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乐主义者袁中郎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罗列了人活世上的五件快活事，谓之“真乐”。他不讳言这些赏心乐事乃是感官享受的愉悦和欲望的满足：看遍世上的美色，听遍世上的乐曲，享尽世上鲜美的衣食；堂前排列着盛满食物的大鼎，堂后演唱着美妙的歌曲，宾客满席，男女混杂，香烛熏天，珠翠弃地；以千金买一只船，船上配备乐队一班，歌伎侍妾数人，游客帮闲数人，浮家泛宅，浑然不知老之将至……

岁月如花，乐何可言，在袁中郎看来，人生有了这些快活事中的一两件，活着就可以无愧，死也可以不朽了。临到末了，家产田地全都败光，狼狈窘迫得要跑到歌楼妓院托钵乞讨、在救济院里和孤独老人分食的地步，还恬不知耻地往来于乡亲之间，这才是快活到了极致。

**尽家产、到妓院讨饭、到孤老院分食……这些世人看来放纵欲望的恶报也成了人生之一大快活，这大概可说是袁中郎备受官场俗务烦扰之苦的激愤之辞。似乎那个时代的人们都喜欢用一种极度夸张的语气来强调他们对现有价值的离弃。他就是故意要这么说，好像不这么说就显示不出决绝来。事实上，袁中郎一生纵然颇多声色犬马之乐，却也断断没有走到倾家**产的地步。所以他说这样的狠话的背后是践踏世俗性社会价值的快感在起作用。“五乐”云云，确是泄愤之言，却也未始不可以看作他高扬欲望的旗帜的严肃的人生观之表达。

看来袁中郎是决意做这个感官世界的旗手了。他在吴县县令的任上慨叹做这一七品小官的痛苦说：“吴令甚苦我，苦瘦，苦忙，苦膝欲穿，腰欲断，项欲落，嗟乎！中郎一行作令，文雅都尽，人苦令耶，抑令苦人耶？”在那时写给姐夫的一封信里还直截了当地说：人生三十岁，怎么可以袋里没有余钱，囤里没有剩粮，居住没有高大的房屋，到口没有肥酒大肉呢？要这样的话，还不把人羞死！甚至写给父亲的家书也是这样一副浑不懔的口气：这几天与各位舅父大人相聚谈论佛事，是特别快乐的事情，“有一分，乐一分，有一钱，乐一钱”，没有必要预先为以后的幸福考虑。儿在这里安守本分过日子，也是自己受用，若有一点要还债，要养家，要买讲究服饰的念头，哪里还能够如此洒脱呢？家里的几亩地，留给妻子儿女过日子，我不管他们，他们也管不到我，人生事如此而已矣，多忧复何为哉！

“顺情遂性”的人生态度就这样把生命整个地推入一个纯粹的游戏情境里去。在袁中郎看来，社会已经令人欣慰地形成了一种追求“趣”的风尚，但是这种对趣的追求仅仅是在书画古董的赏玩辨析或烧香煮茶之类的生活形式上，这是皮相的，也是低级的。他进而指出，文雅生活不仅仅是空间性的，更是时间性的，最高层次的趣应该是一种完全出乎自然的“童趣”。他设想一种完全没有目的性的人生境界——一个儿童时代一般透明的“纯真”世界的最终到来。

在这里袁中郎暗示他的时间观，就是让时间回归到时间本身，“不图将来，不追既往”。这种未经社会化、儿童式的时间观下，时间只是用来消耗，用来赏玩，没有任何生产性或经营性的功利意义。袁中郎理想中的世界，就是这么一个时间像废弃的衣服和鞋子一样乱扔的大婴房。他还写下了一首小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怒是尔猛虎，欲是尔深渊，功名是尔沸汤，勤思是尔砺锻。尔一不避，焉能尔免？”如果换成今天的语气，这首小诗是这样的：

愤怒是使你丧生的猛虎

欲望是让你堕落的深渊

功名是让你受煎熬的沸水

苦思是折磨你的铁砧

你不知道躲避，怎么能免受祸害？

袁宏道《瓶史》

居官京城期间，袁中郎写下了一部专论瓶花供养和插花艺术的著作《瓶史》。这本将在数百年后流传到东瀛并引发一场花道艺术革命的小书在当时却饱受学问之士的讥屑。身受官场羁绊之苦的袁中郎在这本书里流露了对另一种闲雅生活的向往。当卑微的官职拖累让他欲亲近山水花竹而不得，乃转而求诸瓶中之花，以瓶花来替代自然山水。所以瓶花在这里由简单的生活饰品转化成了一种隐喻，承载起了一种有别于奔竞世俗名利的生命意境。袁中郎在这本花道指南手册里以一种鉴赏家的语气不厌其烦地谈到盛花的器物、花架、水与土的关系、每天清洁花瓣的必要性等问题，当然，他更希望这本小书不仅是一本实用操作手册，更是他心史的记录。

万历二十八年（1600），袁中郎以国子监助教补礼部仪制司主事，没几个月就请假回家了，万历三十三年（1605），他的顶头上司、礼部主事吴用先写信给他，劝他复出。袁宏道回信说，自己之所以犹豫不出，并不是不爱富贵，而是实在太懒散。他还说，别人若从生计出发，劝他做官免受饥寒之苦，这样的话他还能听得进去，但如果以建功立业这等大帽子来扣他，那他就非常之反感了。因为在他看来，一个人的进与退，都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事，居朝市而念山林，或者居山林而念朝市，两等心肠，都是一般地牵缠，一般地俗气。退职后，他这样向小弟袁小修慨叹，为宦不及闲隐：“及入宦途，簿书鞅掌，应酬柴棘，南北间关，形瘁心劳。”

根据人与现实的关系，袁中郎把世间人分成四种：不把现实放在眼里的玩世者，超脱现实的出世者，调和现实的谐世者，从现实中追求享乐的适世者。袁中郎说他最喜欢的是第四种人适世者。这种人，“于业不擅一能，于世不堪一务”，是天下最无关紧要的人。他们做和尚，戒行不够；做儒生，嘴里从不讲儒家经典，也不做什么仁义谦让这种事。熟悉袁中郎的人肯定把这看作他的自我写照：做官不像官，务农不亲躬，隐居不安寂寞，出仕又嫌烦琐，为儒不读圣贤，信佛六根不净，修真又不忘好色，这不是夫子自道是什么？在《人日自笑》里袁中郎就是这样得意扬扬地宣称自己的：

是官不垂绅，是农不秉耒，是儒不吾伊，是隐不蒿莱。是贵著荷芰，是贱宛冠佩，是静非杜门，是讲非教诲，是释长鬓须，是仙拥眉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