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关中，是说其地在关塞之中。战国以后，关中成了秦地的特定称呼。关中四侧的关塞分别是东边的函谷关，西边的散关，东南的武关和北边的萧关。周、秦崛起之前的关中也是中华文明发展的中心区域之一。陕西中部、山西南部、河南中西部等区域一直是传统的文明中心，是中华文明从生产力低下、原始简单的氏族演进到生产力发达、区域广大、具有统一文化特征的早期国家的重要舞台。

山西中南部的陶寺、河南西部的西坡以及洛阳伊洛河流域的二里头是早期王国的关键中心地点。最近取得重大考古发现的位于陕西北部的石峁遗址是又一个早期王权国家的中心区域，也是中国已发现的龙山文化晚期到夏代早期规模最大的城址。此后，商人更是以中原地区为中心建立起强大的商王朝，中华文明由此进入王朝阶段。

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周、秦两大新兴势力相继从关中平原出发，成功问鼎中原。周灭了万邦之主的商，秦结束了近八百年的周天下分封体制，各自演绎了由偏远入主中原、由落后战胜先进的精彩故事。周、秦文化都在各自的关键时段，为中华文明增添了根本性、结构性、基因性的内容。关中地区在这个近千年的周、秦时代成为中国历史进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重要舞台。

关中地区成为周人的定居地后，周人依靠先进的农业技术占据了优势。随着周人翦商成功，并将都城定于关中的丰、镐，这里便成为天下的政治中心。西周晚期，周的统治趋于崩溃，戎人一批批入主关中，周王东迁，又将政治中心移至早期的中心区域—洛邑，关中又成了废弃之地。继之，秦人入主了这一地区。秦国最早从周王那里仅得到岐以西之地，其实那只是关中较贫瘠的一块区域，但是后来秦国逐步驱逐戎人，收服了周余民，兼并诸侯小国，占据了整个区域后，关中又恢复了昔日的繁盛，成了秦人进可攻、退可守的根据地。秦国从陇东地区进入关中地区后，自西向东在几个关键位置先后建立了据点作为都城，如平阳、汧渭之会、雍城、栎阳，最后建都于咸阳，这里再次成为区域的中心。

地理环境的优势在早期不发达的社会中更具重要价值。地理环境虽然不能决定一切，却是优势之一。随着秦人的崛起，兼并六国，建立大秦帝国，这种地理环境被后人放大为成功的原因。历史上很多著名人物论述过秦地的地理优势，成为地理先决论思想的重要例子。

《战国策》中，苏秦分析了秦国的地理特征和物产资源。他说，秦国西有富饶的巴、蜀、汉中，北可用胡、貉、代、马，南有巫山、黔中的阻隔，东有殽函的关防之固。这里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这就是所谓的天府，是天下的雄国。关中地区是历史上最早被称为“天府”的地方。成都平原在大约五百年后才被称为“天府之国”。

战国后期，关中地区的地理优势更为明显。秦昭襄王时期，范雎由魏入秦，又分析了秦国的地形特征。他认为，大王之国，有四塞之固，北面有甘泉、谷口，南部泾、渭穿过，右侧为陇、蜀，左侧有函谷关、陇阪之险。有利时可以出击，不利时则可入关防守，关中地区真是王者之地也。民怯于私斗而勇于公战，此王者之民也。秦王有秦地、秦民，再加上秦军之勇、车骑之多，秦军对付关东各国的军队，就像有名的韩国猎犬去追逐跛脚的野兔一样轻而易举！

实际上，如果没有强大的国力支撑的话，这种环境并无优势。范雎的这套说辞几乎在哪个国家都适用。之前的秦孝公代表秦人总结说，“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彼时的秦地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更谈不上具有地理优势。

转折发生在商鞅变法。商鞅从一个外来人的角度更容易看清秦国存在的问题。他先是以“帝道”“王道”游说秦王，但是这些远离秦国现实的想法并不能打动秦孝公。第三次，商鞅开始讲“霸道”，也就是秦穆公争霸天下那一套，但依然没有达到秦孝公的预期。直到第四次，两人谈论变法强秦之路，“语数日不厌”。就此，商鞅以强国之术，取得了孝公首肯。

商鞅变法与战国时期其他诸子的总体设想一样，都以统一天下为目标，但是各派的思想理念、政治取向、具体实施策略有所不同。在商鞅的主持下，秦国以法治为手段，强调富国强兵之术的运用。商鞅倡导在政治上维护国君的集权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分区设县，建立国君集权的官僚体系；在基层编造户籍，推行什伍连坐；废井田，开阡陌，招徕三晋游民垦田，承认土地私有；移风易俗，实行小家庭制度；奖励耕织，抑制商业，统一度量衡；等等。秦还在全国范围内废除世袭爵制，实行以军功授爵，奖励军功，禁止私斗。在战国激烈的纷争中，秦人所建立起的政治制度适应了竞争的社会，具有时代的进步性。

秦国的变法在孝公时期就已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后来虽然商鞅被杀，但这套制度一直延续了下来，成为秦帝国的制度基础，影响深远。

商鞅不仅是改革者，也是一位眼光独到的战略家。秦国在富国强兵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进攻魏国，夺得河西之地，后来又拿下殽函之地，东部才有险可守。而攻占汉中、巴中之地使秦国拥有了丰富的战略资源，这样才形成地理上的优势。在形势有利时，秦国可以向东进军，蚕食其他诸侯的土地；而在各国进攻、于秦不利时，秦国则退回关内自保。关中地区这才显现出易守难攻的优势，成为秦国东向诸侯的稳固后方。

西汉初年，刘邦在洛阳南宫分封功臣。但是对于定都何处，刘邦举棋不定。关中地区的秦国宫室被战火焚烧，一片凋敝，已不适宜作为汉帝国的都城。刘邦来自楚地的沛县，他手下的一大批将相功臣也多来自六国故地，他们内心中意洛邑，做好了定都洛邑的准备。洛阳本来就是传统的天下之中，东有成皋，西有殽、渑，北依黄河，南面伊、洛二水，地理优势也很明显，足以稳固。但是，刘敬和张良支持汉朝定都关中。张良率力士在博浪沙行刺始皇帝后，隐匿东方，从黄石公学了兵法后，加入反秦的行列，成为刘邦的重要谋士，贡献不亚于萧何、韩信。特别是在定都这件大事上，他支持刘敬的建议，为刘邦做了一番分析：

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1]。

正是因为张良的这番话，刘邦才从洛阳西迁，定都关中。

在汉帝国的营建下，关中地区不仅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更成为经济和文化中心，成为帝王之都的首选之地。

[1]〔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