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时期，关中的核心是都城咸阳，帝陵也可以视为都城的一部分。咸阳本是战国时秦国的王都，秦国统一天下后才成为帝都，二者不可同日而语，对帝陵、王陵的影响也不在一个等级。

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将都城从栎阳迁到咸阳，有其复杂的原因。仅从地理环境考虑，咸阳位于山南水北的大坂上，山南水北俱为阳，而这里尽占优势，所以称为咸阳。这里地势开阔，北高南低，便于纵横铺排。从咸阳远眺，南为秦岭，山势延绵不绝，北有九宗、嵯峨，渭水横流其间。这种地理环境远比之前的雍城和栎阳更适合建都，是为理想的定都之地。

从文明的发展进程看，要在广阔的区域实行有效的统治，首先需要建立区域中心，然后通过层级的组织来实现。战国时期，各国的区域中心依次为都、城、邑，邑下面还有更基层的乡、里。都城是这个层级组织的中心和枢纽，在一个国家中具有特殊地位。都城不仅规模大，而且还是国君的常驻之地，更重要的是这里有祭祀先公先王的宗庙，正因如此，才可称为都邑。

据文献记载，秦从西垂之地向关中地区辗转进发的过程中，先后营建了西犬丘、秦邑、汧城、汧渭之会、平阳、雍城、泾阳、栎阳和咸阳等多处都城，一些学者将秦人的都邑发展史称为“九都八迁”。

咸阳最早建于秦孝公十二年（前350），最早建造的是名为“冀阙”的宫殿建筑。冀，意思是可以记事；阙，是一种门前的阙楼。顾名思义，冀阙是一种门前张贴公告的新式建筑。这可能是商鞅变法之后在秦国兴起的一种有别于传统周制的宫室建筑形式。

经过一百多年的经营，从孝公、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到始皇帝七代秦王都在这里生活。这里成为秦国出征关东的军事指挥中心和全国的政令中心。战国时代的咸阳虽然是一座新建的都城，但是它的范围有限，再加上秦国的主要精力在蚕食并兼山东各国，咸阳的工程建设规模并不大。

据考古发现，战国时期的咸阳城遗迹主要集中在渭水以北。文献记载，这个时期的咸阳城不仅有城墙、道路和四门，还有一些重要的宫殿，最重要的就是孝公时期建造的朝宫—冀阙宫廷，可以想象围绕着冀阙所形成的主要宫殿区，还会设立相应的官署区、手工业区、平民生活区，城外还有王室贵族以及平民的墓葬区。

渭水以南，在昭襄王时期就建造了一些宫殿，像章台宫、兴乐宫、甘泉宫等。秦王在章台宫接见过蔺相如，汉代沿用秦代的兴乐宫，改名为长乐宫，作为太后居住的宫殿。但是重心仍然在渭河以北的咸阳城，从它的规模、定位看仍是一座战国王城。

咸阳城的大规模建设集中在始皇时期。咸阳作为秦最终的都城，始皇帝更想将它打造成一座理想的天下之都。

从秦王政十六年（前231）到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秦国每攻破一个关东诸侯国，就将其最具代表性的宫室写放到咸阳城北地势高亢之地。所谓“写放”，就是按照原来的样式建造成原来的模样。同时，始皇帝将N战争中得到的六国王宫里的钟鼓、美人都安置到这些宫殿内。就如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描写的那样：

妃嫔媵嫱，王子皇孙，辞楼下殿，辇来于秦，朝歌夜弦，为秦宫人。……燕、赵之收藏，韩、魏之经营，齐、楚之精英，几世几年，摽掠其人，倚叠如山。一旦不能有，输来其间。鼎铛玉石，金块珠砾，弃掷逦迤，秦人视之，亦不甚惜。[1]

这些六国的妃嫔美人、王室重器、珍宝玩好甚至宫室建筑无疑都成了秦始皇这位胜利者的纪念碑。这些宫殿从咸阳城的东门向东绵延不断，直到泾河与渭河相汇流的地方。据现在测量，从泾渭相交之地到秦都咸阳遗址，东西长达十多千米。

统一天下的第二年，也就是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始皇帝将信宫更名为极庙。所谓“信宫”，就是他常常驻停的一座宫殿，当然也是他非常喜欢的宫殿。他将这座自己常驻的宫庙称为上天的中宫天极。这是个非常重大的举动。

到了始皇三十五年（前212），都城大咸阳的建设开始实施。大咸阳在原有的咸阳宫室建筑规模的基础上，不再拘泥于渭北、渭南的地形限制，而是跨渭河南北两岸。大咸阳的政治中心从渭北移至渭南，新的朝宫为阿房宫。大咸阳的范围和规模空前扩大，“表南山之颠以为阙”，几乎以整个关中作为都城的范围，突破了渭河北岸以咸阳宫为中心的局限。秦都城进入大咸阳时期。

在这个新的大咸阳都城的规划中，最重要的工程是阿房宫。始皇帝计划在渭水南岸建造一座新的宫殿，代替已略显陈旧、偏小的咸阳宫，作为国家议政的朝宫。新的朝宫选址在上林苑中，先期开工建设的是朝宫的正殿，也就是前殿，即后世人们所称的阿房宫。

在渭水的北岸，战国时期的咸阳宫仍在使用，再加上咸阳北坂的六国宫室，渭水的北岸仍是新咸阳的一个重心。

将大咸阳的这两个部分连接起来的是一座渭河大桥。“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

《三辅黄图》这部古代地理典籍记载了这座新咸阳城的盛大规模。

始皇穷极奢侈，筑咸阳宫，因北陵营殿，端门四达，以则紫宫，象帝居。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桥广六丈，南北二百八十步，六十八间，八百五十柱，二百一十二梁。桥之南北堤，激立石柱。咸阳北至九嵕、甘泉，南至鄠、杜，东至河，西至汧、渭之交，东西八百里，南北四百里，离宫别馆，相望联属。木衣绨绣，土被朱紫，宫人不移，乐不改悬，穷年忘归，犹不能遍。[2]

根据以上记载，大咸阳的规划理念可称作象天法地。居于效法天地的环境中自然将获取同样的神力，这是始皇帝这些年悟得的。这比以前祭天的模式更具有吸引力。

在象天法地的整体观念下，咸阳城从形式上模拟了以帝居为中心的天象，通过这种模拟，咸阳也具有类似上天的结构，那么咸阳的主人也就具有了同上天一样的权威，始皇帝也就等同于上天。这显然不同于周天子与上天的关系，周天子只是天在人间的代言人。但是现在，对秦始皇来说，这其实是一种制造权威的新形式。

之所以称为新形式，主要是和之前相比有些区别。秦之前，周天子通过祭祀、建立话语体系来取得上天承认周代替商这一结果。但是在秦代，特别是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理性化，这套说辞、仪式好像不太具有说服力了。实际上，秦是通过武力手段并兼各国取得了天下，这有违皇天唯德是依的核心理念，秦始皇需要回避这一点。于是，他转而采用这种天人同构的模式，来树立皇帝天人同构的权威形象。

基于象天法地的思想，咸阳城与上天的居所、宇宙的中心具有相同的结构，以大咸阳为中心的秦帝国也就成了理想的天下，那么就需要对国家疆域、空间标志进行相应的调整。

早在公元前219年始皇帝东巡时，他就在琅邪台刻石中表达了对帝国疆域范围的构想：

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3]

《史记正义》引《三辅旧事》载：始皇帝有一个时期以黄河为秦东门，以汧河为秦西门。在并兼六国后，始皇帝一直努力拓展帝国四方的最远距离。始皇三十二年（前215），派蒙恬发兵30万人北击匈奴，略取河南地；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南向略取陆梁地，设立桂林、南海、象郡三郡；始皇三十四年（前213），筑长城，守南越地，实际上都是对帝国北至、南至的拓展。同时，还在西部拓展了边界，长城的西端已到达了沙漠地区。《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三十五年（前212），“于是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对比此前秦仅以河、汧作为疆域边界，现在的国家空间已大为不同了。在始皇帝心目中，秦帝国俨然成为拥有四海的理想之国。

[1]吴在庆：《杜牧诗文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2]何清谷校注：《三辅黄图校注》，三秦出版社，2006年。

[3]〔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