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或称南都，从15世纪初成祖迁都以后，它在明朝的政治版图上一直相当于朝廷的后花园，虽然名义上保留了一套虚设的行政机构，设有礼、刑、工三部，实际上是失意官员的集散地、生意人的天堂和明朝全境范围内最繁华的娱乐中心。在一个道德主义者的目光看来，这是一块滋生堕落、腐化、犯罪的土地，它只会生长出享乐主义的恶之花和迁延、迟疑、不负责任的行事做派，一个北方人如果到了这里，必须要加倍小心，才能使智力和精神不至于堕落。但汤显祖对这座散发着浓郁艺术气息的城市并不陌生，六朝以来的抒情诗歌早就让他对这座城市向往不已，在他眼里，留都在文化上的重要性或许要超过北京，而城中规模宏大的国子监，秦淮河上的歌童美女，麇集于三山街的印刷作坊和书铺，以及遍布城内外的名山古寺，这些文化地标在他眼里都有着持久的魅力。

其实早在1576年前后，汤就造访过石头城，并在1579年春试落第后的南京之行中结识了学问渊博、时任国子监祭酒的戴洵，一位来自浙江奉化的和蔼的小老头。从他自叙行迹的诗歌《怀戴四明先生并问屠长卿》来看，“八月十日到官寺，是日临斋多所思，明堂碧海旧经游，复道香街始为吏，三日南雍拜圣人……”他到南京的第三天就去了国子监，门房告诉他，戴洵早在两年前就已离开国子监回了浙江奉化老家，这未免让他感到了一丝失望。

一个热衷社交的年轻人，在万历年间的南京总会找到气息投合的朋友。汤供职的太常寺，在明朝庞大的躯体里是一个类似盲肠的部门，基本上可有可无，除了重大节庆活动时要祈天、祀祖，让他和同僚们忙乎一阵，大多时间尽可让他读书、喝酒、四处玩赏。与他来往密切的朋友中，有一位是后来被劾行为不端丢官的国子监博士臧懋循（字晋叔），此人来自浙江长兴，精通音律，有许多歌伎朋友，有事没事总喜欢往秦淮河的画舫送银子。还有两位他视之为畏友的，是当年张居正“夺情”一案里受过廷杖处分的著名的反对派赵用贤和邹元标。汤赴任南京后不久，邹元标因慈宁宫焚毁上了一道评论时政的奏章被万历下诏切责，由吏科给事中被贬南京刑部，他和汤算是前后脚到的南京，同系江西老乡，往来自然更为密切。

顶头上司太常寺少卿王世懋那里，他反倒很少去走动。王世懋是万历五年（1577）进士，与屠隆、沈懋学等同年，但时人看重的是他的另一个身份，文坛领袖、刑部尚书王世贞的弟弟。其兄声名笼盖海内，一个文坛后进只要得到了王世贞的片言褒赏就会声价骤起，多少人想通过王世懋搭上他那位有权势的兄长而不得，但汤认为他与上司复古主义的文学主张不合，“不与往还”。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因自引避，不敢再谒尚书（王世贞）之门”[126]。事实上，文学趣味的异同不过一借口而已，他们的关系搞得这么僵，究其根本还是笼罩在了元老派与少壮派对抗的阴影下。

在南京的这些年，汤一直在修改三十岁那年在老家写的《紫箫记》。大概1579年前后他就写出了上部，当时有地方戏班来找他谈过搬演上舞台的事，但有人指出此剧涉嫌影射某朝中大佬，后来就不了了之。[127]刚到南京那几年，他就想把这部戏的下部写出来，但苦于一直找不到感觉，直到万历十五年（1587）他三十八岁那年才把此剧正式定稿，并改名为《紫钗记》。南京的一家书坊文林阁有意刊印此稿，但因“部长吏”王世懋的干预，“是非蜂起，讹言四方”[128]，出版商不得不忍痛放弃。此剧后来到1595年才有机会付梓，这是后话，不提。[129]

《玉茗堂传奇》之《紫钗记》

汤对戏剧的终身热爱，最初可追溯到十二岁那年在老家临川看的一场戏。这是邻县宜黄人谭纶在军中招募的班社，擅唱海盐腔，谭纶回籍奔丧，带来的这个戏班就在附近县乡演出。[130]现已无法得知当年这场戏上演的是什么剧目，但不难想象戏台上穿梭的人影和咿咿呀呀的唱腔对敏感的少年内心世界的冲击，因为自兹他知道了，这世上有一种叫“传奇”的东西，可以哭，可以笑，可以借由优美的音律和戏中角色的宾白，传达出内心的悲戚、欢乐和梦想。

这样的做派在自居正统者看来无异于虚度时光。1568年夏天，汤的老师罗汝芳由南昌来南京，应国子监祭酒赵志皋之邀在鸡鸣寺开讲性命之理，这个有着超凡魅力的演说家就很不满昔日得意弟子的现状，质问他：“子与天下士日泮涣悲歌，意何为者？究竟于性命何如？何时可了？”这一迭声的问让汤如针芒在背，连着数晚一想起来就不能入睡，他做了诚恳的检讨，但无可奈何，他与理学家所期许的目标还是越来越远了。

虽然汤受学于罗汝芳的时间并不长，但对于自己没有如老师所期望的那样走上理学的讲坛，他还是一直心存愧疚。他说自己也没想到会成为师门的叛徒，但好多时候人生的轨迹实在不是凭着良好的愿望能够选定的。“后乃畔（叛）去，为激发推**，歌舞诵数自娱。积数十年，中庸绝而天机死。”后来他在《太平山房集选序》中如是说。

在万历朝死水一般的政坛，一个低层文官只要不过激、不出头、不落下明显的把柄，还是可以获得缓慢的升迁。在南京的第五个年头，汤显祖改官南京詹事府主簿，再一年，晋升正六品的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北京吏部的朋友来信告诉他，只要他放下身段，多与朝中大佬、特别是内阁政要们通好，内调京城任吏部主事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但在南京的几年闲散日子过下来，京城对汤已没有了当初那么大的吸引力。他回信说，他现在不能离开南京，就如鱼儿离不开水一样，南京离老家顺风只有五日水程，每月有信札来回，而在京城一百多天不通信是常事。再说了，在北京做六品郎官，一年薪俸四万文，除去房租柴米，再雇两个当差，一年就得花七万，哪能维持得了？而在南方，人夫酒米都从家里带来，自然节省许多。他还说北方气候不好，风沙满面，吹得人张不开眼了还得出门拜客，冰厚六尺雪高三丈，还得摸黑去上朝，加之吸的是煤气，睡的是煤炕，自己从小受不得秽气，看见道路上不干不净的，就会头昏脑涨，北京有的是做官的人，何必一定找我？[131]

真可像

他摆出这么一副决意拒绝的姿态，或许是因为与真可和尚[132]的几次充满机锋的对话，使他开始有意识地给自己的人生做减法，放下一些尘世间的眷恋之物。真可和尚是当代禅宗大师，与李贽并称当世两大教主。万历十八年（1590）冬天，汤显祖与真可在南京邹元标的寓所初次会见时，真可和尚就流露出了超度他出世的强烈意愿，而究其缘由，说来堪奇，竟是因为多年以前汤显祖题在南昌城外云峰寺墙上的两首小诗《莲池坠簪题壁》。真可和尚“直捷痛快”[133]，当场背诵了二十年前汤显祖的这两首小诗：“搔首向东林，遗簪跃复沉。虽为头上物，终是水云心。”“桥影下西夕，遗簪秋水中。或是投簪处，因缘莲叶东。”说从中很早就看出，汤“受性高明，嗜欲浅而天机深”，希望有一天他能真正按照诗中的夙愿去做。

听和尚缓缓吟来，汤显祖陡然回忆起了1570年秋天，秋试中式的他去南昌城外的云峰寺拜谢一个文学前辈，告别出来已是薄暮时分，他在寺门外莲池旁休息时不慎把一枚束发的簪子落入池中，于是随口吟了这两首小诗题在壁上。他一面惊叹因缘巧合，一面又感动于真可的诚意，但当真可劝他辞官剃度时，或许他身上叛逆的一面还没有真可所期望的那么强烈，他迟疑了。最后，他答应受记[134]，而不出家。真可给他取了一个法名“寸虚”，意即希望他的方寸之心永远虚空。临别时真可表示，汤一日不入空门，他就一日不放弃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