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有几个月时间，项元汴驾着他的“巨舰”往来于长江三角洲的几大城市，去南京狎妓，去苏州拜访书画界朋友，去无锡的惠泉取烹制新茶的泉水，日子过得优哉游哉。在杭州，他的书画船经常停泊在孤山一带，然后上岸与闻风而至的古董商们洽谈价格。以他的富有和出了名的精明，鬻古之风再怎么盛行，像郭五游这样被骗得血本无归的事是断断不会落到他头上的。一则他鉴古实属爱好，不以此谋利，二则，长年与苏州艺术世家文徵明父子交往，也练出了他一双锐眼。一件赝物放在眼前，即便吹破了天，他还是有本领剥去层层伪装。

出生于1470年的文徵明是他那个时代最为纯粹的艺术家之一，他是名画家沈周的学生（另一位画家吴宽是他的文学老师），但最终他的成就超越了乃师，至少与沈并肩而立，一起成为吴门派的领袖。文徵明在世时，他的画作就获得了广泛的声誉，被视作黄公望、赵孟頫等元代大家的当世传人。嘉靖朝初年，在赏识他的朝中大佬的有力举荐下，文徵明来到京城，在翰林院待了三年（抵京那年他已经五十四岁了），担任没啥行政级别却颇负清望的“待诏”[50]一职，与一帮学识渊博的学者一起编纂前朝皇帝的实录（《武宗实录》）。可能是出于对大议礼而起的诡谲的政治气候的恐惧，文徵明于1526年冬天回到家乡苏州做了一个隐士。在他任职翰林院时，出于对官场前途的考量，他很怕人家把他看作一个职业画家而有失身份，一直只承认绘画只不过是遣兴小技，远非他的专长。[51]直到回到家乡悠闲自适的三十年中，他艺术生命中的黄金时期才真正到来。

他贤惠的妻子吴夫人承担了全部家务，子女婚嫁、筑室置产这些杂事都不须丈夫操心，这让本来就寡言少语的画家可以整日都待在他的玉磬山房里临摹古帖，精研绘事。从文徵明的案头流到外面的任何一幅小型张的作品（包括书信）都被人们视为瑰宝。但自负的画家认为，世人大多只知他书画好，忽略了他的文学才华，即使偶尔有几个知悉他的文名的，也忽略了他精于律例及朝廷典故，经济之学才是他最擅长的。家人的纵容和崇拜者的眼光使他的性情越发孤傲了。在苏州，他虽与官场人物保持着时断时续的交往，但艺术家与生俱来的清高使他不屑与那些看不上眼的权贵交结酬酢，至于那些厚着脸来讨画的，更是让他避之唯恐不及。据说文老夫子的规矩有“三不答应”，哪三者？宗藩、中贵、外国也。

在文徵明去世后致力于收集他的生平逸事的何良俊，曾经讲过这么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苏州极有名望的一位作家顾璘[52]告诉他的。某日，首辅严嵩颇有些委屈地向顾璘发牢骚，说文衡山这人甚好，就是“与人没往来，他自言不到河下望客，若不看别个也罢，我在苏州过，特往造之，也不到河下一答看”。顾璘说，这就是衡山之所以为衡山，若不看别人只看你，成得个文衡山吗？[53]

文徵明像

尽管自己的画作在一些收藏人士眼中成了财富的象征，甚至还有一些酷爱其画者把他的画随葬入墓，但名满天下的文徵明似乎从没有把自己的作品与金钱画上等号，他不许家人把自己的画作拿到市面上出售，但一有街坊邻居赠他糕饼果子的，他会写上满满几大张书法作为回礼。这种安贫乐道的形象足令追慕者对之敬意丛生，但一个改变不了的事实是，在文徵明手上文家没积攒下什么余钱。封地在河南南阳的唐王听说文徵明大名，派人带着一份厚礼来苏州向他求画，他连信都不愿拆阅，来使苦等数日只好无功而返。曾经担任苏州知府的聂豹[54]，后来升至兵部尚书，自己不好意思直接出面，委托何良俊为中介向文徵明求画，文徵明一听就变了脸色，说：“此人没理，一向不曾说起要画，如今做兵部尚书，便来讨画。”何良俊生怕聂豹那里不好交账，只好转求与文徵明交情深厚的阳湖先生，请他出面说项，阳湖先生一听是此事，连连摆手，说：“此老我不惹他。”当时的苏州知府王南岷，一个月里总有三四次要去拜访文徵明，知道文先生不喜声张，每到巷口就让随从回去，下轿换上普通读书人的装束，才去主人的玉磬山房谈文说艺，每次都要太阳下山才回去，到了吃饭时间，主人招待他的也只寻常蔬食菜羹，管饱就行。

文徵明《携琴访友图》

何良俊笔下的大画家还是一个生活的极简主义者。何氏说他住在苏州的那段时间，几乎隔日就要去文徵明的书房坐坐，每次到时，文先生正要吃早饭，都会问一句，曾吃早饭未？何良俊答：“虽曾吃过，老先生未吃，当陪老先生再吃些。”文徵明的早饭很简单，都是一些刚做好的饼饵之类。中餐他会喝一点酒，量不多，也就两小杯，如果谈话兴致上来了，再添两小杯，再加是无论如何不肯了。晚餐吃面食或者米饭，无酒，就寝前再食二小瓯米粥，长年如是，几乎雷打不动。何良俊还披露了一个细节，看上去严肃得有些过头的文先生也有一个爱好，那就是特别喜欢听童子唱曲，哪家有好的班子请他去，听一天也不会厌倦。

一本叫《尧山堂外纪》的笔记言之凿凿地称，过了五十岁文徵明就戒绝**了，把全副精力投入水墨生涯中去。那个时代有一种习见的观点认为，男人的精液里包含着**和创造力，过度宣泄会导致智力的平庸，文徵明显然对此坚信不疑，他对女性的拒斥态度与唐寅、钱同爱[55]等日日笙歌的一班才子朋友形成了鲜明对比，奇怪的是他们在一起玩得挺好。在何良俊收罗的一些逸事中，唐、钱总是要与他开一些情色意味的玩笑，最后总是文徵明招架不住落荒而逃。后来与文徵明结成儿女亲家的钱同爱年轻时是个特别爱闹的人，用文徵明的说法是阔达而无所拘检。有一次，他雇了一只船，请文徵明一起游石湖，提前把一群歌伎藏在了船舱里，船开后，众美女花枝招展出现在他面前，娉婷进酒，乱作一团，文大喊停船，可那船偏向湖中心驶去。文徵明窘迫无计之下，脱下他的臭袜子，众美女都拿香帕掩住了鼻子，远远避开，文还把他的臭袜子扔在钱同爱头上，钱同爱实在不堪忍受，只得让船靠了岸，放走了文。在出于清人之手的《六如居士外集》中，戏弄文徵明的主角换成了唐寅，也是一条游舫，一群歌女，船到湖心，唐寅一个号令，莺莺燕燕全都出来围住了文徵明，令他目瞪口呆，几乎跳湖。唐看到文徵明的窘态，乐不可支。正好有一只小船经过游舫，文拼命招呼船家靠过来，于是众人眼睁睁看他跳上那只小船，一溜烟跑了。

与画艺一样为世人所重的是文徵明在鉴宝方面的精到眼光，经他品鉴的历代字画，在艺术史上几乎可以作为定论，经常会有人拿着一些字画兴冲冲地找他来求鉴定，有时他已看出了是赝品，却还告诉对方是真迹。有人不解他为什么这么做，这不是人为地助长造假之风吗？文先生答，凡买古书画的，必定是家里有几个余钱的，如果沦落到了要出手的地步，那他家里几乎已是等米下锅了，如果因我一句话害得他交易不成，他全家岂不是要受困？我为了自己扬名，却害得别人举家受困，这样的事我怎么做得出来？也有人买到了文徵明的假画来找他题款，文先生也一点没有难色地替他题签。这或许是值得令人称许的厚道，但也使得他在世之日画作就赝品迭出，用王世贞的说法，市面上看到的号称文氏真迹的只有十之二三是真的，其他要么是儿子或弟子代笔，要么出自作伪专家之手。有人开玩笑说，有多少人靠着文先生而活啊，你都可以进乡贤祠了！文徵明正儿八经地对他儿子们说：“我死后，如果真有人荐举我入乡贤祠，一定要拒绝，这是要与孔夫子相见的啊，我没这副厚面皮也。”

有一个叫李子成的浙江海盐人，与文徵明的妻子吴氏是亲戚，1542年冬天，吴氏去世，李子成前往苏州吊唁，与文徵明相谈甚洽，文徵明趁着兴致当即篝灯涂抹，画下一幅《仿李营丘寒林图》送给他。就在那一次，李子成还向文徵明说起了嘉兴项氏家族几位雅好文艺的年轻人，并带去了项笃寿问候老先生的一封书信。

这是可以查找到的项氏兄弟与这位吴门画派领袖最早的交往记录。这一年，项元汴十八岁（他二哥笃寿二十二岁），在这之前，论年纪可以做他们祖父的文徵明根本没有听说过他们。文徵明对项笃寿的回信三年后才姗姗而来，文氏自称这年七十有六，岁数大了，既病且懒，精力一天比一天不济，以至上次讨要的书卷一直不曾写得。尽管信中都是些语气寡淡的礼节性用语，十年后，不知中间有何经过，项元汴与苏州文氏父子的交往突然频繁了起来，而这时他的二哥项笃寿已考中进士在外地做官，反倒与文徵明失去了联系。

从这些有记录可稽的交往中，我们可以看到项元汴与晚年大画家的一段友谊，看到吴门画派的美学趣味怎样潜移默化去影响一个收藏家。1556年秋天，三十二岁的项元汴从文徵明那里获藏张雨《自书诗册》，出资多少不详。1557年，项元汴去苏州的次数更多了。春天，文徵明为项元汴书《北山移文》，项还从文徵明那里获藏元画家吴镇的《竹谱》。六月，项元汴到苏州，以润笔四金向文徵明求字，文氏作小楷《古诗十九首》及陶渊明《田园诗》。这年秋天，文徵明的长子文彭赴任嘉兴府学训导，他短暂任职嘉兴的经历给了项元汴更多亲近文氏家学的机会。文彭既擅书法，又工篆刻，而且特别擅长临摹前人包括乃父的书法，王世贞称之为明代第一临摹高手。这几年，项元汴除了从文彭的父亲那里继续得到字画外，还请文彭为他书王勃《采莲曲》，作草书《雅琴篇》，天籁阁庋藏的怀素《老子清净经》《宋度宗手敕赵子固卷》和陆游手简都有文彭的题跋。

文彭的弟弟文嘉后来也成了项元汴的好友。1576年秋天，项元汴把所藏赵孟頫《白云净土词》重新装裱，文嘉为之题跋，称这幅作品笔法妍媚，且纸墨完好、精神焕发，实在是天下少有的宝物。同年，又为宋画《钟进士移居图》题跋。1577年夏天，项元汴特意派人前往苏州，把用重金购于乌镇王济处的一卷冯承素本《兰亭序》（即所谓“神龙本”）交给文嘉请之题跋。文嘉回忆了他与今存世间三本唐摹《兰亭序》遭遇的经过，说很感谢项元汴让他得偿夙愿，他考证此卷摹拓之精、钩填之妙，极有可能是褚遂良的笔迹。对项元汴有雄厚的资金广为购藏天下宝物，他也没有掩饰自己的歆羡：“子京好古博雅，精于赏鉴，嗜古人法书如嗜饮食，每得奇书，不复论价，故东南名迹多归之。”1578年，项元汴五十四岁生日，文嘉又画一幅《山水图》相赠。

冯承素本《兰亭序》

对于文彭、文嘉兄弟来说，有文徵明这样一个活到将近一百岁、越老越健旺的父亲真是一桩非常可怕的事情，这意味着他们无论多么出色，都注定了在父亲盛名的阴影下无所作为，除非他们比父亲做得更好，而这几乎像一匹骆驼要穿过针眼一样艰难。文彭身在官场，应酬又多，经济之拮据可想而知，遇着项元汴这样一位雅好文艺的巨富，即使交情再好，有时也难免下一两回手。前面说到项氏得之于文氏家族的张雨《自书诗册》粉笺本，看上去极像元代之物，但近代鉴赏大家、目力过人的刘九庵一眼认定为赝品，说这幅作品后人状写的痕迹十分明显，尤其是赵孟頫的跋文，按理说既应有赵所师法的唐人的紧劲严整，又有其特有的遒媚风姿，但这一切都看不到，刘九庵断定，必是文彭做了手脚。

还有一幅怀素的《自叙帖》，詹景凤在《东图玄览编》里说，这幅字先后归属过严嵩、文氏、项氏，但项元汴从文彭那里得到的却是一幅伪本。詹景凤揭露那个时候一种通行的作伪手法，是以真跋装在伪本后面，出手赚取高价，而把真本私藏起来。据说当詹景凤当面指出时，被揭老底的文彭恼羞成怒，指着他骂：“真伪与若何干？吾摹讫掇二十金归耳！”后来詹景凤到北京，曾任职国子监祭酒的收藏家韩敬堂给他说了一件奇怪的事，说近来看到一卷怀素的《自叙帖》，蓼纸甚厚，看字迹像是真本，上面却没有跋，不知是何缘故，因吃不准到底是真是假，所以没有购入。詹景凤惊问，这幅字现在何处？韩答，已经找不到那人了。詹景凤说了文彭作伪经过，说没有跋的一定是真迹，韩敬堂听了后悔不迭。

文彭的弟弟文嘉也参与过对项元汴的欺诈。项元汴以二十两银子从文嘉那里购入了一幅祝允明法书《草书怀知诗》，后来也被人从跋语里看出了马脚。因为跋语里提到的王傲、陆完均等人，在这幅法书写成的嘉靖二年（1523）还在世，跋语里却说他们已经死了。文嘉与祝允明很熟，他临摹的祝体法书甚至得到过祝允明本人的赞许，这幅卖给项元汴的字他临仿得极为高妙，好长时间都无人怀疑，直到1564年项元汴拿出来重新装裱，才被人看出端倪来。至于那幅真迹去了何处，就无人知晓了。

天籁阁的许多藏品，都曾有文氏兄弟掌眼把关，在文氏兄弟的熏陶下，项元汴的艺术趣味和眼力也得到了极大提升，但也正是这两个项元汴极为信任的朋友，先后都参与过对项的愚弄，就是在这样一种共生共栖中，他们获得了友情和利益的平衡。因天籁阁，项元汴的身份获得了提高，但他的吝啬和没有文化也被专业人士蔑视。比如谢肇淛就毫不客气地说他“纤啬鄙吝”，是个世间少有的“两截人”。[56]项元汴一直都在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真赏者[57]，但在同时代许多人眼里，他终究不过是个名利场中的耳食人，这世界对他实在有些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