留学。

梅祖彦说：

那个时候学校的淘汰率很高的，那些莘莘学子、流亡学生，跑那么远来读书，成绩要是不好，学校说开除就是开除，让你退学就是退学。或者，毕不了业，再念一年。有的学生整整念了八年。所以它还是很严格的，它并不放宽标准。

那个时候，教授打分都是画一个曲线，说必须有多少人来淘汰的。

名校，能够考入，不见得可以毕业。教授画曲线，就是说，注定有一部分是在淘汰之内的。这是教育的真实规律。不适合这个培养要求的，只能离开，不存在“保证成活”那样荒谬的事情。

梅祖彦认为，现在的人们只盯着那些著名的人才，不符合联大整个的学生情况：

现在我们可以举出来，各行各业一批老的学科带头人、有重大贡献的人，很多都是西南联大的。我们出了两位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但是我们没有说的，就是有很多学生，由于各种原因，经济原因、学业原因，不能够继续念书，所以这一批人才也很可惜。如果当时条件要好一些的话，也许还可以培养出更多的人来。

这个淘汰确实存在的，我听说，西南联大前后名册上有名字的有八千人。但是拿到西南联大文凭的只有两千人。也就是说，没有“成活”的学生还有六千人。当然后来有人转学了，在别处造就成人才，等等。所以这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个过程，从培养人来看。

教育面对的是人，是一个复杂的有变数的过程。只能问耕耘，无法确定收获。

考试与学分，在全世界学校都以为是最公正和最真实的甄别。而我古老文明之中国，更是科举选拔制度的首创之国。

记得我在北大上学时，当时一位政要人物的儿子在物理系，因为考试不及格而被劝退了。当他最后一考时，有人向那门功课的老师打招呼。这位老师说：“我不知道谁谁，我只知道按标准给分。”最后就是差那么几分，也不多，但这位学生还是被劝退了。他出国去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可物理系说，他上那儿是他的事情。这分数就不能再待在北大。这件事情对于我们当时的学子有很大的激励，同时大家对未来也充满希望，对北大的领导和老师们更加敬重。

然而今日大陆，除了大学本科，是政府以法律手段来保卫这个制度；其他所谓硕士、博士等领域，皆为世俗与庸人所牺牲。所以随之贬值。故社会各层重“本科”而轻所谓“高学历”也。但本科生入学后，如没有严格的考试淘汰制，那只是过硬的“高中”，亦不是真正的大学“本科”。教育，其实已千疮百孔。

写到此处，我忽然接到一个电话，来者绕了一个弯子，突然说：“虽然当年我没有考上北大，但是现在我到北大讲学。”本来学术交流，不必固执于学校级别。这是蔡元培的兼容精神。但她在话中有一种解恨、一种报复，代表了社会上一种人的心理。

我答道：“你现在也考不上北大。”挂机。

北大和诸多名校，所剩下的支撑和生命线也就是“高考”选拔了。

梅贻琦风范

梅贻琦之子梅祖彦是一个低调的人，但这不妨碍他话中的分量：

他为人的特点就是公平、公正、谦虚、淳朴。

三个大学以前在北方都是很有成就的大学，各有各的特点，到了昆明以后，要组成一个学校，怎样协调各个学校的专业特点、教师特点以及在管理上的不同，这是很要一番周折的。

在昆明的八年，从1938年到1946年，是他一生经历中最艰苦的一段时间，最困难的一段时间，因为有好几方面的关系要协调。

晚年的梅祖彦对于父亲梅校长的治校和经历，有了一重体会。

他一直坚持办学就是三个主要方面，第一就是通才教育，在旧中国，教育多半是通才的方式。我们学了苏联以后，觉得通才教育有问题。现在来看还是有它的优点。通才教育，就是知识面广博。

学苏联，弃传统，这是中国当代史上最糟糕的一件事，等于是将中国在此前的发展积累都抛弃了。

第二就是教授治校，就等于民主办学；第三就是教学与科研结合，通过科研提高教学质量。

这三方面在抗战以前和抗战时期，他一直都是很坚持的。在学校里面也不是没有阻力，大家意见也不是完全一致。回顾在昆明的这段时间，他牺牲了很多个人方面的兴趣，生活当然很艰苦也无所谓什么享受了，他很少有业余的时间，全副精力就是在管理学校，协调各方面的关系。

梅祖彦那时候是个中学生，后来才是大学生，对父亲的很多工作并不很理解。他现在也是个老人了，因为一直也是在从事教育工作，才逐渐、深入地体会父亲在那种条件之下办学的艰苦困难。

他是学校的主要领导，很重要的一点是他必须和地方、和政府的关系都要搞得很好。跟重庆政府，因为有教育部的关系，所以要打报告，要去述职，有时候也挨批评，次数还不少。和地方有些经济方面的关系，因为西南联大好几千人，生活上要有供应。

梅贻琦，卓越的教育家；在民族的危亡关头，他临危受命，保护、保存了中华民族“人才链”没有中断。

到抗战后期，因为民主思想非常活跃，学校和当局有过多次矛盾，受到了压制。做校长的得做很多协调，要保护学生，保护学生的积极性，保护学生的生命安全，但是和当局还得保持一个关系。因为要是学校跟地方政府吵闹了的话，学校就办不下去了。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梅校长充当了学生与政府冲突的防波堤。一直到“一二·一”学潮爆发，梅贻琦以最大的理智和毅力，保护了师生，保护了这三所在抗战中艰辛保存下来的大学。“以前在北平，后来在昆明，有过多次，当局要来抓进步学生，很多和西南联大有关系的人都知道这事。从校长到教授，都想尽各种方法来事先通知学生，给他们创造条件赶快躲开。西南联大在抗战时期被捕的学生在各校里面算是比较少的。”

因为是亲人的回忆，全面而真实。他从信念、方法、性格、品德都大致说到了。

在和平时期的北平任清华校长，梅贻琦就把有利于自己这个位置上的制度完全取消了。这是一个以德服人的君子。在这些最真实最现实的细节中，他以人格树立了威望：

在昆明的时候，物价飞涨，教授们、职工们的生活都是很紧张的。学校的领导从各方面想法给大家提供些补助。西南联大有工学院，工学院有一些教授和学生在外面搞一些工程上的东西，有一些收入，政府也给一些补贴。

我记得我父亲那时候就是最强调，大家平分。给学校的领导层是有专门限额的。不过他说，一定要大家平分。甚至在有些情况里，他说凡是担任公职的，不分。

梅家维持生计异常困难。梅夫人曾经亲自做糕点提篮出售。

在昆明住翠湖旁边的西仓坡。中国式的房子，三合院。还有另外一家教授住在楼上。就是三面，等于是九间中国式的房间。下面是办公室，是清华大学的办公室。三校合并了以后，还各都有一个办公室、办公处。在昆明生活非常艰苦，也使得大学消除了一些从前有的某种程度的等级的差别。真是大家上下一致，完全一致。

在台北，易君博学长用了“举重若轻”评说梅校长：

梅先生跟胡（适）先生对比，胡先生他是外面的声望很大，影响很大。梅先生不大讲话。但是他做事来讲，是举重若轻。他从前在联大很少跟同学见面，但是同学对他的印象非常深刻。原先是中午拄着拐杖去上班，到下午两三点钟就回去了，他不在这儿办公，非常轻松。但是联大做得很好。

所有的教授，不管你是什么想法的，你左派的也好，右派的也好，都能合作。他有一种领导学术上的天赋的那一种能力。

无论在海内外，无论当年是什么党派，现在执何种主义，凡我采访到的联大学子，没有一个不由衷地钦佩梅校长的。最近何兆武校友的《上学记》中回忆梅校长，说他跑警报时，在人们混乱的情势中，依然绅士手杖，安步如闲，风度卓绝。古人云“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改”，梅校长为师生作出典范。

易君博说：

从前大陆有一句话，“无清不成校”。就是说你那个学校如果没有清华的教授就不叫大学。

当时浙江大学的校长竺可桢是清华大学的，中央大学等重要的大学校长都是清华大学毕业的，比北大还要多。那些人都是属于清华的系统。“无清不成校”，就是因为第一流的好校长都是清华毕业出来的。因为那个时候提倡科学，尽量往科学方面、工程方面发展，都是跟清华有关。

清华人善于管理，富于团队精神，这与它的工程学院分量很重有关系；另一方面梅贻琦借鉴西方民主议会制度，开创的“教授治校”体制，则提供了一个大学管理的成功模式。

清华大学在梅先生时代就办了一个国学研究院，那是陈寅恪、王国维、李济之，大学就是大师的术业。

当时，他的年代都是大师成群。国学研究生他办了两届。所以他讲一句话，大学要办就要有大师。其实他也是真正的大师。

西南联大前后坚守教育园地八年，弦诵不绝，与梅贻琦的资历、品格、才干、威望是密不可分的。换一个人，未必能行。

课程设置

联大时期，沈克琦是杨振宁、李政道的同系学友。后来他曾任北大副校长。他说，西南联大的教材，是梅贻琦校长通过上海商务印书馆，直接从国外翻印过来的。联大八年，师生们用的教科书与国外是接轨的。“课程设置当时还是跟上世界潮流的。基本还是清华、北大原来的课程设置，国外开什么课，我们这里基本上也是这些课。”

王汉斌当属联大人中的“政治高层”，他出身西南联大历史系，对社会的观察有一种历史的精神，直言锐见：

联大的教学制度很值得研究。比方说基础课，联大强调基础教学。大学一年级、二年级，念的都是基础课，所以知识打得比较扎实。这样就可以培养出钱伟长先生所主张的通才，这跟我们后来培养工程师才注重专业，是不一样的。

它规定既有必修课，也有选修课，在选修课中你就可以选择你喜欢的课程。这就照顾了你个人的特点。我们后来差不多就是必修课了，学生没有多少可以选择的余地。

“九叶诗人”之一的郑敏女士，讲到今天大学没有一种对中国通史和西洋通史的基础，使得学习缺失一种系统性。

西南联大很注意学科的系统化，每个学生都要读中国的通史。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这样。教学上是一种纯粹启发的，课程设计都非常系统，每一个文学院的学生一定要念中国通史，这个我们现在没做到，因而丢掉了一个对历史的理解。你做文科，好像没有一个站脚的地方。

我们也要念西洋通史，我是哲学系的，我要念西洋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史，这都是必修的。这些课下来，你对中外古今都有一个轮廓。

过去做学问，你一进大学，他给你打一个轮廓，然后往里面填空，你特别有兴趣往里面填，你永远有一个大的框架。而现在，你是专了，有时候很专，但是大的框架不牢靠，容易在做学问时考虑不很周详。

联大的课程设计，表面上很自由，但具有内在的系统性。

在我念的课里头，印象深的，一个是我念的西洋哲学史，是冯文潜教授教的。这个老先生住在校外，我也住在校外。早上跟同屋的两人跑到学校去，很紧张，穿过云大。我经常看到老师在前头跑，我们在后头跑。跑到教室，老先生就气喘吁吁地给我们讲课。他的课让我对于希腊哲学有一个轮廓，对我以后是极大的启发。

中国的哲学史是冯友兰先生教的。这两门哲学史都让我以后无论考虑什么问题，都能够在历史的阶段上考虑：它是近似哪个阶段，或者在哪个阶段已经有过的，它现在又开始了。历史的延续性我觉得很重要。

选修课对于一个学生后来的发展，其重要作用一点也不亚于必修课：

冯友兰先生教了一门“人生哲学”。这门课对我是非常重要。冯先生把中国哲学里面所有关于人的修养的这种境界，容纳到一块儿，成了一个自己的体系，到了最高境界，天地境界，人和天地和自然融为一体。这么高的境界，对我们年轻人是启蒙。

如果我没上这个课，我的诗歌里永远不会追求这样一个高度，这个境界，对我此生写作是非常重要的。有这么一个目标、一个理想，有一个东西在召唤你，追求一种超越的精神。

杨振宁回忆当时必修课程不重，可以自己涉猎。他说：

我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必修课没有现在这么重。所以你可以自己浏览，这个是使得我当时对别的东西也发生兴趣。比如说我当时也念了德文，成绩很好，念得相当深入。假如我今天到德国去，我想一两个月后，我的德文会相当好。因为基础在那里。我还去旁听了一个英国史的课程，这个对我后来也很有用处。

当时同学之间切磋，彼此有很多的影响。后来我在研究院的时候同黄昆非常之好。他喜欢看英国大文学家的小说，给我介绍了很多英国19世纪、20世纪的小说。这些对于我事业，对于我的知识面开阔有很大的好处。

西南联大的课程设置独具一格，这种必修课少，选修自由度大的状况，也是不符合当时教育部的规定的。梅祖彦：

在抗战以前，教育部要求各学院、各系把教学的教学计划报部审批，返回来提了意见，限期改正。后来拖拖拖，就没有做。

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也有这种情况。联大教育比较自由一点，学生基本全部是选修课。不给你规定哪些是必修的。但是学生自己也打听出来了，我学哪一

个系，有几门课我是必须得学的，因为它是我的最基本的课，他自然也就选修。注册的时候要找教授，教授可以建议他学哪几门课，实际上也等于是必修了。

当时教育部在重庆也说，这个不合乎规定，说是人才培训就得有多少条条框框。像中央大学就执行得很严格。清华到后来的联大在某种意义上，几位校长那时候叫常委，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谁也不敢跟教育部直接对抗，大体上属于一种阳奉阴违的方式。日久上面也就默认了。

因为云南是比较隔离一点。那个时候昆明跟重庆之间交通就非常困难，坐汽车快则两天，慢则三四天。坐飞机又困难极了，不太容易联系，反而保持了许多西南联大自己的特点。

国文课是必修的

有一年春天，在北大参加联大校友们的聚会，遇到从云南来的一位女士，她热情地问我：你找过王希季吗？

我想找，找不到。他这样的人又不在校友会报到。

王希季是“两弹一星”工程获勋者，他被称为中国的“火箭之父”。很容易就老乡踏进了老乡的家。王希季的讲话还带着云南大理口音，令我感到亲切。这是一个小单元房，陈设简洁。墙上的镜框里是一幅火箭升空的彩色照片。王希季神情爽朗，朴质无华。那一年，他七十九岁。

他是1938年考上西南联大的。他的人生所以如此，与进入西南联大学习至关重要。他说：“我在联大里面受到的不单是知识上的培养，还有工作怎么个做法，或者就用现在时髦的话讲，就是受到素质的培养。受到素质的培养我觉得很关键、很根本的。”当年在联大，人文功课是不可缺的。

我们那个时候进入西南联大是很幸运的。在大一，教我们的先生都是非常有名的，有的就是大师。国文这方面的大师，例如刘文典、闻一多、朱自清、罗常培，很多先生。每人就选一个课，每人选一篇文章，每个人轮流教两个星期，然后还作一篇文。我们从现代文学一直到古代文学，一直到《诗经》、《离骚》都学完了。

他是学机械工程。他说：

像国文课是必修的。如果国文不及格，那就不能再学其他的课程。任何系都是这样的。

西南联大是学分制，学分制中有必修课、有选修课，我们是学机械工程的，国文、物理、英文、微积分、化学这些课，如果有一门不及格，那么后面的课就不能学，你得重新再读，第二年再读，一直读到及格，才能够学后面的课程。

所有的学生他既要学语文，又要学一门外国文。

王希季说，他们还有经济学、社会学也都是必修课。因为不管你干哪一门，你都要到社会上去，都要跟这些东西打交道。在课外听各种学术与时事的报告会，也是联大课程的一种补充。王希季说：“我们经常听各种报告。”

联大的风气很自由，云南那个环境也允许。“几乎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报告，时事的、哲学的、经济学的、工程学的、科学的报告，各种理论的报告，很活跃，任何人都可以听，知识很开阔，也很丰富。”每天差不多填满了这些报告，所以学术风气非常活跃。“那个时候，国家主义也有，三民主义也有，共产主义也有，社会主义也有，五花八门，科学方面也是各方面学科都有。”

联大理科学生必须选一文科课。动力学专家郑林庆说：

那是必需的。即使不必修，很多东西还是耳濡目染，真是这样。我那个时候被强迫修的经济学。他要你必修，就修吧。但你真是受益不小。

我在北大时，没有要求理科学生必须来修历史文学的，理科学生的人文修养全靠个人的爱好。文理如隔鸿沟，甚至就在一个系里面也知识不相通。学生的学习，越到什么“博士”之类，越显出无知。

曾经中科院有个“博士”生很为难地对我说，一套西南联大资料里，他只想买物理方面的人物回忆，因为他是学物理的。我诧异道：难道物理里没有数学？没有化学？没有哲学？这是个敏锐的学子，他当场就接受了我的批评，但是他说：从来没有人这样对我说过。

“一年级不分院系”

外文系毕业的许渊冲，与物理系的杨振宁有同桌之谊。他说：

我是1938年考西南联大的，西南联大一年级不分院系。所以杨振宁和我是同班同学。我和他同一年考取联大的，他是理科，我是文科。因为不分院系，我就和他分一个组，同在一组念英文。我是外文系的，杨振宁先念化学系，后转物理系，但大一不分，不管化学、物理。在这一个组，他比我小一点，我十七岁。他中学没有念完，提前考入联大。第一节上英文课，坐在我旁边。

我们60年代见面，他给我写序言，就说他对我的印象。我们当时很冲，我们当时第一堂课就用英文和老师对话。

选课自由

生物学家邹承鲁说：“印象最深的，学生选课自由。你爱听谁的就听谁的，完全自由。”但是学分，你必须拿，必修的学分够了之后，才能毕业。

学生最爱听的老师，其中有一个是吴晗，教历史。沈从文我也听过，还有王力，他教语音学，总之每门课给大家安排一个大教授。他好像是客家人，记得他用客家话念唐诗，用普通话反而不押韵，客家话与唐朝的语音比较近。

西南联大的特点之一是文科方面的大师很多，吸引力很大，对学生整个人文素养，有一定的培养。

国防科委负责人朱光亚说：

我1942年转学到西南联大。一年级的时候，是在重庆大学，我是慕名而来的。在联大三年，受到的教育很大，不仅是物理学专业的知识。那样的环境、气氛是令年轻人非常垂青的。

西南联大的老师，是集中三个学校的老师，北大、清华、南开，非常的强大。

从我个人的体会，物理、化学也好，社会、政治、文学也好，都是很好的。我们可以去旁听。有从国外来的教授，他在讲我们也可以去旁听。

闻一多先生，他讲课的教室是很简陋的，必须大一点，因为那都坐满了。旁听的人很多。他的诗歌非常鼓舞人，还做讲演。我就是去旁听，也不是选修他的课。还有朱自清，再多的我也忙不过来了。

台北学长易君博是政治系学生，他回忆：

旁听过中文系的课。其中有一位就是罗先生，他讲授的古诗，旁听的人比选听的人还多。那些小板凳都坐满了人，都不够坐。每讲一句诗词，都有他的见解，讲得非常深。他说，中国人讲天灾人祸，所以多描写自然的状态和自然的景色。

文学院的教授吴晗，教我们的通史，教得很好。讲边缘制度的时候，他有一个很新颖的看法。

自由转系

西南联大尊重学生的选择，理解学生志愿的转变，帮助学生去实现自己的理想。联大允许学生转系，从理工转到文科也行。学子们获得了发现与塑造自我的自由天地。爱好诗歌和漫画的赵宝煦，当年要求转系，从化工系转到政治系：

我原来是念化工的。日本人来了，我在念大一，我自己对理科没兴趣。但是我功课好，我能考上理科。那时候沦陷区的学生，自己稍微能考理工的，没人考文法。不管有多大兴趣，他不考。因为他当时就认为，你考了文法就要当汉奸了，要跟日本人走了。所以我那个时候学理工。

赵宝煦这段“选专业”的曲折和心理，也让我们知道了当年生活在沦陷区的青年人的一种苦衷。

赵宝煦受到闻一多先生的指导，因而选择转政治系：

我到了后方，又念一年化工，我自己一直想当作家，当画家。我就跟闻先生讲，我要当作家，我就转你们系。

闻先生说，你别转中文系，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中文系象牙之塔，培养语言文字学家，培养文学史家。你要当作家，你就念社会科学。因为当时茅盾成名以后，曾有一句话，说：当时毫无社会科学的基础我就写小说，简直是太狂妄了。

选社会科学为什么要念政治系呢？就因为政治系的系主任是张奚若。还有名教授钱端升，当时非常红。所谓红就是，他敢跟蒋介石顶。

赵宝煦终于解放了他的才华和志趣，可以追随自己崇敬的导师。

还有一位也曾经转系的学子刘孚坤。刘原来学化工，后来转到哲学系去。他因为从军去抗日，在军队中与联大校友殷海光结识，就对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

抗战胜利后，我回到学校复学。那个时候教务长是潘光旦，很有名的。我跟他报告复学：我是化工系，我想转系。他说你要转哪个系？我是受殷海光的影响，我说转哲学系。他说，你就转吧。

一个化工系可以转到哲学系，写一个申请书就马上转到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在军中认识了殷海光，他那时候叫殷复生，他是西南联大哲学系的研究生，已经毕业了的研究生。

我跟他谈起来，是小同乡，湖北黄冈。我们在军中就很好。我们在军中成立一个叫“过瘾委员会”。殷海光做核心，还骂过共产党。到后来殷海光“左”去了。

联大校园造成的那种宽容气氛一直延续在联大学子们中间。殷海光后来转到了反对国民党专制的立场，得到昔日同学新的理解与尊敬。

自然而然的方向

每结束一次采访，我都会发出这个老套的问题：请简单地总结西南联大的教育。他们简约的回答，各具个性。这些已达炉火纯青的人们，几句话可开启人们幽深思维之门。陈省身说：

西南联大一向不教学生该怎么想，让他们自己发展，结果是，他们在自然而然地发展，因为是许多人共同的合作、讨论，自然而然就走了一个正确的方向。最初也许有人走斜了的，但是可以纠正。终归是走一个正确的方向。

其实，人生何尝又不是这样，只要能够身处于一个正常的健康的环境，周围是一种向上的氛围，有师在前，有友相伴，会有曲折，但总会走到一个正确的方向上。这是一种尊重与相信人的教育观，也是一种社会观。

赵宝煦说：

我这个概括是大伙不喜欢的，就是自由主义。联大成功是因为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作为一个学派，它不是三两句话能说清楚的。前不久我在绍兴蔡元培纪念会上，我讲蔡元培的两个原则，一个兼容并包，一个思想自由。我在这里讲思想自由，你不必把我往别的地方上靠、拉。我就讲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原则。从教育方面来讲，对于我们现在的学生，我觉得管得太多了。

西南联大就八年，你看效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你看它出多少人才？它这个人才，大陆的、台湾的，包括美国的，在美国就得诺贝尔奖。大陆和台湾一样，他们一般都是文教界、学术界的权威，出了大量的人才。可是它那个地方，它并不是整天管学生。

那些早已天各一方的数学家、物理学家、政治学家，回忆起他们的校园生活，各有体味。然而需要一种自由的精神却是毫无疑问的。

柳宗元的文章，《古文观止》里的《种树郭橐驼传》，就说种树的郭橐驼。他驼了，所以叫郭橐驼。他种树最有名。人家问他说，怎么所有的树在你手上种都成活率高？而且长得好，为什么别人弄不好？他说，很简单，我就是给它充足的阳光、水、土壤。我给它条件，我就让它长。我并不是一会儿就摇一摇看它生根没有，一会儿拔出来看看。我不折腾它。

中国大学几十年来都是折腾坏的。中国人说“百年树人”，《古文观止》上这个种树的故事，与西南联大育人的方式不谋而合。

赵宝煦先生用平淡的比喻，点出了时弊和大智慧。

大智慧的光照

诗人郑敏擅长抒情的哲思。她用感性的语言，将联大的教育环境、教育方式，做了诗一般的总结：

这个教育它很奇怪，它给你很多自由，让你考虑此生预备走什么路。它也不用给你轰到——好像赶牛赶羊，赶到一条路上。它是用一种学术的光辉和非常大的智慧来吸引你，让你感觉到，如果你有这个苗头在里头，你就会感觉到你要走这条路。我们强调的是悟性不是记性。

在教育里，最要紧的是启发教育，启发学生的悟性，他有了悟性以后，就是有可持续力量在里面。不是念知识念得很死。有了悟性，以后的人生，不管是做人还是做学问，各种方面，你有悟性的话，你就有自己的生命力，不需要有人在你旁边指点。

现在的教育，学问完全成为外在的东西。

我们那个时候，好像生命的力量去带动你学习，然后启发你去爱这个东西。老师从没有告诉我应该怎么样，老师从来没说。我觉得是这样的。

那时候不会出一个高材生低智慧的，不会有的，他是高材的话，他的东西一定很扎实，才华是从他的智慧里出来的。

联大哲学系后来有好多了不起的人。譬如，当时汪曾祺跟沈从文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现在人们都认为汪曾祺仿佛是沈从文第二，这种格调的影响一直贯穿他的文学创作。这都是一种身教，绝对不是手把手教出来的。

我觉得开发一个学生的智慧，不光是具体的知识，而是一种境界的开发，一种启发你的悟性，你就像有了自己的能量在那儿，不需要从外面找。

联大不是所有人都是高材生。高材生当然是很好，其他无名的也有很大的发展，都是非常好的学生。他得了一种力量，他就会在以后很自觉地去发掘，这是联大里非常可贵的一点。

她认为，杨振宁为什么有那样的哲学头脑，那是跟联大的教育分不开的，事实上科学家往往是发展到最高的时候就是哲学家。郑敏还认为哲学是一个人知识结构的大框架：

哲学在文史哲哪一门里都是需要的。最近法国就想把哲学当做一个普及教育，从中学就开始有。事实上是你哪门钻深了，都可以触及哲学的问题，有了哲学的角度，你宏观的和微观的东西都会增加，你会把它穿起来。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