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汤显祖完成了他所有预想中的写作计划的万历二十九年（1601），京城又是三年一度的吏部大计。按明朝官制，大计中凡犯有贪、酷、浮躁、不及、老、病、罢（疲）、不谨的八等官员，将分别给以革职、闲住、致仕和降调的处分。汤本已离职，是否参与大考本在两可之间，却有人别有用心让他名列其中，最后以“浮躁”的罪名落了个闲住的处分。离职闲住已三年，这一迟来的处置让他不无啼笑皆非之感。既然仕进的道路已经断绝，他就索性以“茧翁”自号了，在一个个茧里编织传奇的梦。这一年他五十二岁。

直到去世，此后的十五年里他再没有写作新的传奇，就好像那几个临川旧梦已把他的**燃烧殆尽了。他的目光投向了文坛更新的一拨人身上，尽管在地理空间上他最远只到南昌，但他的思绪却随着信件穿越南方北方，与之鸿雁往返者既有身在京城翰林院的文坛新人董其昌、钱谦益、陶望龄，有这个时代最优秀的小品文作家陈继儒、王思任、谭元春和著名的白话小说《拍案惊奇》的作者凌濛初，更有他的作品的拥趸者黄汝亨、张师绎等人。而令他最为看重的是一个叫张大复的盲作家（即著名的《梅花草堂笔谈》的作者），还有一个叫李至清的江湖气很重的年轻人。

李至清是在1606年以一个僧侣的装束来到临川拜访玉茗堂主人的。但这个自称来自江阴的家伙并不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和尚，主人留他吃斋，他竟嚷着要喝酒，正是此人身上的叛逆气质引起了汤的注意。在交谈中，李至清约略介绍了自己的经历，早年在常熟和钱谦益一起结茅读书，后来在苏州尧峰剃度，还有过短暂的从军经历。席间，李至清问汤显祖都有哪些诗友，天下之大又有哪一些人物值得去结交。汤回答说，自己的老师是罗汝芳先生，真可和尚是方外友人，都不算什么奇人，真可身上有侠气，当今行不通，看来你最适合走的还是罗先生那条路。李至清听了，就一个人跑到南城从姑山去拜了罗先生的遗像。

第二年九月，李至清再来临川时，腰佩长剑，一身游侠打扮，带来一本新写的诗集《问剑》请汤显祖写序。汤看这个年轻人一会儿慷慨激昂，一会儿又落拓不堪，喝高了就和衣躺倒在临川妓院边的小街巷里，有时为生计所迫还在集市上做些顺手牵羊的勾当，就知道这年轻人还没找到明确的人生方向，可自己却又爱莫能助。他在应请所写的序中说：“若吾豫章之剑，能干斗柄，成蛟龙，终不能已世之乱，不足为生道也。”意思是说，当今之世，一个人凭借自己的才能想要打出一片天地来几乎是不可能的。怕他遭遇不测，还赠送了一把刀给他防身。

后来李至清果然在江阴老家出了事。此人是个有名的大嘴巴，曾在某个场合大骂富人都是养肥的畜生，积攒一辈子金银财宝无非替大盗做看守，恰好本县有富户被盗，江阴知县许达道就把他以通匪嫌疑下了狱。汤在临川闻讯，一边写信给在押的李至清严厉告诫，要他痛自忏悔，暗下又费尽心机为之设法，写信给南直隶常州镇江分巡道蔡献臣和常州通判陈朝漳为之说情，甚至还找到了知县许达道的亲戚、前江西巡抚许弘纲那里。如此良苦用心，只是因为他看出了这个小友身上的离经叛道与不同凡响，真心实意想帮他一把。但最后他的斡旋还是失败了，李至清临刑的消息传来，汤数日都没有说话。

昆山人张大复一直以汤显祖坚定的崇拜者自居。他虽然只比汤小四岁，但信中总是自称晚生（这或许是因为他到老都是一名生员，而汤是正宗的两榜进士出身）。汤最早得知此人应该是通过李至清之口，后来又陆续读过此人一些文章。张大复在信中说，当年义仍先生弃官归乡顺访太仓时，自己已双目失明，以至想见义仍先生一面的愿望一直未能实现。汤想到他的处境，回信劝他不必耗费精力于八股时文，不妨多多留意经典，演绎阐发，也可成一家之言。张大复在回信中感谢汤的好意，但他承认时文是他的糊口之策，因此只能有负汤先生的嘱咐，希望能得到宽宥和理解。

时世如此艰难，汤显祖怎么会不理解呢？对来自这个盲作家的请求，他总是有求必应。张大复写了一篇充满苦辛味的回忆六世以来家史的《张氏纪略》，请汤为之作序。此文让汤读得泪水涟涟，他在序中说，自己六十岁后已不愿读悲伤的文字，怕自己早衰，而《张氏纪略》使他不忍不看，不看完舍不得放下，已经看好收起来了，却又翻出来放置在书案上。尤其是张大复失明后听得见老母的声音而看不见她的形容，老母病危时，他抚摩到她形体消瘦不觉吃惊而下泪一节，更是让他叹为天下至情之文。张大复回信说，收到这篇和煦如同冬日暖阳的序文的那天早晨，自己正好做了一个梦，梦见叫人洒扫院子，因为要有贵客光临，想不到应在了义仍先生的这篇文章上，它使一家人有如在严冬之后重见阳春，长夜之后迎接黎明，哪能不有梦兆呢？

万历三十五年（1607），里居太仓多年的政坛老人王锡爵接到了重返内阁的指令。这一年王锡爵已七十三岁，妻、弟都已先于他去世，儿子王衡又身患重症卧床不起，预见到内阁风云诡谲，他就称病再三辞免。汤显祖的同乡，时任应天巡抚的周孔教跑去王家劝驾，王锡爵让家里的戏班排演了一出《牡丹亭》招待客人，或许是想到了死去多年的女儿焘贞，王锡爵在席间感慨万端，对周说了一句话：“吾老年人，近颇为此曲惆怅。”[154]

这话传到临川，汤显祖的心中真是五味杂陈，于今仕途上的纠纷早就成为遥远的过去，他对这位当年一直压制着自己的前首辅大人也没有了恨意。已入暮年的王锡爵说出为此曲惆怅，其中情味又有多少不堪。又有张大复来信说到，有一个叫俞娘的太仓女子，读《牡丹亭》思慕作者，写了许多评注，入戏太深，竟然在十七岁上因过度悲伤去世。[155]这两个消息接踵而至，汤写下了两首《哭娄江女子》，“画烛摇金阁，真珠泣绣窗。如何伤此曲，偏只在娄江”“何自为情死，悲伤必有神。一时文字业，天下有心人”，这“有心人”，说的是王锡爵的女儿和姓俞的那个少女，也是那个临老惆怅悲秋风的王锡爵吧。

似乎外面的世界已与他无涉，他变得越来越喜欢回忆了，湖北石首有个崇拜者跑来拜师，临走时，汤让他带一套《玉茗堂文集》给袁小修，还附了一封信追忆二十年前北京的那次聚会：“都下雪堂夜语，相看七八人。而三公并以名世之资，不能半百，古来英杰不欲委化遗情，而争长生久视者，亦各其悲苦所至，然何可得也，弟不能世情怆恻事，而于此际无服之丧，无丧之哭，时时有之，更在世情之外。小修当此，摧裂何如？”“公安三袁”中，伯修（宗道）、中郎（宏道）都已去世多年，小修独活于世，身又多病，这封信让他“读之几欲堕泪”。袁小修在回信中约略谈了自己阅读《玉茗堂文集》的感想，“沉着多于痛快”，对汤显祖年岁虽高而饮啖愈健表示很羡慕，称之有“异福”。但小修不知道，汤的好日子也不多了，发出这封信不久后就病倒了。

汤的身体一直不太好，身材瘦小的他长年患有肺病，每到春天，飞扬的花粉和南方潮湿的空气总是让他咳个没完。这或许是早年寒夜苦读种下的病根。在戏中把情色渲染得天地动容的他，现实生活中却是个远离感官享乐的苦行者，“偶然病肺怯春风，避酒嫌歌百兴空”[156]，连酒都不能沾上一滴。从家族传记来看，他在病中还经历了一次分家，时在1613年的春天。这个愈到晚年愈喜欢群居生活的老人郑重地记下了分家这个特殊的日子，告诉三个儿子，最好分器不分书，分田不分屋，他这么做的目的，无非是希望有亲情陪伴他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157]分家不久他家中还失了一次火，把他收罗珍藏的历代名家书画全焚毁了，其中最让他念念不忘的是唐朝褚遂良的《兰亭序》摹本。但他后来想明白了，人有定数，物岂没个定数？那些升到了天国的字，或许他到了另一个世界还能见着呢。

褚遂良本《兰亭序》

距南京出版文集十年后，亦即万历四十四年（1616）夏天，汤显祖在老家去世。之前十数年间，他的人生导师罗汝芳、李贽，好友屠隆、真可和尚等，或病死，或在狱中自杀，或穷困死，令他尤为心悸的是李贽下狱前朝廷公布的这些罪状：“壮岁为官，晚年削发。近又刻《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大都剌谬不经，不可不毁”，以此对照，自己苦心经营的“四梦”恐怕也逃脱不了同样的厄运。在临近死亡的最后日子里，汤一一回想这个时代最优秀又最叛逆的这些灵魂时，既感沉痛，又为自己这一生的成就及不上他们的期望而惭愧，负疚的情绪潮水一样淹灭了他，在据称是绝笔的一首五绝里他这样写道：

少小逢先觉，平生与德邻，行年逾六六，疑是死陈人。

他总觉得，自己的生命在十八年前写作“四梦”最绚烂地燃烧过后，已经成烬。“世上空惊故人少，集中惟觉祭文多”，一个没有了“情”的牵念的世界，他已不再留恋。

在他去世后不久，不知出于何因，他的第三个儿子汤开远把《紫箫记》的后半部连同他未及刊印的词曲唱本全都付之一炬。对汤这样一个有名望的作家而言，他的儿子如此轻率地对待乃父的文学遗产实在有悖常情，简直让人匪夷所思。难道这些焚毁的文字中包含着有损汤的声誉的东西吗？沈德符曾经读到过的那部比《金瓶梅》还要来得生猛的小说手稿是不是也在那把火中化为了灰烬？世人纷纷猜测，但终究没有一个答案。多年后，焚烧遗稿的三子汤开远在为他父亲即将付梓的一部书信集撰写的序言中透露说，他当年焚稿实在是忠实执行了父亲的遗愿，因为他父亲曾这样明确无误地对他说：

吾欲以无可传者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