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孝文帝于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四月丙午日去世[2]，临终对身后之事有所安排，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部署太子元恪继位。此事在《魏书》卷7下《高祖纪下》“太和二十三年三月甲辰”条下有简短的记载：

诏赐皇后冯氏死。诏司徒勰征太子于鲁阳践阼。[3]

值得注意的是，元恪践阼之地不在国都洛阳，而在鲁阳。鲁阳在北魏统治时期是郡治，位于今河南省鲁山县境，北距洛阳约150千米。孝文帝下达此诏书时，正在征伐南朝之后回归洛阳的途中。他当时已经身患重病，担心自己的生命拖延不到洛阳，所以下诏征太子元恪赶往距离他较近的鲁阳践阼。不过，这只是表面上的原因。其实，孝文帝更加担忧的是皇后冯氏可能在皇宫挟持新天子以令朝廷，所以他一定要将太子调离洛阳。

这位遭受孝文帝如此防范的冯氏，是已故文明太后的侄女孝文幽皇后。冯氏在政治上确实抱有强烈的欲望，《魏书》卷13《皇后·孝文幽皇后冯氏传》记载：

后渐忧惧，与母常氏求托女巫。祷厌无所不至，愿高祖（孝文帝）疾不起，一旦得如文明太后辅少主称命者，赏报不赀。又取三牲宫中妖祠，假言祈福，专为左道。[4]

这位文明太后的侄女非常想要像她的姑母一样临朝听政，因此不惜采用妖祠左道的手段以求得逞。但是，孝文帝虽陷重病之中，心中却是明白的，所以才有让太子在鲁阳践阼的安排。

后来，皇弟咸阳王元禧等人也道明了孝文帝遗诏的真谛。《孝文幽皇后冯氏传》接着记载：

高祖崩，梓宫达鲁阳，乃行遗诏。北海王详奉宣遗旨，长秋卿白整等入授后（冯氏）药。后走呼不肯引决，曰：“官岂有此也，是诸王辈杀我耳！”整等执持，强之，乃含椒而尽。殡以后礼。梓宫次洛南，咸阳王禧等知审死，相视曰：“若无遗诏，我兄弟亦当作计去之，岂可令失行妇人宰制天下，杀我辈也。”[5]

咸阳王元禧等宗室诸王的议论与孝文帝的思虑相一致，都不愿意出现“妇人宰制天下”的局面。由于诸王坚定地执行遗诏，幽皇后冯氏未能逃脱引决的命运。

在下诏杀皇后与征太子的同时，孝文帝还顾命六宰臣辅政，因为新天子年纪尚轻。上引《高祖纪下》“太和二十三年甲辰”条接着记载：

诏以侍中、护军将军、北海王详为司空公，镇南将军王肃为尚书令，镇南大将军、广阳王嘉为尚书左仆射，尚书宋弁为吏部尚书，与侍中、太尉公禧，尚书右仆射、任城王澄等六人辅政。顾命宰辅曰：“粤尔太尉、司空、尚书令、左右仆射、吏部尚书，惟我太祖丕丕之业，与四象齐茂，累圣重明，属鸿历于寡昧。兢兢业业，思纂乃圣之遗踪。迁都嵩极，定鼎河瀍，庶南**瓯吴，复礼万国，以仰光七庙，俯济苍生。困穷早灭，不永乃志。公卿其善毗继子，隆我魏室，不亦善欤？可不勉之！”[6]

顾命六宰臣都已经官居要职，位为上品，掌握着朝廷最有权势的衙门。他们合力辅佐新主本是分内职责，为何还要再加上一层所谓“辅政”的身份？孝文帝刻意如此，当然是希望“公卿其善毗继子，隆我魏室”；尤其是，旨在依赖朝臣抵制后权，杜绝再度出现文明太后冯氏临朝听政那样的局面。[7]孝文帝的考虑确实长远，然而政治上并无一劳永逸的措施。孝文帝死后，形势的发展竟与他的设计迥然相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