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日华在嘉兴一边悠闲度日、一边写作日记的八年中[66]，比他年长十岁的董其昌除了在湖南督学任上有过短暂而不愉快的经历外，也正在松江府华亭家中过着同样的闲居生活。虽然两地之间一夜航船可到，但没有记载可以表明，这两个当世最负盛名的鉴赏家有过任何往来酬酢。应友人项于蕃之请，李日华为他画了一张扇面，1613年初，项于蕃拿着这把扇子给李日华看时，上面已多了一段董其昌的跋语。在这段题跋中，董其昌把李日华称作当世士大夫习山水画的四大家之一，可见他并没有忽略这个住得离他不远的鉴赏家。

自视甚高的李日华尽管一眼就看出，董其昌的这一褒扬很是有些言不由衷，客套的成分居多，自己也不是太乐意出现在这份所谓当世官员画家的名单上（名单上有些人他还懒得结交呢），但这一片语只字的评价毕竟来自极受当世鉴赏界看重、号称“书画双绝”的董其昌，也就不能泛泛处之了，他还是郑重其事记入了当天的日记。[67]

不相往来并不表示看不到对方的存在，大师之间的相互漠视或许是另一种形式的重视，在李日华的心目中，官场和艺坛双臻完美的董其昌可称是他那个时代文人理想生活的一个完美样板。这话他不会当着董其昌的面去说，却时时拿董垂范他的弟子和儿子。六十岁那年，不甘寂寞的李日华结束隐居生活，赴京任尚宝司丞一职，他在写给弟子石梦飞的一封信中，督促弟子和唯一的儿子李肇亨不可过分沉迷于书画丹青，而应该把追求功名放在第一位，像当世名士董其昌那样，进取功名实利，入翰林，任皇长子讲官，退享博物清名，独具鉴赏法眼，这样的一生才可称完美。要是一个人在仕途上一事无成，即使像当今的文嘉、陈道复那样成为大画家和鉴赏家，终究还是有缺憾的人生。[68]

作为紧逼吴门画派而出现的“华亭派”的领衔人物，董其昌一点也没有因为他的前面已有赵孟頫、文徵明两位大师而有丝毫局促，从艺术史脉络来看，前面两根藤就好像为了结出他这颗瓜。时人评他的画，山水树石，烟云流润，论风流蕴藉可为本朝第一，而他的法书，尤其那一手生秀淡雅的小楷，连他自己也十分自负，人称融合了晋、唐、宋、元各家书风，枯湿浓淡，尽得其妙，看他的字仿佛看到云中的龙蛇飞动在腕指间[69]，以至他的书信或随意写下的便条，都会被人们像对待圣物一样去追捧。当然不是他的字里有多少神圣意味在，而是因为拿到市面上马上就能到手白花花的银子，家藏若干年则会有更大的升值潜力。

董其昌像

就是这样一个当世画坛第一人、古物鉴赏大师，却自称小时候的一手字烂得实在不行，以至十七岁那年去参加郡试，本可因文才出众名列第一，却因字太差，被主考官松江知府袁贞吉列为第二，而把字写得较好些的董其昌的一个堂侄董源拔为第一。董其昌说，正是这一挫折让他大受刺激，开始发愤临池学书。先临颜真卿的《多宝塔》，再改学虞世南，以为唐书不如晋魏，又学《黄庭经》《丙舍帖》等，三年下来，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了，连近代大家文徵明、祝允明也不放在眼里了。一直到他二十岁那年来到嘉兴，观看了项元汴家藏历代真迹，再于二十五岁在南京看到王羲之著名的《官奴帖》，才省悟到以前实在是狂妄得可笑。在《画禅室随笔》中自述这段学艺经历时，他对项元汴表示了感谢，感慨说：“翰墨小道，其难如是，何况学道乎？”

项圣谟《秋景图》

1574年，因为与项元汴的长子项德纯熟识之故，当时还是一个诸生的董其昌来到项家做一名塾师，给项元汴的几个孙子教授时文。项家不仅收藏甲于江南，而且一家人都是丹青爱好者，项元汴本人的竹、兰、石和小幅山水已然名声在外，三子项德新也是一位业余画家，董其昌的学生、项德新的儿子项圣谟（也有一说他是项德达的儿子）更是对绘画充满了巨大热情。项德新要儿子走科举之路，项圣谟只能在夜里篝灯习画。据说他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的画笔挺立如柱，直上云汉，其中并有层级如梯，他登级而上，到达了笔之毫端，并鼓掌笑谈。这一梦境传达出了他对自己画艺的巨大自信。多年以后，已成为画坛巨擘的董其昌称赞他不愧是项元汴之孙，说他的山水已具“元人气韵”——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得的赞誉。[70]

来到项家，有机会浏览了天籁阁所藏历代名画，董其昌始知“从前苦心，徒费岁月”（《墨禅轩说》）。在于1635年为项元汴写下的一篇墓志铭中，时年八十一岁的董其昌回忆了与项家父子的这段交往。他说，因为与项德纯的朋友关系，项元汴对他也很是看顾，情分上几同师徒一般。项元汴经常与他说起先辈风流及书法绘品，上下千载，一一列举，虽然两人年龄相差三十岁——这一年董其昌二十岁，项元汴五十岁——却趣味相投，都有相见恨晚之意。[71]

前述《画禅室随笔》那则学艺笔记中，董其昌提到的二十五岁那年在南京看到的《官奴帖》，一名《玉润帖》[72]，此帖为右军晚年名笔，字体大小一如《兰亭》，摹写在唐朝的冷金笺上，这种黄色的厚宣纸坚实挺括，摸之窣窣有声。董其昌说自己不久前刚受过天籁阁藏品的洗礼，又在一个特殊的机缘下看到这本《官奴帖》，此后，整整三年他都没有握笔，而是经常埋头想一些问题，待到想通了，自己的书艺已陡然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董其昌日后追踪过《官奴帖》去向，此帖先是归于王世贞，但后来他向王世贞的儿子王士骐打听时，说是已经转赠东阁大学士许国了。许国，正是董其昌的座师，但在董其昌记述此帖经历时，这位大学士已去世多年了。

董其昌《自诰身帖》（局部）

一直到1589年考中进士去北京翰林院任职前，董其昌都是嘉兴项家的常客。那时项元汴已入老境，几个子侄也已成年，项家人对他的看画要求总是尽量予以满足。就在这几年间，好学不倦的董已把天籁阁所藏历代名画“索观殆尽”，被历代书家视为神物的王献之《洛神赋》唐人摹本，他就是在天籁阁读到并细加临摹。1582年，董其昌在项元汴处观赵孟頫的《鹊华秋色图》（同年他还见到了天籁阁秘不示人的《女史箴图》），对之一直念念不忘。项元汴去世十二年后，万历三十年（1602）冬天，董其昌从项德明那里终于获赠此图。[73]在这之前，项家后人向他求文、求画，求鉴赏古物，每次都有可观的字画馈赠。

董其昌任职翰林院编修并充任太子讲官的时间并不很长，这个政治嗅觉敏锐的艺术家一旦发现朝局有风吹草动的迹象，就以养病为由回到了松江老家。嗣后，吏部还数次提名他担任湖广提学副使、福建副使、河南参政等官职，但他都找借口没有上任。大约是在京城的时候，董其昌就开始发力梳理早期画史，并推崇“南宗”为文人画的正宗，退隐江南后，带着这些艺术史的新问题他又一次次地和朋友陈继儒等人一起造访嘉兴。年轻时初入项家，他不过是一个与主人交情深厚的塾师，此时赋闲京官加书画名家的双重身份，已使他的社会地位迥异往昔。而到了晚年，随着其名望上升到海内罕匹的地步，他权威性的到访已成为嘉禾城的公共文化事件，让鉴赏界人士奔走相告。项元汴的侄孙项鼎铉的《呼桓日记》记载了董其昌到嘉兴的多次到访，每一次聚会，嘉兴周边的画家、鉴赏家以及项家后人都悉数到场。但奇怪的是，此时还赋闲在家的李日华，住在距项家不过数里的甪里，却一次也没有参与过接待董其昌的这类活动。

董其昌到嘉兴声势最大的一次是在1612年初夏，据主人项鼎铉日记中记载，这一天下着大雨，但丝毫没有妨碍接到通知的姚叔祥、郁伯承等地方名流准时到来，项家出面接待的还有项鼎铉的堂弟项于蕃等人。董其昌这次主要是来看王羲之、王荟、王献之共撰的《万岁通天帖》唐摹本，还有米芾的法书《云山卷》。董其昌看了王氏法书唐摹本，满怀欣喜地说“云花满眼，奕奕生动”，许为项氏旧藏中的顶级之宝。几乎是在意料之中，李日华这次又没到场。《味水轩日记》中所载当天内容与此浑不相关：

上晡时雨，有札山看火鸟，非时而鸣。[74]

同一片天空，同样的雨，竟然是跑到山中听鸟鸣去了。而观日记中他这一年的行迹，一直是与项家子弟保持着密切走动的。董到嘉兴前半个月，李日华带着自己日记中抄录的一条在项鼎铉家谈文论艺坐了大半天，之前四天，他又为项鼎铉画了两张扇面。而在董离开项家后不久，项鼎铉又派人拿着《群玉堂帖》跑到李家去求鉴定，不久后，项鼎铉还把家藏的《宋人名画册》四十二幅借给他观赏。是什么让这两个当世鉴赏大家错肩而过，是李日华自恃身价，还是董其昌怕后者的到来平分秋光？董其昌的忠实拥趸者陈继儒在一篇拍马屁的寿文中说董有“三无”：“笔下无疑，眼中无翳，胸中无一点杀机”，又说他是个性情平易、精通禅理的明白人，看来所谓名士风度者，名头大，脾气更大。

无名者汲汲于名，盛名者为名所累，当李日华准备结束二十年的闲居生涯前往京城任职的万历四十四年即1616年春天，名满天下的董其昌却在华亭几乎遭受一场灭顶之灾。这年三月的一天，上万名愤怒的乡人围住董家宅院放了一把火，不仅董家院内的朱槛曲栏、楼阁亭台一夜之间化为瓦砾，戏鸿堂里董其昌大半辈子辛苦搜罗的法书名帖、宋元刻本，包括他自己创作的历年精品，也都灰飞烟灭。

《万岁通天帖》唐摹本（局部）

这一在当时就被称作“民抄董宦”的群体性事件，其引子可追踪到一个叫钱二的说书人身上。据当时流传甚广的出于一个野史作家的《民抄董宦事实》和另一则民间唱本《黑白传》称，惯于道貌岸然的董一直有着旺盛的性欲望，六十多岁了还酷好**。前一年（1615）秋天，董其昌看中了诸生陆兆芳家一个叫绿英的使女，于是他儿子董祖常便派家人陈明带人强抢绿英，准备给老子做妾，陆兆芳不允，董的儿子和家奴便把陆家给砸了。说书人钱二所唱的曲本《黑白传》（董其昌号“思白”，暗示与之有关），正是由这一令人切齿的事件改编而成，董家为富不仁、鱼肉乡里的恶行，很快就在吴中一带不胫而走，甚至传到了南方诸省。

在董其昌看来，说书艺人钱二传唱此曲是对他的体面和威严的有意挑衅，一纸诉状告到官府。官府拘去了钱二，没经什么审讯，钱二就招认说，他传唱的曲本出自华亭城里一个叫范昶的秀才手笔。董闻言大惊，这个叫范昶的嫌疑犯说来还是他的姻亲呢。在董家私宅，董逼着他的这位姻亲与说书艺人钱二进行了一次当面对质。钱二一口咬定范昶就是《黑白传》的原作者，而范昶竭力辩白这事不是他干的，还情愿一起去城隍庙指天赌咒。不知是城隍庙的神灵显灵还是范昶真做了此事心虚后怕，他回去后不久就暴病而亡。于是，苦主八十三岁老母带着儿媳龚氏、孙媳董氏及一干女仆穿着孝服到董家论理。谁知还未进董府大门，就被一伙豪仆围住，将轿子打毁，人被扯进董宅堂屋，关起门来将几个妇女摁倒，谩骂侮辱，剥去衣裤毒打猥亵，事毕又涂上满脸泥巴，拉到附近坐化庵中示众。范家儿子范启宋哪咽得下这口气，一纸“剥裈捣阴”的讼状将董家告到官府。

这一下董家犯了众怒，从三月初十日开始，一份出于无名氏之手的讨董檄文遍贴城中各处。檄文以一种激愤的语调对董其昌进行了道德谴责，认为像董这样**奢豪横的人渣已不配留在这个世界，号召四乡之民在十日之内捣毁董宅。文章做得风生水起，又有着极强的鼓动性，一看就是出自行家之手：“……人心谁无公愤？凡我同类，勿作旁观，当念悲狐，毋嫌投鼠，奉行天讨，以快人心。当问其字非颠米，画非痴黄，文章非司马宗门，翰非欧阳班辈，何得侥小人之幸，以滥门名……若再容留，决非世界，公移一到，众鼓齐鸣，期于十日之中，定举四凶之讨。谨檄。”

董其昌《九峰寒翠图》

《民抄董宦事实》的无名氏作者明显站在董家对立面，这个神秘人物（很有可能他是这一事件的策划和组织者）以一种幸灾乐祸的笔调写到，到了这个时候，要是董其昌稍有点自知之明，闭门悔祸，那么事情或许还有挽回的余地。但董氏似乎太过于相信自家的能量了，四处活动，急于要摆平范氏一家，以致愤怒的潮水把他们彻底给淹灭了：

斯时董宦少知悔祸，出罪己之言，犹可及止，反去告状学院，告状抚台，要摆布范氏一门，自此无不怒发上指，激动合郡不平之心。初十、十一、十二等日，各处飞章投揭，布满街衢，儿童妇女竞传“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之谣。至于刊刻大书“兽宦董其昌”“枭孽董祖常”等揭纸，沿街塞路，以致徽州、湖广、川陕、山西等处客商，亦共有冤揭黏贴，娼妓龟子游船等项，亦各有报纸相传，真正怨声载道，穷天罄地矣。

果然就像檄文中约定的那样，到了十五日行香之期，黑压压的人群围住董家宅院吵吵嚷嚷，看声势不下上万之众。他们大多是本县民众，也有一些是专程从几十里甚至上百里外的金山、青浦、上海赶来。他们先拆毁了河对岸董家下人陈明十来间装修精美的房子。到傍晚时分，随着一个指令从人群中隐秘的一处角落发出，愤怒的人群开始向院内冲击。董家仓促雇来的十余个看院的，开始还想动手阻拦，很快就被如潮般涌来的人流吞噬了。董其昌的两个堂兄弟董乾庵和董广大拿了一叠“辩冤”的帖子在人群中散发，也被如雨的拳头、扇柄和棍棒打回了门内。董家下人紧闭院门，站在墙上向外泼洒粪溺之类的脏东西，想驱散人群，但这只能逗引起更大的愤怒。有人爬到董家屋上，揭下砖瓦向里投掷，还有人准备动手点火烧房，但不巧这时下起了一阵雨，于是墙外暂停了行动。

董家在惴惴不安中过了一夜。第二日一早，骚乱进一步升级，越聚越多的民众骂声如沸，董家宅院如同怒涛中的孤岛随时都可能沉灭。僵持到天色初暗，火终于烧了起来。在场的目击者看到，有两个身手像猴子一样灵巧的街头少年爬到屋顶，用两卷油芦席点着了门面房，开始火势还不大，西北风一吹，火苗一蔓延到茶厅就突然大了起来，不一会儿，整个董家院都在火海之中了。火趁风威，回环缭绕，空气中不时响起家什器具被烧裂的哔剥声，有人奔跑，有人呐喊，有人把台桌厨椅扔进火堆助燃火势，也有人趁乱冲进幽房密室抢劫金银器物。人人脸上都跃动着梦幻般的火光和施暴的快意。火越烧越大，东边的杨姓和唐姓人家，西边的王姓人家，见到火苗蔓延过来，在屋沿边挂出灯笼，高声呼喊这里是某某宅房，这里是某某姓屋，于是众人又忙不迭地跑去帮助灭火。大火烧了整整一夜，天亮后，董家数百间画栋雕梁、园亭台榭，私家花园里的朱栏曲槛、名贵花木、湖石，全都化为了尚在咝咝冒烟的灰烬。董其昌多年搜集的珍奇货玩、古今字画，也不知都落到了何人手中。

同时遭殃的还有董其昌的儿子董祖源家。董祖源的妻子是前阁相徐阶的玄孙女，申时行的外甥女，嫁到董家时陪嫁极丰。董祖源的新宅一字儿排开二百余间，高屋入云，富丽堂皇得如同皇宫一般。当初造屋时，董祖源强拆了许多民房，把宅基地圈为己有，早就积怨于街坊，此时也被趁乱烧毁。董氏的另一个儿子董祖和，因为平时略知收敛，民怨不大，只有他家没有受到冲击。

骚乱持续了整整一周，十九日，在别有用心者指挥下，民众冲向城中一个叫白龙潭的幽静地方，焚毁了董其昌的另一处专用于读书、作画的居处。他们把董其昌手书“抱珠阁”三字匾额打烂了丢在河里，同时大喊：“董其昌直沉水底啦！”城中坐化庵的“大雄宝殿”匾额是董氏手书，他们看到后纷纷拿砖块去砸，慌得和尚们自己爬上去拆了下来。众人拿刀砍，拿铲削，把这块匾捣了个稀巴烂，说这叫“碎杀董其昌”。最冤的是一个穿月白绸衣的读书人模样的中年人，只因为他拿着一把折扇遮挡阳光时，被众人看出这扇面是董其昌题写，就被当场收缴撕破，这人还想理论，被四五十人围住痛打，把他的衣服和帽子都扯破了。

1616年春天的这把大火，把董其昌毕生收藏烧个精光，更把他苦心构筑的道德形象烧得**然无存。人们提起他，已不是那个潇洒儒雅的赋闲京官和笔墨为当世所重的书画大家[75]，而是一个逞威作福、人品猥琐的豪强，一个以丹青薄技暴享大名的势利小人。这种名誉上的巨大落差，真比烧去他的几百间华屋、数千件古物的打击还要来得巨大，来得痛心。此后差不多有半年时间，六十二岁的董其昌在一种凄惶恐惧的心情笼罩下过着一种近似于半流亡的生活。栖身的屋子没有了，他只好住在一条木船上，随水东西，今天去某个同年家叨扰，明天再登哪个故旧或弟子之门，苏州、镇江、丹阳、吴兴，都留下过他寄食的踪迹。泼墨、题跋的雅兴是没有了，偶尔作画也是寄人篱下过意不去了还个人情，这大半年里，他唯一在做的一件事，是努力洗刷去这一事件给自己声名带来的污痕。

他坚持认为，这场骚乱的性质，并非别有用心的无名氏在揭帖中所说的“民抄”，而是“士抄”。前者开罪乡里、结怨于民，几乎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想要翻身都没有机会，董其昌就是打死也不会承认。而后者，不过是一些嫉妒他的财富与声名又不得志的士人、个别仇家唆使不明真相的百姓前来鼓噪寻衅，两者可谓有云泥之别。还原事情的始末，穷究每一个细节，这件针对自己的事肯定是蓄谋已久的，他甚至相信，整件事的背后站着一个跟他过不去的权势家族，目的就是要让他身败名裂。数年前他在湖广学政任上时，因没有答应请托，被某个权势人物唆使数百学生捣毁公署，这两件事情的性质、方式实在太接近了，它们之间到底有没有内在的联系呢？[76]疑点确实太多了。如果官方确有为自己洗刷耻辱的诚意，那么这些疑点是必须予以重视的。他已经失掉了财富、字画、古物，他不想把自己的一生清誉也搭进去。要真是这样的话，大火背后那些阴谋家们真要把下巴也给笑掉了。

董其昌《荆溪招隐图》

从事后的处理结果看，虽然负责全省学政的学台与地方官员有过激烈争论，但最后官方还是基本采信了董其昌的意见。负责调查此事的地方官如是向朝廷申报：“因传奇小说与生员范启宋父子争怨，各抱不平，遂开衅端。二姓越数百里赴职投状，而事外之人，辄从中鼓煽，构此奇变，狂生发难，恶少横起，董氏主仆之住房，一夕成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王以宁遍访乡绅孝廉及诸父老，得出的结论是幕后指使确有其人，严令松江府学严惩肇事的生员，以正纲纪。王以宁在答复松江士大夫二十八人、孝廉五十一人公开信时说，自己与董其昌没有任何私交，这样做完全是为了申明朝廷三尺之法，杜绝东南士人带头骚乱的不良风气。在王以宁这样的在任大员的有力支持下，此案拖了半年后由苏州、常州、镇江三府会审，结论是“诸生一时过信启宋之词，以耳伺耳，以目伺目，愤激成仇，扬袂而起，五学若狂，秽词加遗，骋一时之意气，忘当机之隐祸，宜其有今日耳”。最后做出的判决如下：除将直接参加烧抢董家的一干流氓王升、董元、金留、曹辰等定为死罪论斩外，松江府华亭县儒学生员有五人受到杖惩并革去功名，另有五人受杖惩并降级，三人单受杖惩。范启宋父死非命，门庭被辱，与被告家人情俱可原，不予处分。董的家人陈明尽管被乱民烧光了房屋，官府仍然对其“随行拘责监候”，董其昌本人对家奴的恶行因不知情，免于追究。

无名氏的《民抄董宦事实》记录下了这份受到惩处的生员名单：

郁伯绅，翁元升，张复本，姚瑞徵，沈国光，李澹，李扬誉，陆石麟，冯大辰，姚麟祚，马或，丁宣，方小一……

董其昌与他家乡的读书人的梁子是结下了。对这样的判决结果他当然是不满意的，但也只能故作高姿态，要求当局“宽待生民”。一个叫杨鹤的御史事后忧心忡忡地评论说：董氏在乡里即使有什么不法，也应该按照法律程序来解决才对，怎么会闹到举家百口差点儿全被一把火给烧死？今三吴世家大族，人人自危，恐怕东南之变，将在旦夕。

当董其昌在1616年春天被一把火烧得焦头烂额之际，相去华亭不远的嘉兴，李日华却“终日在花香鸟语间”，依然过着读书、赏画的闲散生活。三月十三日是他五十初度，熟知他性情的儿子肇亨早早就给他备下了一只酒舫，这一天他和一干旧友就在船上饮酒，船过一株海棠树下，虽有落红拥树，而枝头茵红不减。再有刚上市的新茶要烹，朋友带来的杨铁崖的手书、沈石田的山水长卷要品鉴，实在是忙得不亦乐乎。他好像一点也不知道，百余里之外的一把大火，烧掉了一位大师的居所，此人此刻正被仇恨的火苗烧灼着惶惶如丧家之犬。而他依旧好整以暇地在这月中旬出门进行了两次短途旅行。先是十七日在朋友陪同下去苏州，在热闹的阊门一带登岸后，访友、焙茶、赏画，购买瓷器和小件家具若干，勾留四日后回家，用带来的上好泉水泡新茗，似乎旅途的疲劳也烟消云散了。归家次日，好友徐润卿来访，一起赏看王复元的一卷诗稿，似乎也没说起华亭那边的事。

他自己说，上了年纪后眼睛不太好使了，听从医嘱，不能饮酒，不能看书，也不见客，日子寡淡得很，只好在细雨的午后一个人坐在美荫轩里，听外面的春鸟千啭百弄，要么就让儿子把家藏的一把宋琴取出来，放在书案上自娱一番。但到了月底，眼疾稍有好转，他就坐自家的“雪舫”往杭州跑了。这次在杭州足足逗留了二十余日，到下月二十三日才回，见的基本上是同年、故旧、僧人，住的还是以前到杭州必到的昭庆寺，而且还是同一间客房，云山房。他事无巨细地记下了在净慈寺与住持僧人一起以茭笋佐饮剧谈山中往事的经过，记下了冒雨前去拜访当年开封府同人（现已是省级高官）的经过，甚至买到一缶龙井茶、两缶天目山精茶的流水账也记了下来，但对近日江南士林盛传的董家被烧一事依然不置一言，就好像这一哄传江南的事件，对他来说是不存在的。《味水轩日记》里的万历四十四年（1616），看不到松江府华亭县，看不到董其昌，李日华刻意的沉默显得意味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