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节已述，李沖、拓跋澄和皇后冯氏分别是汉族士族、拓跋宗室和皇室中具有权势与能力的代表人物。以下所述北魏国都南迁的实践会证明，孝文帝选择他们三位为迁都事业的襄助者是十分恰当的。

先看李沖在北魏国都南迁中的作用。前节所引《李沖传》记载：

高祖初谋南迁，恐众心恋旧，乃示为大举，因以胁定群情，外名南伐，其实迁也。旧人怀土，多所不愿，内惮南征，无敢言者，于是定都洛阳。沖言于高祖曰：“陛下方修周公之制，定鼎成周。然营建六寝，不可游驾待就，兴筑城郛，难以马上营讫。愿暂还北都，令臣下经造，功成事讫，然后备文物之章和玉銮之响，巡时南徙，轨仪土中。”高祖曰：“朕将巡省方岳，至邺小停，春始便还，未宜遂不归北。”寻以沖为镇南将军，侍中、少傅如故，委以营构之任。改封阳平郡开国侯，邑户如先。车驾南伐，以沖兼左仆射，留守洛阳。[12]

由这段记载知道，李沖既是经造新都的建议者，又是营构宫室的主持者。

李沖建议经造新都的时间是孝文帝刚刚定计南迁之际，此事在《魏书》卷7下《高祖纪下》也有相应的记载。该纪太和十七年冬十月条称：

戊寅朔，幸金墉城。诏征司空穆亮，与尚书李沖、将作大匠董爵经始洛京。[13]

从这条记载知道，与李沖共同从事“经始洛京”者，还有穆亮与董爵二人，而且穆亮的名次出现在李沖之前。

穆亮出身于显赫的鲜卑贵族穆氏家族，在孝文帝之父献文帝时起家为侍御中散，后尚中山长公主，拜驸马都尉，封赵郡王，加侍中、征南大将军。文明太皇太后冯氏临朝听政，穆亮官至司空，参议律令。孝文帝亲政以后，穆亮也备受重用。《魏书》卷２７《穆崇传附穆亮传》记载：

及车驾南迁，迁武卫大将军，以本官董摄中军事。高祖南伐，以亮录尚书事，留镇洛阳。[14]

北魏王朝是拓跋部族建立的政权，经造新都则是国家大事，朝廷必然要派鲜卑贵族参与领导，以监督工程的进展。穆亮受诏“经始洛京”，正是作为这样的鲜卑贵族代表，不过他在经造新都中的作用侧重于督察方面。所以，虽然因族别与职位的关系穆亮的名次排在李沖之前，但是并不影响我们对于“营构之任”是由李沖主持的判断。

至于将作大匠董爵，在《资治通鉴》卷１３８《齐纪》永明十一年（即北魏太和十七年）十月戊寅“魏主如金墉城”条下被写作“董尔”。胡三省为此出注曰：“《北史》作董爵。”[15]查阅《北史》卷３《魏本纪第三》太和十七年十月条下，“董尔”确实作“董爵”[16]，这与上引《魏书》卷7下《高祖纪下》相对应的部分中所记是一致的。但是，《北史》卷９０《艺术列传下·蒋少游传》记载：

少游又为太极立模范，与董尔、王遇等参建之，皆未成而卒。[17]

则知《北史》并非没有董尔其人。而《魏书》卷９１《术艺列传·蒋少游传》中也有相同的记载，即同样出现了名董尔者[18]，这当然是《魏书》的《蒋少游传》抄录自《北史》的《蒋少游传》的缘故，对此宋人已经指明[19]。董爵官为将作大匠，而董尔则具有与蒋少游、王遇等参建太极殿的经历，董爵的职官与董尔的职事是相一致的；而且，《资治通鉴》及胡三省注与《北史》《魏书》的纪和传都能够互相参证，这就难免令人猜测董尔与董爵可能是同一人。董尔也好，董爵也罢，作为参与营构洛阳宫室的角色，其地位与作用肯定低于李沖。这不仅可以从前引孝文帝太和十七年十月诏令中李沖排名在前看出，而且也可以根据前节所引《李沖传》中记载着李沖在董尔或董爵之前就已经领将作大匠之职而得证。

然而，值得思考的是，对于孝文帝宏大的迁都计划，主持营构新都的李沖在事先却毫不知情。《李沖传》记载：

高祖初谋南迁，恐众心恋旧，乃示为大举，因以胁定群情，外名南伐，其实迁也。旧人怀土，多所不愿，内惮南征，无敢言者，于是定都洛阳。[20]

原来，孝文帝密谋迁都之计后，担心旧人不肯支持，于是假称南伐以“胁定群情”，从而达到了迁都的目的。此处所谓旧人，实系长期追随文明太皇太后冯氏的朝廷众臣。由于孝文帝接手北魏政权为时甚短，尚未培养成支持自己的新势力，因此朝廷中旧人尚占据多数，对孝文帝推行迁都新政形成很大的压力。

从《李沖传》中所述当时的情景，不难知道李沖也属于被“胁定”的旧人。该传记载：

车驾南伐，加沖辅国大将军，统众翼从。自发都至于洛阳，霖雨不霁，仍诏六军发轸。高祖戎服执鞭，御马而出，群臣启颡于马首之前。高祖曰：“长驱之谋，庙算已定，今大军将进，公等更欲何云？”沖进曰：“臣等不能折冲帷幄，坐制四海，而令南有窃号之渠，实臣等之咎。陛下以文轨未一，亲劳圣驾，臣等诚思亡躯尽命，效死戎行。然自离都**雨，士马困弊，前路尚遥，水潦方甚。且伊洛境内，小水犹尚致难，况长江浩汗，越在南境。若营舟楫，必须停滞，师老粮乏，进退为难，矜丧反旆，于义为允。”高祖曰：“一同之意，前已具论。卿等正以水雨为难，然天时颇亦可知。何者？夏既炎旱，秋故雨多，玄冬之初，必当开爽。比后十月间，若雨犹不已，此乃天也，脱于此而晴，行则无害。古不伐丧，谓诸侯同轨之国，非王者统一之文。已至于此，何容停驾。”沖又进曰：“今者之举，天下所不愿，唯陛下欲之。汉文言：‘吾独乘千里马，竟何至也？’臣有意而无其辞，敢以死请！”高祖大怒曰：“方欲经营宇宙，一同区域，而卿等儒生屡疑大计，斧铖有常，卿勿复言！”策马将出。[21]

孝文帝假称南伐，李沖却误以为真；孝文帝执意南下，李沖竟坚持异议；孝文帝以“斧铖有常”相威胁，李沖但以“敢以死请”相违抗。体会两人的这段对话可知，李沖虽然身为“统众翼从”的辅国大将军，然而他在事发之前并不知道孝文帝的南迁计划，而且事发之时也未能领会出孝文帝定都洛阳的用意。幸而事发之后李沖尚能及时转舵，向孝文帝积极呈献经造新都之策，遂能继续得到重用，成为襄助孝文帝南迁的关键人物之一。

接着讨论拓跋澄在迁都前后的表现。前节所引《任城王澄传》记载：

后高祖外示南讨，意在谋迁，斋于明堂左个，诏太常卿王谌，亲令龟卜，易筮南伐之事，其兆遇《革》。高祖曰：“此是汤武革命，顺天应人之卦也。”群臣莫敢言。澄进曰：“《易》言革者，更也。将欲应天顺人，革君臣之命，汤武得之为吉。陛下帝有天下，重光累叶。今曰卜征，乃可伐叛，不得云革命。此非君人之卦，未可全为吉也。”高祖厉声曰：“‘《象》云大人虎变’，何言不吉也。”澄曰：“陛下龙兴既久，岂可方同虎变。”高祖勃然作色曰：“社稷我社稷，任城而欲沮众也。”澄曰：“社稷诚知陛下之社稷，然臣是社稷之臣子，豫参顾问，敢尽愚衷。”高祖既锐意必行，恶澄此对，久之乃解，曰：“各言其志，亦复何伤。”[22]

起初，孝文帝为了达到迁都的目的而故作南讨的姿态，为了争取群臣支持南讨，又用龟卜的方法加以诱导。但是，拓跋澄竟然在“群臣莫敢言”的情况下当面顶撞孝文帝，激烈地反对南讨，致使孝文帝“易筮南伐”的计谋受挫。这正说明，拓跋澄事先对迁都计策毫不知情。其实这也不奇怪，因为拓跋澄原也属于旧人之列。

不过，不久之后拓跋澄的态度就发生了根本改变。《任城王澄传》又记载：

车驾还宫，便召澄，未及升阶，遥谓曰：“向者之《革》卦，今更欲论之。明堂之忿，惧众人竞言，阻我大计，故历色怖文武耳，想解朕意也。”乃独谓澄曰：“今日之行，诚知不易。但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任城意以为何如？”澄曰：“伊洛中区，均天下所据，陛下制御华夏，辑平九服，苍生闻此，应当大庆。”高祖曰：“北人恋本，忽闻将移，不能不惊扰也。”澄曰：“此既非常之事，当非常人所知，唯须决之圣怀，此辈亦何能为也。”高祖曰：“任城便是我之子房。”加抚军大将军、太子少保，又兼尚书左仆射。[23]

拓跋澄态度的转变，从表面上看，是由于理解了南讨与南迁的关系；而在实际上，乃是孝文帝的恩威并施的结果。孝文帝对拓跋澄的威胁与利诱之所以能够成功，在于他是皇帝，是封建专制主义集权的体现。

此后，拓跋澄就成为贯彻孝文帝迁都大计的积极动员者。《任城王澄传》接着记载：

及驾幸洛阳，定迁都之策。高祖诏曰：“迁移之旨，必须防众。当遣任城驰驿向代，问彼百司，论择可否。近日论《革》，今真所谓革也，王其勉之。”既之代都，众闻迁诏，莫不惊骇。澄援引今古，徐以晓之，众乃开服。澄遂南驰还报，会车驾于滑台，高祖大悦曰：“若非任城，朕事业不得就也。”从幸邺宫，除吏部尚书。

拓跋澄对于南迁事业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向北都平城的旧人作“徐以晓之”的宣传，以利实现皇室、朝廷以及众多军队与民众的迁徙。拓跋澄是宗室领袖，其态度的背向是具有号召力的，所以他的动员工作能够取得显著的成效。孝文帝也认识到拓跋澄对于南迁事业的关键作用，所以给予高度的赞扬。作为回报，拓跋澄获得了封建官僚体制中最要紧的职位——吏部尚书。

再来分析皇后冯氏在迁都过程中的作用。前节所引《皇后冯氏传》记载：

车驾南伐，后留京师。高祖又南征，后率六宫迁洛阳。

该传所云虽然简洁，却透露了十分重要的信息，在北魏后宫即所谓六宫南迁的过程中皇后冯氏发挥了统率的作用，因为此际孝文帝正在从事南征活动。据《魏书》卷7下《高祖纪下》太和十七年条、十八年条、十九年条记载：太和十七年九月丁丑孝文帝定迁都之计，十月戊寅诏李沖等经始洛京，癸卯孝文帝幸邺城，乙巳诏安定王休率从官迎家于代京平城；太和十八年闰二月壬申孝文帝至平城宫，癸酉临朝堂部分迁留，三月壬辰孝文帝临太极殿谕在代群臣以迁移之略，十月戊申孝文帝亲告太庙奉迁神主，辛亥车驾发平城宫，十一月己丑车驾至洛阳，十二月辛亥车驾南伐；太和十九年二月壬戌孝文帝下诏班师，五月癸未车驾返回洛阳，八月丁巳金墉宫成，甲子孝文帝引群臣历宴殿堂，九月庚午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24]以上所记，为北魏迁都的整体历程。将此历程与《皇后冯氏传》所述对照可知：孝文帝于太和十八年十月辛亥离开平城宫前往洛阳，自此宫廷事务全由皇后冯氏主持，因此六宫是在冯氏独立率领之下开始南迁的；孝文帝于太和十九年二月壬戌班师，五月癸未返回洛阳，此后并未离开洛阳，而皇后冯氏则率领六宫于九月庚午抵达洛阳，因此六宫是在冯氏独立率领之下完成南迁的。要之，北魏六宫南迁完全是由皇后冯氏主持实现的。

由于《皇后冯氏传》的记载过于简单，难以探测皇后冯氏对于孝文帝的迁都之计事先是否知晓。不过，皇后冯氏乃是文明太皇太后的侄女，显然原属旧人的阵营。迁都之计既然与文明太皇太后生前方略不符，为防冯家获悉消息，孝文帝最初不一定向皇后冯氏透露。然而，由《皇后冯氏传》的记载知道，皇后冯氏“贞谨有德操”，乃是识大体之人，所以她以实际行动支持了孝文帝的迁都事业。

六宫迁徙虽非正史重点记述的内容，然而其并非简单的过程。《魏书》卷１３《皇后列传·孝文昭皇后高氏传》记载：

后（皇后高氏）自代如洛阳，暴薨于汲郡之共县。或云昭仪遣人贼后也。[25]

高氏生前地位不高，她的尊号是死后追谥的，但是她为孝文帝育有二男一女，曾经是受皇帝宠爱的宫人。高氏之死，事出有因，被猜测为“昭仪遣人贼后”。这位昭仪也是文明太皇太后之兄冯熙的女儿，倘若猜测正确，则其中必定具有复杂的隐情。但无论如何，高氏死于自代即平城往洛阳的南迁途中，理应属于重大事故。高氏暴薨事件的发生，说明六宫迁徙途中并非一帆风顺，而是颇具艰难与危险的。冯氏虽享有皇后之尊的地位，但以一位青年女子担当此重任确属不易。

李沖、拓跋澄和皇后冯氏都是孝文帝迁都事业十分得力的襄助者，然而三人事先却并不一定知情，这说明孝文帝对于他们未必信任。虽然未必信任，但是却要放任使用，其原因是孝文帝欲借迁都之机分化旧人。为了理解原委，须先了解北魏迁都的客观原因与孝文帝力主迁都的主观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