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指导社团

闻一多指导新诗社

文艺社、新诗社、剧艺社，还有一个阳光美术社，这几个进步社团在联大是最出名的。一开始，赵宝煦他们成立新诗社，几个同学都写文写诗，当时就说，到闻先生家去。赵宝煦说：

那个时候的教授，靠工资是吃不饱的。所以很多人就在教中学。大学教授也教中学，我们学生也教中学。

闻一多就在云南大学附中，在龙头村。我们有十几个人都去了。那时候光未然、现在叫张光年了，还有赵沨，后来都是非常有名气的人，当时就在这里教中学。

上午10点多钟去，就在闻一多家，他的住宅很窄，有一个四方桌子。大家弄点菜，吃完了饭，有人提议就搞了一个诗歌朗诵会。那一次我朗诵一个女同学的诗《黄河》。这次就是“新诗社”的成立。

学生与教员一起兼职、教中学，聚集在一起吃饭，成立新诗社。师生相濡以沫的情感，共度艰辛的乐趣，这是一种骨子里的文化、骨子里的风雅。而今之文人文坛，凡谈文必要喝酒吃饭，花钱排场，甚至送红包。“文穷而后工”。恐怕要倡导一点穷风气，才能见出文化的真精神。

闻一多是新诗社的导师，赵宝煦说：“我印象里最深的，就是他说你不是首先要做诗，首先是要做人。你先做好人，才能做好诗。另外，他说民主不是我们这些人做主。像我们这些文化人，你不让我在中国说，我上美国说去。他说，是老百姓的民主。所以这些话都是很直率的。”闻一多先生这几句话很精辟，点到了“民主”的本质。

美术社画挑夫

活跃的赵宝煦后来又发起组织美术社。他说：

我们那个时候有六个社团。每个社团必须有一个教授做导师。新诗社、文艺社、剧艺社，还有“高声唱”合唱团。

阳光美术社是我弄的。它干了两件事，一个就是学习；一个是到了星期天，就组织大家画，写生，或者是素描。素描当然要找到人体，找不到人体，我们怎么办呢？那个时候，街上都是挑夫。就是搬运东西的，身强力壮，拿着一个扁

担，拿着一根绳子站着。你要搬东西就给叫，一个小时多少钱。他们这些人当然都是身体比较好。肌肉比较发达。我们就请他们来。

这些卖劳动力的汉子，现在还有。当学子们在画他们的时候，民间疾苦也历历在目了。因为战争，因为流亡，因为来到民间。学人们风气大改，从“唯美”而变得以接近民风为追求了。

赵宝煦说：“新诗社导师是闻一多，后来阳光美术社导师也是闻一多。因为闻一多是诗人、古典文学家。他到美国四年，先两年学绘画，后两年学舞台设计——舞美。”闻一多从书斋转向群众的启蒙运动。学生的社团请他挂名。而诗与画的社团，则是闻一多自己也很感兴趣的。

赵宝煦说，闻一多当年在美术上也有偏见：

后来我去找他，我说我们要成立阳光美术社，他原来在美国学了四年美术，他很高兴就答应了。但是他当时对于中国画是反感的。他有一些理论实际上是不对的。他认为中国画是唯心主义。他说，你看中国画，你这个山上有一小桥，前后一样宽，他说你西洋画里面有透视，而中国画没透视。所以我们就不搞中国画。

西南联大注重人的独立意识和反思精神。所以，多年以后，听联大人回忆，依然是充满了思考精神的，并不一味地溢美。在联大没有所谓偶像，没有绝对的权威。

闻一多，我们现在回想起来，有很多也是很左的。就是有点过左，那时候有的教授也是这样。

吴宓组建“石社”

一年冬天，我在北大勺园，蒙吴学昭女士亲自送来有关吴宓先生的一些旧时剪报和文章摘抄。吴宓先生的文集、诗集在正式出版后，学昭女士都会寄到昆明赠我。而这一次的剪报和抄文太珍贵了。剪报是一个当年联大学生吴仲贤写的《忆吴宓师二三事》，发表在香港，而文抄则是吴的一些评红文字。从中知道，吴宓在昆明时，曾经成立过“石社”。这表现了他的风雅兴头，那时候人们还是很有情趣的。

《红楼梦》又名《石头记》，故谓“石社”。这个石社也不是研究团体，要求并不高。吴宓的要求就是社

员要将自己比进去，比为《红楼梦》中的某个人物。他要求入社的男女各写一篇文章，必须把自己比喻为《石头记》中的一个人物。实际上这就是考试了，考一考人们对《红楼梦》了解与痴迷的程度。

吴宓在讲《红楼梦》的时候，说到《红楼梦》之所以伟大，在于其中包括了当时社会中各种典型人物，而这些典型人物也存在于现实社会之中；他说他自己杜鹃啼血，忠于理想就像紫鹃，而林语堂称自己远嫁他乡，则像探春，他问：“你像什么人？”我心中有数，不敢回答。重要的是，这些多是由自己而不是由别人确定的。（吴仲贤《忆吴宓师二三事》）

吴学昭女士亲手抄了吴宓的一篇文章《论紫鹃》，送给我。吴宓是将紫鹃作为一名侍女对其主人林黛玉的表现，提升到一个人的性格、追求、理想和归宿这样的轨迹。在紫鹃的心中，林黛玉就是爱与美的象征。

吴宓的这篇文章感情备至，与紫鹃达到了神魂相通的地步。他以为，书中紫鹃的性格并不只是衣冠饮食之周全，而更在于她对黛玉的理解，在于她也投入了黛玉对人生理想的追求之中。例如她编谎话试宝玉，致使宝玉疯癫。这个很有道理。

吴宓在文章中将自己比为紫鹃。按一般人的道理，吴宓是男，紫鹃是女；吴是教授，鹃为侍女；是时吴已经人到中年，而鹃为妙龄；吴留学纵横，鹃则终身困守贾府为奴。如何能类比呢？只有从内在逻辑和性格哲学来进入，吴宓才可能与紫鹃作同类比拟。

当时报名参加“石社”的人，女社员皆自比为“迎春”，男社员却皆以“薛蟠”自居。他们自谦如此，激怒了吴宓，干脆散伙。战时大学生们的个性，走向民间，变得粗犷。可能是他们对吴老师的这种纯美与唯美，有一种调侃。

薛蟠酒色财气，粗俗露骨，但也有天真直率的一面。迎春在贾府和嫁后都始终有种“被弃”的感觉，并不是美的中心。女孩子多情，青春期皆有失意之感。这也是普遍心理，自比迎春也可以理解，失意而不怨的宽厚，只是结局太惨。如果不自量力，自比为黛玉、宝钗，岂不是更加恶心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