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北史》与《南史》同出李延寿之手，学界常将两书合称南北史，放在一起评论，单论《北史》者居少数，好在这种情况不会影响观点的判断。

李延寿编撰南北史历时十六年，于唐朝显庆四年（659年）脱稿。李延寿在《序传》中称，二书先经令狐德棻“详正”，然后“遍咨宰相”，最后才呈上唐高宗，以见其慎重的程度。[17]宋代王溥在《唐会要·史馆上·修前代史》中特意提到唐高宗为南北史写了《序》，可惜这篇《序》早已不存。[18]二书得到唐朝廷的认可是无疑的，然而在学界却一直议论纷纭。

唐代史家刘知幾在《史通·六家第一》中指出：

皇家显庆中，符玺郎陇西李延寿抄撮近代诸史，南起自宋，终于陈，北始自魏，卒于隋，合一百八十篇，号曰“南北史”。其君臣流例，纪传群分，皆以类相从，各附于本国。凡此诸作，皆《史记》之流也。[19]

就“纪传群分”的编辑体例而言，刘知幾将“南北史”归入《史记》之流是不错的。然而，他将李延寿的编撰工作形容成为“抄撮近代诸史”，言语之中微露不屑。而且，在接着的总结之语中他还批评道，模仿《史记》的体例“可谓劳而无功，述者所宜深诫也”。

宋代史家的评价反差颇大。上节引述过司马光的看法，认为南北史“叙事简径”而优于南北正史。所谓南北正史包括《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八书。他接着又写道：

窃谓陈寿之后，唯延寿可以亚之也。渠亦当时见众人所作五代史不快意，故别自私著此书也。但恨延寿不作志，使数代制度沿革皆没不见。[20]

对《北史》奋力抨击者当数明朝学者冯梦祯。冯梦祯任南京国子监司业时主持刊印了南监本《北史》，并为该版写了《重刻〈北史〉跋》。他批评《北史》“几至不成文理”，竟以“点金成铁”之语挖苦李延寿。[23]清代学者王鸣盛也认为李延寿的编撰工作一无是处，他指责道：

南北史增改无多。而其所以自表异者，则有两法：一曰删削，二曰迁移。夫合八史以成二史，不患其不备，惟患其太繁，故延寿一意删削，每立一传，不论其事之有无关系、应存应去，总之极力刊除，使所存无几，以见其功。然使删削虽多，仍其位置，则面目犹未换也。于是，大加迁移，分合颠倒，割裁搭配，使之尽易其故处，观者耳目一新，以此显其更革之验，试一一核实而考之，删削、迁移者皆不当，功安在乎？其书聊可附八书以行，幸得无废足矣！[24]

历代众说纷纭，以上诸家是有代表性的。种种评价，似以司马光的褒贬最为公允，其他史家的批评则各有偏颇。尽管如此，南北史却越来越受到重视，原因恰恰在于它是“抄撮近代诸史”而成的。李延寿对此毫不讳言，他在《序传》中讲：

至于魏、齐、周、隋、宋、齐、梁、陈正史，并手自写，本纪依司马迁体，以次连缀之。又从此八代正史外，更勘杂史于正史所无者一千余卷皆以编入。其烦冗者，即削去之。始末修撰，凡十六载。[25]

正是靠着十六年不懈的照抄功夫保存下许多珍贵史料，这些史料在宋朝以后日益显现出重要的价值。《四库全书总目》卷46《史部·正史类二·北史》写得明白：

然自宋以后，《魏书》《北齐书》《周书》皆残阙不全，惟此书仅《麦铁杖传》有阙文，《荀济传》脱去数行，其余皆卷帙整齐，始末完具。征北朝之故实者，终以是书为依据。故虽八书具列，而二史仍并行焉。[26]

由于《魏书》等残阙不全，《北史》成了修补诸书和鉴定故实的依据，这正是南北史能与八书持久并行的关键原因。

对于《北史》的评论，无论褒奖还是贬斥，大多具体落实在李延寿的改写工作是否必要和是否得当上面。《北史》既然是连缀诸书而成的，在文字上就必然要删削和迁移，唯其如此才能使原本分述的北朝史书连贯成为一体。不过，由于看待人物与事件的角度不同，处理文字的方式有异，难免造成行文的差异，以及诸多删削不当，甚至产生失误的地方，这些问题已经被学界一一揭示，无须回护。然而辩证地判断，李延寿改写的《北史》价值还不至于降低至“点金成铁”的废料，就连全盘抹杀它的王鸣盛也不得不承认，经删削和迁移之后，居然能令“观者耳目一新”。

被李延寿删除的内容，主要是八书本纪中的诏令与册文；被李延寿削减的内容则是八书列传中的奏议、文章以及间或引用的敕文。这些与政治制度密切相关的文字大多繁冗而且格式化。被李延寿迁移的内容，则多数符合刘知幾指出的“以类相从”的原则，不能算作王鸣盛批评的“皆不当”云云。此外，李延寿还对一些战争的场面与过程加以浓缩，或者概括言之。经过这样加工，在内容上显得明快，可以减少读者的乏味。其实李延寿的删削和迁移工作是符合他编撰《北史》的主题思想的，并非仅仅为了取悦于世俗社会，这在下文中还要论述。

与古代学者屡屡抓住删削不当问题而全盘否定《北史》的倾向不同，在现代学者的评论中肯定《北史》的观点逐渐居多。众多专家运用现代史学史理论与传统考据学相结合的方法，围绕《北史》的指导思想、编辑体例、篇章结构、文字内容、删削得失等方面发表了数十种见解独到的论文和著作。特别是，史学家高敏先生站在客观对待前人著述的立场上多年潜心研究，在南北史的文字校对和内容比勘方面取得总结性的成就，为准确利用文献从事研究铺平了道路。高敏先生的考证成果近年汇拢在所著《南北史考索》之中。[27]

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跳出专注于编撰问题的框框，史学界对南北史做出了全面的评价，其中较早的专著是瞿林东先生撰写的《〈南史〉和〈北史〉》。他摆脱既往拘泥细节的窠臼，注重《北史》与《南史》之间有机的联系，认识到李延寿虽然将南北朝分别撰述，但是在心目中是把南北看作统一整体的，从而发掘出二书共同包含的追求全国统一的思想倾向。[28]这就从理论上给南北史以高度的评价，肯定了二书在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从南北朝的对立发展到隋唐的统一是渐进的过程，其间既有南北的对立，又有东西的对峙。北方的形势尤其多变，处于反复分合的状态，因为北朝是承续十六国分裂局面形成的。结束十六国分裂的北魏王朝是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而这个王朝最初也是偏踞一隅的割据政权。淝水之战以后，北魏才脱颖而出，成为黄河流域政治舞台的主角；到其第三代太武帝朝，以武力征服十六国后期诸政权的方式实现北方版图的统一；到其第六代孝文帝朝，通过迁都洛阳和汉化改制，实现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的大融合，从而在中原巩固了政治集权地位。与此同时，北魏一直面临着与南方对立的局面，北魏诸帝多次发动征伐战争，力图建立统治全国的局面。但是宏大的统一目标未及实现，北魏自身却分裂成为东魏和西魏。不久，东魏与西魏分别被北齐与北周取代，北方再度陷入战乱不断的泥潭。此后，原本实力薄弱的北周通过政治、经济与军事的全面改革而振兴，不但吞并北齐，而且确立了北方对南方的绝对压制态势。最终，取代北周的隋朝派遣八路大军渡江南下，势如破竹地败灭陈朝，实现了统一全国的目标。要之，北朝的形势，无论南北还是东西，分是社会政治的表相，合是历史发展的趋势。

反映这样的历史形势，应该是南北史的共同任务。将二书对比而言，《南史》侧重反映宋、齐、梁、陈连贯发展和并入北朝的经历；《北史》则不仅要反映南北统一的进程，而且要反映南北统一之前的东西统一的进程，此外还要反映更早的北魏结束十六国分裂的进程，这就更需要全局的观念和恢宏的气度。的确，就全面系统地表述北朝历史系统的统一进程而言，只有《北史》做到了，在此之前的南北正史都只是反映这一进程的侧面或者局部。做出如此重大的贡献，客观上是因为李大师与李延寿父子得天独厚，其家具有北朝的背景，其身处于北朝之后的隋唐，因此才能全面回溯北朝历史。在他们之前的史家则因受到时代的局限而难以达到如此境界。

复杂的政治发展规律和社会演变方向，并非当世之人能够洞悉，史家的难处就在囿于自身的历史环境。北朝历史从北魏开国初就有史家着手整理。《魏书·崔浩传》记载：

历史有其自身规律，不会依从当朝统治者的意志发展，也非当世史家能够精确感悟，必须等待历史风暴刮起的尘埃最终落定，方能寻得历史演绎的轨迹。《北史》的作者身处南北朝之后隋唐一统的空前盛世，所以能够客观全面地纵观南北朝历史的脉络。

《北史》虽然署名为李延寿一人编撰，其实是李延寿继承父亲李大师的遗志完成的。对此，李延寿在《序传》中写得很清楚：

大师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常欲改正，将拟《吴越春秋》，编年以备南北。[31]

李大师不仅抱有编撰《北史》的意愿，而且反对“分隔”的书写方式，进而为确立《北史》反映统一的主题思想着了先鞭。

李大师生活于隋末唐初动**之际，曾在隋炀帝朝除授信都司户书佐。由于李大师“独守清戒，无所营求”，十年之后才迁任渤海郡主簿。其时反隋义军窦建德称雄河北，建立夏政权，李大师被召为尚书礼部侍郎。唐武德三年（620年），李大师受遣出使关中，为窦建德联络李渊。可是，嗣后窦建德又助王世充抗击李渊，因此连累李大师被李渊拘留。待窦建德被平灭后，李大师竟遭徙配西会州（今甘肃省靖远县附近）。然而，不幸之中却又有幸，李大师受到当时镇守凉州的杨恭仁礼遇，使他得到“恣意披览”恭仁家藏群书的机会。武德九年（626年）李大师遇赦，他赶紧“俶装东归”，“编缉前所修书”。可惜两年后李大师就辞世了，因此“所撰未毕，以为没齿之恨焉”。[32]李大师一生饱经战乱而屡受颠沛，所以渴望安定，将反映统一趋势作为主题思想注入史著是很自然的。作为儿子的李延寿也切实贯彻了李大师的主题思想，其举措就是分别框定北朝和南朝的架构，以确立北朝和南朝的历史系统，及具体改正“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的“失实”。不仅如此，他还认真地将李大师反对“分隔”的主题思想写入《序传》。

李大师虽然含恨而终，但是他的意愿被李延寿继承下来。唐朝贞观之初李延寿曾在中书侍郎颜师古及给事中孔颖达手下整理文献，贞观五年（631年）以内忧去职，服丧期满后一度从官蜀中。贞观十五年（641年），李延寿在京师补得东宫典膳丞、崇贤馆学士的职位，后来转任御史台主簿，迁符玺郎，兼修国史。[33]由于父亲在政治上跌宕坎坷，李延寿在仕途上难以扶摇直上，但是他凭借在文案方面孜孜不倦的辛劳，也不断获得缓步迁转的机会，这在客观上为他完成父亲的未竟事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李大师与李延寿，前者经历了隋末动**不安的割据局面，体会过分裂的痛苦，后者安享到唐初安定和谐的政治环境，感受到统一的幸运，他们分别从反面与正面理解到统一的重大意义。因此父亲会提出反对“分隔”的观念，儿子能够贯彻父亲的意愿。关于南北朝的历史，在李延寿之前已经有了“八书”，但是这些著作都局限于以一个王朝为撰述对象。李延寿将《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统编成《南史》，于是南方四朝合成为一个整体；又将《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统编成《北史》，于是北方四朝合为一个整体；在此基础上将《南史》和《北史》联合看待，于是南北朝虽分而犹合。值得注意的是，《南史》与《北史》虽然可以合称为南北史，但是其重心在北而不在南。这样的意识不仅体现在《北史》比《南史》的内容更加丰富上，而且还在于李延寿的笔触能够让读者感悟到《北史》反映的北朝历史是整个南北朝历史发展的主导。

还要说明的是，后人通常将南北史置于二十四史的纵向系统看待，它们属于断代史；然而，从其涵盖整个南北朝的发展历程考察，二书都具有通史的性质。尤其是《北史》，如果不站在汉族的立场看待，而是转换一个角度，站在拓跋部的立场看待，它简直就是一部体例完备的拓跋通史。

拓跋部以大兴安岭渔猎时代为开端，历盛乐时代、平城时代而发达，经洛阳时代进入**，至东西两魏分裂而衰灭，到隋朝便融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拓跋部的汉化过程，既是北方各族大融合过程的主导，也是北朝政治大一统的主导。因此，刻画出拓跋部兴衰的轨迹，也就凸显了北朝发展的主线。然而，主导如此恢宏过程的部族，最初却居处最为偏远落后的地方，所以记录它的兴衰事迹难免会遭受困难与挫折，邓渊、崔浩、魏收和李延寿相继付出心血乃至身家性命，陆续撰写出相应的史著，才最终成就了《北史》一书。

必须承认，北朝历经曲折而走向统一的规律原本就客观存在，而且已经在其他正史及文献中有所反映。不过，那只是局部的或侧面的记载，史家经过全面系统的整合，才能最终厘清历史发展脉络，揭示出民族融合趋势和统一的大方向。李大师能够洞察统一趋势，李延寿能够揭示统一走向，说明生活在大一统的唐代，史家能够冷静地回顾历史进程。体现统一的趋向无疑是《北史》重大的贡献，它是站在前人肩膀上取得的成果，也为后世史家发现北朝时代的价值铺垫了基础。

不过，历史的现象是复杂多元的，史家的观念也各有差异。父与子处于不同的时代，看待问题的重点会有区别，出身乱世的父亲尤其关注社会统一，身处治世的儿子眼里还具有更值得研究的历史现象，这也很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