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迁都事件是学术界讨论已久的问题。孝文帝是中国古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因此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但是，也正是囿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人们考察的视角更多地注重于迁都事件的原因、过程、影响等普遍意义上的讨论。[2]关于其中的人事问题，虽然也无可避免地屡有涉及，不过仍然具有进一步做细致研究的必要。

从已有的史料来看，在北魏的朝廷与宫廷之中，真正自始至终支持孝文帝迁都者只是少数人，而且他们的表现并不明显。台湾史学家逯耀东先生的专著《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中有三篇文章（《导言》《北魏孝文帝迁都与其家庭悲剧》《北魏平城对洛阳规建的影响》）着重探讨北魏迁都的问题。[3]他在《北魏孝文帝迁都与其家庭悲剧》一文指出：

孝文帝决定定都洛阳的计划，是很突然而机密的，甚至于连当时被视为左右手的元澄、李沖事先都不知道，所以，定都洛阳与全身披挂准备发兵南征策略的制定，很显然出于另外一批人之手，后来张彝、郭祚、崔光都因“以参迁都之谋”而晋爵。这幕戏剧性的演出，很可能是由他们在幕后制作的。同时，也可以证明孝文帝的迁都计划不仅在平城，受到保守势力的坚决反对，即使离开平城到洛阳以后，仍然不能获得全体的支持……[4]

逯耀东先生的见解是深刻的。孝文帝迁都的想法可能在心中思谋已久，但是具体的计划只能在文明太皇太后去世以后盘算，因为这一举动与文明太皇太后生前的执政方略是违背的。文明太皇太后生前绝不会有迁都的念头，我们只需从她将自己的陵墓建在平城北郊方山之上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文明太皇太后死于太和十四年（490年）九月，与太和十七年十月孝文帝发布迁都诏书之时仅仅相隔三年。短短的三年之间，竟然要在关于国都的位置这样重大问题的方略上做出根本性的改革，确实显得极为仓促，给人以“突然而机密”的感觉是必然的。

为了尽可能地减少阻力，孝文帝最初只能与张彝、郭祚、崔光这班人在暗处谋划。至于张彝等人，当然不敢在朝廷公开张扬迁都之举，因为当时他们还不是北魏朝廷中的权势显赫者。然而，迁都是牵动国家政治与民生经济的大事业，不能总停留在暗中谋划阶段，最终肯定要大张旗鼓地操作实施。这项复杂的工程包含三个重要的环节：首先，要在新都开展大规模的土木建设，以备宫廷和政府机构的资产以及民间物资的转移，并安置大量的外来人口；其次，要在旧都做艰巨的动员工作，以便实现皇室、贵族、官僚以及众多军队与民众的迁徙；最后，要在迁徙的过程中进行组织和协调，实行严密的保安，以防范政变和不测事故的发生，达到顺利迁徙的目的。能够襄助孝文帝完成上述环节的人物，应该是在相应方面既有权威又有能力者。张彝等人或许具有较强的能力，但当时在朝廷中尚未表现出重大的影响力。

实际上，在北魏政权南迁的过程中，襄助孝文帝完成历史使命的关键人物是尚书李沖、任城王拓跋澄和孝文废皇后冯氏三位。关于李沖和拓跋澄，逯耀东先生已经提及，在“当时被视为左右手”，他们的作用理应探讨。至于皇后冯氏在迁都事件中的作用，一向未得到重视，尤其值得提出来研究。

先看李沖的情况。李沖出身于陇西的世家大族，献文帝朝为中书学生，后因受宠于文明太后而顺利迁升，在孝文帝朝官至中书令，爵为陇西公。《魏书》卷53《李沖传》记载：

是时循旧，王公重臣皆呼其名，高祖（孝文帝）常谓沖为中书而不名之。文明太后崩后，高祖居丧，引见待接有加。及议礼仪、律令，润饰辞旨，刊定轻重，高祖虽自下笔，无不访决焉。沖谒忠奉上，知无不尽，出入忧勤，形于颜色，虽旧臣戚辅，莫能逮之，无不服其明断慎密而归心焉。于是，天下翕然，及殊方听望，咸宗奇之。高祖亦深相杖信，亲敬弥甚，君臣之间，情义莫二。及改置百司，开建五等，以沖参定典式。封荥阳郡开国侯，食邑八百户，拜廷尉卿。寻迁侍中、吏部尚书、咸阳王师。东宫既建，拜太子少傅。[5]

这段记载表明，李沖的威望极高，就连皇帝也不直呼其名；而且权势隆重，朝廷旧臣贵戚均甚敬服。

李沖曾经参与北魏前期都城平城的明堂、圆丘、太庙等宏大殿堂的建造事业，在建筑工程方面表现了出色的能力和不辞辛劳的勤奋，因此《李沖传》对他高度赞扬道：

（李）沖机敏有巧思……勤志强力，孜孜无怠，旦理文簿，兼营匠制，几案盈积，剞劂在手，终不劳厌也。[6]

为此，孝文帝还特意下诏表彰李沖的成就，并且委以兴缮朝廷的太极殿等建筑之大任。该诏书也收于《李沖传》中，曰：

成功立事，非委贤莫可；改制规模，非任能莫济。尚书沖器怀渊博，经度明远，可领将作大匠；司空、长乐公亮，可与大匠共监兴缮。其去故崇新之宜，修复太极之制，朕当别加指授。[7]

要之，李沖具有崇高的政治地位和出色的经营能力，在北魏朝廷的汉族士族大臣之中能与他在政治地位上相匹敌者极少。

接着谈任城王拓跋澄的情况。拓跋澄是太武帝曾孙，为孝文帝的从叔，在宗室中享有很高的威望。《魏书》卷19中《景穆十二王列传中·任城王云传附任城王澄传》记载：

高祖时，蠕蠕犯塞，加（拓跋）澄使持节、都督北讨诸军事以讨之。蠕蠕遁走。又以氐羌反叛，除都督梁益荆三州诸军事、征南大将军、梁州刺史。文明太后引见澄，戒励之。顾谓中书令李沖曰：“此儿风神吐发，德音娴婉，当为宗室领袖。是行使之，必称我意。卿但记之，我不妄谈人物也。”梁州氐帅杨仲显、婆罗、杨卜兄弟及符叱盘等，自以居边地险，世为凶狡。澄至州，量彼风俗，诱导怀附。表送婆罗，授仲显循城镇副将，杨卜广业太守，叱盘固道镇副将。自余首帅，各随才而用之，款附者赏，违命加诛。于是仇池帖然，西南款顺。加侍中，赐衣一袭、乘马一匹，以旌其能。后转征东大将军、开府、徐州刺史，甚有声绩。[8]

拓跋澄曾都督北讨诸军事，败走蠕蠕；还曾都督梁益荆三州诸军事，平定氐羌；此后转任徐州刺史，则又“甚有声绩”。他确实如文明太皇太后预言的那样，具备了宗室领袖的资质。

拓跋澄既有军事经历，又有地方政绩，因此被召往朝廷任职，并受到孝文帝的接见。《任城王澄传》又记载：

（拓跋澄）朝于京师，引见于皇信堂。高祖诏澄曰：“昔郑子产铸刑书，而晋叔向非之。此二人皆是贤士，得失竟谁？”对曰：“郑国寡弱，摄于强邻，民情去就，非刑莫制，故铸刑书以示威。虽乖古式，合今权道，随时济世，子产为得。而叔向讥议，示不忘古，可与论道，未可语权。”高祖曰：“任城当欲为魏之子产也。”澄曰：“子产道合当时，声流竹素。臣既庸近，何敢庶几？今陛下以四海为家，宣文德以怀天下。但江外尚阻，车书未一，季世之民，易以威伏，难以礼治。愚谓子产之法犹应暂用，大同之后便以道化之。”高祖心方革变，深善其对，笑曰：“非任城无以识变化之体。朕方创改朝制，当与任城共万世之功耳。”后征为中书令，改授尚书令。[9]

拓跋澄仰慕春秋郑国贤相子产，有志于“随时济世”，这正好符合孝文帝的心思。因为孝文帝“心方革变”，所以才“深善其对”。不久拓跋澄被征入朝廷，任中书令，后来改授尚书令，执掌北魏朝廷的行政大权。位居中枢权要之后，拓跋澄自然被目为宗室大臣和鲜卑贵族的领袖，实现了文明太后的预言。

国都的迁徙，除了朝廷即政府机构的转移之外，还包含众多家族与家庭的变迁，其中最庞大、最复杂的则是拓跋皇室。在封建时代，由于皇室地位的特殊性，它的转移成为国都迁徙的标志。然而，由于宫廷事秘，缺乏史料，以往对于北魏皇室迁移的问题很少讨论。本文也只能据零星的史料做一些推测。

在皇室南迁过程中，发挥过关键作用的是孝文帝的废皇后冯氏。关于这位皇后的生平，在《魏书》卷１３《皇后列传·孝文废皇后冯氏传》有简略的记载：

孝文废皇后冯氏，太师（冯）熙之女也。太和十七年，高祖既终丧，太尉元丕等表以长秋未建，六宫无主，请正内位。高祖从之，立后为皇后。[10]

此文中的“终丧”，是指文明太皇太后冯氏去世已经三年。这位文明太皇太后在世之际权欲极强，不仅凌驾孝文帝之上，亲理朝廷政务；而且专制六宫事务，竭力排除异己。[11]结果，在她去世之后，孝文帝之上非但没有祖母辈分的太皇太后，而且也没有母辈的太后，更没有来得及确立皇后。在“六宫无主”的情况下，文明太皇太后之兄冯熙的女儿得以“正内位”，被立为皇后。

《皇后冯氏传》记载：“高祖每遵典礼，后及夫、嫔以下接御皆以次进。”还称孝文帝一度对皇后冯氏“恩遇甚厚”。种种迹象表明，继文明太皇太后之后，新立的皇后冯氏成为北魏六宫的主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