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万历十五年（1587）的张南垣小计成五岁，当计成声誉日隆时，他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业余画家。张南垣喜画人像，更通山水，走的是倪云林、黄子久笔法。年轻时，渴慕画艺的张南垣一度还投到当世书画大家董其昌门下，其诙谐的个性和良好的艺术感觉，给后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没有足够的资料表明，张南垣是什么时候中止绘事投身到叠山行业中去的。但他后来在这一行能够脱颖而出，与早年的绘画经历还是有着很大关系，黄宗羲就曾称赞他的过人之处在于把山水画的意境带到了园林中——“移山水画法为石工”。

崇祯十四年（1641）五月，诗人吴伟业从南京国子监司业的任上回到故乡太仓，参加他的老师复社领袖张溥的葬礼，没等他回到南京，升任他为左中允的任命书就到了。但吴伟业并没有去北京就职，而是在太仓隐居了下来。这一年他三十三岁。对于吴伟业过早的归隐，有一种说法他是为了给嗣父（也是他的伯父）守丧，但更深层的原因是出于对权力斗争的恐惧和天下不靖的忧虑。无官一身轻的吴伟业一边优游山水，一边与名妓恋爱，写作**的爱情诗歌，而他最放在心上的还是营建“梅村别墅”。

此园位于太仓卫之东，前身乃是万历朝吏部郎中王士骐的贲园，吴伟业买下它后经营了许多年，至清顺治十四年（1657）方大功告成，而主持扩建改建工程的，正是他的朋友张南垣。张南垣的晚年，吴伟业还应请为他写过一篇传记，这篇收入《梅村家藏稿》的文献是迄今为止有关张南垣一生的最为权威的传记。

按照吴伟业的说法，张南垣本名张涟，南垣是他的字，原籍华亭，后移居秀州，所以也可算是半个嘉兴人。到张南垣投身叠山造园这一行当时，江南园林之盛已有将近百年的历史，别家造园，总是费尽财力，搜罗造型奇特的巨石，尽力把假山造得高突险峻，运输途中这些巨石须用粗长的绳索绑扎，还要把熔化的铁汁灌到它的空隙中去，把牛马累得半死不说，搞不好途中还要毁坏城门、把道路弄得坑坑洼洼，造价实在太高。在张南垣看来，这样的笨伯功夫只是得着了叠山造园的皮毛而已。群峰入云，深岩蔽日，那都是大自然造化之恩赐，就是有多大的财力也搬不过整座山的呀！所以他垒石筑山前必先察看现场地势，“平冈小坂”也好，“陵阜陂陀”也好，“错之以石，棋置其间，缭以短垣，翳以密筱”，让人在视觉上感到园墙外还有奇峰绝嶂，就好像处于大山之麓一样。

张南垣叠山，选材多是当地容易采办的太湖石、尧峰石之类，利用自然地势，把假山的脉络起向安排得忽伏忽起，再在假山周围驳出池塘、沟渠，形成曲折迂回的沙岸，种上长年不凋的松、杉、桧、栝等乔木和茂密的竹林，使人不必费力攀爬就有置身山麓溪谷之感。园艺怎么可以只是一场场疲于奔命的劳役呢？它应该是一个揭不穿的魔术，一台永远也不需拆卸的布景，一草一木间都应该有叠山师的灵性在。张南垣的这一造园理念深得董其昌、陈继儒等名流赞赏，董其昌就曾经这样说过：“江南诸山，土中戴石，以前黄公望、吴仲圭等书画大家都经常说到，张南垣这么做是真正懂画脉的人啊！”[209]

仇英《园林清课图》（局部）

叠山造园属百工技艺，张南垣以一匠人得此激赏，引得当时文坛宗主钱谦益及王时敏、朱茂时等名流纷纷与之订交，豪绅官宦们更是蜂拥着上门礼聘。江南向来豪奢，兴建私家园林早从嘉靖末年起就蔚成风习，作家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就这样说：“嘉靖末年，海内宴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园亭，教歌舞之隙，间及古玩。”像王世贞这样的大文士甚至这样认为，在盖房子与筑园林之间，应该以筑园为优先，原因有二：一是房子只是安顿身体，园子却能安放灵魂；二是房子只给自家和子孙带来好处，而一个精致的园林，却能让更多人受惠。当时名园，除了前面说到的计成设计的吴玄的吴园、汪士衡的寤园、郑元勋的影园之外，声名颇著的还有钱谦益的拂水山庄、祁彪佳的寓园、王穉登的半偈园、陈继儒的婉娈草堂等。对这些退休官员和有避世情结的士人来说，有一个自家的园子，就有了一个脱弃尘俗的艺术生活的空间，也就意味着在乱世中觅得了一方清净地。到张南垣的生意最为火爆的年代，旧风气未见消停，一批新贵却已经起来，他们要在战争的废墟上享受富贵，于是攀比造园之风越发盛行（著名艺术史家柯律格的研究发现，16世纪中叶以前的园林主要是生产性质的，到16世纪后半叶，园林转变成了奢侈消费的物件）。最忙的时候，每年总有十几家抢着要张大师去主持造园，能请到张大师的主人家，喜笑颜开，觉得很有脸面，请不到的人家，自然就十分地恨恨。

据吴伟业统计，近五十年的造园生涯中，张南垣大师的足迹除了华亭、秀州外，还遍布南京、金坛、常熟、太仓、昆山等地，好多地方他每次去都要逗留数月。《清史稿》里说：“大家名园，多出其手。东至越，北至燕，多慕其名来请者……”应该没有夸大。他的作品，除了为吴伟业做的那个前后费时十八年的梅村别墅，较著名的还有常熟钱谦益的拂水山庄、松江李逢申的横云山庄、嘉兴吴昌时的竹亭湖墅、太仓王时敏的乐郊园、吴县席本桢的东园、嘉定赵洪范的南园、金坛虞大复的豫园等。

吴伟业在传记中说，长年浸**此道，张南垣已经通晓了草木土石的性情。每当开始动手造作的时候，乱石成堆，有的平放，有的斜搁，张南垣徘徊不前，四下观察，山石的正侧横竖、形状纹理早就都默记于心，一俟绘制营造草图时，对高低浓淡，他早已了然于胸。假山尚未垒成，就预先考虑房屋的建造，房屋还没有造好，又思索其中的布置，窗栏家具，都不加以雕琢装饰，即使一花一竹的布置，疏密倾斜也都十分巧妙。

造园之时，张南垣常常高坐在一间屋子里，一边与客人说说笑笑，一边指挥工匠说，某棵树下的某块石头可以放在某地。眼睛都不往那儿看，手也不往那儿指，好像金属已在炉内冶炼，就不必再借助于斧凿来锤击了一般（“目不转视，手不再指，若金在冶，不假斧凿”）。甚至安放梁柱和封顶后，用悬缒来检验，也一寸都不差。知道他性情的主人，不会在规划、工期、质材等方面过多地干涉他，但有时也会碰到一些半瓶子醋的东家，自以为精通园艺，张南垣不得不顺从他们的意思去做了，路人见到，一眼就会看出来：这一定不是张南垣的本意啊！

一个偶然的机会，同时代作家黄宗羲读到了吴伟业文集中的两篇传记（还有一文是《柳敬亭传》），不满意吴过于文学化的表达，他赌气也写了张、柳两篇传文，欲与之一较高下。他不无刻薄地批评说，吴文“倒却文章架子”，他改写这两篇传文，目的在于“使后生知文章体式耳”，至于传主张南垣和柳敬亭，“其人本琐琐不足道”。且不说黄宗羲改写的《张南垣传》好多细节都是从吴伟业处沿袭而来，他的文章其实也不见得作得如何高明。黄对张南垣本人和他的园艺事业的不以为然，也可以看出他和吴伟业在价值取向、美学趣味上的殊途异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