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东正教神学

拜占廷神学主要是指拜占廷帝国时代的基督教神学。基督教是古代罗马帝国留给后世的重要遗产，8世纪中期罗马教皇国形成以前，基督教东、西方教会基本上共同发展。1054年基督教东西方教会正式分裂以后，罗马天主教和拜占廷东正教各自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拜占廷帝国有别于罗马帝国的重要方面是确定基督教为国教，因此，基督教在拜占廷历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可以说，不了解拜占廷基督教就无法了解拜占廷历史。作为地中海世界广泛传播的世界性宗教，最初基督教经历了相当长的信仰体系形成期，当时教会内部对于主要信条存在多种解释，拜占廷神学经历数百年的争论后，直到8世纪才大体形成比较完整、独立和稳定的思想体系。

拜占廷神学的主要来源是古典希腊哲学和犹太宗教的神秘思想。拜占廷帝国的主要疆域为希腊和希腊化地区，古代希腊哲学在这里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柏拉图哲学中独立于人的心灵并与人的知识相对应的“理念”，和独立于人的肉体并有别于人的感性世界的“灵魂”学说对拜占廷神学影响至深。按照柏拉图主义的说法，理念世界是完美的、永恒的和真实的，由理性、**和欲望构成的灵魂就生活在理念世界中，现实世界只是理念世界的影子。不幸的灵魂与肉体结合而堕落，其纯正的特性因此被干扰，不朽的灵魂需要通过学习，回忆知识，返璞归真，重归理念世界。这套学说构成拜占廷基督教神学理论的哲学基础。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世界体系原则和灵魂等级学说对拜占廷神学也有重要影响。亚里士多德认为灵魂的等级依照世界万物的等级而排列，最低等级的灵魂是植物灵魂，其次是动物灵魂，人类的理性灵魂是高级灵魂，“如同整个自然之中的每一种存在物里都有一种潜在的原则和一个把它们带入存在的动力因。”[ 转引自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M]，人民出版社,1995，第38页。以下使用的原文资料如无特别注明均转引自《基督教哲学1500年》，恕不一一注明。]这里，一个等级不同的世界体系和每个等级灵魂寻求最高原则的动因的学说就为拜占廷神学提供了外在的理论轮廓。当柏拉图的“理念”变为支配自然的“逻各斯”，斯多葛派哲学中理性心灵成为罗马帝国官方哲学时，禁欲节制、服从忍让、仁爱慈善就逐渐成为基督教伦理的核心，也奠定拜占廷基督教的伦理基础。1世纪初前后的犹太哲学家菲洛将古希腊哲学与希伯莱宗教思想相结合，认为只有具有灵性的人才能了解上帝，逻各斯是神、人中介的“灵”，现世的人唯有靠逻各斯才能摆脱罪恶和堕落，这些思想成为基督教“道成肉身”和“基督救赎”等主要信条的来源，也是拜占廷神学理论的重要内容。

晚期罗马帝国时代的基督教希腊教父对拜占廷神学具有直接的影响，他们在基督教神学、犹太教神学和古希腊哲学碰撞和融合的过程中，以“正统”教义捍卫者的身份对尚在形成中的基督教教义进行系统的神学说明，逐步建立起神学体系的框架。撒玛利亚的查士丁（约100－165年）极力将古希腊哲学与基督教神学结合在一起，提出基督教“圣道”之光早在古希腊哲学和犹太教神学中映射于人间，“一切被人们正确地说出来的东西，都是我们基督徒的财产”，进而创立基督教哲学。查士丁的学生塔提安（约110－172年）致力于提高基督教神学的地位，认为基督教“把宇宙的统治集中于一个存在者”，“把我们从众多的统治者和成千上万暴君手中解放出来”，上帝在把物质“分离成各部分之后”进行了巧妙完美的安排。雅典的雅典纳格拉斯（2世纪下半叶）运用其丰富的哲学知识证明基督教的合理性，肯定基督教信仰的真理性，他公开宣称“我们用证据和合乎真理的推理来证明我们所领悟的正当的东西，即只有一个上帝”。安条克的塞奥菲鲁斯（约115－181年）用哲学思辨阐述《圣经》，针对“上帝虚无”的意见，提出“如果我说他是光，我指他的工作；如果我称他为心灵，我在谈他的智慧……如果我称他为力量，我在谈他的权力；如果我称他为权力，我提及他的行动；如果我称他为天意，我在说他的善；如果称他为国王，在说他的光荣；如果称他为主，是在谈他的仲裁；称他为裁判，是说他的正义；如果称他为父亲，意思是说一切事物都来自于他”。埃及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约153－217年）象查士丁一样致力于证明基督教和古希腊哲学及犹太神学的同源性，认为上帝显示于古代东方文化中的真理由基督作了完全的揭示，“在（希腊）哲学里虽然只有如同普罗米修斯盗取的火种那样微弱的光芒，但也能够燃成大火，显现上帝的智慧和力量”。亚历山大的奥立金（185－254年）在其《第一原则》中探讨和解释基督教神学的主要命题，初步构建起基督教神学的思想体系，特别是他对基督教核心信条“圣父、圣子、圣灵”和“灵魂不灭”的哲学阐述对拜占廷神学产生深刻的影响。

拜占廷帝国官方承认的基督教正统神学和教义是在325年尼西亚会议以后逐步形成的，通过七次宗教会议发展成为拜占廷基督教的基本信条。第一次大公会议是于325年5月20日（另一说为6月19日）至8月25日由君士坦丁一世皇帝在尼西亚召开的，根据教会官方记载，共有318名主教参加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并否定阿里乌的神学观点。阿里乌（约250－336年）生于利比亚，师从安条克著名学者卢西安，后任神职，在当时地中海世界文化中心亚历山大担任布道讲师。他认为圣父和圣子在本体和本性上不同，圣父无始无终，永恒存在，其本性不变，而圣子基督为上帝所造，不能与圣父上帝一样永恒，其本体和本性经历发生、发展的过程，他只是体现上帝的道，因此不是神，进而坚持圣父的至尊地位和严格的一神教神学。这一理论造成严重的思想危机，因为，如果否认基督的神性，那么芸芸众生就无法分享神恩，也难于得到上帝的拯救。亚历山大主教亚历山大和阿塔纳修斯坚决反对阿里乌的观点，而许多反对亚历山大的著名教会人士则支持阿里乌。激烈的神学争论表明基督教神学尚在其形成的过程中，也反映出基督教教会各派势力处于分化组合的阶段。尼西亚会议斥责阿里乌学说为异端，有针对性地发表《尼西亚信经》，确定圣父、圣子、圣灵同性同体，提出三位一体等基督教基本信仰，确定基督为上帝所生而非被造，是从真神而出的真神。

尼西亚会议没能彻底解决基督教神学争论，君士坦丁皇帝本人后来也改变观点接受了阿里乌派神学，基督教内部出现许多新的派别，教会之外则出现异教势力兴起的局面，支持古代希腊学术的朱利安皇帝甚至冷落基督教而参加多神教祭礼仪式。第二次大公会议为进一步肯定基督教国教地位，于381年5月1日至7月9日根据皇帝塞奥多西一世的命令在君士坦丁堡召开，来自东方各教会的150名主教参加会议。会议承认和肯定尼西亚会议的决议和《尼西亚信经》，斥责“圣灵派”（或音译为普奈马都马菲派）和阿普利纳里斯派为异端。圣灵派认为圣灵也是圣父上帝的创造物，而非上帝本身，因此圣灵是独立于上帝的，信徒必须通过禁欲苦修和冥思默想才能感知圣灵。阿普利纳里斯派则认为基督虽然也有人的魂与体，但其心灵具有神性，其神性高于人性，其人性在其肉体复活升天后被圣灵所代替，或者说在其人的肉体之中居住着体现天智的圣灵，因而否认基督的人性。这两种观点在反对阿里乌派时过分强调基督的神性和圣灵的特殊性，与三位一体的正统教义不同，并与阿里乌派神学一样造成拜占廷帝国普通信徒信仰上的混乱，因此，它们均遭到第二次大公会议的批判，其著作被焚烧，其信徒被迫害。这样，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质同性同位同格的教义始被明确。值得注意的是，君士坦丁堡教区的地位得到承认，被排列在五大教区的次席。

前两次基督教大会解决了圣父、圣子、圣灵的关系和基督具有神性和人性的神学问题，但是，却没有解决两种性质是如何结合的问题。428年4月10日，闻名遐尔的安条克神学家聂斯脱利（381－451年）受皇帝塞奥多西二世的聘请担任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将其两元论神学带往拜占廷帝国首都。他提出基督的神性和人性分离，分别构成两个位格，其人性由马利亚所生，而其神性来自上帝，非人母所生，马利亚是“人母”而非“神母”。由于他激烈反对任何不同意见，镇压迫害其神学对手，招致广泛的反对，特别是罗马主教克里斯丁和亚历山大主教希利尔联合攻击聂斯脱利。塞奥多西皇帝于431年6月22日至7月22日在以弗所召集第三次基督教大公会议，150名与会主教支持希利尔关于基督神性和人性统一共存于“一个具体的真实存在物”的观点，马利亚既是“人母”也是“神母”的意见也得到会议的认可。会议斥责聂斯脱利派为异端，同时被确定为异端的还有主张人类依靠其“自由意志”得到拯救的帕拉君尼派。但是，这次会议未能根本解决聂斯脱利派问题，因为该派神学得到影响极大的安条克学派的有力支持，以安条克主教约翰（429－441/2年在任）为首的势力与希利尔派展开激烈的论战，直到433年双方和解，同意接受希利尔神学主张。然而，围绕这一神学问题的斗争超越了教会范围，激进的宗教狂徒拒绝两派和解，拜占廷帝国社会因此陷入思想混乱。新的教义主张不断出现，新的宗教派别纷纷登场，其中尤提齐斯（370－约454年）极度发展的希利尔神学最有代表性，且影响深远，他认为基督在“化体”之后只有神性而无人性，其人性为其神性所融合，因此只有一性，首次提出“一性论”思想。这一主张立即遭到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弗拉文（446－449年在任）的批判，尤提齐斯被剥夺神职，被斥责为异端。但是，塞奥多西皇帝听信谗言，于449年8月召集140名主教开会罢免弗拉文。

451年10月，第四次基督教大公会议在察尔西顿举行，350名与会主教在拜占廷皇帝马尔西安的支持下，批判尤提西斯的“一性论”，肯定弗拉文对一性论的斥责，提出基督的神性和人性不可分割，不可混淆，不能改变地统一于具体实在的人格中，明确指出聂斯脱利派和尤提齐斯派神学的谬误。事实上，450年即位的皇帝马尔西安对一性论极为反感，尤其是代表一性论神学的亚历山大教会早已成为拜占廷帝国最高统治者的心病，必欲去之而后快。在这次规模空前的大公会议上，马尔西安支持罗马主教，压制亚历山大主教，会议决议明确指出：“唯一同一的基督具有不可混淆或改变、分割或分离的神人两性”，[ A.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M], Wisconsin, 1958, I, p.105.]这一决议再度肯定第一、二次大公会议的精神，加强了拜占廷基督教神学的理论基础，也成为此后东正教的基本核心信条。然而，本次会议对一性论神学的彻底否定却产生极为严重的政治后果，以笃信一性论的亚历山大教会为首、包括叙利亚在内的拜占廷帝国亚洲地区的大部分教会反对会议决定，他们以多种形式对抗中央政府强制推行的宗教神学，埃及各教会在宗教仪式中拒绝使用希腊语，开始使用科普特语，由此揭开基督教科普特教会的历史。亚洲各行省教徒爆发的起义此伏彼起，拜占廷帝国东方地区出现普遍的政治离心倾向。491年成为皇帝的阿纳斯塔修斯一世为消除因宗教分歧造成的社会矛盾，公开表明对一性论的支持，一度缓解了拜占廷帝国亚洲各省与中央的对立，但是旋即引发反对一性论的巴尔干地区军队的叛乱。

第五次基督教大公会议是由查士丁尼一世召集的。查士丁尼为实现其恢复罗马大帝国的政治理想，强化皇帝权威和中央集权，加强对教会的控制。他认为建立强大帝国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统一全国的思想，消除所有宗教分歧。皇帝不仅应该享有任免教会神职人员等项控制教会的权力，而且必须仲裁神学分歧，决定全国的信仰。他一方面授予教会多项特权，资助教堂和修道院的建设，另一方面积极撰写论文参加神学争论，颁布对神学问题的仲裁结果，以图统一帝国各教会的信条。553年5月5日至6月2日，查士丁尼在君士坦丁堡召集基督教大会，希望调解因一性论神学问题造成的政治对立，特别是安抚埃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基督教信徒的情绪。一性论神学主张基督在所谓道成肉身的“化体”后，其神性与人性结合为一，而在化体前两性分离。这种观点通过东部行省各教会广泛流传于普通信徒中。查士丁尼在皇后塞奥多拉的影响下采取宽容一性论派教徒的政策，一度在皇宫内召集其中500名信徒发表神学见解。在第五次大公会议上，查士丁尼支持一性论派主教的意见，斥责前一世纪持有聂斯脱利派观点的三位作家为异端，他们的作品被焚烧，其追随者被流放。但是，这一决定使他面临否定察尔西顿大公会议、进而遭到罗马教会反对的困难处境，当时，他因进行对西地中海扩张战争迫切需要罗马教会的支持。事实上，第五次基督教大公会议没有提出任何新的神学观点，其调解宗教神学争端的目的也未能达到，它既没有完全满足一性论派的要求，又造成罗马教会的不满。查士丁尼去世后，拜占廷皇帝采取敌视一性论教派的政策，东部各省教会再度陷入混乱。

坚持一性论的教派和反对一性论的察尔西顿派之间的斗争不仅是基督教正统和非正统神学之间的对立，而且集中反映拜占廷帝国各种深刻的矛盾，经济上比较富庶的东方各行省不满意中央政府在经济上的剥削，亚洲各民族也对西部贵族的长期政治压迫心怀不满，特别是社会上层各派势力利用宗教问题进行争权夺利的角逐早已使广大普通信徒感到厌烦。皇帝伊拉克略一世在此背景下提出“两性一意论”，企图调和不同神学派别间的矛盾。他于638年末发表《信仰宣言》，提出基督的神性和人性在其独一的意志中实现真正的结合。然而，这个宣言非但没有调和已经存在的神学争论，反而增添新的神学疑难，激起关于基督意志和能量问题的争论，10年后被新皇帝君士坦斯二世取消。648年颁布的《信仰模式》禁止讨论基督的性质、意志和能量问题，要求所有基督徒坚持正统教义，弥合因神学论战造成的隔阂，并肯定前五次大公会议的精神。次年，罗马主教马丁和君士坦丁堡大教长马克西姆因违犯禁令坚持继续争论有关神学问题而被监禁和流放。680年，皇帝君士坦丁四世为澄清第五次大公会议以后130年来的思想混乱，于11月7日至次年9月16日在君士坦丁堡举行第六次基督教大公会议。会议决议肯定以前大公会议的正确性，再次明确提出基督的神性和人性演化为相互统一为一体的两种意志、两种能量和行为，称为“为拯救人类而和谐共存的两种天然意志和行为。”这次会议还斥责一性论和两性一意论为异端学说，满足罗马教会的神学主张，完全否定了东部各教会的意见。在当时拜占廷帝国亚洲领土大部分丧失于阿拉伯军队、东部各教会未能参加会议的情况下，达成上述决议是可以必然的。

第七次基督教大公会议是在百年以后举行的，当时拜占廷帝国爆发规模空前的毁坏圣像运动，伊苏里亚王朝头四位皇帝推行坚决的毁坏圣像政策，在整个帝国掀起清理圣像、迫害圣像崇拜者的**，企图以此打击势力日益膨胀的教会。“圣像”是指使用任何材料绘制的任何形式的宗教人物形象。在拜占廷历史上，圣像描绘的人物主要是圣母和圣子，由专业画师用天然或人工配制的染料在木板、墙壁和画布上画成，它在普通信徒的精神生活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基督教内部很早即存在关于如何对待圣像的争论，4世纪初在西班牙举行的爱尔维拉大会就明确规定，教堂中严禁设置用于顶礼膜拜的绘画和图象。但是，基督教在目不识丁的普通民众中广泛传播过程中，这一规定被废弃不用，使用圣像和圣物装饰教堂日益流行，圣像艺术获得极大的发展，成为信仰基督教各民族的习俗。教会内部反对崇拜圣像者认为对圣像的崇拜有违上帝的意旨，因为《圣经》明确规定“不可跪拜那些偶像”。[《旧约全书·出埃及记》，XX，4.]而支持崇拜圣像者则认为没有文化的普通信徒唯有通过圣像才能了解基督教的信仰和基督的圣绩，圣像是将晦涩难懂的教义和普通信徒的日常宗教生活密切联系起来的重要方式。东方教会人士普遍反对崇拜圣像，他们撕毁教堂中饰有基督和圣徒的圣像画窗帘，向圣像投掷石块。但是，对圣像的崇拜却大有市场，圣像艺术迅速发展，从对基督和教父的描绘发展到对所有圣人和殉道者的描绘，包括绘画、镶嵌画在内的各类象牙、木料、宝石和各种贵金属制作的圣像艺术品到处被狂热的信徒顶礼膜拜。毁坏圣像和崇拜圣像之争的神学意义在于如何理解圣像的宗教意义和社会功能，它直接涉及基督教基本教义中的“救赎”理论。这次大公会议是在摄政女王伊琳尼支持和保护下于787年9月24日至10月13日在尼西亚召开的，由于会议反对毁坏圣像政策而遭到军队的破坏，被迫从君士坦丁堡迁往尼西亚。包括罗马教皇代表在内的350名主教确定崇拜圣像的教义，明确提出圣像和圣礼仪式是以基督死后复活并降临人世为依据的，既然上帝派圣子拯救人类，那么基督必然是可见和可以描绘的。会议文件还从神学上解释了合法的圣像崇拜和非法的偶像崇拜的区别，强调对圣像的崇拜不应导致基督神性和人性分离的聂斯脱利派异端，也不应导致混淆基督两性为一性的一性论派异端。

拜占廷神学在上述七次基督教大公会议期间得到完善，此后，没有发生重大变动。综合考察这数百年的历史，拜占廷神学争论主要围绕“三位一体”的核心教义展开，其实质是在基督教的思维框架内继续探讨古希腊哲学涉及的基本问题，有关基督神性和人性的争论就直接涉及古希腊哲学“本质”和“本体”的关系问题，“个体与普遍的关系问题以上帝的实体与人格的关系问题的形式被保留下来”，“争论上帝的本体与本质是否等同实际上反映了本体与本质何者为先、两者关系如何等一系列形而上学的重大问题。”[ 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M]，第122页。]拜占廷神学的主要内容基本包括在《尼西亚信经》中，特引用如下：“我们信：独一天主全能的父，创造天地有形无形万物的主；信独一主耶稣基督，天主的独生子，在万世之前为父所生，从光而来的光，从真神而来的真神，受生而不是被造，与父同体，万物都藉着主而被造，为我们世人和拯救我们从天降临，因圣灵和童贞女马利亚取着肉身，成为世人，在本丢彼拉多手下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被害埋葬，照《圣经》的话第三日复活，升天，坐在父的右边，将来必有大荣耀再降临审判活人死人，主的国无穷无尽；信圣灵为主，是赐生命的，从父子而来，与父子同受崇拜，同受尊荣，曾藉着先知训言；信使徒所立独一圣而公之教会；信赦罪的独一洗礼；指望死人复活和永久生命。”[ 罗竹风等主编,宗教经籍选编[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第421页。]

这样，有关基督教“三位一体”的信仰核心问题在神学诠释方面基本得到了解决，基督人性、神性的定位和性质也用神学的语言做出明确的说明，有关普通信徒信仰的所有礼仪形式也从神学角度规定的十分精细，总之一切能够引发争议的不明事项都在几个世纪的神学梳理中完全确定下来，所有能够产生歧义的学说也都在数百年的争论中被打上“异端”的标志。此后，拜占廷神学再没有新的发展，拜占廷人只是忠实而保守地坚持他们前辈神学家的思想成果。后来在拜占廷教会内发生的争论大多与现实政治有关，例如皇帝希望通过向罗马教廷让步争取西欧援军引起东正教的普遍反对，直到君士坦丁堡陷入时，情况并未改善。