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历史著作的表述对象是已经逝去的社会，但其编撰者或多或少会受到所处时代的影响甚至制约。谢保成先生所著《隋唐五代史学》之中列有专门章节，将南北史的编撰事业置于李延寿所处的唐初政治背景下考察，认为二书的主题思想在于“适应着太宗晚年和高宗初年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关系调整的需要”[34]，进而指出，与李大师的主题思想有所不同，统一不是李延寿关注的问题。为此，他解释道：

李延寿改变李大师的初衷，固然是一种遗憾。但是，统一南北的问题，在李大师的一生，可以说是时代的中心议题，而到李延寿时已不再是什么问题了，何必一定要把上辈人的议题强加到李延寿身上呢？[35]

的确，李延寿生活的时代，隋朝早已将南北统一，唐朝也安定了数十年，统一并非当时社会迫切追求之目标，谢保成先生的解释是合理的。由于李延寿与父亲李大师身处于不同的时代，思想观念自然会有差异，落实到编撰南北史上就会抱着不同的主题思想，而不同的主题思想则会影响体例的确定。

事实正是如此，最初李大师确立的是仿照《吴越春秋》的编年体，而李延寿实际运用的却是纪传体。为此谢保成先生分析道：

编年史，以时间先后编次，对于分裂的各政权，虽然有谁为“正统”的问题，但其叙事必须打破政权界限，“同年同事”，易于发挥统一的历史思想。纪传史，以人物为中心，即以一个个的帝王为中心，实际上是以政权为中心。同时并存的政权，只能分别叙述，难以贯彻统一的历史思想。[36]

相比而言，编年体比纪传体更能体现统一观念，而李延寿却采用后者而非前者，谢保成先生的解释具有说服力。

李延寿所处的初唐时代与他表述的北朝历史系统之间，既有割不断的联系又存在差异，这是历史著作中普遍存在的现实与历史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历史著作的作者都要面临自身所处环境与其表述对象在时代上的差异与联系问题，这是历史著作与纪实文学的根本区别。历史是广泛而深远的，它呈现为多种多样的现象，反映着人类社会复杂演变的规律。可是，由于受到文字的限制，历史著作难以面面俱到地描述所有历史现象，无法充分地显示所有历史规律，只能呈现历史规律的若干方面或者某个方面；即使能够呈现历史规律的多个方面，其中也必然有主有次。又因为受到作者自身所处时代的局限，历史著作的作者自然会较多地关注历史现象的某些方面或者历史规律的某个方面。那些较多受到关注的历史现象和历史规律，就会成为历史著述者的主题思想，并且影响其编辑体例的确定。

那么，李延寿编写《北史》的主题思想是什么呢？结合唐初的政治形势，谢保成先生认为在于突出门阀士族。他指出：

李延寿修撰南、北二史之初，正是关陇贵族得势之际。李延寿的先祖，在北魏、北齐时是陇西世家大族，隋末唐初家道没落，入唐以后地位完全丧失。但关陇贵族在朝中得势，其本人又受到信用。……在关陇贵族势力取得对寒族官僚势力第一个回合的胜利之后，更需要突出门阀士族的地位。因此，李延寿就自然而然地改变了其父“编年以备南北”的遗志，选择了纪传体这一形式。[37]

简而言之，由于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贵族受到朝廷的倚重，“需要突出门阀士族的地位”，出身陇西的李延寿最终改变其父确定的体例，选择了纪传体的编撰形式。

纪传体是司马迁创立的体例，刘知幾指出南、北二史“皆《史记》之流也”，已经注意到二书对司马迁的继承。纪传体发展到极致的地步，就形成为家传体例。所谓家传，就是按照家族世系编次列传的意思，这正是李延寿用以编撰《北史》的体例。《四库全书总目》卷46《史部·正史类二·北史》条解释道：

考延寿之叙次《列传》，先以魏宗室诸王，次以魏臣，又次以齐宗室，及齐臣，下逮周、隋，莫不皆然。凡以勒一朝始末，限断分明。乃独于一二高门，自乱其例，深所未安。至于杨素父子，有关隋室兴亡，以其系出宏农，遂附见魏臣《杨敷传》后。又魏收及魏长贤诸人，本非父子兄弟，以其同为魏姓，遂合为一卷，尤为舛迕。观延寿《叙例》，凡累代相承者皆谓之家传。岂知家传之体不当施于国史哉。[38]

上述对于家传体例的解释是准确的。不过，四库馆臣激烈反对李延寿采用这种体例，所以接着就声称：

惟其以姓为类，分卷无法。《南史》以王、谢分支，《北史》亦以崔、卢系派。故家世族，一例连书。览其姓名，则同为父子；稽其朝代，则各有君臣。参错混淆，殆难辨别。

究其深为不满的根本原因，在于家传体例是为“故家世族”服务的。

李延寿的用心的确如此，因为还能提出两条证据作为佐证。其一，北魏最著名的汉族大臣崔浩和李沖的传记，在《魏书》中单独列于第35卷和第53卷；但是在《北史》中它们被收入21卷和100卷，分别附于崔宏和李暠名下。《魏书》那样做的效果凸显了个人，《北史》这样做则意在光宗耀祖。其二，如上节所述，在编撰《北史》时被李延寿删除的内容，主要是八书本纪中的诏令与册文；被李延寿削减的内容，则是八书列传中的奏议或敕文。这些文字大多与各国政令密切相关，删除或削减后会有损对政治制度的理解，却毫不影响对“故家世族”的彰显。

家传被四库馆臣斥为“不当施于国史”，这类国史是指为某个政权编撰的史书，对此家传可能不适合，然而这样的体例恰恰适合于框定诸多分裂政权的北朝历史系统，因为许多“故家世族”的世系是跨越两个甚至多个政权的。而且，家传体例并不始于南北史，陈仲安先生在《北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的“出版说明”中写道：

南北史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突出门阀士族的地位。它用家传形式，按世系而不按时代先后编次列传，一姓一族的人物，集中在一起，因此开卷就使人感到世家大族的特殊地位。这种编纂方法并不开始于李延寿。刘宋时，何法盛著《晋中兴书》，就有《琅邪王录》《陈郡谢录》等篇名，就是将东晋大族王、谢两家的人物集中为传。北齐魏收著《魏书》，也是参用家传形式。但《魏书》对大族中的重要人物还是抽出来单独立传，南北史则凡是子孙都附于父祖传下，因此家传的特征更为突出。这不仅是方法问题，而是南北朝时期社会现实的反映。

将突出家传的特征看作南北朝时期社会现实的反映，实为一语中的之论断。

陈仲安先生还解释道：

唐朝初年编纂梁、陈、北齐、周、隋五代史，对“朝廷贵臣，必父祖有传”，也是要把新贵和旧门阀联系起来，从而恢复旧门阀的政治地位。出身陇西大族的李延寿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写成南北史的，他之所以要采用家传形式来编次列传，实际上就是为门阀士族的复辟迷梦制造舆论。

家传体例在唐朝初期具有现实意义，那就是将新贵族和旧门阀结合起来，以夯实统治根基。这样的论断是准确的，只是“为门阀士族的复辟迷梦制造舆论”这句话却颇具有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风格，那应该是陈仲安先生迫于当时严峻批判传统文化的气氛之下不得不如此写作而已。所以，在2011年中华书局新版《北史》的“出版说明”中，就删去了“他之所以要采用家传形式来编次列传，实际上就是为门阀士族的复辟迷梦制造舆论”等字。然而，这句话的风格虽然不妥，主旨却非不当，因为恰恰道明了李延寿编撰《北史》的主题思想，那就是突出门阀士族。

但是，李延寿向《北史》注入突出门阀士族的主题思想，并不意味他摒弃了李大师追求统一的主题思想，因为二者都是北朝历史系统中突出的现象，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冲突，它们能够融入同一作品中形成复合型的主题。换言之，若从审视主题思想的角度来看，《北史》包含的内容广博，它的指归可以是二重的，甚至多义的。何况，父子二人的主题思想其实是相得益彰的，因为运用家传体例利于打破前后各王朝之间的界限，从而将北朝清晰地显示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不仅如此，由于家传体例拉近了北朝旧门与唐朝新贵的关系，也便于向人们提示北朝与唐朝的有机联系。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当李延寿接手编撰南北史之际，社会的统一已经实现，李大师的主题思想不再是时代的主旋律了；更加令人遗憾的是，当李延寿花了十六年时间写完南北史之时，政治形势又发生深刻变化，寒族官僚战胜关陇贵族，随着长孙无忌被杀而门阀士族陡然失势，李延寿要表达的主题思想竟然也过时了。结果正如谢保成先生指出的那样，李延寿向唐高宗呈上南北史时，其表文的“撰述宗旨变得笼统、模糊”[39]。作品不能应时，正是史家常常面临的冷酷现实。

历史著作从来都是令人遗憾的产品，因为它总是赶不上形势的变化；但是历史著作总有不遗憾之处，它会留下令人久久珍视的精神财富。社会的统一虽然不再是唐朝讨论的主题，却永远是中华民族团结和谐的保障；门阀士族虽然成为历史陈物，作为其基础的宗族组织却未曾消逝。由于李延寿采用家传体例，他撰写的纪传几乎都以宗族形式出现，而且那时的宗族普遍具有迁徙历史，因此《北史》就包含着凸显北朝历史系统中众多经历颠沛磨练却仍顽强发展的宗族之作用。虽然那些不屈不挠地求取生存发展的宗族都化作了历史记载，但是作为社会组织的骨干形式，宗族一直伴随着中华民族而发展至今。

宗族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的父系家长制大家庭。父系家长制大家庭经过春秋战国和秦汉时代的漫长历程，逐步发展成为封建的宗族组织。古代汉族的社会结构就是由众多大大小小的宗族组织结合形成的。宗族之下有家族，家族由若干个家庭组成。从家庭到家族，主要以血缘为纽带来维系。从家族到宗族的发展，虽然生育能力依旧是基本的因素，但是经济利益、政治地位、道德与文化传统等因素会渐次地掺入。这是因为，在封建社会里，宗族往往要承担起组织生产、抵御外敌、联络社会和扩大影响的责任，尤其在战乱时期更是如此。宗族愈是发展，非生育的因素就会愈多地掺入。在宗族内部，虽然血缘关系是不可缺少的维系纽带，但是以亲疏、长幼以及婚姻为区分的标志只是表象，以贵贱为等级划分的宗法礼制才是宗族成员受到约束的根本准则。宗族发展到相当程度之后，就会以物资交换、官宦提携、师友相从等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关系与其他宗族相勾连，在外部结成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种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将众多大大小小的宗族联络起来，就形成了族群乃至民族。

由于汉民族以农业生产为主业，从家庭、家族到宗族都被吸附在一定范围的土地上。到秦汉时代，汉民族聚集于黄河中下游的广袤区域内。其中，具有经济实力和武装势力而能左右一定地域范围的宗族称为强宗豪右，延续多世而盘根错节的宗族称为世家大族，在朝廷及地方占据相当政治地位的宗族称为士族，富有社会影响与文化传统的宗族称为门阀。在统一时代，作为汉民族的子民，不同姓氏的大小宗族相互交错地生活与生产，能够形成彼此牵制和协调的格局，起到安定社会和发展民族的作用。然而，一旦遇到强大的异族攻击，致使代表民族利益的政权崩溃，原本稳定的宗族分布格局就被彻底打破，广大民众不得不背井离乡而四散奔溃。西晋末年八王之乱以后的形势就是如此。

八王之乱招致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南下，打破了黄河中下游的安定，致使汉族为主导的帝国大厦崩溃，于是社会动**不安，割据政权林立中原，史称这个历史阶段为十六国时代。在少数民族骑兵的冲击下，不断发生以汉族为主的大规模移民运动。汉族移民从中原向周边迁徙，人们南渡长江，北出河套，东抵辽河，甚至往西穿越河西走廊，远达西域。战乱破坏了社会的安定，却无法撕裂民众的血缘，也无法打破旧有的宗族关系，于是依靠血缘维系的宗族就成为移民赖以自保的社会组织。在战乱接连不断的形势下，移民运动接踵出现，犹如大海的波涛一浪接着一浪，此时的各支宗族好比海中扁舟，承载着共济的民众而随波逐流。在汉族移民浪潮波及的地区，那些自然条件适宜的地点就成为移民扁舟停泊的港湾，逐渐发展成新的人口聚集地。

在新的人口聚集地，宗族尤其能显示有力的凝聚作用。这是因为，血缘关系虽然是人类之间最亲近的关系，但是相对脆弱，作为社会细胞的五口之家难以长久地单线条承续下去；而在家族和宗族之内，则捆绑着若干个家庭，血脉同时断裂的概率较小，所以不仅能不断延续，而且会相应发展。换言之，在社会结构中，相对稳固的是家族与宗族。当社会陷入长期战乱时，由于宗族组织的规模较大，因此比家族组织更能应对动乱的局面。尤其在被迫脱离原有土地之际，宗族能够承担起领导迁徙的职能，并且在新的土地上组织生产和安顿生息，以利形成更加旺盛的宗族。这样，新的聚居地点就陆续被开垦成农耕区域。在新的农耕区域，人们凭借集体的辛勤劳作，营造起生存、繁衍的良好环境，于是不少宗族在当地发展成为新的强宗豪右，甚至新的世家大族。

与汉族移民向周边奔溃的方向相反，原先游牧于周边草原的少数民族则涌向中原。南匈奴率先沿黄土高原南下建立汉国，继而羯族与氐族相继兴起，先后建立后赵与前秦政权。前秦逐个消灭割据势力，统一北方，然而却在淝水之战中败于东晋，继而分崩离析。于是，黄河流域陷入十六国后期诸政权与新兴的北魏王朝争霸的局面。各族割据政权为了巩固统治而纷纷掠夺劳力与物资，在中原大地掀起更大的移民浪潮。不过，此期移民浪潮呈现较前不同的规律，被迁徙的民众虽然仍以汉族为主，但也不乏各类少数民族；民众不再从中原往周边扩散，而是向各割据政权的都城集中。由于北魏王朝最为强劲，因此移民浪潮的最大流向趋向其国都平城。特别是，在后燕、北燕和北凉相继败灭于北魏之后，原居河北平原、辽河谷地和河西走廊的大批汉族民众被强行迁徙到平城，形成北朝历史系统中三次规模巨大的移民**。三大移民**过后，平城人口迅速超过百万，成为北方最大的都市。北魏的经济随之繁荣起来，经济繁荣养成民生安定局面，安定局面促进民族融合，于是太和年间掀起著名的汉化改制和迁都运动。随着国都南移，数十万人口浩浩****地从平城来到洛阳。经过二百余年的大轮回之后，众多汉族移民的后裔返回到中原故土，分散到异乡他国的宗族又移植回来了。此时的人口都是新生代的，但是姓氏不变，籍贯依旧。

北魏之后，北方出现东西分裂的局面，于是又掀起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浪潮。其特点是，往西向长安靠拢，往东在邺城集中。但与此前相比，迁徙的路程较短，范围较小。此后，北方还曾经历三次大的战乱，先是北齐与北周之间拉锯式战争，后有隋朝大举征伐高丽，随之是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这些战乱虽然也都引起汹涌的移民浪潮，然而历时稍短，可以视为此前大轮回式移民的余波。随着余波消退，大唐盛世的序幕徐徐拉开。

综上所述，北朝历史系统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整个社会此起彼伏地掀起历时弥久的移民浪潮，其间裹挟着众多随波沉浮的宗族。大量民众不断以宗族为单元迁徙，又以宗族为单元重新开辟家园，这些迁徙的宗族成为《北史》记载的主要内容。其中许多典型的宗族被李延寿运用家传体例凸显出来。这些宗族得以生存与发展，取决于它们面临的外因和自身具备的内因。外因就是本节所述的西晋以降特别是北朝历史系统下不断大移民的客观形势，内因则是下节要表述的宗族在农耕、武备、政治、道德以及文化方面的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