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皇二十九年（前218），始皇帝第二次东巡天下。当始皇帝的车队行至古博浪沙（位于今河南省原阳县城东）时，韩国贵族后裔张良率人向车队发动了袭击。大力士使用重“百二十斤”的“铁椎”掷向始皇帝的乘车，但是击中的却是车队中的副车，秦始皇本人所乘的车辆安然无恙。始皇帝之所以能逃过张良的刺杀，跟他的车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车队中配置了很多副车，外人很难分辨出皇帝在哪辆车里面。那么，始皇帝出行乘坐什么样的车，车队又是如何配置的？我们可以从秦始皇陵出土的两乘铜车马和一些文献记载中大致复原始皇帝出行的种种场景。

汉代沿用了秦代皇帝出行的车马制度，可分为大驾、法驾、小驾三个层次，根据不同的场合、目的来酌情调整使用，这被称为天子卤簿。其中最为隆重的是大驾，公卿奉引，大将军骖乘，太仆御，属车八十一乘，备千乘万骑。难怪当年刘邦在咸阳看到始皇帝出行的盛大场面，感叹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在车队中，出于安全考虑，各种防卫、警戒措施也必不可少。小驾、法驾的隆重程度有所降低。汉代的法驾规制中，公卿不在卤簿中，只有京兆尹、执金吾、长安令奉引和侍中骖乘，属车三十六乘。根据这些文献，可以想象秦始皇出巡时车队的庞大规模。

在秦始皇陵中，无论是正藏还是外藏，车马的内容也应该很多，但是由于发掘的数量有限，不能完全复原始皇帝车马出行的原貌。1980年前后，两乘铜车马的发掘出土为我们提供了始皇帝出行车队的难得的材料，甚至比先秦时期的真车马更具有价值。

出土铜车马的这座陪葬坑位于封土西侧，1978年刚发现时被编为封土西侧三号坑，因为其中的一条坑道发掘出土了铜车马，常被称为铜车马坑。这也是目前为止最靠近陵墓中心墓室的陪葬坑。这个坑的规模很大，东西和南北均为55米，坑底距地表8米左右，由五个分区组成，这些分区呈“巾”字形分布，其中的二区为一个比较大的长方形区域，设有南北排列的五个过洞，其中一个过洞内就出土了两乘彩绘铜车马，其他的区域还放置有不同的陪葬品。出土的铜车马虽然被压碎，但是基本上保持了原状，车马、俑手、车体、饰件等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两乘车被盛放在类似木盒子的木椁内并置于陪葬坑内，然后被夯筑回填，整个坑后来又被覆压到巨大的封土之下。

这两乘车出土时都是马头、车辕向西，从西向东分别编为一号车、二号车。两乘车都是典型的四马牵拉的单辕双轮车。

一号铜车马通长225厘米，通高152厘米，总重量为1061千克。车前驾四匹铜马，内侧是两匹服马，外侧为两匹骖马。车舆呈横长方形，舆横宽74厘米、前后纵长48.5厘米。车舆两侧栏板高18.5厘米~33.5厘米，设有外翻的车耳。车舆的前部为轼，后边辟门，可以上下车。车舆内竖立一金杠铜伞，伞下站立铜御官俑。四马的鞁具齐全，中间两匹服马的颈上各负一轭，用于牵引车体。

二号铜车马通长317厘米，通高106.2厘米。其结构和一号铜车马一样，也由轮、轴、辀、衡、车舆及一些附件组成，车前也驾有四匹铜马，即两骖、两服。它们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其车舆的结构。二号车分为前后两舆，前舆较小，内有跽坐的铜御官俑一件；后舆较大，近似方形，舆上覆盖一龟甲形的篷盖，篷盖的面积较大，四周出檐，把前后两舆均罩于篷盖之下。车后舆左右两侧各有一窗，后部设门，门、窗均可以自由开合。后舆内还有铜方壶、铜折巾等生活杂器。

这两乘车上，还有两位驾车的驭手。除了乘车的主人外，他们也是重要的人物。为皇帝驾车的人不仅要有专门的技术，而且还要有一定的身份地位，重要场合是由三公级别的大臣来亲自为皇帝驾驭的。赵高就曾当过中车府令，有些场合他甚至要亲自为始皇帝驾车。即便一般的场合，驭者也不会是那种无名小吏。根据这两位驾车者的装束和佩带的武器、饰品，判断他们具有相当高的地位，应该是帝国车府中具有较高等级的御官，是赵高的下属。

一号铜车的御官站立驾车。御官通高91厘米（包括冠），总重70.6千克。御官俑的左右手内原来各握持着三根辔索，这正是《诗经》中描述的御车者“六辔在手”的动作。

这件御官服装为上衣、下裳。上衣的外衣为两重长襦，下身着长裤，足穿方口齐头翘尖履。头绾梯形扁髻，上折反贴脑后。戴鹖冠，冠上有条形长带系结颔下。腰束革带，带上饰有琵琶形带钩。没有穿铠甲及其他特别的防护装具。他的发式、冠、服装与兵马俑中不穿复合鱼鳞甲的高级军吏俑基本一致，所不同的是，他右腰垂有一块玉环。玉环被两根组带系着，一根系于腰际的革带上，另一根则伸入外层长襦衽边内，可能是为了保证这块玉环的安全，还系在内衣的腰际长带上。

御官后腰部背着一把青铜剑。青铜剑从后背左上部斜向下穿过腰间的束带，刚好背在臀后。这种背剑的方式让我们想起了荆轲刺杀秦始皇时，由于剑很长，秦始皇不能立刻拔出来，只好将剑背于身后才拔出来。秦人的这种佩剑方式就是背剑。这把剑的剑体与剑鞘铸成一体，表现了剑插于鞘内的状态。剑通长60.34厘米，剑格处宽2.5厘米，剑首、剑茎、剑鞘与铜埤四个部分都很清晰。

御官俑为长方形面孔，宽额头，高颧骨，粗眉大眼，阔口厚唇，上唇上有两片板状的八字胡，下颌上有一撮小须，五官端庄，神情恭谨又微有笑意。通体绘彩，出土时彩色多已剥落。从残存的颜色观察，头部施色两重，下层以白色作为底色，上层平涂黑色以表示乌发，手、足和面部为白色或粉红色，眼睛为白睛黑珠。

二号车铜御官端坐于前舆内御车。御官通高51厘米，腰围49厘米，重51.9千克。除冠尾残缺一片，腰际所系剑带两处断折外，其余部位完好无缺。因为二号车的前舆狭小，在这个空间内不允许御者站立。这件俑的双臂前伸平举，手半握拳，拳心向上，拇指刚好握住辔绳，双目前视，注意力集中，脸上微露笑容。

这件御官的服装也是长襦，由于上衣罩住身体，看不到下衣。长襦交领右衽，衣襟宽大。衣服的颜色大多剥落，残存的似为赭色。在外衣的袖口、衣衽等处镶着宽2厘米~3厘米的边缘，分别是朱线绘的几何形纹样。

俑的脑后绾着扁髻，头戴冠。扁髻的绾结方法和冠的形状与一号车上的御官俑相同。他的腰际仅佩一把短剑。短剑只有25.4厘米长，仅铸出剑茎和剑鞘，剑身插于鞘内。短剑通体饰有彩绘纹样。

一号铜车随车配置了一定数量的兵器，让其拥有最低限度的武装能力。二号车则没有任何武器，只是一些生活用品。

一号铜车上除铜御官俑腰际所佩的剑以外，还有一件铜弩、66件铜箭矢和一套铜盾。一号车实际上只携带着用于远射的弩箭和用于防御的盾，这些武器并不具有强大的杀伤力，不利于近战，只能用于常规的警卫。如果再发生紧急情况的话，只能靠御官的佩剑来做临时的抵御了！

正因为这两乘车的武器有限，所以在这两乘车之外，一定还有用于保护的军队。

这两乘车马出土的位置离秦始皇的墓室最近，再加上贵重的青铜材质、大量的金银饰件和丰富的彩绘装饰，这些都说明这两乘铜车马以及这座陪葬坑出土的其他遗物的重要价值和特殊功能。

二号铜车的辔绳上有“安车第一”的字样，所以这辆车自名为安车。安车也称为辒辌车，古人认为是两种车，辒者密闭，辌者旁开窗牖，各别一乘，随事为名。其实这应该是一种车，它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可以让乘员卧息，所以这是“豪车”，并不是一般人可以享受的。关于这种车，《史记》中有明确记载，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始皇帝死于出巡途中，但是赵高等人为了防止变故而秘不发丧，于是将始皇帝的尸体载于这种辒辌车中。这个秘密只有胡亥、赵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道，宦官在车中替秦始皇批准大臣们所奏之事。前面的那辆车只能立乘，车上还随载有武器，应该是具有警卫、开道、保护功能的戎车。

这两乘车最显著的特点是极尽青铜铸造之能事，制造出两辆豪华无比的模型车辆。但是无论这两乘车多么逼真、豪华，毕竟只是模型而已，它们与商代、西周、东周时期真实使用的车马陪葬相比，仅具有了车马的形式而已。无论是车体、驷马还是御官，都以青铜代替了原来的本体，车上的武器配件、马的鞁具、车上的伞具等也都由青铜铸出，甚至以彩绘纹饰来代替原本的纺织品装饰结构或者漆绘装饰结构。另外，这两乘车只有真实车马的二分之一大小，这种缩小后的车辆根本不适合真人乘坐。可以说，这两乘铜车马在现实世界中完全不具备实用功能，它们只能在特定的环境，也就是秦始皇的死后世界才能复活，才能将车马的功能发挥出来。

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学者很少讨论这两乘车的方向问题，即便有些学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讨论的深度也不够或者不得要领。这两乘铜车马是目前在秦始皇陵范围内发现的朝向西方的少数陪葬品之一。从出土的铜车马遗物的摆放看，其马头、车辕方向是向西，这说明该陪葬坑的主要方向为西向。它们的方向不仅与面向东方的兵马俑坑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且也与整个陵墓的主方向截然不同。显然，它们有特定的设置意图。

从始皇陵向西会直通咸阳。始皇帝统一天下后的第二年，“作信宫渭南，已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自极庙道通郦山”。铜车马的方向向西暗合于始皇陵与都城极庙之间的联系。因此，基于车马的交通功能，始皇陵铜车马应该是从陵墓出发到极庙方向去的交通工具。

进一步分析这两乘车的装饰，还会有更有意思的发现。如果仅比较两乘车的地位的话，一号车仅是具有开道警卫功能的戎车，二号车则是尊者的乘车，显然是主车，比一号车的地位更高。此前，我们在研究中曾系统分析过这两乘车的装饰，发现两乘车以几何纹和变形的云纹为主要单体装饰纹样。进一步观察的话，几何纹主要位于边缘，而主体或主要的部位则为变形云龙纹图案。尤其是二号车的装饰更为明显。二号车车体分为前、后舆，前舆仅是驭者的工作空间，后舆才是主人卧乘的空间。但不管是前舆还是后舆，这种变形的云龙纹都是主要装饰图案。特别是在主人乘坐的后舆，除了车门、车窗有少量的几何形纹的装饰条带外，车栏、车蔽以及车盖上变形的云龙纹装饰都占绝对主要地位。这种云龙纹尤其是车上的云龙纹，应该与某种特定的信仰关系密切。秦代之前的楚墓中曾发现过人物御龙御凤的帛画。这类帛画是传统的御龙登天观念的反映，放置于墓葬中用于引导死者的魂魄登天。文献记载，汉武帝时也曾制作过一种画云气车，《史记·孝武本纪》：“上即欲与神通，宫室被服不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画云气车，及各以胜日驾车辟恶鬼。”汉武帝制作这种画云气车的主要目的是通神，背后的逻辑是宫室被服这些用物如果不像的话，则神物不至。只有用这种画云气车才能与神相通。通过这两乘车纹饰所提供的线索，我们发现比汉武帝更早的秦始皇已经制作了这种画云气车。这种画云气车也被始皇帝用于通神，用于自己和天帝之间的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