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砖铭文是十分重要的历史信息，尤其在墓主埋葬的时间和地点方面，往往是客观的、准确的，没有作假的必要。这就使得墓砖铭文中记载的墓主埋葬地点，在古代城邑的现代定位中能够起到关键作用。继杨众度墓砖铭发现数年之后，盖天保墓砖的发现再次证明这一原理。

盖天保墓砖于2005年出土于大同城东南3.5千米的沙岭村东0.5千米许的高坡之上。[25]该砖与上节所述杨众度墓砖大小相仿，长30厘米、宽15厘米、厚5厘米。铭文凡55字，分为两个部分。前系正文，计3行又1字，为直径约2厘米的小字；正文之后系直径4～5厘米的四个大字，曰“盖兴国父”。

该铭文正文被释为：

太和十六年二月廿九日积弩将军盖天保丧，三月十七日葬在台东南八里坂上。向定州大道东一百六十步。墓中无棺木，西葙壁下作砖床。[26]

墓主的丧日是太和十六年二月廿九日，为公元492年4月11日；葬日是三月十七日，为公元492年4月29日。盖天保墓砖铭文提供的信息也是很丰富的。在这里，仍然只讨论其中与北魏平城郭城的定位相关的文字，即所谓“台东南八里坂上”和“向定州大道东一百六十步”等词语。

盖天保墓砖铭文之中的“台”字，原意为朝廷所在地，应指北魏的国都平城，此处径指平城郭城的城墙。又，盖天保墓砖出土于沙岭村东的高坡之上，其地形对应于铭文中的“坂上”之语。[27]

殷宪先生曾经对盖天保墓砖出土地点做过实地勘测与分析，该地的方向位于大同城的东南略偏南，与明清大同城的南门的直线距离是4.5千米，与明清大同城的东门的直线距离则更加远。若按照盖天保墓砖铭文所云的魏里“八里”去探寻，仅仅够得上明清大同城的东南拐角处。[28]也就是说，盖天保墓砖铭文中所谓的“台东南八里”，其起算的基点正好落在明清大同城城墙的东南角。这就证明，明清大同城城墙东南拐角也正是北魏国都平城郭城之东南拐角。

这绝非偶然的现象，恰恰佐证了上节关于明清大同府城的南城墙与北魏平城郭城的南缘位于同一条直线上的论证。不仅如此，它还进而表明，明清大同府城的城墙与北魏平城郭城的城墙，非但南线相合，而且东部城墙从南往北的走向也是一致的。

这样的结果纠正了我以往关于北魏平城郭城城墙东段位置的错误看法。清代学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44《山西六》大同府大同县条引《城邑考》称：“今城东五里无忧坡上有平城外郭，南北宛然。相传后魏时故址。”我在引述这段文献的基础之上，也推测北魏平城郭城城墙东段是位于“无忧坡上”的“南北宛然”者。[29]盖天保墓砖的出土，证明平城郭城城墙东段并不在“无忧坡上”，其“南北宛然”者又当作别论了。

在上述结果的基础上，可以提出如下三点看法。

第一，北魏平城郭城与明清大同府城在南部存在因袭关系。

明人张钦著《大同府志》，其中有“大同府城，洪武五年大将军徐达因旧土城南之半增筑”之语。[30]张钦是明朝武宗时期人，他在《大同府志》中记载本朝徐达于洪武五年（1372年）增筑大同府城之事应该是准确有据的。不过，这段记载的遣词过于简略，遂使后人在理解上生出歧义。以往一般认为，所谓“增筑”系指区域的扩展，由此而推导出，北魏平城郭城的南门位于今大同市的南关南街与迎宾东路相交处的岗楼。杨众度墓铭的问世，表明张钦所谓“增筑”的意思，仅为城墙的增高、增厚而已。换而言之，明清大同府城的城墙南段与前代的辽金西京的土筑城墙南段之间，实为叠压的关系。

对张钦《大同府志》中记载的明确理解，其意义是重大的。因为，以往的考古成果表明，辽金西京的土城与北魏平城的郭城之间具有部分的因袭关系，所以，由明清大同府城的城墙与辽金西京的城墙之间的叠压关系可以推断，明清大同府城与北魏平城郭城之间存在着部分的因袭关系。具体而言，北魏平城郭城、辽金西京城墙、明清大同府城三者因袭的主要部分在于该城的南部。从北魏国都发展到明清府治，该城的南部一直是居民区与商业区。这类区域往往因人口流动而发生盈缩迁移。在历经千年变化的过程中，作为其南部主体象征的城墙，居然能够因袭下来。一方面表明，从北魏降至明清，这座城市的南北中轴线始终未变[31]；另一方面也表明，从北魏降至明清，这座城市的人口始终没有突破北魏平城时代的城市规划的容量。

第二，在平城郭城东南角的侧近处建有门洞。

城市郊区的里程是以外围城墙的相应城门为起算基点的。按照这个原理，在上节中由杨众度墓砖铭文所谓“平城南十里”，推导出平城郭城南门的存在和实际的位置。同理可证，盖天保墓砖铭文所谓“台东南八里”，也表明在平城郭城之东南角的侧近处有一座城门或门洞（以下姑且称为门洞）。虽然在相关文献之中还未发现对应的门洞名称，但是这座位于东南角的门洞客观上应该存在。因为，倘若该处没有开设门洞，盖天保墓方位的起算基点就应该是郭城的南门或者东门，但是其间相应的距离显然超过“八里”之数，这与盖天保墓砖铭文的记载不相符合。

依据前文所引《魏书》卷3《太宗纪》泰常七年九月辛亥条中的记载，北魏平城郭城的周长是三十二里。我们现在难以知晓郭城每一条边墙的准确长度，假设每边长度均等，则南城墙与东城墙的长度各约为八里；又假设南门与东门分别在南城墙与东城墙的中点，则南门与东门距离郭城的东南拐角均约为四里。张畅耕等七位先生曾经实测过平城郭城的长度，虽然对于郭城位置的理解有所不同，但是他们确定的南郭与东郭的位置，与本文上述的南郭与东郭在走向上平行，因此他们测定的数据是可以引为参考的。张畅耕等七位先生采用GPS测量的南郭长度是3732.223米，东郭长度是4062.624米。[32]按此计算，郭城南门距离其东南拐角为1866.111米，郭城东门距离其东南拐角为2031.312米，其测量结果与上述平均四里的数值接近。那么，这就必然令人疑问：既然间距如此之近，在郭城的东南拐角有增开一处门洞的必要吗？

古代的城池一般是按照东、西、南、北所谓“四至”开建四门的。平城作为北魏的都城，其郭城多设门洞自然无妨，因此建有东南门洞不足为奇。不过，城墙最主要的功能是防御外敌，门洞的增建会降低其防御的功能，所以若无必要是不会多开门洞的。

不仅如此，甚至当军事需要之际，还会有堵塞门洞的举动。《魏书》卷27《穆崇附穆寿传》记载，北魏太延五年（439年）太武帝征伐凉州，命侍中、宜都王穆寿辅佐太子拓跋晃镇守京师平城，以防备柔然乘虚侵犯。该传称：

（穆）寿信卜筮之言，谓贼不来，竟不设备。而（柔然）吴提果至，侵及善无，京师大骇。寿不知所为，欲筑西郭门，请恭宗（即太子拓跋晃）避保南山。[33]

《资治通鉴》卷123《宋纪》文帝元嘉十六年（即北魏太延五年）九月条也记载有此事。[34]而《魏书》中所谓“欲筑西郭门”，在《资治通鉴》中写作“欲塞西郭门”。由对比可知，后者的意思更加明确，就是为了防止柔然的猛力攻击而堵塞门洞，并非修筑或加固门洞之意。

上引《魏书》还称，当时柔然吴提“侵及善无”。善无在今山西省右玉县境[35]，境内的杀虎口是通往塞外的要隘，吴提大军应当由此方向而来。杀虎口在平城的西偏北方向，穆寿“欲塞西郭门”的道理即在于此。值得注意的是，在上引《魏书》和《资治通鉴》的两段史料中，只称穆寿“欲筑西郭门”或“欲塞西郭门”，并无欲塞郭城的西北门或西南门之语。这说明太延五年之际的平城郭城，没有开建西北门和西南门，否则也一定要被堵塞住，因为它们的位置离西郭门最近，也很容易受到吴提大军的攻击。可见，平城郭城在初建之时各个拐角附近并不一定都有门洞。

然而，由盖天保墓砖铭文所谓“台东南八里”表明，至迟于太和十六年在郭城的东南拐角已经开建了门洞。郭城东南门洞的开辟，一定有其存在的价值。可以设想，在平城郭城的东南角有一条重要的大道由此出发；反过来说，正是由于这条大道具有重要的意义，东南门洞才成为郭城上必要的开口。东南门洞与以其为起点的大道是相辅相成的。

第三，从东南门洞出发有一条向河北平原延展的定州大道。

在上节之中，杨众度墓砖铭文表明，杨众度墓位于一条通往平城郭城的大道之侧，该条大道的起点是郭城的南门，由这条大道向南延伸可以到达并州以及更远的洛阳、长安；进而可以推论，杨众度墓砖铭文之中所谓“平城南十里”，就是在并州大道之上从南门起算的里程。同理可证，盖天保墓砖铭文也表明，盖天保墓位于一条通往平城郭城的大道之侧，该条大道的起点是郭城的东南门洞；进而也可以推论，盖天保墓砖铭文之中所谓的“台东南八里”，就是在这条大道之上从东南门洞起算的里程。

当然，依据盖天保墓砖铭文所云，我们已经知道这条大道被称作为“定州大道”。在该铭文之中，有所谓“向……东”的表述，应即该墓往东朝向定州大道的意思。这样，倘若按照墓址与大道间距“一百六十步”去换算和丈量，就可以准确地定位当年定州大道北端十里的途径和走向；而且，循此途径就可以核定平城郭城东南门洞的准确位置。

定州大道是北魏时期最为着力营建和维护的交通要道，因为它联系着位于河北大平原上的重镇中山城。中山城位于今河北省定州市，十六国时期是鲜卑族慕容部建立之后燕政权的都城，北魏灭亡后燕之后这里成为定州的州治。在自然地理上，中山城地处华北平原北部的西侧，由此可以十分便利地通达黄河下游的各处。[36]因此，北魏王朝在中山城设有行台，使之成为河北平原上最重要的政治与军事据点。而且，整个北魏统治时期，河北平原盛产的粮食与农副产品都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比例，而中山城正是东方最重要的物资集散之地。中山城重要的政治、军事与经济地位，决定了定州大道的重要性，从而也决定了在平城郭城的东南开设一处门洞的必要性。不难设想，由于郭城东南门洞和定州大道的存在，平城的东南部分必定会发展成为热闹的商业区域。

“定州大道”的称呼出现在盖天保墓砖铭文之中，说明它是被公众共识的道路名称。盖天保墓位于京畿而远离定州，说明定州大道并非定州附近的区间性道路，而是指贯通国都平城与定州的整条大道。也就是说，定州大道的一个端点是定州，另一个端点则是平城。值得注意的是，定州大道只以相对次要的端点“定州”来命名，却不提与定州相比更加重要的端点平城。这并非表示定州比平城更加重要，而是说明，平城作为该条大道的一个端点是不言而喻的，获得公认的。换言之，正是由于平城在当时是不言而喻的端点，所以在大道的名称中被省略了。无疑，在北魏平城时代，作为国都的平城，同时也就是整个北魏版图内的交通中心。这是十分有意义的事实，因为如前节所述，在北魏王朝建立之前，平城并不具备如此重要的地位。

上节引用过的《太平寰宇记》卷49《河东道》十云州云中县条引《冀州图》的记载，称在北魏之前有所谓的入塞三道。值得注意的是，这三条大道的出发点，不是周、秦、汉的国都长安和咸阳，就是曹魏的国都洛阳。当然，从这些中原汉族王朝的利益和传统观念出发，全国的交通中心必然是位于中原地区的都城。因此，在北魏以前的交通网上，平城实际上处于不甚显著的位置。然而，盖天保墓砖铭文之中出现的“定州大道”字样使我们认识到，作为北魏建立以后新兴的都城，平城不再处于不足为道的位置，而是北魏版图内的各地所共同趋向的交通中枢。不仅如此，其意义还在于，这种变化从根本上撼动了先秦以来汉族传统的以中原都市为中心的观念。

正因为全国的交通中心不再是位于中原地区的都城，而是原本偏僻的平城，“定州大道”才不必冠以“平城”二字，就能成为公认的联通平城与定州的大道的专有名词。按照同样的道理去规范道路名称，上节所述的北魏时期从平城通往晋阳的道路，在当时就理应称作“并州大道”，而非如前田正名先生所云的“雁门关路”。顺此类推，从平城经上谷向东通往幽州治所蓟城的大道，这是北魏皇帝东巡常常采用的十分重要的路线，就应该称作“幽州大道”。这一规律如果成立，将能表明北魏时期已经具有系统的交通管理意识。因此，我企盼着更多的考古发现，来不断地印证这样的推想。

定州大道自当时的崞山县（位于今山西省浑源县境）往东进入恒山山区。从灵丘往下，因山峦重叠而道路险峻曲折。所以，早在道武帝平定后燕之后，就诏命将以前的旧山路竣修通畅。《魏书》卷2《太祖纪》天兴元年（398年）春正月条记载：

车驾将北还，发卒万人治直道，自望都铁关凿恒岭至代五百余里。[37]

道武帝动用万众之力，凿通横亘于定州望都县[38]与代郡之间的崇山峻岭，使得穿越恒山大为便捷，因此其间的道路被称作直道。这条直道最初为了运送随从道武帝自河北返归的军队而筑，此后在其基础上续修成为名曰定州大道的商贸之路。

位于定州大道上的灵丘、莎泉等县邑，因其附近具有险峻的隘口而十分出名，所以在《魏书》等文献中可以见到灵丘道、莎泉道等道路名称。但是，所谓的灵丘道、莎泉道，只是定州大道上的一段。它们分别指以灵丘、莎泉为中转据点的道路区间，而不是指自平城至灵丘或莎泉的整段大道，更不能指代定州大道全程。《魏书》卷4上《世祖纪上》太延二年八月条记载：

诏广平公张黎发定州七郡一万二千人通莎泉道。[39]

这次修路所用民工，系征发定州大道的终点中山城附近七郡的民众，说明所修路段位于莎泉与定州之间的一段，而非莎泉与平城之间的一段。由此可见，所谓莎泉道只是指莎泉附近的一段，并不包含莎泉往平城的整段大道。又如，《魏书》卷7上《高祖纪上》太和六年七月条记载：

发州郡五万人，治灵丘道。[40]

与上述同理，此处治理的灵丘道，只是指灵丘附近的一段，而非灵丘往平城的整段大道。实际上，从灵丘西北行，来到崞山县境，就已走出恒山山区，进入灅水谷地，道路便相对平缓了。由于在定州大道上需要重点修筑的是灵丘道、莎泉道等区间，因此灵丘道、莎泉道便在北魏平城时代相当出名，从而能见于史载。

以上的看法，主要依据日本前辈学者前田正名先生和长期工作于大同的殷宪先生的研究成果。前田正名先生的代表作是《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他曾经为北魏历史的研究做出不朽的巨大贡献。遗憾的是，前田正名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不幸去世，生前未能考察大同，更未能见到近年来大同市及其附近考古的诸多成就。殷宪先生倾力于北魏历史的研究，尤其注重北魏文物与文献的考察与保护，搜集与研究，因此能够屡屡突破前辈的局限，获得崭新的成果。他的代表作是《魏都平城书迹》，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41]

从两块不大的墓砖竟能探知平城郭城城墙的南缘和位于其上的南门、东南门洞的情况，并且了解到以此二门为起点而延伸到中原的两条著名大道的信息，可见，墓砖的铭文虽仅寥寥数十字，其意义并不在小。北魏平城时代墓砖和墓石文字中，刻有埋葬地点的文字者属于少数，像上述杨众度墓砖和盖天保墓砖是弥足珍贵的。

原载《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3卷第2期。

附图：

北魏平城郭城南缘及大道示意图

附图说明：

本文原附三幅插图。

其一，北魏平城郭城南缘及大道示意图。此图由笔者参照以下图版草绘：大同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大同市志》（上册）之《大同市城区图》，（中华书局2000年版）；刘吉、齐宝林主编《大同市旅游交通图》，（地质出版社1998年版）；《山西省交通图集》之《大同市区》（1986年12月，第5～6页）。此图已经收载于拙著《北魏平城时代》之中，但为了方便读者对照阅读，仍旧附载于文后。

其二，杨众度墓砖拓片，由殷宪先生提供。此图又见于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七里村北魏墓群发掘简报》文后（《文物》2006年第10期，第42页，附图五二之4），且被收载于拙著《北魏平城时代》之中，因此本文集不再转载。

其三，盖天保墓砖照片，由殷宪先生保存和提供。此图也已收载于拙著《北魏平城时代》之中，因此本文集也不转载。

附记：

此次编辑文集，对于各篇文章都做了或多或少的文字修订，作为例外是这篇殿后的文章《北魏平城郭城南缘的定位与相关交通问题》。这篇文章的内容已经分别被吸收入拙著《北魏平城时代》第五章的第二节第三小节和第四节第二、第三小节之中。此次则将它刻意地恢复成为原样，与原样不同的只是按照本文集的体例将引文格式做了统一，并添加了一级标题。在此需要多写几句，以解释这样做的缘故。这篇文章曾应《山西大同大学学报》之约交付发表，然而被做了多方面的压缩：其一，删除了为数不少的文献注释，难免产生忽视他人劳动成果之嫌；其二，合并了若干理应分开的自然段落；其三，删削了一些必要的文字，易生误解；其四，将第二节之下的小标题窜入正文，致使行文突兀。对于这些压缩，事先未经协商，也不交由作者校对，事后令我吃惊。我可以理解编辑部的苦衷，这样做是为了挤兑版面；但是不能理解的是，既然版面紧张，何必来约稿呢？更令我难堪的是，北魏的长度单位魏里被不当地替换成为现行的公里。例如，《魏书》卷3《太宗纪》泰常七年九月辛亥条中记载，北魏平城郭城的周长是三十二里，此处的“里”是魏里，不同于现代使用的长度单位华里，却被按照二华里折合一公里的比率换算成为“16km”。同样，还误将原稿中的八魏里折合成为“4km”，四魏里折合成为“2km”。其实，在这篇文章的原稿中引述过陈梦家先生的名篇《亩制与里制》，还特意写明“陈梦家先生考证，与北魏接近的北周一里约合今442.41米”等文字，只要对此稍加留意，就可以避免上述错误。遗憾的是，原稿中的这条注释被删除了。事隔多年，早该遗忘此事了。但是，白纸黑字清楚地印在该学刊之上，而且未曾予以更正，无论何时都是笑柄。这一直是我心头的块垒。为了将上述错误改正过来，只好借此次结集之际将原稿文字恢复于此。

当初，这篇文章是在前田正名先生和殷宪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殷宪先生还特意向我展示了文中引证之两件墓砖。二位先生都已作古，令我感怀，借此致以怀念。

[1] 殷宪：《大同北魏宫城调查札记》，《北朝研究》第4期，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

[2]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馆、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大同操场城北魏建筑遗址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2005（4）。

[3] 张庆捷：《大同操场城北魏太官粮储遗址初探》，载《文物》，2010（4）。

[4] 该墓区于1988年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大同市博物馆在位于大同市城南的电焊器材厂工地联合发掘，计有167座墓穴，详见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馆编著：《大同南郊北魏墓群》，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此外，1987年在大同市东南郊湖东铁路编组站工地也发掘了成群的北魏时期墓穴。

[5] 2001年在大同市南郊变电站工地、2002年在大同市东郊迎宾大道侧齐家坡村附近、2005年在大同市东南郊沙岭村东北，都发掘出成群的北魏时期墓穴，发掘单位均为山西省考古所和大同市考古研究所。

[6]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北魏宋绍祖墓发掘简报》，载《文物》，2001（7）。

[7]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北魏沙岭北魏壁画墓发掘简报》，载《文物》，2006（10）。

[8] 殷宪：《山西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漆画题记研究》，张庆捷、李书吉、李钢编：《4—6世纪北中国与欧亚大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赵瑞民、刘俊喜：《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出土漆皮文字考》，载《文物》，2006（10）。

[9] 刘俊喜：《山西大同沙岭发现北魏壁画墓》，载《中国文物报》，2006-02-24。

[10] 《北朝研究》第五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11] 二文均见于《文物》2006年第10期。

[12] 在《山西大同七里村北魏墓群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10期，44页）的释文之中有三个误释之字，杨众庆的“庆”、灵开子的“开”、清水靖使的“使”，后来被殷宪先生分别纠正为“度”“关”“侯”。此处引用的是殷宪先生的释文和标点，参见殷宪《〈杨众度墓砖〉研究》，载《中国书法》，2007（6）。

[13] 《魏书》，62页。

[14] [日]前田正名：《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李凭、孙耀、孙蕾译，161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

[15] [日]前田正名：《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第173页。

[16]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1036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

[17] 《太平寰宇记》，1037页。

[18] 《太平寰宇记》，1037页。

[19] 西安地图出版社编制：《中国城乡公路网及里程地图集》，33～34页，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06。

[20] 《太平寰宇记》，1036页。

[21] 参见刘吉、齐宝林主编：《大同市旅游交通图》，单幅正面，北京，地质出版社，1998。

[22] 按陈梦家先生考证，与北魏接近的北周一里约合今442.41米计算，参见陈梦家：《亩制与里制》，载《考古》，1966（1）。

[23] 张志忠：《大同七里村北魏杨众庆（度）墓砖铭析》，载《文物》，2006（10）。

[24] 参见大同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大同市志》（上册），大同市城区图。《大同市志》（下册）“善化寺”记载：“善化寺位于大同城区南隅。”该节之九《碑碣》载有清乾隆五年（1740年）《重修善化寺碑》，并录有郡庠生田士元所撰之文。该文称：“云中有善化寺，居城之西南隅。地址规制，宏阔端严。”（1631页，1638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山西风物志编辑委员会编：《山西风物志》之“善化寺”条称：“善化寺是大同古城较早的一座佛教寺院建筑，位于大同城南门里西侧，故俗称南寺。”（76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

[25] 山西省测绘处编：《山西地图》，1971年9月，单幅。

[26] 殷宪：《盖天保墓砖铭考》，载《晋阳学刊》，2008（3）；又收于《北朝研究》第6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27] 《山西省交通图集》，大同市区，5～6页，1986。

[28] 据殷宪先生实测，盖天保墓砖出土地距明大同府城东南角为3.7千米；依陈梦家先生在《亩制与里制》中考证的魏、周里制折算，应为8.36魏里，约与“盖天保墓砖”铭文所谓“八里”之数大体相合。

[29] 李凭：《北魏时期雁北的城邑》，《晋秦豫访古》，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86。

[30] 张钦：《大同府志》卷二《城池》，（明）正德版。

[31] 殷宪《如浑水考辨》认为：“可以证明北魏时的平城连宫城带郭城再到集中了皇家礼制建筑的南郊，南北不下十五六里，而且从平城到大同历经两千年，南北中轴线始终未变。”[载《北朝研究》，1995（3）]

[32] 张畅耕、宁立新、马升等：《魏都平城考》，寒声主编：《黄河文化论坛》第九辑，18～65页，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

[33] 《魏书》卷27，665页。

[34] 《资治通鉴》卷123，3941页。

[35] 《山西省交通图集》，“雁北地区”，19～20页，1986。

[36] 《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集》，“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地形”，137页，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7。

[37] 《魏书》卷2，31页。

[38] 望都，位于今河北省望都县西北。施和金：《北齐地理志（上）》“定州北平郡望都县”条，56页，北京，中华书局，2008。

[39] 《魏书》卷4上，87页。

[40] 《魏书》卷7上，151页。

[41] 殷宪先生大著《北魏平城书迹研究》已于201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