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以前，在驻京英国公使馆任职的密福特（Algernon Bertram Freeman-Mitford）写信给英国的亲戚，记述了这样两件趣事。“我们的年龄总是使中国人感到疑惑。只有达到40岁，中国人才会开始留胡子，所以他们看见留胡子的欧洲人，都认为这些人至少40岁。独眼镜最让中国人震惊。他们十分熟悉双眼眼镜，他们会戴过分大的眼镜以示炫耀。但独眼镜确实新奇，常常引中国人发笑。”[109]在中外人士接触的早期，因为外貌、风俗及生活习惯的不同，双方难免都以对方为奇异，从而引发惊奇、害怕、嘲笑、蔑视、敌意等情绪。

20世纪的头30年，总的说来，北京的欧美人和中国人之间的认知，无论从欧美人的角度还是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都随时间的推进与个人经历的差异而不同。在这些千差万别的认知中，还是有一些普遍的认知。而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和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晚清民国时期中外人士彼此之间的一些基本认知。

一、北京中外人士对使馆区的不同解读

对于外国人在中国的首都划定了使馆区且不接受中国政府的管辖，民国时期乃至今天，很多不了解国际法或愤恨外国侵略的北京人都认为这是国家耻辱。丁鹤在《中国外事警察概要》一书中写到，“今外国在华设有使馆界，实属破天荒未有之奇闻”[110]；周鲠生做演讲时，说使馆区是“中国首都的土地，变为一个国际共管的区域。其损害中国领土主权，和国家荣誉真非浅鲜”[111]；《认识周报》的一篇文章语气更加强烈，谴责“北平使馆界是中国国耻的产物，是国际间畸形的组织”[112]。

也有一些了解国际法和外交常识的北京人，能够从另一个角度看待使馆区。但对于国都南迁以后北京使馆区的裁撤和消亡，很多北京居民是充满期盼的。“使馆界虽为各国所无，当其设立之始，确有此必要，以清廷之昏庸暴戾，两次以兵临外使，自违国际公法，虽特创此制以辱之，谁曰不宜。但庚子以后，清廷亦渐知国际礼貌，辛亥鼎革以还，执政权者非复满人，彼此彬彬有礼，又何劳夫枕戈裹甲，且驻守军队，综计不过数千人，即有非常，何能济事。况国民政府首都设在南京，各使馆已有在南京先设办事处准备南迁者，形势变更，更愈归无用，与其由事实而渐归消灭，窃愿各国为友谊放弃也”[113]。

而在北京外交使团和欧美人士看来，建立使馆区、驻兵和自主管理却是保全在京外国人性命与安全的唯一办法，因为1900年义和团的突然袭击和残暴行为让他们心有余悸。使馆区重建时，为了杜绝再次出现面对暴力而无力还击的状况，修筑防御工事是一项重要的任务，正如罗素访华后的感慨：“义和团运动是为数不多的西方人都知晓的在中国发生的事件之一。义和团的劫掠中我们展现了我们优良的品德，但之后，我们索取了大量的赔偿，并将北京的使馆区变成一个武装了的城。”[114]1904年10月23日，赫德在写给金登干的信中也特地提到，“在1900年围困使馆区事件后，德国人立即把他们的那一头（东头，靠近哈德门）安排妥当，用一条地道把地面和他们的营房连接起来，并建起一座坚固的碉堡。另一头（西头，靠近前门）是美国人的使馆，直到目前还是个危险地段。未采取防御措施防止它万一被中国军队占领，从那里可以扫射整个使馆区，现在美国人正在修建一条类似的地道和一座类似的碉堡。这一行动并不为时过早，但它迟迟到现在才行动起来使这一步骤特别显眼，可能会激怒中国人，并且还会引起揣测以为可能会发生危险和延长占领。英国人未建营房，官兵们尽量利用中国式建筑物，现在他们也忙着在盖营房，这看来像是在继续采取预防措施”[115]。

到了20世纪20年代，“出于对1900年义和团进攻的记忆”[116]，再加上中国局势动**、军阀冲突频繁，各国对使馆区的防御和外国人的保护措施有增无减。罗素1922年指出，“直到今天，我们还是用高墙将使馆区围起来，里面驻扎着欧美和日本的军队，并且还环绕着中国人不许动用的大片空地。外交团掌握了使馆区内的管理权，中国政府对使馆区内的人无能为力。……在使馆区神圣的管辖范围之内，美国人设立了一个大型的无线电站，据说因此可以与美国本土直接联系”[117]。而吴昆吾认为，东交民巷使馆区被称为“保卫界”，是因为“每值北京政权更迭，恐有变乱之际，外兵警备，常越崇文门大街而东，北至东长安街之北”[118]。至于散布城内的外国侨民，各国使馆都要求一旦情况紧急或得到预设的信号，他们必须躲进使馆区里。此外，美国使馆的海军陆战队“有一支所谓的敢死队，约40人，每人配一匹健硕的蒙古马。他们的任务是，一旦发生暴力排外的情况，就飞骑前往散布全市各处的美国家庭，将陷入险境的同胞带回使馆区”[119]。驻京美国公使马慕瑞在1925—1928年拍摄的一些影像，也多次出现了美国使馆卫队在美国公使馆附近和城墙上演习、大约20多名骑兵一起出动等画面[120]。

对外国人的保护和支援还延伸到了天津、秦皇岛等周边地区。美国《纽约时报》驻京记者哈雷特·阿班记录，“到1928年年初，布防于北京、天津、秦皇岛的外国军队人数已达一万二千人，其中包括美、英、法、意的陆军及海军陆战队”，美国“在北京有一支600人的海军陆战队特遣队，专职守卫美国使馆”，但“由于形势严峻，（天津）巴特勒将军日夜升火，以防飞机、卡车及坦克的燃油冻结。部队几乎每日举行演习和调动，准备随时扑向北京做救援。将军对我说，接到使馆警报后，十四分钟内，就可以组织起一支一千六百人的救援部队上路，开往古老的首都。京津两市之间的公路在陆战队工兵监督下，早已修整妥帖。简陋的桥梁经加固后，可以承受坦克的重量。所有飞机都日夜备战，接到命令后，五分钟即可升空”[121]。

在澳大利亚女记者玛丽·冈特的书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我看见一个穿着洋装的中国人，被保守的士兵阻止上到城墙上。他看起来很惊讶，因为他是和他的欧洲朋友们一起来的，认为这个规定不适用于他。但是士兵很严格，他收到的命令是禁止任何中国人上这段城墙，除非有特别的允许，他有职责把想要进入的中国人全都请出去。”玛丽·冈特评论说：“这看起来很残酷且带来了不必要的侮辱，但是在中央坡道上，美国人将城墙侧面的砖头拆除，以设置障碍，保卫他们自己免受恐怖死亡的袭击。包括英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不仅把‘永志不忘’（Lest We Forget）写在墙上，还写在他们的行动里。”[122]

不仅北京外交使团、各国公使馆和使馆卫队“永志不忘”，北京的普通外国侨民也对义和团念念不忘，对义和团可能再现的恐惧时时萦绕心头。每当中国局势有所变化或有反对外国人的迹象时，外国人社区便谣言四起。

1903年4月18日，赫德写信给金登干说，“这里流传着各式各样的谣言，‘义和团真的又要来了’‘俄国和日本肯定要打起来’‘朝廷的微笑是伪装’，等等”[123]。1905年10月8号，赫德在信中又写到，“我们又处在危险的边缘，下星期五将看到我们被消灭掉！我并不认为那谣言可靠，但它发生在炸弹事件之后，这就使一些人惊恐，并使大家都紧张起来。传说那些愚蠢的军事演习根本或接近根本的原因是他们要把我们赶走。在这些演习中，六万名训练得很差的新兵耗费掉了价值一百万两银子的火药（人们说是实弹演习）。在招募这么一大群人之后，很可能接着来一阵军事狂热。头头们可能冲昏头脑，干出一些，蛮横残暴的事——在概念上的愚蠢和目标上的残忍同样令人不能容忍！我属于比较乐观的一派，但我不能对这国家随时都可能发生事情这一事实视而不见。我们这里有两三千人，因此情况要比1900年时好些，但试图再来一次围困，将意味着动用一切可用的武装部队的联合力量，我认为我们会坚持不住，而且在冬天的气候中过艰苦生活将是可怕的”[124]。哈雷特·阿班对此也有记录，“从新闻视角看，北京在冬末至1928年初春这段时间里，还算无事。即便如此，外国侨民仍常常接获警报，间或会造成**不安。坊间谣言纷纷扬扬，预测夏天将要发生的种种灾祸”[125]。

而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外国人的疑惧之心太重。1925年，《国闻周报》的一篇文章抱怨到，“自庚子之役，拳匪之乱以后，义和团之名词，已成为灭绝理性、蛮动残杀之一切行动之泛称。今年以来，外人动辄以义和团之‘美名’，加诸我国国民之一切团体运动者”[126]。

针对欧美人士在北京是否安全的问题，玛丽·冈特采访并记录了一些在京外国侨民的看法。

一个经历过义和团运动的外国人很确定地说，北京比伦敦还安全，因为中国人已经付出了代价，他们不会忘记。但是另一个外国人则不这样看，“就像生活在火山口”，他说，“不，我永远不会忘记义和团，这件事像用红铁烙印在我的心里。会再来一次吗？当然他们会再来一次。他们是温顺的民族，我同意你说的，但是，当他们被激发起来的时候他们就是十足的魔鬼。他们很冲动，你知道的，是‘远东的法国人’，当他们放纵他们自己的时候……我会不会让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独自留在北京的胡同里？我会吗？麻烦来的时候他们如何逃跑？”

“一个债务委员会意味着又一场‘反对外国人’运动的爆发，而我们差点儿又有个债务委员会了”，还有个男人深思熟虑地说，“如果有要消灭我们的迹象，我会在我的左轮手枪里留一个子弹给我自己”。

有一个男人看着自己年轻漂亮的妻子用力地发誓，“无论什么原因，我绝不会让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独自住在我们使馆区外的房子里，就算一晚也不行。如果发生了什么——这很可能——”男人停下不说了。

“你会害怕吗？”我问一个住在北京城里但离使馆区比较远的地方的男人。他奇怪地看着我，好像要说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但他又改变了主意。“当我想到这件事的时候也许我会害怕”，他说，“但是你看，我不会去想这件事”[127]。

最后，玛丽·冈特总结，“面对谦恭（Courteous）而卑顺（Subservient）的中国人，很难想象他们会加害外国人，但是就像赫德说的那样，‘任何时候中国发生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的’”[128]。谢福芸（Dorothea Hosie）也说，“虽然外国人知道义和团只是一阵疯狂（Madness），但是，他们认为采取措施以防止义和团再现是更明智的办法”[129]。

以上这些观点，或许可以作为义和团运动之后在京外国人对于北京是否安全的一般性看法。虽然大多数人的实际经历证明，“在北京比在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大城市安全”[130]，“一个不会说中国话、戴着珠宝的妇女，无论步行还是随意坐上一辆人力车，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可以独自去北京的任何角落，不用担心被骚扰，更不用说有危险了”[131]，但义和团运动是北京欧美人士一直挥之不去的阴影，平时隐藏在心底深处可能察觉不到，而一有风吹草动，恐惧便弥漫开来。而当时北京间歇性动**的局势经常让洋市民们草木皆兵。

二、从嘲笑、畏惧、憎恨到习惯、友善、利用：多数北京人眼中的欧美人

1860年之后，在北京长期居住的欧美传教士和外交人员逐渐增多，到1937年日本人占领北京，总体来说，中国人对欧美人士的态度和看法大概经历了从嘲笑、畏惧到憎恨、利用的过程。

1900年之前，“中国人本来乃富于自尊心之国民，以本国为中华，外国为夷狄之思想至今仍未消除。……于是，由于欧美人发肤颜色不同，语言亦有很大不同，故对欧美人产生一种嘲笑之感情”。同时，因为欧美人士在北京的人数还不多，欧美人的外貌于中国人来说比较陌生或怪异。因此，看见欧美人时，中国人常常会做出躲避、辱骂甚至突然袭击的动作。例如，有的“妇女儿童见到外国人，立即奔跑，藏于门内。在街上遇见时，立即躲避道旁，父母或兄姐经常将子弟藏于袖下”[132]。密福特在1865年给其家人的信中说，他和他的朋友索兰（Saurin）及其他英国人在北京附近游玩的时候，“当索兰骑马经过一辆中国人的马车时，坐在里面的人出其不意地用黄铜管敲击索兰的胸部”，虽然后来中国人被其同伴拉开了，密福特仍认为这是中国人对外国人的侮辱[133]。另一个英国人吉尔乐（Vanlentine Chirol）也说，“在1895年，只有从统治阶级阴沉冷漠和偶尔出现的街上顽童的嘲笑，我们才能察觉到一些由外国人出现在中国首都所引起的反感怨恨。只有商店老板，尤其是古董商才会热情地问候”，去西山和明陵、长城游玩的时候，“到处我都能感到中国人斜视的眼神和表情所透露出的饱含压抑的敌意和蔑视，对于他们来说，所有的白人都是外来的野蛮人和洋鬼子”[134]。

“洋鬼子”或“鬼子”是北京人对来华欧美人士的通用称呼，间或也有人将他们简称为“毛子”，“中国教民和其他为外国人工作的中国人则被称为‘二毛子’，那些买、卖和使用外国商品的人甚至被称为‘三毛子’”[135]。曾担任荷兰公使的欧登科回忆，他1894年左右刚到北京的时候，“走在路上，是众人兴趣的焦点，经常被叫作来自大洋彼岸的‘洋鬼子’”，有的小孩对他显示出更大的兴趣，“无论手上抓着什么东西，都用来扔”他，欧登科颇为乐观地将之称为“热忱的欢迎”[136]。一位总理衙门高官曾允许英国公使到其府邸拜访，为了显示友好，高官想将自己的孩子介绍给英国公使认识，可是小孩子看到这个外国人时，“完全的绝望”立刻写在脸上，哭着边跑边喊“鬼子来啦，鬼子来啦！”[137]密福特也说，“我们向总理衙门投诉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我们在街上被中国的乌合之众侮辱。他们骚扰我们的方式是在我们背后叫‘鬼子’，然后假装他什么也没做”[138]。对于外国人来说，被叫“洋鬼子”是什么感受呢？欧登科这样说道：“诚然，中国人开始看到外国人时，会觉得奇怪，白皮肤和蓝眼睛的外国人看起来像鬼，他们高高的鼻子像漫画里的夸张画法，他们的络腮胡须也奇形怪状，而他们头发的颜色（有时候是亮红色）与中国人所描绘的越吓人越好的鬼的头发颜色一致。所以，外国人应当体谅中国人之所以会将外国人叫成‘鬼子’。虽然这样，对于一心想要展现自己友好的感情的外国人，在每个街角碰到的都是排斥和敌意，而大街小巷的小孩子见到他都急冲冲地跑回家或安全的地方，将胖乎乎、脏兮兮的小脸埋在母亲的大腿上以躲避他这个陌生的‘洋鬼子’的注视，他的感觉不会愉快。”[139]

1900年之后，北京人的态度发生了一些变化。“庚子事件后，外国人在北京随处可见，畏惧之情略有减少，但八国联军入城当时至今，因蒙受士兵及其下流外国人危害者不少，故有厌恶外国人之感情增多之一面，但近来朝廷在形式上对外国使臣等以厚礼相待，皇太后亦每年在宫中召见外国使臣夫人等数次，故中国官商同外国人之私交亦较从前亲密。然深究其内心，亦有不少人由于八国联军时之经验，心中所想者乃于平时进行交谊，以免他日再生事端，外国军队再临北京时免受伤害。尽管并非如此，但清国人在任何情况下均想利用外国人，故朝廷方针若有变化，减少同外国交往，官员必将效仿；若朝廷由于政治原因对同一国之交感到不快，则必立即影响私交。毕竟交际时为自我利益为目的。利益问题实为决定百般事务之标准”[140]。

《辛丑条约》签订之后，北京人对待欧美人的态度有以下三点变化。

第一，随着来京欧美人士的增多，对其面貌渐渐熟悉之后，北京妇女儿童不再害怕洋面孔，敌意和仇恨表现得越来越不明显，甚至有了正常交往。举例来说，1905年左右，立德夫人突然兴起，和她的朋友一起“看看是什么人住在这条街和我家周围”，她们顺利地逛了几处“过去不可能被允许去的地方，发现所到之处的人都很和蔼可亲”，并且“渐渐地，整个街坊似乎都参加到这件乐事中来了。他们很明确地要我们一定到我家大门对面的那座邸宅里面看看”[141]。1912年左右，玛丽·冈特写到，“外国人走在街上还是会让中国人感到好奇，还是会被尾随和盯着看”[142]，但敌意已明显减少。20世纪30年代，欧登科说：“虽然现在外国人走在大街上，中国的大人和小孩不再用这个饱含敌意与蔑视的词来侮辱外国人，但是中国人称呼外国人为‘鬼子’的习惯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直到现在中国人之间对话时还频繁地使用这个词。”[143]

异质文化之间的融合至今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中外人群的隔阂并不容易完全消除，特别是对于一些排外情绪强烈的市民来说尤其如此。章衣萍叙述了一个故事，从中可见一斑。“大学教授顾先生，是瞧不起西洋人的。有一天，他在图书馆看书，恰巧一个美国人来参观，由图书馆人员招待。顾先生正坐在椅子上看书——线装书——看见美国人来了，胡子一摇，两腿一跃，登时坐到了书桌上去了。他一手翻书，打起喉咙吟哦，双脚乱摔，等到美国人走到他的前面，他的喉咙愈吟愈响，脚愈摔愈快，把脚上的布鞋摔落下来了，接着是布袜子也摔落下来，光着一双肉腿，而且腿的颜色是像黑灰一般的。顾先生洋洋自得，以为美国人已被他侮辱，他是胜利了。”[144]

第二，整体性 、抽象性憎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的一些暴行，在中国人看来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的签订，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建立，北京外交使团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个别洋人借着“治外法权”的保护为所欲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崛起等，都是一些市民憎恶欧美人士的原因。但进入20世纪20年代以后，这种憎恶感越来越弱，而且很少针对具体个人。在北京出生长大的葛乐士曾抱怨，“我听到并听懂了街上的反对外国人的口号，虽然我意识到自己与中国人的不同，但我仍然不能完全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说我这样一个出生在这儿、跟他们说一样的话的人”[145]，他目睹了一次反帝爱国游行，但他本人并未受到任何人身伤害。

第三，由于在京欧美人士有一些资源、权力、地位、财富，一些北京人开始对洋市民友善并对他们加以利用，以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有的人既不能做官发财，不如托上帝一个人情混碗饭吃。然而中国人到底是利害。即使靠着教会吃饭，也不认作‘信’教，只说是‘吃’教而已”[146]。1918年，由警察管理的北京弃儿院，儿童的死亡率很高，于是他们恳求有丰富慈善救济经验的阿弗莱德伯爵夫人（Countess Ahlefeld）帮忙，同意让其管理这个机构。最终，在阿弗莱德伯爵夫人的帮助下，弃儿院的状况大大改善，幼儿死亡率明显降低[147]。据英国人燕瑞博（Robert William Swallow）的回忆，1927年左右，“有一个中国人试图让自己的某个铁路方案得到投资”，于是“他注意到了我，一个外国人。他首先恭维了我的国家一番，然后表达了他想要和我国国民合作的愿望，好像他知道这些人是值得信任和有名誉的一样。我耐心地听完他的话，向他保证我会仔细考虑这件事，虽然我知道他的这个方案已经向城里的每个银行和公司提议过并且都拒绝了他”[148]。1937年日本占领北平之后，欧美人士更是成为北京人求援的最佳对象。新西兰人贝特兰（James Bertram）说，“外国人受到中国朋友们送来要他们‘妥善保管’的礼品轰击。埃德加很快就收到一辆漂亮的小轿车，他拿来享用，车上插着一面美国旗，从日本岗哨面前开过。他还在家里床底下放着一个装着黄金首饰的小珠宝箱，这是来自郊区清陵的掠夺物，要埃德加换成硬通货用以支援中国抗战。这里有一个微妙的道德问题，但是我们认为，把任何散落的财宝留给日本人是没有多大道理的。有人给了我一些精美的画卷，我把它们存放在小羊宜宾胡同艾达家”[149]。埃德加·斯诺也在其书中写到，“在日军到达以前，北平颇感住处缺乏，但现在各方面都愿把房子给我住，所要索取的租金少得可笑，有的完全不索租金。日人正在占据最好的住宅，有外国人居住是唯一的保障。……最可怜的是学生们，他们不忍毁掉他们的书籍，于是来要求我把他们的书籍埋在我的院中，‘以待北平的收复’”[150]。

因为要利用和依靠外国人，有时候有些人的态度不免显得谄媚了点。教会学校里，有的中国学生，“为着洋人平日不大理她，有的人就设尽方法，想求她们的青睐。要是洋人有一条狗，或是一只猫的时候，她就会去找机会与猫狗玩耍。‘喂！拿破仑，来，来，来。’或是‘嘿啰！华盛顿，咪，咪，咪。’洋人看见学生竟来找她的畜生玩，高兴时，也会与她搭两句”[151]。

在中国人的眼里，北京的欧美人士还有不同于上海或其他通商口岸洋人的特点。《西风》杂志曾有一篇文章专门探讨这个问题，作者在仔细观察后写到，北平的洋人“似乎也沾染了清朝或者北京政府时代的官僚习气，特别是住在东交民巷各国使馆的洋人。北平的使馆，通常都称‘府’；譬如美国使馆为‘美国府’，英国使馆为‘英国府’，于是一些布满了枪眼的外国建筑，又披上了一件中国封建式的补服。在使馆里位置较高的洋人，官瘾尤大，喜欢人称他作‘老爷’或‘大人’。就是一般比较有钱的洋人，也喜欢排场，喜欢住辉煌的住宅，有假山老树的深庭大院。晚上请客，喜欢在花园里点起宫灯，门口支起‘某府’的大红灯笼。北平的佣人，做事勤快，礼貌周到，而且工资低廉，所以多数的洋人家里都仆妪成行，尤其喜欢给他们穿上制服——白长衫，配上铜纽扣，及有颜色的坎肩。最好笑的，是有位老太婆，时常在黄昏时候，抱着小叭狗，坐着敞篷车，驰骋于长安街及北海附近，她的马车夫，还戴着红翎大帽，高踞在车座，真不愧古色古香，据熟知掌故者说，这位老太婆是八国联军某德国军官的寡妇。我不是说北平的洋人都如此官气十足，这里自然也有满口生意经的掮客，卖肥皂毯子的白俄，黑衣白帽的‘姑奶奶’，以及穿着军服，满街敲小鼓，吹铜喇叭，唱圣诗，传福音的救世军。不过这里的洋商人、穷白俄、天主教徒、救世军和别处所见的完全相同，没有什么特别而已。唯有官派才是北平洋人的典型特质。至于一般久住在北平的老洋人，多半很肯跟中国人来往，其中学有专长的学者颇不乏人，给我国青年学子不少帮助与鼓励。就是‘外国语学校’（Language School）的年青洋学生，也喜欢与中国人交朋友，所以大体的说，久住在北平的洋人与中国人的感情很不错”[152]。

此外，北京人对欧美人士还有其他一些评论，虽然有的充满偏见，有的比较夸张，但都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对北京洋人的认知。

对于中外饮食，有人做了对比。“西洋人：吃菜是用肚子的——他们只要攓足他们的肚子就算了事；东洋人：是用眼睛吃菜的——他们只以红颜绿色，饪制得好看的小菜为上；印度人：吃菜是用鼻子的——他们只以一只菜的香味怎样，定当这菜的优劣；中国人：是用舌子吃菜的——我们吃菜的习惯，最要紧的是这菜的滋味好不好。”[153]

对于欧美教会“人人生而平等”的口号，有人评论，“我以为天下一件最滑稽的事，就是洋人为贩卖大烟向中国开衅，却自命为文明国家，挑起那所谓‘白人的负担’，派些牧师来到中土宣传耶教”；“耶稣说人为上帝创造的。人类无论黄毛蓝眼、黑发黄面上帝都一视同仁。而林肯在Gettysburg讲演说‘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一句，洋人亦认为古今之绝语。由此观之，人类平等之原则，一般自号为基督国家当然不诡辩者。逻辑结论当如此，实际则不然。当国联盟约起时，日本代表提议（中国代表想到孔子四海兄弟之垂训，当场附议，无须请示政府）对于种族之平等应有明白的承认。英美两基督国代表反对于盟约中加入是项之规定，理由说黄种人不是亚当的后裔”，“洋牧师在中国一种耳提面命之谆诚，不禁令人佩服。但有时不问青红皂白见了华人便实行感化，未免过于孟浪”；“最可恨者洋人不懂中国事而又好批评，只视人家国中有草芥而不觉己目中有梁木。譬如，他们说到中国土匪，不想本国鼎鼎大名之Dillinger。说到中国政客，不想本国国会之Lobbyist。说到中国司法之缺点，不想本国流行之Lynching。凡此种种，不胜枚举”[154]。

对于洋人的虚伪，有人提出了批评，“某次耶稣诞节时，学校举行了一个邻居大会，洋人们一个个的都挤在礼堂里应酬，一面用手巾掩鼻子，一面将一包包的粗点心分给他们。邻人们一个个笑容满面地弯腰道谢，她们却连正眼也不给瞧，有一个孩子撒了尿在漆光的地板上，当时一位洋人立刻跑到三层楼拖了一个扫帚来，拼命把尿擦去。校工们虽在旁，她却不去叫他。可惜邻人们都没懂她的意思，还是一个个的撒在地上”；“洋人最会骂人（华人），记得在中学时，某先生因为政治报告多用了一刻钟的时光，洋人当时大怒，红着脸，当着礼堂的学生，大声说道：‘×先生，你恐怕忘记带一个表来。’其实，×先生正拿着一个表往衣裳里塞。”；“至于讲到他们的教书，有的连她本国的文法还弄不清，教化学的，连电解的原理都讲不出，然而她们是从海外跑来的，跑来特为享福的，可佩之至——她们的精神！”[155]。

三、欧美人士笔下的北京城和北京市民

《马可·波罗游记》在西方的流传，刺激了欧美人对东方、对中国的想象及探险愿望。而到中国工作、经商或旅行的欧美人士，也或多或少具有一些探险精神，正如葛乐士在其书中说他妈妈来中国的目的“是为了探险，是为了做出一些与她的家人完全不同的事情”[156]。

北京是古老中国的首都，大部分来京的欧美人为这种“古老”而着迷。长期居住在北京、参与了周口店“北京人”挖掘工作的法国古生物学家、古地质学家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在1924年1月写给其哥哥的信中说，“我喜欢北京，喜欢这种处在古老中国的心脏的感觉”[157]。而在未曾到过北京的外国人的想象中，北京更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荷兰人博雷尔还没到北京的时候，想象“北京，这个圣洁而神秘的皇帝的城，一直闪烁在我思想的最深处，于我来说，北京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无法真正地被看见、被踏足”[158]。

晚清民国时期，欧美人士来北京，首先映入他们眼帘的是高大雄伟的城墙和城楼，这使他们的心里难免有一番感慨。德国人福兰阁（Otto Franke）说，“当我看到巨大的城墙和威严厚重的城门、城楼、城堡以及城上建筑的一刹那，那印象摄人心魄。对我来说，13世纪的世界统治者蒙古人建造的巨大城市设施，是亚洲权力意识的象征。无限的统治意志的创造力，让初来乍到者既感到巍峨壮丽又惊慌害怕”[159]。当火车慢慢接近北京的时候，博雷尔发出了一连串的疑问：“这灰暗冷酷的城墙永无尽头吗？这是一个无极限的城吗？这看起来如此充满敌意和排外！难道这象征着中国的灵魂特点——原始、魁伟、隔绝、尊贵、难以接近？天子不是住在这城市里吗，为什么要用这高大、严峻的城墙将自己的智慧与美丽包围起来而与世隔绝呢？来自西方的蒸汽火车又是怎样用它的隆隆作响和阵阵臭气来玷污这幽居的城，用它不堪入耳的汽笛长鸣来打破这永恒堡垒的神圣静默？”[160]最终，博雷尔的北京梦以看见并且入住“平凡、庸俗、现代、欧式”的使馆区而告终[161]。在美国记者哈雷特·阿班的眼中，“火车绕了一个漫长的弧形驶入北京。在我的左边，北京巍峨的城墙、角楼和城门上的高塔徐徐展开。火车停在前门站，我穿过水门进城，一直进到了围墙围起的使馆区。那是9月一个阴湿的傍晚，阵阵寒风和蒙蒙细雨，带来一阵阵寒意。我那不称心的夏天绝对到了尽头。直觉告诉我，我将在中国做长久的盘桓。我周边的一切，全都是不熟悉、陌生和怪异的，但是，没有一个地方像这里一样，让我有如此强烈的归家之感。初抵这里，就有故地重游的感觉，觉得一颗心终于找到了安宁”[162]。

虽然晚清民国时北京市政建设逐渐向西方学习、靠拢，但北京的沙尘、街道的肮脏和臭味，还是给欧美人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福兰阁从最初城墙带给他的“震惊的恍惚”中反应过来，“然后在那些没有铺石头的街道上游逛，没脚的灰尘、同样深的泥浆、闻起来像臭水沟味道的大街、喧闹的交通”，他“带着痛苦的失望，将自己的存在看作流放”[163]。英国公使馆随员璧阁衔（Clive Bigham）形容北京不仅满是灰尘（Dusty），而且臭气熏天（Malodorous），这对于北京来说是诅咒[164]。苏珊·汤利女士（Lady Susan Townley）在其书《我的中国笔记本》（My Chinese Note Book）中写到，“众所周知，北京是世界上最脏（Dirtiest）、最难闻（Evil-smelling）的城市”[165]。她抱怨的是晚清时期的北京。探险家安得思则记述了1921年4月14日北京的一场特大沙尘暴：“当火车驶进车站的时候，我们几乎看不到北京的城墙。几天之后，这儿的空气就像伦敦的雾。”[166]美国旅行家兼作家哈里·弗兰克（Harry A.Franck）也在《漫游中国北方》（Wandering in Northern China）一书中描绘了北京的沙尘暴。“一个燥热的春夜，风吹了一整晚。只有到早晨起床的时候，才发现这风中携带了大量的沙尘，这在睡眼惺忪的人看来，就像在内华达州（Nevada）的沙漠里穿行了一个星期，甚至于一块能用湿布都没有。从头发到床套，所有的东西都得洗一遍，但这也是极其困难的，因为阳光被漫天的沙尘遮蔽，需要好几天才能重新照耀。”[167]

北京的沙尘暴，并不妨碍一批在北京居住的欧美人士最终爱上这个城市。古老的文明、历史悠久的建筑和园林、友善的市民、便宜的物价、惬意的生活、多姿多彩的社交活动，综合起来很容易使欧美人士对北京产生特殊的感情。一些人虽然“很高兴来到这里”，却也对能够离开北京而“由衷地感到高兴”[168]。但也有一些欧美人士，舍不得离开北京，用福兰阁的话来说，就是“直至感觉适应了现实，才会觉得情况本该如此，这个陌生的、谜一样的世界看上去也理当如此。娇惯的欧洲妇女们甚至喜欢说：‘人们流着眼泪来到北京，又含着眼泪离开它’”[169]。曾任驻京美国公使的嘉乐恒（William J.Calhoun）说，“对于长期住在中国的外国人来说，奇怪的是，叫他们到任何别的地方，他们似乎都不愿意去。他们好像被某种虫子咬过，这种虫子把一种病毒注入了他们的血液，使他们在那个国家的生活成了唯一的持久不变的东西”[170]。前驻京荷兰公使欧登科也感叹，“在中国生活的时间越长，我越热爱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越佩服中国的文明”[171]。葛乐士回忆说，“当我是个小男孩，我通常很快乐，被照看得很好。在我知道还有别的城市之前，我最接近于一个北京小孩——尽管不是一个中国的北京小孩——清楚地知道中国穷人的说话方式，也知道这些穷人与我父母所认识的中国朋友之间的区别；被北京喧哗的街道吸引注意力，也学会了各种中国节日的由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以这个尘土飞扬、日薄西山的古都为荣”[172]。

在北京的六国饭店里，博雷尔看见一个打扮整齐的普鲁士男人，走近一个美丽的美国女人，问“你喜欢北京吗？”美国女人回答：“噢，非常不错，如此美丽，很有意思。昨天我们去了靠近南口的明陵，噢，真是令人愉快，令人愉快啊！”[173]北京法国医院的一个意大利修女，已在北京生活了25年。虽然在此期间，她的丈夫去世了，但当博雷尔问及她是否喜欢北京时，她说：“北京是天堂，先生，没有地方像北京这样接近天堂。”[174]而哈雷特·阿班也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北平还住着一大群退休的西方人，靠微薄的收入就能过活。他们选择在故都居住实在是因为爱上了这里的生活魅力”[175]。

对于很早就来到北京生活的一些欧美人士来说，民国以后北京发生的现代变革都是不和谐、不友好的。正如芮恩施说的那样，“中国人的生活不管产生什么新的事物，都会有人出来诋毁它”。比如，前美国驻京公使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夫妇重回北京访问时，“柔克义夫人对中国问题提出了一种异常反动的看法，她对帝制倍加赞美，而对一切革新的企图加以嘲笑”，而柔克义先生“虽然没有发表这种激烈的见解，但是很明显，他对于中国旧时代的逝去，内心同样充满了惋惜”[176]。1922年，驻京荷兰公使欧登科旁观溥仪婚礼时，作为一个“曾见识过中国的宏伟和荣光”的外国人，他感到有一股“难以言喻的悲伤”[177]。有不少外国人认为，北京传统的四合院“是为了住人而设计的最优美、最适用的住宅”[178]，而使馆区的西式建筑则庸俗不堪。

当时居住在北京的欧美人士众多，我们只能挑选一些有代表性的评论，按时间先后顺序加以介绍。

柏生士（Wm.Barclay Parsons）：“中国人生性温顺（Peaceful），遵纪守法（Law-abiding），勤劳（Industrious），节俭（Frugal），努力（Hard-working），有耐性（Patient）。”[179]

璧阁衔：“作为一个民族来说，中国人本质上是遵纪守法者（Law-abiding People）和功利主义者（Materialists）。在中国人看来，生命并不长久得足够去战斗，毕竟，战斗是一项危险且不文明的娱乐。如果没有受到统治者的骚扰与劫掠，即使不信任，他们也极有可能相对平静地接受统治者的存在及其统治规则。而一旦信任建立起来，稳定就开始了”。义和团运动之前，“在华的欧洲人普遍认为中国人天生就是冷淡主义者（Indifferentist），这种犬儒的态度也表现在他们的勇气上，因而他们是天生的懦夫（Coward）”，但义和团运动的爆发，义和团的暴力和中国基督教徒表现出的勇敢和不屈服“让很多欧洲人承认他们以前对中国人的看法从根本上来说就是错误的，在冷漠的外表下，中国人毕竟还是有灵魂的，他们不仅能够成为好的基督徒，也能够变成勇敢的战士”[180]。

博雷尔：“在中国的街道上，最让人震惊的是中国人（除苦力之外）的镇定（Calmness）和安静（Quiet），这不仅表现在他们行走的时候，更表现在他们坐着的时候。即使是骑着又瘦又小的驴子，或者坐着最不堪入目的人力车，他们也展现了一定程度的庄严。我不止一次看见一个强壮的中国人骑在他瘦弱的驴子上，却营造出一种皇帝乘着骏马进行仪式的气势，我禁不住笑了，但中国人却一点儿也不觉得这稀奇”，“在街道上，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有序、规矩的民族。他们不会推挤，而是有礼貌地互相谦让走在一边，他们也不会互相嘲笑。现在走在大街上的妇女比以前多得多，但我从来没有听说有哪个中国人对妇女说不当的话或做出不当的行为，而且我也从来没看到有向男人抛媚眼或打招呼的妓女。在整个北京城，甚至在附近区域，街头男孩不会像在欧洲国家首都的一样，向外国人扔泥巴或嘲笑他们”[181]。

玛丽·冈特：“中国人既温顺（Peaceable）又守秩序（Orderly），更易于接受规则（Discipline），或者相比于世界上的其他民族，他们自己把自己规范得很好。”[182]

杜威夫妇（John Dewey，Alice Chipman Dewey）：中国社会像一个蜂群，“没有人能够独自做任何事，没有人会急急忙忙地做任何事”，比如，“我们去艺术学校演讲，走进了长长的大厅尽头的一个门，后面是一个大房间，从这个房间的后门出去有个泡茶的地方。我们走进来的那个门是房间的前门，门边有个桌子，演讲前后我们总是被请坐在这桌子前面喝茶或其他饮料，比如，苏打水。茶杯被放在这个房间前门外边的一个柜子里。从后门进来一个成年人，静静地以平稳的步伐穿过房间，从那柜子里拿出两个杯子，一手一个，然后又穿过房间从后门出去。过了一会儿，他端了两杯热茶来，将茶放在桌子上给我们喝，他又到柜子里拿了两个杯子，再次穿过房间，从后门出去。打开的饮料会放在桌子旁边，因为苏打水开着盖子容易溢出来，从来都不会节省一些步骤”。“你看见中国人忙忙碌碌，你会觉得他们做了所有的事情，可是你跟他们熟悉了之后会发现，他们几乎什么也没做，这真是个了不起的成就。”[183]

芮恩施：“中国人总是很大方的，所以是一些很好的演员；人们看到街上成千上万的熙来攘往的行人，会感到他们也都在演戏。这里没有像西方大都市里拥挤的街道上常见的那种摩肩擦踵、匆匆忙忙赶路的情况。所有的人不论步行或乘车，都很庄重，仿佛自己觉得相当了不起，那样子不像有什么急事要到什么地方去，而是显得安闲潇洒，不慌不忙。他们带着几百年来的传统与回忆，而现在的事业和那些传统与回忆比起来只不过是一件小事”；“如果你俯视一条中国街道，一簇簇的人，有的步行，有的跑着，来来往往，川流不息，中间混杂着驴车、骑着马或驴的人、骡群、人力车、骆驼队，被赶往市场售卖或屠宰的成群的牲畜，还有飞驰的汽车——所有这一切都会使你产生一种印象，就是他们能够完美地控制行动和闪避、拥挤和挤轧，同时使你想起那些在拥挤的舞池里的熟练地跳舞的人们的动作。看到在城门口耐心地等待着穿过城门的人群的景象，你总会感到一种乐趣和高兴，一行人慢慢地走进城门，就像一根穿过针眼的没有尽头的线。如果发生什么小小的不幸事件或冲突，虽然会发出争吵的声音，但决不是那些坐在人力车上的恬静而庄严的人们发出来的声音，因为走在路上遇到事情就激动起来是不合礼节的，他们让人力车夫去争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