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农夫得到了房子，他不仅没富，反而更穷了，因为房子占有了他。按我的理解，这正是莫摩斯反对密涅瓦[40]造房的正确缘由，莫摩斯说她造的房子“不好移动，否则的话就可以避开可恶的邻居”；这条反对缘由依然可以提出来，因为我们的房子一点也不适用，我们不是住在里面，而是给囚禁在里面，至于那要避开的可恶邻居，正是我们可鄙的自我。在这个城市里，我至少认识一两家人，他们盼了一辈子，想把郊区的房子卖掉，搬到乡下去住，但一直没能如愿，唯有死亡才能使他们彻底解脱。

就算大多数人最终能够拥有或租用配备了各种改进设施的现代房屋。虽然文明在不断地改善着我们的住房，但它却没有同时改善住在房子里面的人。文明创造了宫殿，但却不易创造贵族和国王。如果文明人的追求价值还不如野蛮人，如果他的大半生都在忙于得到这些粗俗的生活必需品和安逸的生活，那么他又何必要拥有比野蛮人更好的住所呢？

但是这些贫穷的少数人又如何过日子呢？或许人们会发现，有多少人的外部境遇比野蛮人的好，就会有多少人的外部境遇比野蛮人的差，他们之间是一种正比关系。一个阶级在享乐，另一个阶级就必然在吃苦。一边是宫殿，另一边则是贫民院和“默默无语的穷人”。给法老建造金字塔陵墓的众多工匠，只能靠大蒜为生，而且死后还不一定能得到体面的安葬。给宫殿造好了飞檐的石匠，晚上回到了或许连棚屋都不如的茅舍里。有人认为，在一个处处显示文明的国家里，大多数居民的生活未必比野蛮人的潦倒，真要是有了上述这种想法，那就大错特错了。我说的是潦倒的穷人，而不是潦倒的富人。要想明白这一点，不用远看，只要看一看铁路边，到处都是简陋的小屋，这是文明进程中最没有进展的东西；每天散步，我都能看到有许多人挤在那肮脏的小屋里，整个冬天，为了透光，他们将门开着，却看不到一点火堆，通常火堆只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之中，无论是老是幼，由于怕冷受苦，长期以来习惯于蜷缩成一团，因而他们的躯体永久地蜷缩起来，他们的四肢和感官的发展也停滞不前了。比较公正的做法应该是去看一看这个阶层，正是由于他们的辛勤劳动，表现这一代人特色的工程才得以完成。在英国这个世界大工场里，各种名目的技工，情形大致也是如此。或许我可以将你引向爱尔兰，那地方在地图上是绘为白色或标为开明地区的。不妨将爱尔兰人的身体状况跟北美印第安人或南太平洋岛民，或任何其他没有跟文明人接触过，因而没有堕落的野蛮人的身体状况做一番比较。我深信野蛮人的统治者和文明人的统治者一样聪明。他们的状况只能说明与文明并存的东西何等污秽。现在我根本不必提我们南方各州的雇工，他们生产了这个国家的主要出口产品，而自己也成了南方的主要产品。我只说一说那些状况还算中等的人吧。

大多数人似乎从没考虑过，一座房子该是个什么样子，他们本不必贫困，但实际上却是穷了一辈子，因为他们老想拥有一座跟邻居家一样的房子。就好像一个人总要穿裁缝给他做的各种衣服，或者，由于渐渐甩掉了棕榈叶帽子，或土拨鼠皮做的软帽，他便不断地抱怨时代的艰难，因为他居然买不起一顶皇冠！要造一座比现有的房子更便利更豪华的房子还是可能的，但是大家都承认，这笔造价我们付不起。难道我们老是要研究如何得到更多的这类东西，而不是有时满足于少一些。难道那些可尊敬的市民就是这样言传身教，一脸严肃地让年轻人在死之前多准备一些套靴、雨伞，还有空空如也的房屋，来招待并不存在的客人？为什么我们的家具不能像阿拉伯人或印第安人的那样简单？我们把民族的恩人称为天上的信使，给人类带来天神礼物的使者，当我想起这点时，脑海里总是想不出他们的身后有什么随从，或整车整车的时髦家具。既然我们在道德上和智力上都比阿拉伯人高出一筹，那么我们的家具就应当比他们的更复杂，假如我同意上述观点——这种同意不是挺怪的吗？那么情况会怎么样？现在，我们的房子里堆满了家具，脏兮兮的，一个好主妇宁愿将大部分家具扫进垃圾坑，也不愿放着早上的活儿不做。早上的活儿！在这个世界上，面对曙光女神奥罗拉[41]的曙光和曼侬[42]的美妙音乐，人们早上的活儿应该是什么呢？我的写字台上有三块石灰石，但是我发现它们每天都需要清理灰尘，这把我吓坏了，我头脑中的灰尘还没清理完呢，于是我厌恶地将它们扔出窗外。那么，我怎样才能得到一座带家具的房子呢？我宁愿坐在露天，因为草上不积灰尘，除非人类已在那儿破土动工。

骄奢**逸的人开创了新的风尚，让芸芸众生步步跟随。在所谓最好的旅店投宿的人很快发现了这一点，因为旅店的老板把他当成了萨丹纳帕路斯[43]，如果他顺从了他们的怜悯[44]，那么很快他就会失去他的阳刚之气。我想在火车车厢里，我们倾向于将钱更多地花在奢侈的设施上，而不是花在安全和方便上，结果安全和方便没得到，相反车厢倒成了一个现代客厅，里面有长沙发、土耳其睡榻、百叶窗，还有上百件其他的东方物品，这些是我们从东方引进来的，本来它们是为天朝的六宫粉黛和妻妾后妃发明的，就是乔纳森[45]听了，也会感到羞愧的。我宁愿坐在一只南瓜上，独自拥有南瓜，也不愿和人一起挤在天鹅绒的垫子上。我宁愿坐在牛车上，来去自由，也不愿乘坐游览火车的花哨车厢去天堂，一路呼吸污浊的空气。

原始时代，人类的生活简单朴素，无遮无掩，这至少有一个好处，即他依然是大自然中的一名过客。吃饱睡足，精神焕发之后，他又开始考虑上路。可以说，他住在人世间的帐篷下，穿过峡谷，越过平原，爬上山峰。但是，瞧！人类已经成为他工具的工具。过去饥饿时便独自采摘果子的人，现在则成了农夫；过去在大树下庇荫的人，现在则成了管家。现在人类不再搭营过夜，而是在地球上安了家，忘记了天空。我们之所以信奉基督教，无非是因为这是改善农业[46]的一种方法。我们已经为尘世造好了府邸家宅，并为来世造好了坟茔墓冢。最好的艺术品表现的是人类如何从这一境遇中解脱出来，但是我们的艺术效果仅仅是让这低级的境遇变得舒服，而更加高级的境遇则被抛至脑后。实际上，这个村子就没有艺术品的一席之地，就算是有些艺术品传到我们手上，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房屋和街道也无法为它提供合适的垫架。挂画找不到钉子，放英雄或圣徒的半身塑像又没有架子。当我想到我们的房子是如何建成的，房钱有没有付，他们的内部经济是如何管理得以维持的时候，我不禁感到纳闷儿，为什么客人在赞赏壁炉架上那些华而不实的装饰时，地板不会下陷，让他跌落到泥土味很浓但却坚实牢靠的地窖里。我不能不看到，这个所谓富饶优雅的生活，无非就是让人向上跳跃，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上面的艺术装饰，我的精力全部集中在跳跃上，因为我记得，人类肌肉跳跃的最高纪录，还是流浪的阿拉伯人保持的，据说他们能从平地跳到25英尺高。如果没有人为的东西加以支撑，就是跳到那个高度，也必然要落到地上。我不禁想问一下举止不当的业主，首先，是谁在支持你？你是那百分之九十七失败中的一个，还是那百分之三成功中的一个？如果你回答了这些问题，或许我会看一看你那些华而不实的小装饰，发现它们无非是些装饰品。马车套在马前，既不漂亮，也不实用。用漂亮的物品装饰房屋之前，我们必须先将房子的墙剥干净，然后再将我们的生活剥干净，同时还要有美好的家政和美好的生活做基础。现在，美的品位大都是在户外培养的，那里既没房子，也没管家。

老约翰逊[47]在《神奇的造化》一书中谈及了本镇的最早移民，他和他们是同龄人，他告诉我们：“他们在某个小山坡上掘一个地洞，作为最早的栖身之处，他们将泥土高高地堆在木头上，在最高一侧生起烟火，烘烤泥土。”他们没有“给自己造房子”，他说，“直到上帝祝福，让大地给他们带来了面包，养活他们”，第一年谷物歉收，于是“有好长一段季节，他们不得不减少口粮”。1650年，新尼德兰州[48]的秘书长，为了给想到那儿移民的人提供信息，用荷兰文写了一段更加详细的介绍：“新尼德兰，尤其是新英格兰那些人，起先无法随心所欲地造农舍，他们只能在地上挖一个方方正正的坑，像地窖一样，六七英尺深，长宽随他们定，在坑里的墙壁四周围上木板，再在上面钉上树皮或别的什么东西，防止泥土塌陷进来；地窖的地上铺上木板，顶上用护壁板作天花板，架起一个斜梁屋顶，上面再铺些树皮或绿草皮，这样他们就可以全家住在里面，防雨取暖，过上两年、三年，或四年，可以推测，根据家庭的大小，地窖里也隔成了数小间。殖民地开始的时候，有钱有势、有头有脸的新英格兰人，一开始就是住在这样的房子里的，原因有两条：第一，不想把时间浪费在造房上，免得下一个季节没粮食吃；第二，不想使从本国带来的大批穷劳工灰心丧气。过了三四年，等到田野适合耕种了，他们才花上几千块钱，为自己建造豪华的房子。”

从我们祖先所采取的做法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至少是深谋远虑的，好像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满足当务之急。但是这种当务之急现在得到了满足吗？当我想为自己弄一套豪华的住宅时，我不禁踌躇不前，因为这片国土还适应不了人类文化，我们还不得不削减我们的精神面包，削得比我们祖先做的全麦面包还要薄。这倒不是说所有的建筑装饰都应弃置一边，就是在最初的阶段也非如此，而是说房屋的内部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因而我们首先应将室内搞得美一点，就像贝类动物的内壁，但也不要美得过分。然而，唉！我去过一两户人家，知道它们的室内装饰的是什么样子。

尽管我们今天还没有退化到住山洞或棚屋，或穿兽皮的地步，但是如能享受人类付出很大代价、辛辛苦苦发明而来的种种好处，那当然是再好不过了。在我们这一带，木板和盖板，石灰和砖头比较便宜，而且比可以住人的山洞，或整木，或大量的树皮，或做好的泥坯，或平坦的石块更容易得到。我这么说是深有体会的，因为我既熟悉理论，又有实践经验。只要多动一动脑筋，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些材料，使自己变得比最富的人还富有，使我们的文明成为一种祝福。文明人是一个更有经验，也更为聪明的野蛮人。不过，还是让我赶紧来叙述自己的实验吧。

1845年3月底，我借来一把斧头，来到了瓦尔登湖边的森林，想在最近的地方给自己造一座房子，我先砍了一些高耸入云的小五针松做木料。刚开始做事，如果不借点东西，那是很难的，但是最好的办法或许就是让你的同胞对你的事业产生兴趣。斧头的主人将斧头借给我的时候说，这是他最珍爱的东西，但是我还他的时候，斧头比刚借的时候还要锋利。我工作的山坡遍地松树，令人心旷神怡，透过松树，我看到了小湖，看到了一片林中空地，森林里，松树和山核桃郁郁葱葱。小湖里的冰还没完全融化，不过有一些地方已经化开了，黑黝黝的，浸满了水。我在那儿工作的那些日子里，偶尔飘过几阵小雪，但是大部分时间里，当我回家，经过铁路时，我看到黄沙堆绵绵延伸，在蒙蒙雾气中一闪一烁，春日下，铁轨闪闪发亮，我听到云雀、鹊鹨，还有其他的鸟儿已经展开歌喉，和我们一起歌唱新的一年。春日融融，令人感到不满的冬日[49]正和大地一起融化，一直蛰伏的生命开始舒展自己。有一天，我的斧柄掉了，我砍了一段青青的山核桃木做楔子，用石块将它敲进去，然后连柄带斧一同放到湖水里浸泡，好让木头膨胀。这时我看到一条有条纹的蛇蹿到水里，躺在湖底，显然没有什么麻烦，它在湖底躺了一刻钟，竟跟我待在那儿的时间一样长，或许它还没有从蛰伏状态中恢复过来吧。照我看，人类目前之所以处于低级、原始的状态，原因也是如此；但是，如果人类能够感受到万春之春的影响在唤醒自己，他们必然会上升到一个更加高级、更为精妙的生活状态中。从前，每逢降霜的早晨，我总看到路边有一些蛇，它们的一部分躯体还十分麻木，不够灵活，正等待着太阳的融化。4月1日，天下起了雨，冰融化了，但是大清早，雾气蒙蒙，我听到一只失群的孤鹅在湖上四下摸索、苦苦哀鸣，好像迷了路，又像是雾的精灵。

就这样，我连续干了几天，用我这把狭小的斧头，伐木丁丁，砍削木料，还有立柱和椽木，我既没有什么可以交流的思想，也没有什么学者般的思维，有的只是自吟自唱：

人人都说他们懂得很多；

但是，瞧！他们却振翼逃离了——

艺术，科学，

还有千般技艺，

其实只有吹动的风

才是他们所知道的一切。

我把主要的木料砍成6英尺见方，大部分立柱只砍两边，椽木和地板只砍一边，其余各边则留下树皮，这样一来，这些木料跟锯出来的木料一样直，而且更结实。这时我还借了一些其他的工具，于是我将每一根木料都挖了榫眼，又在顶上留了个榫头。我在林中度过的白昼不算很长，但我常常带着黄油面包当午餐，中午，我坐在自己砍下的绿色松枝上，抽空读读裹面包的报纸，面包上散发出阵阵松枝的芳香，因为我的双手涂了一层厚厚的松脂。在我收工之前，松树已经成了我的朋友，虽然我砍了一些松枝，但它们并没有与我为敌，我跟它们是越来越熟悉了。有时候，斧声将林中的散步者吸引来，于是我们就愉快地聊了起来，谈谈我砍下的木屑。

我干活儿不急不忙，只是尽我所能，因此，到了4月中旬，我的屋架已经做好，可以竖起来了。我买下了詹姆斯·柯林斯的棚屋做木板，詹姆斯·柯林斯是位爱尔兰人，在菲茨堡铁路上工作，据说他的棚屋是座非凡的好房子。我到他家看房子时，他不在家。我在屋外来回走着，刚开始，屋里的人并没有注意到，因为窗户既深又高。房子很小，屋顶尖尖的，也没什么好看的，四周的污泥堆得有5英尺高，好像一堆肥料。虽然屋顶大多给太阳晒得翘曲起来，而且很脆，但它仍是一块最完好的部分。没有门槛，只是在门框下有一条供鸡群终年进出的通道。柯林斯夫人来到门前，请我到屋里去看看。我一进，鸡群也纷纷拥了进去。屋内很暗，大部分地板都很脏，冷冰冰、潮腻腻的，令人浑身寒战，这儿的木板东一块，西一块，经不起搬动。她点了一盏灯，让我看看屋顶和内墙，还有一直延伸到床底的地板，她提醒我不要踏进地窖，这只是一个2英尺深的尘土洞。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屋顶的木板是好的，四周的木板是好的，窗户也是好的”——最初有两个方框，现今只有猫从那儿进出。这儿有一只火炉、一张床、一个坐的地方、一个在屋里出生的婴儿、一把丝绸阳伞、一面镀金的镜子，还有一个新颖别致、钉在小橡木上的咖啡豆研磨机，这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交易很快达成，因为詹姆斯这时也回来了。今晚我得付给他们4美元25美分，他们则于明早5点钟搬家，在此期间，房子不得售于他人，6点钟房产归我所有。他说最好是早点搬进去，省得别人在地租和燃料上提出数目不清而又无理的要求。他向我保证，这是唯一的麻烦。早上6点，我在路上碰到了他们一家。床、咖啡豆研磨机、镜子、母鸡，全部的家当都在这一大包里，只少了那只猫，它跑进了森林，成了一只野猫，而且，据我后来所知，它踏上了为捉土拨鼠而设的陷阱，最终成了一只死猫。

当天早上，我把棚屋拆了下来，把钉子拔出来，然后一小车一小车地将它们运到湖边，把木板铺在草地上，让太阳把它们晒白，恢复原状。驾车经过林间小径，一只早起的歌鸫不时向我发出一两声悦耳的歌声。一个名叫帕特里克的小伙子不怀好意地告诉我，一个名叫塞利的爱尔兰邻居，趁着我装车的间隙，将仍然可以用的、笔直的、可以钉的钉子、U形钉和墙头钉全都塞进了他的口袋，我回来和他打招呼时，他正站在那儿，精神饱满，春思绵绵，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正如他所说的，那儿没什么事儿可做。他在这儿就是代表观众，使这个表面上微不足道的事件看上去就像是在搬特洛伊的众神神像[50]。

我在小山的南坡挖好了我的地窖，土拨鼠也曾在这儿挖过洞，我挖掉漆树和黑莓的根，再去掉残留在下面的植物痕迹，地窖6英尺见方，7英尺深，一直挖到细沙出现为止，这样一来，无论哪个冬天，土豆都不会给冻坏。地窖的两侧装上搁板，但却没有砌上石块；不过太阳从不晒到它们，沙土也保持原样。这只不过是两个小时的工作。对于破土动工，我感到特别高兴，因为几乎在所有的纬度，人们都在挖掘泥土，希望得到无甚变化的温度。就是在城里最豪华的房屋下面也能找到地窖，他们跟古人一样，将块根堆放在里面，就是将来上层建筑久已消失后，后人也会从地上发现它的凹陷痕迹。房子只不过是地洞入口处的一个门廊罢了。

最后，到了5月初，在一些朋友的帮助下，我把屋框立了起来，其实这也没什么必要，只不过是想借此机会跟邻居联络联络感情。有这些朋友[51]相助，帮我树起屋架，我真是三生有幸。我想，有那么一天，他们一定会齐心协力，树起一些更崇高的结构。7月4日，木板刚铺好，屋顶刚架上，我就搬了进去，因为木板的边已经削得很薄，相互搭接上了，防雨是一点不成问题的；实际上，在铺木板之前，我已在一边打好了烟囱的地基，所用的两车石头都是我从湖边抱上山的。秋天，锄好地后，趁着还不必生火取暖，我就把烟囱造好了，在此期间，我总是一大早到户外的地上去烧饭做菜；至今我仍觉得，从某些方面来说，这比通常用的方式更方便，更令人愉快。如果下了大雨，而我的面包还没烤好，我就拿几块木板挡在火的上面，自己则坐在板下，照看我的面包，就这样，我度过了一些愉快的时光。在那些日子里，我手头的活儿很多，因而无暇看书，但是地上的零星碎纸、垫子或台布，给我带来了同样多的乐趣，实际上不亚于我读《伊利亚特》。

造房时，如果考虑得更仔细一点，或许得益匪浅，比方说，一扇门、一座窗、一个地窖或一间阁楼，在人性中拥有什么样的基础，或许我们就不该立什么上层建筑，除非我们找到了比满足暂时需要更好的理由。人类造房与鸟儿搭巢一样，都是合情合理的。谁知道呢？如果人类亲手造好了自己的房子，并且简单而真诚地养活了自己及其家人，难道他们的诗意才华不会在全球得到发展，就像如此做的小鸟，其歌声传遍了全球一样？但是，唉！我们倒是像那牛鹂和杜鹃，将蛋下到别的鸟巢里，发出的声音也是叽叽喳喳，粗糙刺耳，游人听了自然得不到快乐。难道我们就这样将造房的乐趣永远地让给了木匠？在大量的人类经验面前，建筑物算得了什么？我从事过不少工作，但还从未碰到过一个人，从事着像自己造房这样简单而又自然的工作。我们是社会的一部分。位居人类老九的不仅有裁缝，还有牧师、商人和农夫。这种劳动分工要分到什么程度为止？它的最终服务目的是什么？当然别人也可以代我思考，但是假如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不让我思考，这就不可取了。

不错，这个国家有所谓的建筑师，至少我听说有一位，他有一种想法：使建筑上的装饰成为一种真理之核心，一种必需，进而一种美，好像这是上天给他的启示。从他的观点看，恐怕一切都是好的，其实这比半瓶子醋的艺术爱好者只不过高明一点儿。作为一个在建筑学上感情用事的改革者，他不是从基础，而是从飞檐着手。这只不过是如何将真理的核心放进装饰里，使每颗小糖果实际上都含一粒杏仁或葛缕子籽——其实我倒觉得，如果没有糖，杏仁反而更有利于健康——而不是居民，即住在屋里的人，如何屋里屋外将房子真实地建造起来，而让装饰顺其自然。哪个有理智的人会认为装饰是件外在的东西，无非是张表皮，认为乌龟获得带斑纹的甲壳，或贝类获得珠母的光泽，都要跟百老汇的居民建造三一教堂一样，要签一张合同？然而，一个人跟自己房屋的建筑风格无关，就像一只乌龟跟自己身上的斑纹无关一样；当兵的也不必那么无聊，将表现自己男子汉风度的准确色彩涂在军旗上。敌人会发现的，到了考验到来的时候，他却吓得满脸苍白。在我看，这个人仿佛俯身在飞檐上，对着屋里的粗俗之辈小声地说些半真半假的话，而屋里的人实际上比他知道的还多。我知道，我现在所看到的建筑学上的美是由内渐渐向外延伸的，是从住在里面的人（他们是唯一的建筑师）的需要和性格中渐渐生长的，是从某种不知不觉的真理和高贵中发展起来的，丝毫没有顾及外表；如果还有什么这种类型的美一定要产生的话，那么此前一定有了一种不知不觉、与此相同的生命之美。油漆工都知道，这个国家最有趣的住宅，通常是穷人那些毫无矫饰的简陋木屋和农舍；住宅是居民的外壳，使这些住宅别有风姿的不是它们表面的特性，而是住宅里的居民生活，同样有趣的要算市民们建在郊外的那些箱形木屋，他们的生活简单，恰似人们的想象，他们并没有刻意去追求什么住宅的风格效果。大多数的建筑装饰都是虚设，一阵9月的大风就会把它们揭掉，就像剥掉借来的漂亮衣服一样，而住宅的主体部分却丝毫无损。不用在地窖里存橄榄和老酒的人，就是没有建筑学也过得去。如果在文学中，人们也是费心费力，去追求什么文体装饰，如果我们的《圣经》建筑师也像教堂建筑师一样，花很多的时间去研究飞檐，那会怎么样？纯文学、艺术和教授们就是这样缔造出来的。不用说，一个人关心的是这几根木条是斜放在它上面呢，还是放在它下面，他的箱形房屋上应该涂什么颜色。说真的，如果他把这几根木条斜放，并在屋上涂上色，那还是很有一点意义的；但是，如果居住者身上的精神已随之而去，那么造房子也就无异于给自己做棺材——即坟墓建筑学——“木匠”只不过成了“棺材制作者”的另一种叫法而已。有一个人在绝望或对人生失去兴趣时说，在你的脚下抓一把泥土，就把你的房子涂成那种颜色吧。他想的是他临终时的狭窄小屋[52]吗？那还得为此丢上一块铜币呢。他的闲暇一定很多！为什么要抓一把泥土呢？最好还是用自己的肤色来油漆房子；让它为你感到苍白或脸红好了。改善农舍的建筑风格可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儿！等你准备好我的装饰，我一定使用它们。

入冬之前，我造了一只烟囱。我的房子已经漏不进雨，但我还是在四周钉了一些木板，这些木板是用刚砍下来的木头做成的，不算最好，而且树液很多，我不得不用刨子将它们的边刨平。

就这样，我给自己造了一座密不透风、钉上木板、涂有灰泥的房子，房子长15英尺，宽10英尺，立柱高8英尺，屋里有一个阁楼，一间盥洗室，每一侧有一扇大窗户，两个活板天窗，一端还有一扇大门，门对面有一座砖头砌的壁炉。造房子的活儿全是我一个人干的，如果不算人工，只算我买建材时所付的一般费用，那么我的房子的准确支出如下：我报得很详细，因为没有几个人能够准确地说出他们的房子究竟花了多少钱，而能够说出构成房屋各种材料不同价格的人，即使有，也是更少了：

木板　8.035美元（多数为棚屋板）

屋顶和墙板用的废面板　4.00美元

板条　1.25美元

两扇配玻璃的旧窗　2.43美元

一千块旧砖　4.00美元

两桶石灰　2.40美元（买贵了）

毛织物　0.31美元（买多了）

壁炉架用铁　0.15美元

钉子　3.90美元

铰链和螺丝　0.14美元

门闩　0.10美元

粉笔　0.01美元

运费　1.40美元（大多自己背）

合计　28.125美元

所有的材料都在这儿，其中不包括我依法在政府公地上定居有权取用的木料、石头和沙子。我还在边上搭了一间柴棚，主要是用我造房剩下来的材料盖起来的。

我还想给自己造一座房子，就气派和奢侈来说，远远超过康科德大街上的任何一座，只要它使我愉快，而且造价比我现在的房子便宜。

由此我发现，想要找一个住所的学生，只要付一笔不高于他每年支付房租的费用，就可以得到一座可以终身享用的房子。如果说我的话言过其实，那么我的理由是我是为人类夸耀，而不是为自己；我的缺点和前后不一并不影响我的言辞的正确性。尽管我有不少的虚伪和说教——这就像小麦中含有糠秕，二者很难分开一样，对此我和别人一样感到遗憾——然而我还是要自由地呼吸，在这件事上挺直自己的身子，这对心灵和身体都是一个莫大的宽慰；我已下定决心，绝不会屈辱地去做道德评判员。我要尽量为真理说一句好话。在剑桥学院[53]，光是一间学生宿舍，每年就要花30美元，而这间学生宿舍只不过比我的房间略大一点儿；这家公司真是捞足了好处，在一个屋顶之下并排造了32间房子，而房客深感不便，因为周围的邻居又多又吵，有时或许还要住在四层楼上。我不由得想到，如果我们在这些方面多一点真知灼见，那么不仅可以减少教育的需求，因为，说真的，人们已经得到了更多的教育，而且受教育要交费的现象也会大大消失。在剑桥，或别的什么地方，学生需要这些便利，如果双方处理得当，他或别的什么人就可以少牺牲10倍的生命代价。最花钱的东西并非是学生最需要的东西。比方说，学费是收费账单中的一项重要费用，但是，他和同代人中最有教养的人来往，从中得到了最有价值的教育，却分文不付。建立一座学院的方式通常是找人捐钱，捐进大把大把的美钞，然后就开始盲目地遵从劳动分工的原则，盲目地简直到了家，而这个原则实在是非得慎重其事不可的，以后他们就招进了包工头，于是包工头就做起了这笔投机生意，雇来爱尔兰人或其他的什么人，正式奠基开工，而要生存的学生据说就只好使自己适应这个房子了；由于这些失策，一代一代的学生就只好付钱交费了。我想如果学生，或那些想从学校得益的人，自己动手奠基，事情就会比这好得多。那些获得了垂涎已久的悠闲和休息，故意逃避必要的人生劳动的人，得到的只不过是可耻和无益的悠闲，而使悠闲结成硕果的经验，他却没有学到。“但是”，有人说，“你是不是说学生应该用手去工作，而不是用脑子？”我意并非如此，我只是说他应该如此这般多多思考；我是说他们不应该游戏人生或仅仅研究人生，而是应该从头到尾真诚地体验人生，要知道社会是在花高价支持着他们。年轻人应该立即尝试人生的实践，否则他怎么能更好地学会生活呢？我想这会像训练数学一样训练他们的思维。举个例子说，如果我想让一个孩子学点艺术和科学，我不会走常人的老路，这无非是把他送到邻近的某个教授那儿，那儿什么都教，什么都练，就是不教不练生活的艺术；教他用望远镜或显微镜来观察世界，就是不教用肉眼；教他学习化学，却不教他面包是如何制成的；教他学习力学，却不教他这一切是如何挣来的；教他去发现海王星周围的新卫星，却不教他如何发现自己眼睛里的尘埃，更不用说自己是一颗什么样的流浪卫星了；他在一滴醋里观察怪物，自己却被云集在他周围的怪物所吞噬。一个孩子一边自己阅读必要的材料，一边自己采矿，自己冶炼，然后用矿砂自己制作折刀，另一个孩子则一边到学院去听冶金学讲座，一边从父亲手里接过罗杰斯牌折刀，一个月后，哪一个孩子进步最快？——又有哪一个孩子的手指最有可能给折刀割破呢？……令我惊奇的是，我离开学校之前得知，我居然学过航海！——天哪，我只要到海港边去转一圈，我就会学到更多这方面的知识。即使是贫困的学生也在学习，但是学院里教的仅仅是政治经济学，而与哲学同义的生活经济学却没有认真教过。这样做的后果是，他一面在读亚当·斯密[54]、李嘉图[55]和赛伊[56]，一面却使其父陷入到无可挽救的债务之中。

学院是这样，一百种“现代改进设施”也是如此，人们常对它们抱有幻想，却总不见有积极的进展。魔鬼很早就在设施上投了股，以后又不断加股，然后便不停地索取复利，一直要到最后。我们的发明常常是些漂亮的玩具，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无法集中于一本正经的事。这些发明只不过是些改进了的方式，希望以此来获得未经改进的目标，其实这一目标唾手可得，就像通到波士顿或纽约的铁路。我们急匆匆地在缅因州和得克萨斯州之间铺设一条磁性电报线，可是缅因州和得克萨斯州之间并没有什么重要的新闻需要报道。就像一名男子，热切地想见一位耳聋的著名夫人，可是等到引见给这位夫人，而且助听器也放到了他的手上时，他却无话可说，你说双方尴尬不尴尬[57]。好像主要的目的就是说得快，而不是谈得有理智。我们急不可耐地想在大西洋底筑一条隧道，好让旧世界提前几周到达新世界；但是刮到美国人宽大耳朵里的第一条信息，或许就是阿得莱德公主得了百日咳。骑着马，一分钟跑一英里的人，携带的未必是最重要的信息；他毕竟不是福音传教士，也不会跑来跑去吃蝗虫和野蜜[58]。我怀疑飞行的恰尔德斯[59]是否带过一些玉米到磨坊去。

有一个人对我说：“我感到奇怪，你怎么不攒点钱；你喜欢旅游；你可以乘上车，今天就去菲茨堡，开开眼界嘛。”但是我比这更聪明。我知道，最快的旅行要算步行。我对朋友说，假如我们试一试看谁先到那儿。路程是30英里，车费是90美分。这差不多等于一天的工资。我记得在这条路上，工人一天的工资是60美分。好吧，现在我开始步行，天黑之前到达那儿；我按照这种速度旅行，走了一个星期。而你呢，这时却要赚车钱，得到明天的某个时候才能到达，如果你碰巧及时找到了工作，也许今晚就可到达。然而你菲茨堡并没有去成，而是大半天在这儿工作。所以说，如果铁路绕世界一周，我想我一定会走在你的前头；至于说见见世面，多点这方面的阅历，那我就只好跟您断绝往来了。

这就是普遍的法则，你就是跟它斗智也斗不过它，至于铁路，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既宽且长。要想给人类造一条环球铁路，不啻于将地球的所有表面都筑平。人们稀里糊涂地认为，如果坚持这种合股风投方式，不停地挖掘[60]，他们就可以分文不花，很快驶向某地，到那时，人们将蜂拥而至，冲向车站，列车员一声大喊：“大家上车！”这时，烟雾吹散，蒸汽凝结，人们看到，上车的只有少数人，其余的则被火车碾过去了——人们会称此为“一件令人哀伤的偶然事故”，事实也将如此。不错，赚足了车费的人最后终能上车，假如到那时他们还没死的话，但是到了那时，他们或许已经失去了开朗的心情和旅游的欲望。牺牲最美好的年华，辛苦赚钱，为的就是在最没价值的辰光里享受那令人怀疑的自由，这种做法使我想到了到印度去的英国人，他们最初是想发一笔财，好在回英国时过一个诗人般的生活。他倒不如马上住进阁楼。“什么！”一百万个爱尔兰人从棚户简屋里大叫起来，“难道我们造铁路不是一件好事？”是的，我回答说，是比较好，不然你们做的会更糟；由于你是我的兄弟，所以我希望你应该过得更好，而不是在这挖掘泥土。

房子造好之前，我就想通过诚实而怡人的手段，赚他10或12美元，以满足我额外的支出，我在房屋附近两英亩半的松软沙土上种了点东西，主要是蚕豆，也种了少量土豆、玉米、豌豆和萝卜。整个占地一共11英亩，大都种着松树和山核桃，上一个季节，每英亩卖到8美元零8分。一位农夫说这块地“除了养叽叽叫的松鼠外，别的没什么用处”。我在这块地上没有施肥，我又不是土地的主人，只是一个合法定居者[61]，况且我也不想再栽种这么多的东西，因此没有一下子将土地全都锄完。耕地时，我挖出了好几考得[62]的树根，够我用好长一段时间的了。我还留了一小块土地没有开垦，夏天，这里的蚕豆郁郁葱葱，一眼就可将它认出来。我屋后的树已死，大多都卖不掉，再加上从池塘边漂来的木头，这些为我提供了剩余的燃料。我还得雇一组马和一个帮工帮我耕地，尽管掌犁的还是我。第一个季节，我的农场支出为14元7角2分半，主要用于工具、种子、工钱等。玉米种子是别人给我的。这也花不了多少钱，除非你要种得太多。我收获了12蒲式耳[63]的蚕豆，18蒲式耳的土豆，此外，还有一些豌豆和甜玉米。黄玉米和萝卜种得太晚了，没什么收成。我的全部农场所得为：

23.44美元

扣除支出　14.725美元

结余　8.715美元

除了已消费的和手上所剩的农产品，估计有4.5美元，我手上的这笔存额足以抵消掉我没有种植的那点蔬菜。综合各种情况，也就是说，考虑到一个人灵魂和现在的重要性，尽管我的实验用时很短，不，或许就是因为时间短暂，我相信我这一年的收成比康科德任何一位农夫都好。

第二年，我干得更好了，因为我将所需要的土地全都铲平了，一共大三分之一英亩。从前两年的经验中，我发现自己并没有被众多的农业名著所吓倒，其中包括亚瑟·扬[64]的作品；我发现如果一个人生活简单，只吃自己种的粮食，不多种自己吃不完的东西，不用贪婪地拿它来交换更奢侈、更昂贵的物品，那么他只需种几平方杆[65]的土地就够了；我还发现，用铲子铲地比用牛耕地，或经常选换新地比给旧地施肥，开销要少多了，实际上，所有这一切农活儿，他只要利用夏天的闲暇，稍稍做一做就够了；这样，他就不会像现在一样，给拴在一头公牛，或一匹马，或一头母牛，或猪上了。作为一个对现今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的成败不感兴趣的人，我在这一点上的讲话力求公正。我比康科德的任何一位农夫都要独立，因为我没有给固定在某个房屋或某个农场上，而是随着自己的爱好行事，况且这一爱好每时每刻都在变。我的日子已经比他们好多了，就算是我的房子被烧毁，或谷物歉收，我的日子也会和从前的一样好。

我常常在想，不是人在放牛，而是牛在放人，因为前者自由多了。人和牛彼此交换了工作；但是如果我们只考虑必要的工作，那么可以看出，牛的优势大多了，因为它们有辽阔的农场。人做他交换来的那部分工作，一连6个星期割草晒干，这可不是容易的事儿。当然了，没有哪一个各方面生活都很简单的民族，也就是说，没有哪一个哲学家民族，会犯这么一个大错误，居然让牲畜去劳动，不用说，哲学家民族过去从未有过，将来也不会很快就出现，而且这样一个民族的出现是否称心合意，我也表示怀疑。然而，我根本就不应去驯什么马或牛让它们为我干活，免得自己仅仅做一名马夫或牛倌；如果说这么做，社会成了得利者，那么我们就能肯定，一个人的所得就不是另一个人的所失？难道小马倌会和他的主人一样有理由感到满足？就算是没有牛马的帮助，有些市政工程完不成，因而让人类和牛马一道分享此事的荣耀，难道因此就可以说，他也无法完成更配得上自己身份的工作？如果人类借助于牛马的帮助，开始从事不仅仅是多余或富有艺术性，而且还奢侈无效的工作，那么有少数人会不可避免地和牛马换工作，换句话说，成为最强者的奴隶。如此一来，人不仅为内心的牲畜工作，而且，作为这方面的一个象征，还要为身外的牲畜工作。尽管用砖石砌成的房屋坚固结实，但是农夫的昌盛与否还要看他的牲口棚在多大程度上盖过了他的房子。据说这一带有最大的房子供牛马居住，而且城里的市政大厦也毫不落后，但是就在这个国家，用于信仰自由或言论自由的大厅却为数不多。为什么国家不能用抽象的思维能力，而要靠建造高楼大厦来纪念自己呢？一卷《福者之歌》[66]胜过多少东方废墟啊！高塔和庙宇是公子王孙的奢侈品。一个简单而独立的心灵，绝不会听从公子王孙的吩咐，天才不是留给任何帝王的，也不是留给金子、银子或大理石的，即使留也是微不足道的。请问，锤打这么多石头为的是什么？我在阿卡狄亚[67]时就没有看到任何人锤打石头。许多国家像疯了似的，留下大量经过雕琢的石头，一心想使自己永垂不朽。如果他们花费同样的心血来雕琢自己的风度，情况会怎样？一件有理智的事情比高耸入云的纪念碑更值得纪念。我更喜欢石头待在原来的地方。底比斯[68]的宏伟是一个庸俗的宏伟。底比斯的城门有一百座之多，但是由于它偏离了人生的真正目标，因此反而不如那围绕着老实人田地的一平方杆石墙那么实用。野蛮人和异教徒的宗教及文明建造了辉煌的庙宇，而你们称之为基督教的却没有。一个国家锤敲的大多数石头，最后只不过成了坟墓上的墓碑。它把自己给活埋了。至于金字塔，这里面并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居然有这么多人屈辱到如此的地步，为那些野心勃勃的傻瓜建造陵墓，其实，这些人跳进尼罗河淹死，然后将尸体喂狗，或许更聪明、更有男子汉风度。或许我还可以为他们或他找一些借口，可是我却没这时间。至于建造者的宗教信仰和艺术爱好，世界各地大同小异，不管这个建筑是埃及的庙宇，还是美国的银行。付出总是大于所得。虚荣是动力，助手是对大蒜和黄油面包的热爱。年轻有为的建筑师巴尔科姆先生追随着维特鲁威[69]，用硬铅笔和直尺设计了一张图纸，然后又将它交给道勃生父子采石公司。30个世纪低头俯视着它的时候，人类却要抬头仰望着它。说到高塔和纪念碑，从前这个镇上有一个疯狂的家伙，他想从海底挖到中国去，他挖得已经很深了，据他说，他已经听到中国的茶壶和水锅烧开的声音了；但是我想，我不会一反常态地去赞美他挖的这个洞。许多人关心的是东西方的纪念碑，想知道是谁造了它们。而我呢，则想知道在那些日子里，有谁不造它们，有谁超越了这些琐碎小事。不过还是回到我的统计上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