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梅村的《柳敬亭传》，是孔东塘写作《桃花扇》一剧时重要的参考资料，关于柳初入左营“长刀遮客”一节，吴梅村如是描述：“左以为此天下辩士，欲以观其能，帐下用长刀遮客，引就席，坐客咸震慑失次，生拜讫，索酒，调啁谐笑，旁若无人者，左大惊，自以为得生晚也。”但1643年柳敬亭到武昌左良玉军中说书，却并非如《桃花扇》所说是主动请缨送信，而是因在范景文那儿说书时结识的好友杜弘域的引荐。时杜弘域驻兵安庆，却与左良玉的用兵意见常不相便，杜为了示好于左，希望在自己与左之间有个诙谐机智的“异客”做缓冲，因此把柳介绍给了左良玉。[253]

左良玉，字昆山，山东临清人，乃是当时最有实力的军人之一，史载其人长得人高马大，膂力惊人，一红脸大汉是也。17世纪20年代后期，左曾以都司衔驻防山海关外宁远卫，在袁崇焕麾下参加对清作战，后以军功发迹，被崇祯封为平贼将军宁南伯，镇守武昌。左一介武夫，生性喜怒无常，许是他亲见了柳敬亭的胆识与豪气，竟对这个说书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左良玉很为一些部众不听指挥逃到安庆所苦恼，柳敬亭单骑驰行，在杜弘域的配合下，拘捕了那几个为首者，让左刮目相看。左营幕府中多是一些儒生，撰写文案总爱掉书袋，左粗鄙少文，喜欢直截了当，那些太过雅驯的文字总让他浑身起鸡皮疙瘩。这柳敬亭虽不善舞文弄墨，写来白字满纸，然听了左帅口述大意，再以说书人的俚俗口吻出之，不只字字妥帖，且音调铿锵，让左良玉极是称意，自此更是把柳看作了心腹一般，让他参与到军中的一些机密事务上来。[254]再加柳敬亭本色行当是个说书人，摇头掉舌，诙谐杂出，既老且病的左良玉更是须臾离不开他，“每夕张灯高坐，谈话隋唐间遗事。宁南亲信之，出入卧内，未尝顷刻离也”。[255]据说左良玉还想授他官职，“令署武昌县”，柳都没有接受。

柳还凭着机智救下了左军帐下一名叫陈秀的将军。这陈秀本是左良玉的爱将，某次因事忤左，左一怒之下要把他开刀问斩。柳敬亭装作不知此事，陪左良玉喝酒时说，今日君侯喝酒不乐，有什么奇物珍玩拿出来瞧瞧助兴？于是左良玉命人取出两幅画来，一幅是《关陇破贼图》，左看了好一会儿，揽镜自照，叹息说：“我左某人说起来也是天下健儿，于今也老了！”又取出另一幅，画中一片木壑山泉，一老者拄着杖，后面跟着数个童子，还有一个戴着瓢笠的年轻人紧靠着老者。左说，这幅画，画的是待天下太平后我隐居山野的志愿。柳敬亭故作不识戴着瓢笠的年轻人是陈秀，问：“这人是谁呀？”左答：“他就是陈秀，可惜犯了死罪。”柳连忙说：“此人辜负了君侯，死不足惜，可惜这样一来，这幅画就不完整了！”听了柳敬亭此语，左若有所动，免了陈秀一死。

比之以技艺名动公卿，这周旋文坛幕府的短暂的军中生涯，才是柳敬亭一生中最灿烂、也是最足让他自豪的经历。待到崇祯自尽、福王被马士英等拥立南都，此时南北形势，清军不过据有河北、山东等地，南明还拥有不少于两百万的庞大军队：长江之北有黄得功、高杰等“四镇”人马，武昌有左良玉大军，湘、赣、黔、两广更有地方武装无数。柳敬亭曾奉左良玉之命回到南京，与福王政权洽谈合作事宜，当时朝中都畏左良玉手握重兵，对他遣来的特使特别礼遇，会商时都对柳执礼甚恭，请之南面上坐，称他“柳将军”。从前一道说书的同行，说起他都啧啧称奇：“那不是以前和我们一起说书的柳麻子吗？没想到他今天得了大富贵了！”但柳一点也没有踌躇满志之态，见到旧人还与从前一般无异。[256]他后来回到左营，把南京情势和马、阮答应捐弃前嫌的话报告给左良玉，左很是满意。左良玉还派过另一个叫黄澍的官员入朝共商国是，黄澍仗着左兵势之盛，很不把马士英之流放在眼里，甚至当庭闹翻，以笏击马，扭成一团，闹得不可开交。最后昏庸的福王实在无法处置，只得把两人都逐出庭外了事。相比之下，论办事的权变、机警，柳敬亭要高出许多。

柳敬亭的出使斡旋并没有消除南京城中的马、阮与左良玉的嫌隙，阮大铖升任兵部尚书后，调黄得功、刘良佐在淮扬一线筑板矶城为西防，专事对付左良玉，叫嚣“宁可君臣死于清，不可死于左良玉手”。待到左良玉打着“清君侧”的旗号挥师东进、要打到南京去时，又是柳敬亭主动要求去“传檄”，明知此去“死多活少”，不异刀背上舔血，他却不动声色，说道“倒是老汉去走走罢”。孔东塘写到此处，借剧中人的宾白赞叹说：“这位柳先生竟是荆轲之流，我辈当以白衣冠送之。”“传檄”一出本事，翻遍吴梅村、黄宗羲、周容的柳传都无见，不知所据为何，很可能是孔东塘为着力表彰柳敬亭侠骨豪情的忠义之举，故意生发出去的一段杜撰。但1645年4月左兵浩浩****沿长江而下时，柳已离开左营先期东下确是实情，以他和左良玉的交情之厚，焉知他不是接了指令潜入南京别有所图？

这是一次失败的军事行动，大军进至九江，左良玉在船上气恨呕血卒，良玉的儿子左梦庚挥军继续东下，先败于铜陵，再败于池州，最后率众降了清。孔东塘的《桃花扇》中，兵马四散后，流落左营的乐师苏昆生一人在江边守着左的尸体，哀戚戚地唱“气死英雄人尽走，撇下了空船柩，俺是个招魂江边友，没处买一杯酒”，英雄失途，真个是没奈何。

江上之变发生时，南京城里得势的阮大铖也对当年污辱过他的复社少年们展开了报复。《媚座》一出，马士英、阮大铖等在万玉园梅花书屋一边作着花间雅集，一边操弄权柄商谈“仕途经济”，正见出孔东塘的匠心安排，那一句“今日红梅之下，梨园可省，倒少不了一声晓风残月哩”，听来真是雅致得刺耳了。柳敬亭传檄南京被拘，投进牢中时竟然遇着了老友侯方域、陈贞慧、吴应箕三人。侯生先前被史可法派到河南监军，高杰兵败后，回城探访李香君，三人在三山街蔡益所书店聚谈时被巡街的校尉逮捕。这《逮社》《会狱》两出，又是孔东塘的故意安排，实际当时被捕的仅陈贞慧一人，侯方域已闻讯先行逃去，后来他又使重金通关节，把陈贞慧给救了出来。

左军溃败，柳敬亭历年积蓄殆尽，陷入贫困的他又上街头，重拾说书老行当。有人同情他的境遇太惨，他却意气自如，说：“我年少时亡命盱眙，身上衣服不全，冬天睡在稻草堆上，鞋子破了也没钱买，雨雪天里赤脚行走，现在虽然又回到了苦日子，可我现如今有技艺在身，还怕填不饱肚子吗？”

曾为柳敬亭写过一传的黄宗羲，虽然不怎么看得起传主的职业，却也承认，六十岁后柳敬亭的说书技艺越发高超了。每发一声，使人闻之，有时如刀剑铿锵，铁骑驰出，飒飒作响；有时如狂风怒号，鸟鹊悲鸣，群兽惊骇，直让人“亡国之恨顿生，檀板之声无色”。黄宗羲认为，这与柳的坎坷经历，尤其是宁南军中的生涯是分不开的。他在军队里待的时间长了，那些蛮横狡诈、不守法纪的人，杀人亡命、改名换姓的逃犯，流离失所、国破家亡的事，都亲眼见过，一一亲历，而且各地的方言，大众的爱好和口味，也都是他所熟悉的，难怪他说书的技艺已大大超越当年莫先生所说的境界了。[257]

少年时的黄宗羲素有奇气、侠气，中年之后，践行“笃实光辉”的儒家行事方式，又自视甚高，身上道学气越来越重，像柳敬亭这样“琐琐不足道”的草根艺人根本不会放在眼里。他说自己之所以不惜笔墨为柳作传，并非重其人，而是意在整吴梅村已倒的“文章家架子”，欲使“后生知文章体式”。因为在他看来，吴传把一个倡优在宁南军中的经历比之为春秋时鲁仲连排难解纷，实是有失轻重。“嗟乎，宁南身为大将，而以倡优为腹心，其所授摄官，皆市井若己者，不亡何待乎？”黄对柳敬亭虽有偏见，但他毕竟是一代文章大家，黄传比吴传质而有姿，对传主说书技艺的理解也更入木三分，把他视作柳敬亭的知己怕也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