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朝的最后几年，朝廷陷于对清军和大顺军两线作战，前方战情时时吃紧。大约是1638年冬天起，陆续有北方战火的消息传至越中，寓园主人的日记中开始时常出现“虏警”“虏信”“虏骑”“流贼”等让人忧虑的字眼。鉴于动乱有向南方延伸的趋势，在山水园林中悠游度日的祁彪佳开始大量阅读《保越录》《靖康传信录》等与守城御寇相关的书籍，并在与里中长老讨论时事时就地方防务发表一些重要意见。

1640年，祁彪佳五年休假期满，是继续留在园中，还是回到朝廷，成了他那段时间最为纠结的问题。亲友们有支持他继续退处归隐的，有建议他复出为朝廷所用的，祁彪佳自己的意向则是在寓园长此栖迟，于是以“身病母老”为由，上疏续假。“既忧乐不与人殊，何江湖之不为庙廊？”他相信，凭着自己的内心操守和才干，在地方上一样可以做些有益民生的事。就在这一出处行藏拉锯式的内心冲突中，他的身体素来硬朗的母亲于这年春天突然去世，接下来一段守制的时间，他参与了地方上大量的救灾和慈善事务。

袁江《别苑观览图》

曾经同样在出仕和隐居间苦苦挣扎过的好友、诗人陈子龙，已经预料到了终有一天，祁彪佳会离开这个他一手创制的园子。在应主人之邀写下的一篇《寓山赋》中，他婉转地说，像祁这样的“世之君子”，在潜意识深处是不可能自外于人世，自外于时局的牵引的。他以《庄子》中的中山公子魏牟为例，说魏牟以公子身份隐居岩穴，却常有“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奈何”之叹，是因为对朝廷还有眷恋之意，虽未达至高境界，也已经有重生向道的心意了。魏牟有无奈之叹，处此乱世，祁彪佳又岂能无感？所以他以一个朋友的身份也对祁彪佳有着同样的期许：

苟语默之各当，岂出处之异途！知身世之一体，何魏阙与江湖！[215]

崇祯十五年（1642）六月，母丧服除，已无理由留在老家。九月，祁彪佳被起复为河南道御史，因战事导致驿道不畅，他于十一月初才接到这项任命。这年冬天，他告别妻子束装北上，前往京师。时方多难，选择这样一条充满泥泞的道路于他这样一个士大夫几乎是命定的。有关他这次北上途中的艰辛，他的弟弟祁熊佳有过这样一段简要记述：

渡河，抵沐阳。知京城戒严，士民商贾无一亲行者，先生北向号泣曰：“君父有难，生死以之，吾计决矣。”戎服介马，携干糗，历尽艰苦，入都门，都中人咸谓先生从天降耶。

几乎是同一时间，邻县致仕官员倪元璐接奉兵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的诏令后，也毅然抛下营建了七年的衣云阁，招募了三百死士，飞蛾扑火般赶赴京师。

冲风冒雪，匹马戎装，祁彪佳似乎是走得非常决绝了。但事实上要不要应召他还是非常犹豫，北上前还到处与人商出处之道，甚至请人预测此行吉凶。即便是在险象频生的路途中，他还不断地向故乡发出一封封书信，交代寓园的事更是没完没了。[216]到了京城，得着了闲暇就游园，一游园就不免惹动乡思。1643年初春，他去看方以智，坐在朋友的书房，“观桃花已开，不胜故乡之思”[217]。偶尔在别人园中看到堤上成排的柳树，或是看到城外德胜桥下的流水和稻田，也以为“俨然江南风味”了。

这年八月，祁彪佳出都南归。一到家他就试图辞官，十月份打了退休报告上去，明朝缓慢如同牛车一般的公文运行系统一直到来年二月才给他“不蒙圣允”的答复。延至三月二十六日，祁彪佳不得不勉强动身赴任。这距他离开北京，已经半年过去了。临出发前一天晚上，祁“周视山中诸亭榭，恋恋不忍释”[218]，那心情就如同仓皇辞庙的帝王垂泪对宫娥一般不忍相弃。北行途中除了问卜、商议，一次次地萌生托病不出的念头又打消，他还不时写信来问起园中近况。四月的一天，他大概突然想到了引水灌园的一些要点，就写了好长一封信，要求家人把他的那番话传给园子里专门负责给花木浇水的那些花工们。

他怎么会知道呢，就在他于寓园中轻松平淡地打发着日子并为要不要北上就职烦恼的寻常一天里，甲申年三月十九日（1644年4月25日），一个王朝已经终结于一场突然降临的寒潮带来的凄风苦雨中——北京陷落了，崇祯帝自缢于皇宫后的小山。事后他拼命地回忆，也只记得这一天的越中天气清和，春风四敷，一点也没有大难降临的征兆。所幸有记日记的习惯，他还能想起三月十九日里发生的数事：会晤绍兴知府于颖，和一些客户核算造园的石工账目，还有几档子应酬，回复了几封信。这样的日子和寻常日子有什么区别吗？

这种时空阻隔造成的吊诡，要在他四月二十七日行至江苏句容时才深切地感受到。就在之前的两天，祁彪佳得到的消息还是“神京无恙”，怎么倏忽间就天崩地坼了呢？或许那是个谣传也说不定呢。可以想见他“为之彷徨彻夜”的情状。就在他第二天行至淳化的时候，消息终于坐实。这一回，消息是从南都传来，应该是确凿的了，而且他得知，户部尚书倪元璐等人也已在京城陷落时殉难。时方危迫，君臣之义无所逃，此时称病，身虽安，毕竟心甚不安，他终于不再在出与不出间迟疑，决定去南京履任——“定计入南中”。

祁彪佳为弘光朝效力约半年时间，他就任的是苏、松诸府巡抚一职，作为苏州—松江一带的最高行政官员，他致力于解决因战乱引起的米价哄涨、囤积居奇、通货膨胀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并着力整顿松懈的地方防务。他的两个儿子祁理孙、祁班孙也跟着他投入到了这些琐屑的工作中。这一时期的祁彪佳的日记中充满着紧张不安的气息。他说自己四处奔波，常常要忙到宿在夜行船中，在船上还要伏灯草疏，每晚都要三更后才能安寝，“劳冗之极”“心力耗竭已极”，以至胃口全无，人也瘦去了一大圈。日记中还一再写到江南的**扰攘，他和同侪一次次的会商与谋划。在写给岳父大人的信中，他说自己“劳苦万状”“因过于劳剧，七月间几成怔忡”，看来这个力图挽狂澜于既倒的官员实在是累得不行了。但更让他受不了的是弘光朝恶劣的政治气候，和同样投到南京的陈子龙等一干大臣一样，南明小朝廷里权力派系斗争的牵制让他深感苦恼又莫之奈何。

或许是女性对时局的看法更为直观，商景兰已先于她的丈夫看出了南京小朝廷难成气候，她一次次劝祁彪佳辞去职务，继续回到融融泄泄的园林生活中来。为此，她常在佛像前祈祷，盼着丈夫能够早一日从弘光朝脱身。这一年的岁末，明白了事已不可为的祈彪佳，在愤怒和失望交杂的心情中再次回到了他的寓园。这一天是十二月二十五日，下着微雨，到家后祁彪佳在日记中欣快地写道：

及暮抵寓山，故乡鱼鸟，俱来亲人。

这个园子，让这个被时局驱赶得焦头烂额的男人重新找回了生活的安适与宁静，并将体贴地陪伴他度过生命中的最后时光。

先前还一心“御寇”的前巡抚祁彪佳，此时完全投入到了令人陶醉的园林生活中。他对战情的关切，竟已不如对园子中的一块石、一株树更为关切。这或许是因为他比起那些真真假假的道学之士更率真，更懂得生活，也比他们更多一份阅世的清醒。他不像别的士大夫对未来还抱有不切实际的别种想象，希望有别的抵抗力量的出现让弘光朝拖得更长久些，他在想的或许只是，即便清军占领江南，还是有可能把寓园作为归隐之地的吧。

祁彪佳的乙酉年日记充满着雪光、月色、花香、歌吹，他似乎要以这种刻意营造的闲逸与这个动**不宁的世界拉开足够长的距离。

正月初一这日，天气暖如暮春，拜祝仪式一毕，“午后，与内子闲坐梅花船”。他兴致勃勃地和友人一起赏雪，“晚悬灯梅花树上，雪光共月光相映”[219]。和庄里的园工和石工一起在梅坡上垒石，在豳圃里手植蔷薇，“梅花至是始发香，颇有悠然之趣”[220]。他还亲自督工役，“时时置身香雪中”[221]。园内续建或扩建的工程刻不容缓地进行着，这个完美主义者一点也不能容忍细节上出现瑕疵，一有不满意处立马推倒重来，力求不留一点缺憾，工钱告紧了，甚至不惜“熔银杯为修园之费”[222]。这名山事业在他做来竟有了一种悲壮的**，从后来发生的事来看，他所营造的与其说是一个园林，倒更像是一个天国的花园。

南都的倾覆于1645年初夏如期到来。乙酉五月初十夜，福王出逃，五月十五日，清豫王多铎率军进入南京。继之，杭州沦陷。祁彪佳日记中关于寓园的最后记载，终止于闰六月初四日，前一天，他还在与花工们一道“芟竹于后圃”。

此时的寓园已经成了一个避难所，卜居者纷至沓来。祁氏家人已经在为避地山居做准备，为此，祁彪佳还与人骑马入山察看过地形。清人屡屡以书币聘祁彪佳出仕，出来为新政权服务。种种情势催逼之下，本来并无死念的祁彪佳也不得不修改他易代之际的人生设计了。

六月二十四日，得知清军征聘刘宗周、高宏图、钱士升、方逢年、徐石麒和自己的消息后，祁彪佳开始的打算是假作应承，“潜图引诀”。清军再次来书催促，他又作一“荐贤自代启”，想以此脱身。到了闰六月初三日，当道再次要求他出见，家里叔父、侄子一干亲友也都劝他出来，“纾亲族之祸”。坏消息更是一个连着一个，武昌的左良玉兵溃身死，吴三桂从广西打到广东，福建形势也岌岌可危。这一回，他已被逼到了墙角，再也无路可退，两天后，即1645年闰六月初五日，祁彪佳自沉于寓园梅花阁前的水池。临死前，他留下一首三十字的绝命诗，大意是，他深知在这个天崩地坼的时代建立功勋实在太难，而保持气节则相对容易些，那么，我就选择相对容易的来做吧，但求一死，保存洁身之志。

有关祁彪佳之死的文章都记载那是夏天一个宁静的夜晚，微风，柳枝轻拂着梅花阁前放生池里幽暗的水面。做出自沉决定的祁彪佳和几个亲友一起来到寓园，他登上四负堂，回头对儿子们说，你们的父亲这一辈子也没有什么大的过失，只是在园子的土木营建上投入了太多心思和精力。他最后的嘱托是，希望在他死后，儿子们把这儿改山为寺。[223]

至此，距寓园建成才不过八年。对于自称读《易》多年、对天地盈虚消息略有所窥的寓园主人来说，这乱世之中的急景流年似乎也过得太快了些。他多想长久地享受这园子带给他的安宁啊，生命却不得不遽然中止了。

自有天地，便有兹山，今日以前，原是培嵝寸土，安能保今日以后，列阁层轩长峙乎岩壑哉？成毁之数，天地不免。[224]

难道建园之初，他已经预料到一切的美都会摧折于时代的罡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