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北魏迁都的客观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方面的，也有政治方面的；既有军事方面的，也有文化方面的。迁都问题是王朝的百年大计，这些因素都是执政的孝文帝与其臣僚既私下考虑过，也公开讨论过的。

北魏迁都的原因也是后世学者十分关注的问题，成为老生常谈的议题。对此王仲荦先生在其专著《魏晋南北朝史》中作过总结性的表述，主要归结为两点。在该著下册第七章第二节的“迁都洛阳”小节中称：

……可见平城的旱荒，已达到严重程度，北魏王朝至此实已不得不迁都。据《魏书·成淹传》载，孝文帝在迁都洛阳之后对成淹说：“朕以恒、代无运漕之路（从山东、河北运粮至平城，不能利用水运），故京邑（平城）民贫；今移都伊、洛，欲通运四方。”[26]可见迁都洛阳是解决塞上一带严重粮荒的唯一办法。何况自从孝文帝于太和九年（485年）扩大推行均田制以后，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已经成为北魏王朝的主要基础，从关外的平城移都到中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洛阳，从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来说，就也有其特殊的意义了。孝文帝迁都的原因，此其一。[27]

这里谈的是很现实的问题，从中原不断地向偏远的平城供应物资还不如索性将都城迁到中原更加便利。这是站在社会经济学角度作出的论断。

接着，王仲荦先生还谈到迁都的军事方面原因，他指出：

随着封建化程度的加深，拓跋氏内部阶级分化更为急遽，他们的经济逐渐衰颓起来了，这也使得北魏王朝的军事威力逐渐衰落。可是当时居拓跋氏北方的柔然人的势力，却大大扩张起来。……如果北魏仍都平城，稍一疏忽，便有被柔然包围的危险，甚至平城有失守的可能；倘南迁洛阳，此时南齐国力，日趋衰颓，不但不能威胁洛阳，而且孝文帝认为如大举南侵，南北混一可期。是平城有累卵之危，洛阳有磐石之安，故定都洛阳。孝文帝迁都的原因，此其二。[28]

可见，以洛阳为都城，既可以避开柔然的锋芒，又有利于向南朝用兵，为实现孝文帝统一中华的宏图奠定基础。

经济与军事方面的因素，与其说是原因，不如说是客观背景更为贴切。其实，在确立新的都城的时候，北魏的决策者们考虑得更加多的，应该是政治与文化方面的因素。与旧都平城及其他都市相比，洛阳是传统的政治与文化中心。而此时的孝文帝，在政治上正以统一南北为目标，谋划着向南开拓；在文化上正在与南朝争夺正统地位，欲以华夏文明的继承者自许，所以洛阳才会成为孝文帝向往的圣地。

北魏迁都的原因是综合的，决非单纯的、偶然的。笔者认为，后世的史学家根据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从大的方面和高的角度去分析北魏迁都的原因，从而考虑到经济、军事、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这无疑是正确的。作为一代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孝文帝对于迁都的前因与后果必然审慎地权衡过，他审时度势地做出的迁都决定无疑是伟大的历史创举。但是，我们如今在教科书中认识到的，北魏迁都洛阳之举对中华民族融合发生的巨大影响，以及对推动中华历史发展所起的伟大作用，恐怕并不是孝文帝在一千多年前能够预想到的。我决无贬低孝文帝的历史贡献之意，只是想要说明，北魏迁都洛阳虽然是由多方面客观原因决定的，但孝文帝能够在文明太后去世刚刚满三年就做出义无反顾的决断，则与他个人的情绪具有很大关系。

孝文帝虽然贵为至尊，却长期处在文明太皇太后冯氏的卵翼之下。文明太皇太后曾经两番临朝听政，掌握北魏朝廷。《魏书》卷13《皇后列传·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记载：

自太后临朝专政，高祖雅性孝谨，不欲参决，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太后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生杀赏罚，决之俄顷，多有不关高祖者。是以威福兼作，震动内外。[29]

在文明太皇太后的高压专制下，即便孝文帝“雅性孝谨”，也还是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况。《魏书》卷7下《高祖纪下》卷末记载：

文明太后以帝聪圣，后或不利于冯氏，将谋废帝。乃于寒月，单衣闭室，绝食三朝，召咸阳王禧，将立之，元丕、穆泰、李沖固谏，乃止。[30]

孝文帝少年时就“聪圣”，却反而招致文明太皇太后的疑忌，因此产生废黜孝文帝的举动。幸亏大臣元丕、穆泰、李冲等人“固谏”，孝文帝的皇位才得以保住。

文明太皇太后既然存有废黜孝文帝的心思，平时对孝文帝的猜疑必不会少。《魏书》卷58《杨播传附杨椿传》记载，杨播归老时对子孙透露，文明太皇太后曾规定宫廷内官每十日必须向她告密一事，“不列便大瞋嫌”，于是众人便不得不“传言构间”；又称，杨播兄弟互相告诫道，处身于文明太皇太后与孝文帝之间十分为难而“宜深慎之”；还称，孝文帝亲政之后表扬过杨氏兄弟，因为他们过去没有搬弄是非。[31]由此可见，孝文帝虽然由文明太后抚养成人，但是两人之间的感情是有隔膜的。

幸亏孝文帝颇善于运用韬光养晦的谋略，所以往往能够化险为夷，躲过劫难。《高祖纪下》卷末记载：

进食者曾以热羹伤（孝文）帝手，又曾于食中得虫秽之物，并笑而恕之。宦者先有谮帝于太后，太后大怒，杖帝数十。帝默然而受，不自申明。太后崩后，亦不以介意。[32]

孝文帝不仅能够宽恕进食者的过失，而且竟然不计较进过谗言的宦者。孝文帝虽然年轻，权术与耐心却属不凡。他的韬光养晦之策居然蒙骗了富于阅历的文明太皇太后。就这样，一直忍耐到文明太后去世，孝文帝才算熬出头，终于结束受制于人的局面。

文明太皇太后的去世没有引起政治上的波动，北魏的局势相当稳定，原因是文明太皇太后在世时纠集而成的政治集团为时日久，其势力已经根深蒂固。而且，文明太皇太后在生前自作主张，一反随葬先帝于金陵的传统，而将她的陵墓修筑在平城以北仅仅二十千米处的方山顶上。这样的架势说明她至死也无放弃强势的念头，而是想要在百年以后居高临下地继续盯着平城政权。看来，文明太皇太后虽然去世，旧人依旧控制和影响着北魏朝廷。

不过，孝文帝绝非任人随意摆布者。在孝文帝的内心深处并不是对以往的遭遇毫不计较的，他对过去所受的虐待“默然而受”和“不以介意”，不过是故作姿态罢了。我们从他对待李沖和拓跋澄这样显赫的大臣都动辄以“斧铖有常”相威胁，不难探出他久久藏于内心深处的凶狠。不过，不管孝文帝心里怎么想，最初在外表上他仍然对文明太皇太后表现得恭敬有加。为了表示这种恭敬的“真切”，孝文帝特意在文明太皇太后陵的侧后方为自己修建了规模较为简陋的寿宫，时距文明太后去世十个月。孝文帝修建寿宫，不是给死去的文明太皇太后看的，而是给活人看的，尤其是要给曾经纠集在文明太皇太后身边的旧人看的。

其实，孝文帝决不心甘情愿地附葬于文明太后之侧，恐怕就在修建寿宫之时他的心中已经在盘算如何摆脱文明太皇太后的阴影了。而彻底摆脱文明太后的旧氛围的最佳办法，莫过于将国都迁离被文明太皇太后死死盯住的旧都平城。所以，在文明太后去世的第四年，孝文帝就规划迁都了。事实证明，文明太皇太后生前对孝文帝的猜疑不是没有理由的。作为皇帝，孝文帝虽然身份特殊，但也是有血有肉之人，在太和十七年议迁都之计时孝文帝不过是一位虚岁二十七岁的青年，他的个人情绪难免会成为影响决策的重要因素。所以，为了尽快地摆脱旧的政治氛围，孝文帝迫不及待地做出了迁都的决断。生不能继续忍受后权阴影的笼罩，死不愿葬入文明太后陵侧的寿陵，孝文帝个人的感情因素成为北魏迁都洛阳的催化剂。

将国都迁往洛阳，肯定违背在方山之巅死死盯住平城政权的文明太皇太后的意愿，所以迁都之计必然会遭到旧人势力的顽强阻挠。在这样的局面下，孝文帝仍然一意孤行，于太和十七年九月在洛阳施展假意南伐的策略，这就使得新旧政治方针的对立公开化，引起包括李沖、拓跋澄在内的文明太皇太后旧臣的激烈反对。新旧政治方针的对立，实质是新旧势力的对抗。为了对付旧臣的公开对抗，孝文帝采用了“胁定群情”的手段。《魏书》卷53《李沖传》记载：

高祖初谋南迁，恐众心恋旧，乃示为大举，因以胁定群情，外名南伐，其实迁也。旧人怀土，多所不愿，内惮南征，无敢言者，于是定都洛阳。[33]

通过以南迁替换南伐的戏剧化办法，孝文帝最终达到了将国都迁离平城的目的。而且，“胁定群情”的手段也发挥了有效分化文明太皇太后旧臣的作用。《李沖传》中详细记载了当时孝文帝晓谕群臣的话语：

今者兴动不小，动而无成，何以示后？苟欲班师，无以垂之千载。朕仰惟远祖，世居幽漠，违众南迁，以享无穷之美，岂其无心，轻遗陵壤。今之君子，宁独有怀？当由天工人代、王业须成故也。若不南銮，即当移都于此，光宅土中，机亦时矣。王公等以为何如？议之所决，不得旋踵，欲迁者左，不欲者右。

通过让群臣依观点分列左右的方式，孝文帝迫令旧人公开地表态。这种表态虽然具体针对迁都之计，然而却是政治立场的亮明，因为迁都之计乃是决定王朝政治前途的关键，高于任何朝政的大事。

旧人的公开表态，果然出现了分歧。《李沖传》接着记载，前南安王拓跋桢等就站到左方，并颂扬孝文帝为“非常之人乃能非常之事”。但是仍旧有许多顽固不化者，如安定王休等就公然“相率如右”。旧人之间出现分歧，正是孝文帝希望达到的效果。因为在关键场合表态的不同，必然会种下矛盾，进而逐渐瓦解文明太皇太后长期纠集而成的旧势力。孝文帝的政治手段颇为有效，它迫使一部分人从旧人中分化出来。

为了在新都洛阳组建起新的政治阵营，对旧人实施分化术显得尤为必要。有力的后续手段便是重点争取和利用旧人之中的既有威望又有能力者。这就是孝文帝以李沖、拓跋澄、皇后冯氏三人襄助迁都的深刻意义。由于孝文帝的恩威并施，李沖等三人积极地主持了相应的迁都事务，成为北魏迁都事业中的关键人物。不仅如此，他们还成了从旧人势力转化成为支持孝文帝的新势力的带头羊。

孝文帝的策略真是一举两得：分化旧人的手段，推动了迁都之计的实现；迁都之计的实现，进一步分化了旧人。旧人分化的结果即为组建新的北魏洛阳王朝的政治势力奠定下基础。至于李沖、拓跋澄和皇后冯氏三人在新形势下的命运，则又因人而异了。

原载《江海学刊》2012年第3期，原题为《襄助北魏孝文帝迁都的三位关键人物》。

[1] 本文是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2006年度一般项目“北魏洛阳政权研究”（06I03）的阶段性成果。

[2] 李凭：《论北魏迁都事件》，《北朝研究存稿》，23～4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3] 参见逯耀东：《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0；北京，中华书局，2006。

[4] 《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13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

[5] 《魏书》卷53《李沖传》，1181页。

[6] 《魏书》卷53，1187页。

[7] 《魏书》卷53，1182页。

[8] 《魏书》卷19中，463页。

[9] 《魏书》卷19中，463～４６４页。

[10] 《魏书》卷１３，332页。

[11] 李凭：《北魏平城时代》，“文明太后临朝听政”，208～225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12] 《魏书》卷53，118３～１１８４页。

[13] 《魏书》卷７下《高祖纪下》“太和十七年冬十月”条，173页。

[14] 《魏书》卷２７《穆崇传附穆亮传》，67０页。

[15] 《资治通鉴》卷13８，4417页。

[16] 《北史》卷３，110页。

[17] 《北史》卷９０，2984页。

[18] 《魏书》卷９１，1971页。

[19] 《魏书》卷９１《术艺传》校勘记之[一]写道：“诸本目录注‘不全’，卷末有宋人校语云：‘此卷，王显以前魏收旧书，崔彧、蒋少游传全出《北史》及《小史》……’”（1973页）

[20] 《魏书》卷53，118３页。

[21] 《魏书》卷53，1182～1183页。

[22] 《魏书》卷１９中，４６４页。

[23] 《魏书》卷１９中，４６４～４６５页。

[24] 《魏书》卷7下《高祖纪下》太和十七年条、十八年条、十九年条，171～179页。

[25] 《魏书》卷13，335页。

[26] 王仲荦先生所引此语见于《魏书》卷79《成淹传》，1754页。

[27]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下册），“迁都洛阳”，54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28]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下册），541页。

[29] 《魏书》卷13，329页。

[30] 《魏书》卷7下，186页。

[31] 《魏书》卷58，1290页。

[32] 《魏书》卷7下，186页。

[33] 《魏书》卷53，11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