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项元汴之前，明朝首席收藏家的名头，非安国（字民泰，1481—1534）莫属。生活于弘治、正德年间的安国是他那个时代里富可敌国的人物，当时有一支民谣这样唱：“安国、邹望、华麟祥，日日金银用斗量”，这东南三大豪富中论资产规模，又以无锡人安国为最，人称“安百万”。出身低微的安国，天生就有一颗生意人的大脑（“性资警敏，多谋韬略”），在弘治初年就借由经商及兼并土地成为巨富，据说他家在松江府的田产就达两万亩。在他所住的无锡胶山南麓，建有一片华美的园子，叫“西林”，落成之日，请到了著名散文家王世贞撰文《西林记》以记其胜，吴门画家张元春为之绘图。性喜桂花的安国沿着胶山后岗种了整整两里地的桂花树，自号“桂坡”，把所住精舍自题为“桂坡馆”。

像那个时代把持乡间社会的缙绅和骤富的商人、地主一样，安国在他的家乡以慈善家闻名，捐出大把的银子连眉头都不皱一下。官修的地方志里载录了他出资助平倭寇、修筑常州府城、疏浚河道、兴办学校等善举，还记载说，有一年饥荒，安国出银米赈济，又以工代赈，养活了地方上近万人，以至有“义士”之称。除了拥有一个好地主的声名之外，安国还想方设法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处士”，一个狂热且别出心裁的旅行家。从他留存后世的游记来看，北至蓟门、居庸关，西至庐山、武当，以及浙江的天台、雁**、普陀，大明广袤的疆域内到处都留有他的屣迹。此人有一癖好，出去旅行总喜欢带着一大帮清客和画家，所到之处，大小官员迎送宴饮，赋诗赠行，拨给马夫，排场之大俨然贵官，他自己每到一个地方，也喜欢写诗以记到此一游。但此人虽好风雅，终究读书不多，文字功底差劲，诗写得尤其拙劣，紧要处难免露出暴发户的毛脚来，以致他敝帚自珍的那本诗集《游吟小稿》被后人嘲笑为“富翁诗”的代表。[19]

富家翁安国出行的另一目的是收罗各地珍玩，钟鼎彝器、古玩玉器、珍本古籍都在他的渔猎之列。像这样一个阔而好古的人，自会有同样雅好此道的官员、士人与之交结，也会吸引不少当世画家和古董商人。安国好古又不泥古，看到好的当代作品，只要对方肯出手，他也毫不犹豫买下，这样他每次归来，总能图籍盈载，收获颇丰。他到苏州，唐寅的老师周东村送他画作《东游图卷》，文徵明赠他手书诗作。到温州，在一个叫赵墨泉的朋友那里看到赵孟頫的《七马图》，千方百计要搞到手，不管对方出多高的价。一路再过石门、处州、丽水、缙云，所经眼的也全是苏、黄、米、蔡真迹。安国的“桂坡馆”藏品中，最让他引以为傲的，是耗费二十年时间搜来的北宋珍拓石鼓文十种，据说为了搞到其中的“后劲书”，他把五十亩良田与人家交换，收齐十种花费已逾万金。

苏轼《寒食帖》

除了这些身份——慈善家、大收藏家、蹩脚的诗人，安国还有一个铜活字出版家的身份为后人所重。《梦溪笔谈》之类的科学史读物告诉我们，中国的活字始于宋代，但迄今谁也没有看到过实物。人称“民国四公子”之一的袁寒云夸口说他家藏有宋铁盔活字本，据方家最后证实，其实也还是明代的铜活字。据见过袁藏真迹的人说，那字体，真有如铁画银钩，锋棱毕现。而说到明代的铜活字，又以弘治年间的华氏兰雪堂和正德、嘉靖年间的安氏桂坡馆出品为最上品。大概是正德七年（1512）左右起，安国就开始打造他的出版王国，并着手铸造铜活字。凡经他的手出版的书，木刻本的注“安桂坡馆”四字，铜活字版的，则在页中间上方标注有“锡山安氏馆”五字。安国自己那些游山玩水的流水账，以及那部被讥为“富翁诗”代表作的《游吟小稿》，就全都由他自己的书坊用铜活字印制。安氏出品的铜活字版书刻精美无比，传到南京吏部尚书廖纪的耳里，他还特地委托安国印行一部自己撰写的县志，据说安国印好后送去，廖纪看了叫好不绝。一百余年后，崇祯朝大学者钱谦益在刊行《春秋繁露》时，抛开错误百出的金陵本，特地以锡山安氏活字本为底本，校改数百家谬误，自称快意实在莫过于此。[20]终安国不长的一生（他活了五十三岁），经手藏品无数，他在世时自然不会想到，自己书坊的产品也会被后世视为奇货。

在后来的读史者眼里，安国和项元汴，这两个递次出现的大收藏家，后者更像是前者的一个人生翻版。他们的上辈都留下了庞大的家业，使得他们有雄厚的财力收罗、购置经眼的历代珍玩。他们都从没有参加过任何一级的国家考试去博取功名，终生远离仕宦之途。更巧合的是，他们都有六个儿子[21]。这些儿子参与了他们死后全部财产的瓜分，虽然这些后代有继续从事收藏的，但论财力和热情都已大大不如他们的父辈。在安国这里更可悲的是，儿子们把他桂坡馆的全部铜活字也一析为六瓜分掉了，以致谁也不能拿这些残缺的字模印出一部书来。

1534年，安国在无锡西林去世时，项元汴还只有十岁，但这并不妨碍他在以后的日子里把自己视作安国的精神传人。当桂坡馆的藏品源源不断流进天籁阁时，项元汴或许会意识到，他们之间并不仅仅是精神气脉的相通，安国的生命已经无形之中在自己身上得到了延续。1569年，项元汴从安国的长孙安南屏手上得到了王羲之的《此事帖》，喜不自胜的他即在此帖上写上“墨林主人项元汴用价五十金，得于无锡安氏，时隆庆三年（1569）八月朔日”的简短跋语（他在字画的裱边或背后经常会像生意人记账一样记下所收作品的价格，并加盖鉴藏章）。安南屏同时出让给他的还有一幅南宋画家王岩叟的绢本《墨梅图》，虬枝铁干，灵秀之气透出毫端，可称宋画中的上品，他也毫不客气地题上了“墨林主人项元汴家藏”字样。面对着这些已然换了主人的盖有“明安国玩”“大明锡山桂坡安国民泰氏书画印”等藏印的安氏旧藏，项元汴心中时常会浮起人生如寄的苍凉之感，细细把玩之余，项元汴常有起安国于地下，一起把臂于明窗之下煮茶披览的念头。[22]

项元汴鉴赏印

仗着雄厚的资金实力，项元汴的早期鉴赏生涯中通常走的是向大藏家后代进购的捷径，在这条清晰可见的递藏链中，江南的风雅得以经年不息地延续。天籁阁的最初一批藏品，除了来自桂坡馆，还有一部分是富商华麟祥的后人散出，大藏家王鏊、史鉴、陆完的后人也把零星的藏品出售给了项元汴。如宋画《秋山萧寺图》就是得之于王鏊家，南宋赵子固的《梅竹诗谱卷》，则以四十二金得之于史鉴[23]的孙辈手里。在这些藏品的跋语中，项元汴总是一再强调它们的尊贵出处，意图不言自明，就是要借由它们的高贵血统把自己抬到与前辈鉴赏家同等的位置。

传燕文贵《秋山萧寺图》（局部）

项元汴去世时才十二岁的沈德符，在1606年出版的《万历野获编》一书中描绘过一幅脉络清晰的江南收藏史简图。沈德符说，自嘉靖末年起，海内承平已久，资产丰厚的士大夫家，造园林、置家班、搜古玩蔚成一时之风气。在这幅跨时半个多世纪、收藏界大拿们一个个如走马灯一般登场的风尘画卷里，沈德符列举的名播江南的鉴赏玩家，除了与项元汴的天籁阁相关的溧阳史尚宝（史鉴）之子、锡山安太学（安国）、华户部（华麟祥之子华云），还提到了延陵嵇太史应科，云间朱太史大韶，南都姚太守汝循、胡太史汝嘉。北京玩风稍逊，主要有严嵩父子、成国公朱希忠兄弟和张江陵。严氏以权势劫取古玩，朱氏以财富交易古玩，张江陵嗜玩此道，收藏不多却都精好。这个玩家名单上最引人注目的是嘉靖、万历朝的两个权臣：严嵩和张居正。

来自江西分宜的严嵩以贪欲炽盛而著称。此人文才甚佳，擅写一手青词，又善于揣测上意，以此获得热衷长生之道的明朝第十一位皇帝朱厚熜的赏识，在嘉靖朝几乎只手遮天。执掌国柄二十年，长袖善舞的严嵩伙同他的儿子严世蕃敛取了大量资产，据说严嵩在自家内库就曾夸口说朝廷都没有他有钱。钱多得都要盈溢出来了，自然也要旁及书画古董雅事，严嵩又是这样一个权势熏天的人，上门送礼的自不必说，他的亲信鄢懋卿、胡宗宪、赵文华[24]一班人，更是不遗余力到处替他收罗。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里记载了严嵩因收进一幅假画而兴起一桩冤狱的故事。

话说当时坊间传闻，北宋名家张择端的手卷《清明上河图》落在苏州吴县王鏊家中，远在京城的严嵩极想得到这幅名画，但王鏊身为正德朝的内阁成员，家中并不缺钱，很难以阿堵物打动，于是严嵩命他的门下清客、一个叫汤臣的嘉兴人想办法去搞到。汤臣是个书画装裱匠，人称“汤裱褙”，与吴中收藏界素有往来，辗转找到了早年的一个旧识，太仓人王忬[25]。王忬虽在离家乡数千里外的蓟辽任总督，且军务繁忙，但既是严太师门下找上门来，也只好勉为其难答应想想办法。可是该想的法子都想了，画还是不能到手，最后只好出高价雇了一个叫黄彪的画家，让此人对照原作临摹了一幅，交给汤臣应付了事。这黄彪也真是个丹青高手，把这幅古画临得惟妙惟肖，就是经眼古物无数的人也看不出这画假在何处。严嵩以为真迹已经到手，就藏入内库，家中一有来客就拿出来炫耀一番。

某日，严府酒会高张，主人又拿出秘藏的这画让众人欣赏，且言明是通过谁谁谁搞到这画。一般的客人即使看出这画有假，怕得罪主人也不敢点破，不巧这日的客人中，有一人与王忬曾有过节，看到这个送上门的把柄哪肯放过，就当场指出这画是赝本。严嵩大怒，认为是王忬有意欺骗他，不久后，蓟辽一带招降的部落反叛，占领了遵化城，又适滦河溃堤，严嵩就以此两事为借口，把王忬逮到京城，硬安上一个失职的罪名给杀了。但也有一说是汤臣与王世贞兄弟有隙，自己找个机会向严嵩透露了这是一幅摹本，严嵩不信，汤臣指出了一个细节，说此画真伪只消看屋角雀是否一足踏二瓦便可证实。只是可怜王总督怎么也想不到，让自己掉脑袋的竟然是那幅黄彪临摹的《清明上河图》，知道底细后真是肠子也要悔青了。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1562年6月，严氏内阁倒台，顾念此人撰写青词的功劳，朱厚熜没有把这个服侍了自己二十多年的老臣赐死，只是把他从京城逐回江西老家。三年后，严世蕃被举报谋反，经三法司会审后处决，严府所有家产都遭籍没，严嵩和他的几个孙子被废为平民。抄没清单上三万多两黄金、两百多万两白银的财产让朱厚熜大为吃惊，他怎么也弄不明白，自己一向信任有加的前首辅是怎样囤积起这么庞大的一笔财富的。登记册上还有碧玉、白玉围棋数百副，金银象棋数百副，这些世上最为昂贵的棋子如果用来对弈，实在笨重不堪，藏着又没啥大用，此案侦办人员实在搞不明白曾经的首辅大人为什么要收藏这些无甚用处的长物。抄没物资中尤为可笑的是一件亵器，系一白金美人，以其阴承接严老爷的便溺，因这件东西实在有碍观瞻，无法进呈皇帝御览，就在当地熔毁后直接折算成金银了。

严嵩费尽心力收罗来的书画古玩全都籍没充入皇家内库。1565年，文徵明的儿子文嘉接到一项特别指令，要他参与对严氏书画的登记造册工作，严嵩在分宜老家、袁州新宅以及省城数处住宅里的名画法帖全部集中点检，费时整整三个月才登记造册完成。据一本叫《天水冰山录》的私家笔记记述，抄没的严氏书画共计有三千多轴（卷、册）。万历初年，因边务吃紧，军费开支严重不足，这些古画、法书都被充作武官岁禄分发下去。武人不识风雅，每一幅古字画，哪怕是唐宋名家名作，也都值不了几个银子。袭爵成国公的朱希忠和他的一个弟弟趁机大量抄底吃进，入手时都很便宜，没过几年价钱都翻了十几倍。朱希忠去世后，他的儿子把这些钤有“宝善堂”印记的古字画成批送给时任内阁首辅的张居正，终得进封定襄王，就这样，被年轻的万历皇帝尊称为“张先生”的张居正又成了这批古玩的新主人。

张居正对艺术品的嗜好一点也不亚于前朝首辅严嵩，相比于严嵩出了名的贪婪，张居正对下属素以峻刻著称。他狭长的脸相再配上两道粗黑的剑眉，站在那里天生就是权力和威势的象征，时人有向他敬献宝物的，畏其势焰，必不敢拿赝品来糊弄。所以张居正虽然没有指使亲信到处去搜罗珍玩，所入之途稍狭，但藏品的质量却要远高于严嵩。但在经过无数岁月淘洗的古物面前，一个人再强势、再富有，也不过是个仓库保管员的角色，1582年7月9日，随着张居正在北京任上去世，对之清算的风潮已在慢慢积聚成形，到他去世后的一年零九个月，即1584年5月，这场风暴终于刮向他的家乡湖广江陵，他的家产也难逃清抄一空的厄运。明朝皇帝对臣下历来刻薄寡恩，这种无情无义在朱翊钧身上几乎到了病态的地步，受皇帝直接指令，前往江陵查抄家产的刑部官员和司礼监的内官不仅把前首相的长子逼得上吊自杀，入户搜查时，自赵太夫人以下的张府妇女，内衣的脐腹部位以下都要被查抄者摸遍，以防她们出宅门时夹带金器、地契及一切值钱的东西，见者都说实在太过惨毒。

那批从严嵩手上流进皇家内库的古物，在张居正这里短暂停留后又籍没回到宫里，它们如同走了一个圆圈又回到初始的起点。这批藏品，不久后被掌库的宦官陆续偷盗出宫，在市面上低价抛售。得知这一消息，项元汴、韩世能（一位长期在北京为官的苏州人，官至翰林学士）、王世贞和王世懋兄弟这些江南藏家纷纷北上争购。那时项元汴已步入晚境，他竞买到的这批字画数量不是太多，但都是精绝之品。这些古玩字画散入人间，一些人士有知道它们聚散始末的，展卷赏玩时不免掩卷低回。坊间传闻，经严、张两府收藏又遭籍没的这些名画法帖，卷轴上都钤有官府登记的印记，前者为袁州府经历司半印，后者为荆州府经历司半印。但后来市面上冒充这两府藏品的越来越多，那都是江苏和安徽两地的造假者弄出来欺蒙“耳食者”的。这些作伪高手仿制了两个半印盖在一些出处可疑的画作上，以此牟得暴利，那都是后话了。

这幅收藏史简图的最后，异峰突起的是著名画家董其昌和来自山阴的前吏部官员朱敬循[26]。沈德符告诉我们说，随着1590年前后项元汴、韩世能的相继去世，一个黄金时代谢幕了，此后的舞台上，明朝首席收藏家的竞争就在董和朱之间展开了。董起步稍晚，却名头最响，人称他对鉴赏此道如有“法眼”。朱敬循的路子要猛一些，也野一些，在他巨大的胃口面前，古董商争着供货，他家园林都成了古董商人的战垒。同时开始粉墨登场的，还有那批以经营盐、米、丝、茶和典当行骤富的徽州商人，但这批生意场上的娇客刚入此行总要吃亏，做冤大头，收进了一大堆诸如“钟家兄弟之伪书、米海岳之假帖、渑水燕谈之唐琴”的假古董，还以为是什么了不得的宝贝。这帮憨大一般的贵公子、大富人，就好像被人强灌了蒙汗药，还以为喝的是琼浆玉露，常常惹得行内人发笑。

在项元汴生活的时代，他最大的敌手是南直隶太仓州的王世贞、王世懋兄弟。1566年，屈死的父亲王忬平反后，王世贞在官场上获得了稳步升迁，先在地方历任河南按察司副使、浙江右参政、山西按察使等职，再迁南京大理寺卿、兵部右侍郎，擢南京刑部尚书。同时，作为文学复古主义运动的偶像，他与另一位文学领袖李攀龙同为文坛盟主，并在李死后做了二十年诗坛老大，情形就如同史传所说，“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片言褒赏，声价骤起”[27]。

自号“弇州山人”的王世贞也是那个时代杰出的书画鉴赏家和藏书家，在他家的别墅“弇山园”中，建有“小酉馆”贮书达三万余卷，其中经学典籍专贮于“藏经阁”中，三千余卷宋椠元刊之书，另作“尔雅楼”精藏。一本叫《茶余客话》的私家笔记上记载说，王弇州家藏古籍最多，好多年代久远的藏品都已水渍虫蛀不成册，所以他又特别注重装潢修复，每有精于此道者，必请到家里延为上宾。太仓王氏，自居世代簪缨的琅琊王氏余脉，王世贞自然很看不起嘉兴项氏这样用金钱堆砌出来的布衣藏家，而项元汴终生不近仕宦，加之读书不多，对知识权力有着一种近乎本能的抵触。是以，尽管他们有着几乎相同的拥宋重元的美学旨趣[28]，对当代艺坛也只看重文徵明一脉的吴门画派，但这两个同龄人（项比王长一岁）之间相互攻讦、鄙薄的事，时有发生。1576年，项元汴就曾对前来观画的詹景凤表示对王世贞的不屑：“放眼当今天下，谁具双眼？王氏二美（王世贞、王世懋兄弟）不过是瞎汉，顾氏二汝（顾汝修、顾汝和兄弟）少一只眼，唯独文徵明，算是双眼健全的，可惜已经死了很久了。今天下谁具双眼者？也只有我项墨林与你老兄两人了！”[29]

像一个觊觎别人家美妇的浪**子一样，王世贞总会以一种复杂的心情惦念项氏天籁阁里的那些书画珍藏。起初，有古董商人想将黄庭坚的法书《经伏波神祠》卖给王世贞，王囊中羞涩没有买下，后来项元汴以重金购入，王世贞想起此帖就心中发酸，把项元汴比作霸占美姬的一个唐朝蕃将沙咤利，连呼“可怜，可怜”。宋代书家徐铉的《篆书千字文》，吴中一个卖家曾经想出售给王，王开始断定为真迹无疑，写下了考证跋语，可是后来又对帖中某处细节产生疑窦，对原先的鉴定意见发生动摇，要不要购入骑墙难下。本来只能怪他自己看走了眼，但一得悉项元汴花费百金购入此帖，又听人讹传自己的跋语也被割去，他愤懑地写道：“若无此辈，饿杀此辈！”[30]

顾恺之《女史箴图》之“冯媛当熊”

让王世贞尤为牵挂的，是项元汴家藏的一幅公元4世纪画家顾恺之名作《女史箴图》的唐人摹本，此画取材于西晋文学家张华的《女史箴》，共有十二段，王世贞曾在北京见到其中“冯媛当熊”一段，讲的是汉元帝大臣冯奉世的长女冯媛，在皇帝临幸上林苑观兽斗时只身挡住一只扑向皇帝的熊的故事。顾氏原作早就湮灭无闻，然这幅五代画家的摹本，用线精细绵密，宫女形象端庄秀美，宛然若生，尽得顾恺之线描“春蚕浮空，流水行地”之意境，后来通过项元汴的二哥项笃寿从中斡旋，王世贞总算从天籁阁借出此画，一慰相思之苦。[31]

大约1574年冬天，王世贞从一个商人手上买到了三国时期曹魏书法家钟繇[32]的名作《荐季直表》[33]，此帖被历代书家视为法书鼻祖，作于钟繇七十高龄之时，笔画、结字都极其自然，章法错落，真如方家所说“高古纯朴，超妙入神，无晋唐插花美女之态”。这件宝物到王世贞手上时，虽历一千三百余年而犹完好若未触手，王世贞视为最心爱之物，说“天下之学钟者，不再知有《淳化阁》”，详加考辨之余，又刻入自家珍藏《尔雅楼法书》。1586年，时当万历十四年，学者胡应麟和好友汪道昆一起到弇山园拜访王世贞，谈古鉴古兴致方浓，汪道昆请求王世贞把楼中珍藏的《荐季直表》取出来一同观摩，王世贞黯然良久，说：“是月以催科不办，持质诸檇李项氏矣。”语气间满是沉痛和失落。

这是王世贞被劾乡居的第八年，为了给死去的父亲请旌，获得朝廷的恤典，他不得不到处奔走筹款，上下打点疏通关节。这肯定需要一笔不菲的银子，以致以富庶著称的王家也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为了催科所需的款项，一向视古物为性命的王世贞不得不把最心爱之物也抵押了，而项元汴也根本不会想到，前来典当的竟是大名鼎鼎的王世贞！这真是伤心而又尴尬的一幕。所幸经应天巡抚、苏松等处巡按御使等同僚多方奔走，到了胡、汪来做客的第二年，王世贞的奔走总算有了结果，礼部为他死去多年的父亲王忬请旌，获两祭全葬与赠官恤典，此事总算圆满。而王世贞为此付出的代价也够大了，那张字若云鹤游天的钟繇法帖已永远不可能回到他身边。1590年冬天，如同约好了一般，项、王在同一个月去世，此帖究竟归谁，他们或许只能在地底下争执了吧。

钟繇《荐季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